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宏抒康济夜深时，各具生花笔一枝。但愿普天无匮乏，何劳双鲤系相思。域中潮浪争民主，海上风云漾曙曦。特取巴黎共社节，万年长此泛琼卮。之汲、亦真举行嘉礼于陪都，时民国卅四年三月十八日，乃巴黎共社纪念日也。郭沫若（名章）

这件郭沫若先生的墨宝，是1945年3月18日，也就是巴黎公社（又译“共社”）日，郭老为大公报记者高集（之汲）、新民报记者高汾（亦真）喜结良缘写的贺诗。郭老时值壮岁，墨宝结字谨严，笔力遒劲，非常精美。新郎新娘同龄，都是25岁。诗写在一本洒金宣纸散装册页的首页。封面、封底都是实木板材裱以暗紫色花缎，很是讲究。封面题签也是郭老亲署并钤印，取诗中首联的第二句：各具生花笔一枝。

高集，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肄业，1940年进入大公报任记者，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关系密切。他是报业宗师张季鸾的内侄，张季鸾极少延揽自己的亲属进大公报，高集是个例外。高汾，江苏江阴人，1938年在广州加入救亡日报社任记者，同年加入共产党。救亡日报的社长是郭沫若，所以，高汾可算郭老的老部下。1944年，在夏衍介绍下，高汾任重庆新民报记者。高集、高汾这两位新闻记者，彼时已是陪都知名人士了。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到重庆那个著名的文化圈子“二流堂”。抗战时期的陪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许多从各地流亡到重庆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居无定所，到处“打游击”。这时，有一位电影戏剧评论家、爱国华侨唐瑜出手相助了。唐瑜也是个“老革命”，十几岁就去了上海，在潘汉年领导下，做交通联络员。同时办电影杂志，写剧评影评。他有个富商哥哥，常接济他。还给了他一把金梳子，没钱了，就掰一个梳齿，卖了换钱。这就是黄苗子后来作诗提到的“金梳故事太离奇”。唐瑜用哥哥的钱，在重庆建了几处房产，其中较大的一处二层小楼，因为一层有个大房间里有个壁炉，所以雅称“碧庐”。唐瑜颇有孟尝君之风，把这些“流浪汉”都养了起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盛家伦、丁聪、凤子、吴祖光、吕恩、沈求我、萨空了、沈剡、戴浩、金山、张瑞芳等，先后在“碧庐”住过。高汾1944年从赣州来到重庆，也住到这里。结婚后，高集也搬来了，成了“堂婿”。夏衍和黄苗子、郁风夫妇，住在另处，也经常过来聊天。有一次聚会，郭沫若也在，开玩笑说你们像不像“二流子”，这里就叫“二流堂”吧。众人就让郭老写个堂名，因找不到纸墨才作罢。堂友高汾结婚，堂名的“始作俑者”，参加婚礼，作诗道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二十多年后，“二流堂”被说成“裴多菲俱乐部”，不仅堂主堂友们倒了霉，还牵连到夏衍，甚至更高层，那是后话。

高汾晚年回忆，他们的婚礼就是在“二流堂”办的，来宾很多，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化妆闹了个大笑话。那天，沈剡过来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忙。高汾平时不化妆，也不懂化妆，家里倒是有些化妆品，没怎么用过。人们都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得庄重些，那就帮着化个妆吧。沈剡是中国艺术剧社的灯光师，想必也懂化妆。高汾坐在镜子前，看着沈剡把一大堆化妆品一一打开，这个挤一点，那个挤一点，很专业的样子，她就闭着眼，任他摆布。忙了一个多钟头，她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沈剡是按舞台的戏装打扮高汾的，活脱脱一个穆桂英！这可怎么办？重化肯定是来不及了。她就这么着当了一回“穆脸”新娘。

来宾签字，都签在那本册页的对折散页上。除了郭老的贺诗占了一个折页，其他的签名占四个折页，密密麻麻，全是用毛笔签的。还富余了两个空白折页。我数了一下，签名嘉宾共132位，都是各界名流：

郭沫若、于立群、夏衍、阎宝航、孔罗荪、侯外庐、乔木（乔冠华）、龚澎、徐迟、张维冷、石西民、王芸生、王昆仑、周而复、刘白羽、王炳南、葛一虹、吴祖光、戈宝权、司徒慧敏、陈翰伯、马彦祥、洪深、徐盈、彭子冈、李子宽、盛家伦、曾敏之、冯亦代、蔡楚生、卜少夫、金山、张瑞芳、蓝馥心、许君远、沈剡、唐瑜、张骏祥、白杨、赵韫如、陈纪滢、孟君谋、吴茵、彭友今、徐文兰、宋之的、张家奇、吕恩、曹谷冰、潘际坰、梁维栋、梁柯平、张士基、沈叔羊、华庆莲、李湄、赵恩源等。

可见，那时的“二高”，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不小的影响。

有趣的是，在这本册页里，还夹了一张粉色的彩笺，显然是当天没有到场的人士补签的，因为还有两个空白折页并没有签名。彩笺上有几个毛笔字，应该是先写上去的——“恭喜你们！同贺”。签名者是：熊复、许涤新、廖沫沙、潘梓年、钟英、乔木、龚澎、戈宝权、石西民、鲁明、章棣、杨赓、胡绳、章汉夫、李风展、周而复、邹任洪、洪沛然、徐迈进、刘白羽、汪琦、吴全衡。这些人大多是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22个签名中，5人用毛笔，周而复、章汉夫的笔迹最潇洒。其他人用钢笔。另外，这个名单里，有的已在册页上签过，如石西民、戈宝权、李风展、乔冠华龚澎伉俪等，这次单位统一贺喜时，又重签一遍。

册页中还夹着一份剪报字条，上面写着：“恭祝 高集（之汲）兄 高汾（亦真）女士结婚之喜”。并注明时间：三月十八日下午二时。地点：重庆中一路四德新村四十四号。落款是“陆晶德、沈杰飞、谢爽秋、杨彦歧、王孚国敬贺”。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贺婚方式——买广告随礼。

这份剪报，无意中立了功。一是帮我们还原了这场婚礼的某些细节。下午两点举行，说明不是一场正式午宴或晚宴，而是一个比较简朴的婚仪，类似西式的茶话会或酒会，只备茶点、香烟、酒品。战时的陪都，文化人大抵穷困，不可能举办奢华婚礼。两年前的1943年，沈钧儒的三公子沈叔羊在重庆办婚礼，也是这样操持的。从举办地点看，也适合这种办法。“二流堂”虽然是一栋二层小楼，有七八个房间，但大厅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同时容纳一百多人是不可能的。但屋前有一片小树林，可摆些散座。如果来宾一拨一拨来，道个贺，喝杯茶，先来的先走，地方就足够了。二是帮我们澄清了一个问题：“二流堂”究竟在哪儿？目前，关于“二流堂”的具体地址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渝中区嘉陵江滨江路88号。该址在最近发布的旅游类文章中，被标注为“二流堂”旧址。另一个是“堂主”唐瑜和堂友们的陈述，应该更准确。唐瑜在《二流堂纪事》中说，“二流堂”在“战时重庆中一路下坡”的“碧庐”。资深堂友吴祖光说，“‘碧庐’地处四德村坡下一块平地，有些树木”，但他们都没说门牌号码。这则广告则明确说，是“中一路四德新村44号”。广告是为参加婚礼的朋友“导航”的，必须准确无误。四德村，这里加了个“新”字，而且有了具体门牌号。我推测，“二流堂”起初大约属于“临建”，没有门牌号码。几年后，可能已有了“户口”。我这种猜测，算是一家之言吧。没准能为研究抗战文化史的专家，和关心“二流堂”的朋友们提供参考呢。

出于好奇心，我还查了这五位买广告嘉宾的身份。前四位都与国民党一份叫“扫荡报”的报纸有关，只有王孚国，履历不详，但极有可能也是《扫荡报》的。我妄测，这则广告很有可能就刊在《扫荡报》上。自己花钱购买，肥水不流外人田。

《扫荡报》，1932年由复兴社头目贺衷寒首创。全面抗战后的1938年，改隶于军委总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政治部正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专管文化宣传。《扫荡报》后来一度停刊，1943年由张治中接手重建。张治中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他的倾共也是有名的。他办这份报纸的目的，是鼓励士气，扫荡敌寇，所以在处理和中共的关系时，立场比较温和，不搞对立。这个五人名单里，沈杰飞是《扫荡报》副总编辑，杨彦歧是编辑主任，谢爽秋是采访主任，陆晶德是副刊主任。其中谢爽秋是资深地下党员，陆晶德则是位女士，作家。可能因为她是女士，公推她领衔。这几位报人，和高集、高汾应该也是熟悉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而且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刻，他们高调祝贺“二高”这对进步青年成婚，说明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气氛是相当浓厚的。

那场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之后，“二流堂”的堂友们余兴未尽，晚上在客厅办了一场小型舞会。金山、张瑞芳、吕恩表演了舞蹈。他们还把唐瑜的妹妹、郁风的妹妹请来助兴。这个情景，晚年的高汾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