“骆驼祥子”的儿子是司机——路内《山水》中的历史细节
一
“骆驼祥子”的儿子成了汽车司机。路二祥做了半辈子的人力车夫，他的儿子路承宗大半生都在开汽车。路承宗驾驶着各式各样的汽车穿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1949年以后阴晴不定的三十余年的岁月。中国现代史的更迭，伴随着交通工具的升级换代，路内的长篇小说《山水》终于让“历史的车轮”有了具象化呈现，从而使得类似的修辞不再像是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故事的另一面是，路承宗与妻子周爱玲分别在1937年、1949年、1959年、1960年、1968年收养了五个孩子，他们更像是“历史的车轮”下的幸存者，以各自的方式见证、经历着历史的不同面相。
二
1936年，路承宗18岁，在酱菜店当伙计。这一年中秋节傍晚，他的父亲路二祥拉着人力车（洋车）与“史上开进袁塘镇的第一辆汽车”[1]在新建不久的水泥桥上狭路相逢，洋车损毁、“祥子”身亡。这一场景隐藏了诸多意味深长的历史时刻。
此前袁塘镇（可能是现在的嘉定、青浦交界一带）只有一座石桥，因其承重和宽度有限，在多年前曾将一辆汽车阻挡在镇外。十年后，一座新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这一年，黄老爷身体不大好了，据算命先生指点的延寿术，在袁塘镇北边行了最后一次善举，一座石构水泥桥跨河而过，坡度缓，桥面宽，可以通汽车。
与其重复老旧中国如何阻碍现代性技术、观念之类的陈腐论调，倒不如关注这里局部、细节层面的历史真实。严格说来，“石构水泥桥”并不是一座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桥梁，只是在砌筑传统石材时，使用现代水泥砂浆作为黏结剂而建成。之所以要在“水泥”前面加上“现代”，是因为这里的“水泥”指的是波特兰水泥技术及其制品(Portland Cement)，是典型的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大约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被称为“洋灰”或“水门汀”。所以从中国现代建筑史的角度来看，不妨将袁塘镇这座新桥视为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在传统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是传统石材结构向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过渡的阶段性产物，恰如袁塘镇以某种前现代的方式（“延年术”）拥抱了现代的技术和观念，这大概也是“半封建”的应有之义。所以，物质和技术被使用的思维、方法对应着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局部细节和真相。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被可爱可敬的民族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赵州桥曾在1952年到1956年间被用类似的技术和材料重新修葺过，维修人员用高标号水泥砂浆对原有的干砌石拱结构的桥体进行了大规模灌浆，并对部分桥体重砌，进而改变原有的结构和外观。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赵州桥其实是现代技术和材料的产物。激动人心的民族主义叙事往往禁不起历史细节的检验，看上去营养丰富、皮薄馅大的民族主义大馅饼里面包裹的皆是它所痛恨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艺。
还有一座桥与袁家塘的新桥遥相呼应。1949年4月，已在运输公司当司机的路承宗被“封差”（意为承担官方强制派遣），在运送国民党军队向舟山撤退途中，路过一座大桥：
下午时，车队穿过杭州城，前方就是钱塘桥……这是一座双层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
这里的“钱塘桥”其实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著名的钱塘江大桥，是现代中国自行设计并建造的首座公铁两用大型钢筋混凝土桥梁，总设计师为茅以升。它在1934年8月开工，1937年9月投入使用，在当时堪称是一项世界级工程。不妨把“钱塘桥”视为“石构水泥桥”在现代技术、观念、材料上的一次彻底的升级换代，它们分别指向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局部面相。与其说它们是更迭、替代关系，倒不如说它们的共生关系其实是中国现代史进程内部不平衡的表现，而后者确实又是1930年代中国现代基建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黄金十年”终结于抗日战争爆发，钱塘江大桥也曾在投入使用89天后被炸毁以阻挡日军过江。此后中国现代史的浮浮沉沉，就像是反复被炸、反复修复的钱塘江大桥。直到1992年，它都还是横跨钱塘江的唯一一座大桥。
其实正是各种典型或非典型现代意义上的“桥”的出现，让各种前现代与现代的经验、观念、技术有了碰撞的可能性，而“桥”又连接着“路”，它们的张力关系影响着中国现代史的基本态势。人力车与汽车的正面相遇，让这一切有了肉身性的具象化。路承宗站在桥上目睹着这一切，那一刻既是他人生的节点，亦是历史的转折点。只是在那时，路承宗并不清楚“路”在何方。
路二祥是路承宗的父亲，故事里并没有交代他是否有同父或同母的兄弟姐妹。但是，“二祥”这个名字仿佛是在暗示其实还有一位早于他的“大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力车夫，生活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祥子”。
其实不管是《骆驼祥子》，还是《山水》，都将人力车视为落后的、不人道的交通工具。这里的历史误会一直未得到有效澄清。就连“有些见识”却依然“半封建”的黄老爷都会说：
将来世界不会是人拉车，袁塘镇上也将出现电车、汽车、摩托车，取代人力......
事实上，与电车、汽车、摩托车一样，人力车亦是一种现代发明。[2]它在19世纪末从日本引入中国，所以在《骆驼祥子》里会被称为“洋车”。其主要机械装置，如滚珠轴承、减震弹簧和钢板、橡胶轮胎等皆为典型的现代技术产物。哪怕像轮胎这种如今看来技术含量不高的易耗品，中国也要到1930年代才具备自主生产的能力。事实上，从交通运输的角度来看，它的效率要远远高于以人力、畜力为主的马车、轿子等传统交通工具，甚至可以说，人力车的发展规模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是正相关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人力车与其他交通工具一起共同映射着中国现代史的复杂面相。很显然，祥子比二祥以及袁塘镇上的其他人看到的更多：
洋车都打开了布棚，车上的铜活闪着黄光。便道上骆驼缓慢稳当的走着，街心中汽车电车疾驰，地上来往着人马……[3]
人力车之所以在诞生之日便屡遭中国知识分子的诟病[4]，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力车把 “机器奴役人”的被动性具象化了，与之相比，汽车则凸显了“人操纵机器”的主动性幻觉。“机器奴役人”也好，“人操纵机器”也罢，皆是人成了机器运行系统的零部件，人被困在了机器里。所以，两者在技术本质上并没有区别。这与当下的技术批判有些相似：人文知识分子一边对大数据平台所支配的外卖系统痛心疾首，却又对同为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赞不绝口，其实后者才是“人困在系统里”的形象演绎。
现代早期知识分子对人力车的批判混杂着太多前现代思维色彩。一方面享受着技术进步、物质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却又因为对技术、物质及其带来的历史变动缺乏整体了解和基本体验，致使批判停留于空疏的道德层面，在实践层面几无建设性。正如传统士大夫对底层的体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外挂于阶层身份上的道德标签，一切止于言辞，无须付诸行动。入庙堂钻研税法刑名，于闲暇时悯农伤春，在分裂中完成道德自洽，是传统文人非常典型的一种精神面相。它隐藏于“感时忧国”的人文传统中，被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下来，并时不时在当下表现出浮夸的表演性。
可以说，汽车与人力车的相遇，只是现代史内部的一种日常场景。它们固然存在竞争关系，却又各自承担着特定的历史功能，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事实也表明，人力车退出历史舞台基本与汽车无关，是机械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合力的结果。《山水》中也曾提及：
某一天，城里出现了一种脚踏三轮车，比黄包车更省力，跑得起来也刹得住，无需身强力壮，连女人都可以驾驶。这种车子很快普及到货运领域，也就是黄鱼车，在城市里比过去的平板榻车好用......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取缔黄包车，全部改用人力三轮车载客，过去的拉车夫统一去政府部门换车。从那时开始，自清朝以来有五十年历史的人力拉车，就在中国逐渐消失了。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自行车的链条传动技术和脚踏装置被广泛应用，三轮车以及由人力车改装而成的三轮车应运而生，人力车很快便被边缘化。1946年5月，国民政府社会部下令：“为尊重人道起见，拟实行废止人力车，三年内禁绝。”国共内战致使这道政令成为一纸空文。直到1950年代中期，在中共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人力车才被强制性地退出公共交通领域，消失在中国现代史之中。[5]
所以有必要拂去覆盖在人力车之上的浮夸的人道主义话语尘埃，这种批判思维同时关联着肤浅的社会进化论和单调的技术进步论，它们只会以某种过于戏剧化的角度来看待人力车与汽车的相遇以及人力车夫之死，进而抹平中国现代史内部进程的复杂性。面对“人力车夫之死”（祥子的堕落），老舍曾说：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6]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文学片段之一。社会病态与个体愚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写作母题，并延续至今。只是老舍这样的现代作家对溢出阶层认知的经验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对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想亦是一知半解，再者，他们本身也被裹挟在瞬息万变的历史风云中，所以，他们习惯用抽象而直白的价值标签去匆忙地概括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经验。大量类似的作品横亘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序列中，也暴露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历史视野和价值判断上浅薄、简陋的一面。在祥子生活的年代里，人力车是最重要的现代交通工具，而人力车夫也组建了大大小小的行会组织甚至工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人力车夫的罢工、暴动几乎贯穿于1949年之前的整个现代史。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便是1929年10月北京人力车夫捣毁电车风潮，举起集体主义大旗的车夫们最终还是惨败。[7]原因不在于交通工具本身落后，也不在于人力车夫愚昧、自私，而是国民党党权内部争斗、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冲突、城市规划与社会福利之间的脱节等现代制度初创时期复杂的因素影响着人力车夫的命运。所以，文学叙事与基本史实之间的错位关系，本就应是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重要视角。
当路承宗驾驶着汽车在现代史时空中颠沛流离时，他的身不由己而又拼命守住尊严底线的样子，像极了被抛入命运深渊之前的祥子。路承宗的最终命运看上去要好些，也许可以归功于他能驾驭相对现代的工具，或者说，他使用的工具以及他的职业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稀缺性”，使得他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然而“稀缺性”同时意味着“高风险”，路承宗的一生都活在被各种政治势力的征用中，每一次征用的背后都是命运的万丈深渊。只能说，路承宗确实比祥子幸运。个体命运的偶然性在历史的趋势或普遍性面前从来都不值一提。
由此，再反观那个场景：18岁的路承宗站在水泥桥上，茫然四顾。父亲意外身亡，对路承宗来说，像是被迫加冕的成人礼。他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处处早已预先设定、凡事只需循规蹈矩的安稳世界；而是一个处处充满未知和不确定，一切需要重新习得的动荡时空。所以，父亲之死绝非只是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其一端连着宗法社会的崩塌，另一端又连着通向现代世界的路径。正是因为有了那座新桥，财主家的小少爷黄启宣才有可能把用偷来的钱买来的二手汽车开进袁塘镇，制造了袁塘镇历史上的第一起车祸，这不仅让路二祥一命呜呼，而且导致了黄老爷气绝身亡，而那座桥恰恰是黄老爷出资修建的。在桥的一边，黄老爷猝死于袁家塘，宗祠大梁轰然开裂，随后而至的暴烈的现代史进程将加剧这一过程，宗法社会迅速坍塌；而路承宗走到了桥的另一边，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卷入、见证中国以某种悲壮而狂飙的姿态参与到世界现代史的进程中。可以说，路二祥在那座新旧技术杂糅的桥上以血肉之躯造就的那场汽车与人力车的相遇场景，其实是在为路承宗掀开他即将踏入的未知的现代世界的帷幕之一角。
三
18岁的路承宗决定离开袁塘镇。
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他喜忧参半，身后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卡车开过他身边停了下来。
18岁出门远行，路承宗被一辆汽车运载着驶向上海，事后看来，其实是在被迫卷入中国现代史的深处。这一幕似曾相识。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也有一位少年搭乘汽车出门远行。有所不同的是，“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8]，出走成了返行。如果说，彼时被历史裹挟的路承宗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清楚他们会被现代工具带往何处；那么，少年的返行则更像是一种反观历史的姿态。他被洗劫一空，无意中撞见了中国现代史的某个面相：那种群氓式的残暴和荒诞会一直在中国现代史中反复上演。所以，出走就是返行，过去即是未来。只是彼时的路承宗还在朝向各种未知，少年看到的只是路承宗将要经历的一种。
袁塘镇至上海向来是坐船，有一条砂土路在吴淞江南边，可以开汽车。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本迫使中国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军队自此不能驻扎，当局造这条路，就是为了在战争再次爆发时能将部队和装备运入上海。
“桥”后面是“路”，路承宗坐着汽车、沿着“新”路，战争尾随其后一起来到了上海。他来到上海时已是1936年的深秋，几个月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在半个上海几成废墟时，路承宗与周爱玲相遇，他们将携手穿越半个世纪的动荡，堪称平民史诗般的倾城之恋。
周爱玲又与他说起闲话。不久前中国空军在飞越租界时不知怎的掉下了几个炸弹，正中大世界，炸死了上千人。想想看吧，上千人的性命一秒钟就全没了，谁管你怕不怕死。
他们聊的是“大世界坠弹惨案”。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淞沪会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派出战机去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舰队。其中两架飞机被高射炮击中，在紧急返航的过程中，飞行员为了减负却操作失误，把本想投掷于较为空旷的跑马场的两枚重磅炸弹投在了大世界的门口。大世界门口的十字路口平日里就是上海最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车辆、人群极其拥堵。且战争才爆发时，大世界就成了临时救济站，人群、车辆又较平日加倍密集。所以，误投的炸弹最终酿成了死伤两千余人的惨案。那一天，在江浙沪沿海一带的上空，中国首次对日本展开大规模空战，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史称“八·一四空战”或“笕桥空战”。两年后，国民政府将这一天命名为空军节。惨案就这样消失于历史叙述之中。与天上的胜利相比，地上的惨案根本不值一提，像是实现历史正义所必须付出的“附带伤害”。这就是历史与普通人的关系。大多数像周爱玲、路承宗这样的普通人或许从未经历过历史的绝境时刻，如战场、屠杀、劳工营等，但他们却在用年复一年的日常来承受翻越绝境所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绝境并非只是生死瞬间和快意恩仇，还是日常里绵延不绝的钝痛和绝望。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历史账簿中可以忽略的小数点后面的零头。比如，路承宗从未在战场上厮杀过，却为部队运输过物资、伤兵和败军；他逃过了屠杀，却依然要面对屠杀后的惨状并料理后事；他没有被抓丁，却时不时要应付不同势力不同形式的索取。这些皆是历史绝境时刻辐射于世间的日常面相，自然是路承宗们、周爱玲们在承受。
“我懂了”，承宗说，“难怪师傅会说，做人应该怕不死，不应该不怕死”。周爱玲说：“怕不死是什么意思？”承宗说：“就是想死也死不掉的意思。”周爱玲问：“那是什么滋味？”承宗说：“我也不知道，我希望自己不要有那么一天。”
“大世界坠弹惨案”只是上海沦陷的序幕。路承宗与周爱玲之所以还能淡然地聊起惨案，无非是因为清楚自身的命运早在城毁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他们将一直生活于历史绝境的阴影中，连何时死、如何死都无法决定。除了坦然接受，别无选择。
与周爱玲同名的作家张爱玲也曾经历过一座城的沦陷。她曾感叹道：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9]
与周爱玲、路承宗的遭遇相比，这多少显得有些讽刺。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命意义只能通过另一小部分人的讲述而被随意塑形。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在厌倦了各种暧昧的情感游戏之后，用城池的毁灭和普通人的苦难来装点自己的“贤者时间”，如今看来既矫情又残忍。这是历史叙述的挪用和抹除。《倾城之恋》中的故事终究还是成立的，历史动荡对于某些人而言确实只是人生的小波折，轻微颠簸之后一切照旧——“不久，港沪之间恢复了交通，他们便回上海来了。”[10]而《山水》中的“倾城之恋”才是大多数人在历史峻急时刻的真实写照，城与人唇亡齿寒，情感与生存牢牢捆绑在一起，在由历史摆布的身不由己中尽量保持清醒的道德选择底线。
四
平民也有着自己的“传奇”。周爱玲并非来自底层，父亲有一家印刷厂，这样的家庭多少还算是富裕的中产之家。她虽然从中学辍学，但在一个学龄女童入学率仅20%[11]的年代里，也算是具备基本的学识了。她为了逃避家庭冲突，选择了做纱厂女工，要知道这应该是现代中国最辛苦的职业之一。这种经历让她对苦难和生存有了切身体会。她后来还参加了女工夜校。
堂姐这么进步。因为读了青年会的女子夜校。堂姐识字不多，应该去。周爱玲跟着去，纯粹想玩，想见世面。她在那里见到过谁呢？聂耳、田汉，写《义勇军进行曲》的那两个人。有一位叫许文昭的女老师，二十出头，见她识字多，一问她还念过几天中学，家里有家小印刷厂，觉得十分惊奇，让她帮着做教务。许老师出身于吴里的大户人家，在上海读完中学和大学，如今在夜校做义务教师，分文工资都没有，平时开一辆私家车来上课，众人喊她许先生。
就这样，平民女子周爱玲无知无觉地靠近了推动中国现代史进程的一个隐秘的动力场。这里的“青年会”其实是指成立于1908年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Shanghai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Shanghai YWCA）。这个机构在会员性别和主要服务对象上区别于成立于1900年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Shanghai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Shanghai YMCA）。受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潮和1920年代一系列反基督运动的影响，青年会和女青年会逐渐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转变为淡化宗教背景的社会公益机构。[12]1930年代的女青年会的工作重点是平民教育、职业培训、社会救济等，“女工夜校”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社会项目之一。女工在这里不仅能够学习识文断字、数学、英文等事关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学到时政、法规、地理、历史、生理卫生等现代知识和观念，甚至还有音乐、绘画、体育等课程。在生存能力和基本素养提高的同时，其实亦是“现代”“进步”“自由”“民主”乃至“革命”等观念逐渐从精英阶层下沉到普通民众的过程。所以，“堂姐这么进步”是有原因的。可以说，“女工夜校”等社会项目为此后的抗日救亡、工人运动、女性权益等运动孕育了部分中坚力量。[13]
这一切与女青年会所拥有的政治优势和所能整合的社会资源有关。首先，尽管女青年会在逐步淡化宗教背景，但是淡化的是形式，而非信仰本身，因此，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依然是必要的约束。其次，女青年会在致力于本土化的过程中，依然要在资金来源、组织架构、人力资源等方面依靠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World YWCA)、加拿大基督教女青年会 (YWCA of Canada)、英国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 of Great Britain），特别是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 (YWCA of the USA)的支持。[14]这种非政府国际组织形象，使得其能够相对游离于那些较为尖锐、激烈的政治纷争。再者，女青年会位于公共租界，拥有“治外法权”。简单说来，宗教因素、国际背景、治外法权等因素可以帮助女青年会避开各种政治势力的强力干扰，从而形成某种政治缓冲区或者说政治灰色地带。这也意味着，各种政治势力可以在其间进行非正式的试探、沟通，这之中自然包括国共两党及其相关的各种势力。比如，宋庆龄、宋美龄就长期热心支持女青年会的各种活动，宋美龄还曾担任过女青年会的英文教师。女青年会不仅是她们公开发声、表态和寻求国际支持的重要平台，还是她们与各方势力协商的安全通道和空间。与此同时，女青年会还会接受达官贵人、鸿商富贾、社会名流的社会资助，并吸引着富家小姐、官太太、职业女性、进步女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女青年会的各项活动中。况且，女青年会本就是一个主要依靠精英女性来领导、组织、管理的机构，如果再考虑到那些夜校女工们，这便意味着，它在整合社会资源的同时，构筑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消除阶层隔阂的社会交流互助空间。
可以说，显性的社会空间和隐性的政治空间的交叠，使得一批杰出女性通过女青年会深度参与到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她们便是周爱玲遇到的“许文昭”们、“许先生”们，她们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现代史的进程。比如，中共特工黄慕兰[15]以社会名媛作为身份掩护，其丈夫为上海著名律师陈志皋。她通过青年会的各种活动渗入上流社会太太圈获取情报；龚普生、龚澎姐妹[16]都曾担任过女青年会全国协会[17]的学生部干事，她们利用公开身份合法地组织参与各种进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别成为中国外交部情报司（后改名新闻司）和国际司司长；吴贻芳[18]、邓裕志[19]都是对女青年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吴贻芳长期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是女青年会的坚定支持者，女大毕业生亦是女青年会骨干的重要来源，她本人就是女大首届毕业生。邓裕志也是女大毕业生，她在担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干事后，成为平民教育和劳工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吴贻芳、邓裕志在抗日救国、妇女解放、劳工权益等方面与宋庆龄、宋美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还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私人交往。因此，她们成为中共高层极力争取的统战对象。1949年后，在女青年会从国际组织转型为社会主义爱国团体的过程中，两人均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七君子”中唯一一位女性，史良[20]是彼时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曾多次营救中共地下党。她还通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新生活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积极投身社会运动，与女青年会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其巨大的社会声誉，她成为国共双方都极力争取的合作对象，也因此成为国共双方进行沟通的重要通道。1949年后，史良成为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参与制定了中国首部《婚姻法》。倘若严格比照《山水》中对许文昭的描述：社会名媛、精英女性、名门之后、经济优渥，从容地游走于国共高层之间，还曾交给路承宗一封以“美龄吾姐钧鉴”开头的信件，那么还必须提及两位女性：廖梦醒[21]和严莲韵[22]。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女，显赫的家世为她提供了诸多保护。她在廖仲恺遇刺后秘密加入中共，成为宋庆龄的秘书，是宋庆龄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之间秘密联络的重要通道。她不仅通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保卫中国同盟、新生活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组织进行身份掩护、信息传递，而且还通过这些组织与包括青年会在内的进步组织、团体共同推进社会运动。此外，她亦是邓裕志、吴贻芳等女青年会灵魂人物逐步倾向中共的重要推手。《山水》里提到许文昭的经历：“过去八年，许先生先后到过武汉、重庆、香港，后期在上海定居”，这也大体符合廖梦醒在抗战期间的活动轨迹。如果说廖梦醒的背景源自政治影响力，那么严莲韵的背景则来自商业影响力，政商互通互惠本就是历史面相之一种。严莲韵的祖父严信厚是李鸿章的幕僚，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曾任上海总商会第一任总理。严信厚的父亲严子均则在诸多实业领域掌控话语权。所以，宋子文在推行“废两改元”、发行国债等金融改革措施时都需要获得以严氏父子为领袖、控制上海金融界半壁江山的“宁波商帮”的同意和支持。前述引文曾提到许文昭开私家车来给女工上课，恰好严莲韵的妹妹严幼韵在上大学时每天开着私家车出入复旦大学校园，这在当时极为轰动。她后来嫁给了顾维钧。严莲韵则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她比邓裕志早一年（1924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来长期担任女青年会的董事，利用家族的人脉、资源和在上流社会、国民党高层太太圈的巨大影响力与号召力来推动女青年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以身作则积极配合宋庆龄的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未直接接触过中共高层，但是会把信息“泄露”给廖梦醒、邓裕志等人。
“许文昭”这一形象无疑是上述这些卓越女性经历片段被重新组合和拼贴的结果，正如她们也曾利用青年会编织某种心照不宣而又错综复杂的保护和合作关系网络。这里无意夯实许文昭的原型，如此罗列旨在说明，许文昭的传奇性和神秘性，对应着一些女性在中国现代史中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也只有如此，方能理解《山水》里的叙事逻辑：许文昭在周爱玲、路承宗的生活里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许文昭一出现，周爱玲、路承宗往往就能绝处逢生；而许文昭每次交给他们任务时，他们又会面临九死一生的抉择。可以说，“许文昭们”决定了周爱玲们、路承宗们的命运。历史的残酷面相在此可见一斑：推动历史进程的某些力量，对普通人而言，神秘而匿名；对“许文昭们”而言，则是他们参与或支配世界运行的某种方式而已。除了默默承受被支配的命运，前者或许永远无法洞悉其中的秘密。即便知道，又能改变什么呢？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战争之后，许文昭从周爱玲、路承宗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那时《山水》里的故事才讲完一半。大概是因为，此后留在大陆的“许文昭们”的故事很难再讲下去。可以想象，从那时起，她们开始体会到身不由己的被支配感，有所不同的是，她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是对被施加的命运猝不及防而已。
回头再看看周爱玲，她并没有因为曾如此接近历史的秘密，而实现地位、身份、命运的改变。她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经历过历史的风浪，却始终保持着平民身份。这种没有“变化”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非常少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偏爱三类女性：善良的赤贫女子、单纯的女学生、迷茫的富家太太或小姐，抑或是这三种类型的排列组合。她们在经历了某个历史时刻或人生奇点后，实现了身份或命运的改变：进步或堕落，革命或反动，新生或幻灭，集体主义的康庄大道或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投身滚滚时代洪流或退守安稳小天地……每种转变的背后，都挺立着一座寡淡而傲慢的价值观丰碑，周围循环播放着一段乏味而聒噪的抒情曲。周爱玲这一生始终在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变故：战争来临，她选择离开家庭独自谋生；她在废墟中让路承宗从悲痛和慌乱中冷静下来，路承宗的人生才有了新的可能；她一生无子，却又一次次坦然地接受了那些在狂暴的历史中幸存的孩子；路承宗一生中多少还有被人看见的英雄时刻，而周爱玲的一生都在日常中隐藏，然而在非常时刻，她可以去战时医院做护工，也可以去赌场坐账台。这绝非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她的每一次抉择其实都是生存需求、良知底线、人生境界交战的结果。对自身和家人的生存和安全的守护，同样能够成为与历史、社会对话的前提。审时度势并非非得依凭高滔的价值观和宏阔的抒情，所谓“转变”有时未尝不是一种屈服于他者的扭曲。内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进步论”“成长论”，其实是一种现代性历史焦虑，这多少是一种病态。因此，不抒情、不携带价值观、坚守日常的周爱玲才显得弥足珍贵。日常亦是传奇，是在历史风浪中颠簸的“沉默的大多数”唯一的依凭。
五
没有周爱玲便没有路承宗。她把路承宗从废墟中捡回来，路承宗才有机会结识许文昭，也才有那些驾驶汽车奔赴历史现场的时刻。路承宗和周爱玲准备逃离上海时，遇到了许文昭；正如当年路承宗在去上海的路上，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师傅的关云山。后者的汽车把他带到了中国现代史的发源地，前者的汽车则让他经历了现代中国酷烈的重生过程。
两人回到镇口时，听到一阵引擎声，道路那头开过来一辆敞篷卡车，轰然作响，摇头摆尾，在他们眼前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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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十分有名，叫作亨舍尔，是德国产的柴油车，中国的德械师装备的也是它......
亨舍尔卡车是一种重型牵引车，主要用来拖拉德制火炮，也能改装为越野车、运输车。路承宗就是驾驶着这种德国卡车去南翔拉伤员。因为在那里“打了几场恶战，双方你来我往抢夺阵地，税警总团几乎全部打光了，这是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当时淞沪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路承宗大概也只能遇见德系车。因为彼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全是德式装备，且大部分被调往淞沪战场。尽管在1920年代末，国民政府已经聘请了德国顾问团，但是直到1935年才开始大规模推行“整军计划”，即用德国军事思想、技术、装备来推动军队从旧军阀向现代化军队转型，由此产生的部队被称为“调整师”或“德械师”。[23]因为抗战爆发，这一计划只完成一部分。但那些已经完成“整军”的部队几乎全部参与了战斗，在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伤亡大半。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时，已经见不到一个完整建制的“调整师”。同年6月，纳粹德国强制顾问团撤出中国，德械师的补给基本中断，从此，“调整师”名存实亡。“税警总团”的情况与此类似，它确实是“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却不是正规军。“税警总团”全称是“财政部缉私处税务警察总团”[24]，由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在1930年以缉私征税为名成立，因而长期被诟病为宋子文的私人武装。在国民党的内部权力格局中，它也确实不容小觑，它以德系装备和美国军校毕业生担任中高级军官以及非常现代的战术训练体系而闻名，其战斗力甚至超过了部分德械师。路承宗之所以要从闵行开车去南翔拉伤兵，是因为南翔是后方集结点，税警总团经此进入淞沪战场。3万人的税警总团在淞沪会战后，只剩下7000余人，其中还包括伤兵5000余人。
直到战后他才知道，这支部队转战去了缅甸，番号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远征军。抗战胜利后，他们确实是开着成百上千辆美国卡车经由滇缅公路回到中国的。
可见，特定的汽车车型对应着特定的历史，而路承宗和他驾驶过的那些汽车就像是现代史的记忆容器，尽管其容积有限，但是翻拣容器中的记忆碎片或辨析历史的弹片在容器表面留下的疤痕，我们依然能够窥见历史可能的样子。
抗战结束后，美式卡车出现在城市中，这是盟军援助给中国远征军的，数量上千，仗打完了，远征军经滇缅公路将这些车开回了中国。对比美式卡车和日本五十铃的性能，老司机就笑笑，说日本的技术差得远了——半个世纪后，在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日系车省油，性价比高，但它似乎不怎么耐用。四十年代后期有一种道奇六轮卡，也称为道济，是专为滇缅公路运输而设计的越野军车，中国司机喊它滇缅路卡车，其中一部分改装成了民用公交车。有一款KR-11中型卡，二战期间美国曾大量支援苏联，苏联根据它仿制出吉斯150，到五十年代，这一生产技术转至中国，就有了解放牌卡车。
路承宗或见过或驾驶过上述的每一种车型，车型的更替见证着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路承宗从淞沪战场逃至吴里（可能是现在的苏州地区一带）避难时，曾帮助国民党运送贵重物品。那次他开的是朋驰（奔驰）卡车，这亦是常见的德系装备。接下来很多年，他将很难再见到这种汽车。德国顾问团撤离后，中德之间的贸易尚能通过第三方斡旋进行零星交易。但是到了1941年7月，在纳粹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后，中德正式断交。几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国民政府对德宣战。作为“敌对国”，德国的各种产品都被禁止运往中国。与此同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国民政府。因而在1940年代初，包括美国汽车在内的美式装备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大量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爆发后，苏联就开始对国民政府进行援助，并在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前后达到高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民党军队因德国顾问团撤离而出现的军备补充匮乏问题。但是到了1941年，随着《苏日互不侵犯条约》（4月）签订和苏德战争（6月）爆发，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几乎停滞。也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又开始大规模援助苏联。这种援助在1945年德国、日本先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戛然而止。此时，解放战争爆发，苏联开始重新援助中国并偏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以说，德国、苏联、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的过程，既是现代中国惨烈的重生过程，亦是现代中国深刻参与建构世界现代史格局的过程。[25]穿越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国家的各种车型恰恰参与了这个过程，因此，包括路承宗在内的司机们的经历和见闻，也就成了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渡江战役前，许文昭指定路承宗和黄启宣去执行任务，于是“承宗开着那辆道奇客车出城”，送走了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在返程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已经过江的解放军，“见一队解放军战士正在推一辆雪佛兰卡车，后面还有一辆”，他们又开着这两辆雪佛兰卡车为攻打上海的解放军运送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了客运司机，“这一年汽车公司又换了一批客车，是苏联产的，半旧不新可以开开”；朝鲜战争爆发后，路承宗和黄启宣报名成为志愿者，“兄弟二人分到了两辆道奇卡车”，他们奔驰在朝鲜战场的后方，为志愿军运送物资。就这样，路承宗开着他的汽车穿越了现代史的诸多重要时刻。而在更早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些时刻的酝酿过程。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吴里避难，正如那个时代沦陷区的大部分平民一样，为了生存，他给汉奸、日本人开过车，也因此陷进国民党锄奸队、新四军情报部门、日伪政权、日本宪兵队等各方势力的缠斗中，他凭借着朴素的道德感和是非观做出了各种选择，从而影响了事态发展。可以说，作为职业司机的路承宗，这一生都在驾驶着汽车穿梭于现代史的各种势力的张力关系中。也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车轮”便在他的经历中具象化了。
六
被宏大的国家记忆压抑的是日常生活和私人记忆，或者说，日常生活和私人记忆其实是国家记忆不可或缺的底色。而路承宗的日常生活和私人记忆，却是以收养孩子的次数作为计量单位的。
这是一辆JT660，解放牌CA10底盘改装，中国第一辆平头客运汽车，五挡变速，时速五六十公里，车体红色。长途汽车公司现在统一都是这种型号。
1968年的早春，路承宗准备开着这辆车去外地解救被“造反派”扣押的二儿子，却同时带回了一个在车站流浪的小女孩，这是他和周爱玲收养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收养孩子。大儿子路志民是1937年难民潮中的弃婴；二儿子路国强是1949前夕渡江战役前夕一场车祸的幸存者；四儿子路国庆其实是周爱玲弟弟的孩子，他在1950年代末的天灾人祸中侥幸活了下来；三儿子路国权则是在1960年的一个雨夜被人故意遗弃在路承宗的长途客车上。这些孩子既是历史灾难和道德抉择的弃子，也是那些被宏大历史掩盖的艰难日常的见证者。路承宗和周爱玲把他们一个个收养，像是在历史绝境中一次次捡拾希望，路承宗与他驾驶的那些车也就成了重新孕育历史希望的容器。倘若没有这些孩子所延续的日常作为底色，路承宗所经历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历史时刻将显得浮夸、空洞。因为忍受那些历史的颠簸，是为了驶向更加稳健的日常。
路承宗仿佛专为动荡和颠簸而生。在1980年的深秋，反复震荡的漫长岁月基本结束的时候，路承宗去世了。八年后，周爱玲也走了。她是在公交车上去世的，当时开车的司机正是子承父业的路国庆。那年是1988年，彼时，另外一个时代正轰隆而至。
《山水》里那个讲故事的人名字叫“小宝”。他是路承宗和朱爱玲收养的第一个孩子路志民的亲生儿子。路志明在36岁时才有了“小宝”，所以，“小宝”应该出生于1973年。在讲完祖辈和父辈的故事后，他将讲述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有些魔幻、有点癫狂，他的二叔路国强、四叔路国庆已经开始震惊：
我看见神仙了。
注释
[1]路内：《山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版。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不一一作注。
[2][7]参见[美]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周书垚、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6]老舍：《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222页。
[4]参见王彬彬：《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6页。
[5]参见毛升：《“翻身”之后：中共建政初期的苏州人力车工人（1949-1958）》，《二十一世纪》2023年4月号。
[8]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9][10]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92页、92页。
[11]参见孙伊：《中国女性教育权利的贫困》，《当代中国研究》（普林斯顿）2006年第4期。
[12]参见陈秀萍：《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3]参见安珍荣：《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1916-1937）》，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上海妇女联合会：《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美]艾米莉·洪尼格、韩起澜：《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4]参见[美]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赵晓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见黄慕兰：《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16]参见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版；金璐洁：《女权到革命：抗战时期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研究》，《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17]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于1923年，总部设在上海。1933年后，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并至一处办公。两个机构在上海开展的各项活动常常有所重叠。
[18]参见张连红主编：《金陵女子大学校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参见陈玲：《贾吉云收租记》，澎湃新闻，2022年3月2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13784; 赵晓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的启蒙与觉醒——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对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冯淼：《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
[20]参见史良：《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参见李湄：《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22]参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魏平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蔡静仪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
[23]参见[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默：《全面抗战前（1928—1937）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王建华、翟海涛：《德国顾问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中的作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4]参见孙敏、肖建国：《民国时期的税警总团》，《中国税务》2017年第9期；沈克勤编著：《孙立人传》，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1998年版；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参见[美]阿瑟·N.杨格：《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李雯雯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书局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