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丰裕：新中产问题与“80后”的历史与现实
今天我们似乎已经身处一个与此前大为不同的时代，这种感受既模糊又强烈，迫使我们重新反思过去与今天究竟有何不同。反思或许只能从自身开始。回望“80后”这一代人，作为承载着特定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的“80后”概念，或许已然失效。这或许是危言耸听，或许已无须多言。无论如何，严肃地重新思考正逐渐成为代际舞台和阶层结构中坚力量的“80后”群体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已成为时代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必要课题。鉴于“80后”首先是作为文学史概念出现的，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80后”作家，或许是恰当的切入点。“80后”作家在过去25年间曾有两次集体登场：第一次是新世纪初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的出现，第二次则是以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的出现。这25年见证了“80后”从青少年到中年的成长历程，回望这段岁月，既是对他们生命轨迹的审视，也是对逝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回望。
一
渴望丰裕：中产阶层的新兴与“80后”的代际化
自新世纪初“80后”成为一个代际概念起，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青年便已然登上了历史舞台。“80后”首先是一个文学史概念，它最初因世纪之交《萌芽》杂志社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而浮出水面（1）。然而，当代文学史上以代际方式命名文学群体的做法并非始于“80后”的命名，1990年代中后期已有“70年代以后”的文学群体命名（2）。就此而言，尽管源于不同的形成机制，新世纪初出现的“80后”代际概念，依然可以说是接续“70后”的概念而来。
与新的代际命名方式相伴而生的，是市场经济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涌现的新社会阶层，其中中产阶层便是典型代表。1995年，社会学家李培林基于社会调查明确提出：“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疑问：社会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是否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是否已经存在一个中产阶级？”（3）然而，直到新世纪初，当中产阶层的概念及相关研究大量涌现时，何谓中产阶层、谁属于中产阶层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不过，当官方文件已承认出现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时，社会学家们也纷纷对此进行论证。例如，2002年，社会学家周晓虹已不再如李培林那般存疑，而是明确宣称：“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4）。彼时研究机构也预言：“本世纪初的10年到20年间，将是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5）2001年的调查统计显示，16—30岁年龄段的就业人口中的29.5%、31—40岁中的27.9%、41—50岁中的20.1%、51—60岁中的12.8%和61—70岁中的9.8%，主观上认同自己属于中产（6）。可以说，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70后”“80后”代际命名的出现，与这一时期阶层分化的新现实同步，尤其是与中产阶层的崛起同步。
这种同步深藏着历史的秘密。新世纪前后10余年（1992—2008），即我所尝试命名的“漫长的90年代”（7），冷战终结、市场经济改革深化与全球化浪潮共同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文化秩序的快速重构。在这一剧变中，新的群体与个体如何重新自我定位成为一个紧迫而复杂的难题。就此而言，“70后”“80后”的代际命名与“中产阶层”概念的成形及本土化，都是对这一难题的回应。事实上，作为分析社会群体的概念工具，代际理论与阶级理论本身就具有亲缘性。例如，代际理论的奠基者卡尔·曼海姆正是通过将代际与阶级类比，从而将“代际”概念理论化的。对曼海姆而言，属于同一阶级与属于同一代或某一年龄群体有其相似之处：个体都被置于社会与历史进程中的相同位置，其潜在经验因此被限定在某一范围内，思想与经验的特定模式及历史行动的某种特征也由此被预先设定（8）。或许可以说，自1990年代起，在19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性论话语崩解之后，阶级视野与代际视野都成为重新理解自我与社会的新方式。在“漫长的90年代”中，这两种视野所发挥的功能具有某种相似性。它们都为新出现的社会群体与个体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结构中提供了一种位置解释机制（9）。“80后”在新世纪初成为一种社会代际的命名，固然离不开商业化的推波助澜，但或许更应从这一结构性功能的角度加以理解。
正因如此，在新世纪初，“80后”的代际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嵌入新的阶层化进程之中的。换言之，“80后”的代际问题本身就是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内在议题。我们可以从新世纪初期代表性“80后”作家的基本信息入手考察。2004年，马原编选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收录了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5位“80后”实力派作家的作品；次年，商业策划之作《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列出了10名“80后”作家代表，除马原所列5位外，还包括当时被称为偶像派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孙睿（10）。如果再将2004年《羊城晚报》推出的“80后作家创作实力排行榜”中的新面孔颜歌和易术纳入，这12位代表性“80后”作家呈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特征：他们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前期（如韩寒1982年生，郭敬明1983年生）；他们或出身于大城市，父母多为体制内中产阶层成员或后备力量，或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居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作生活。我将他们称为“第一代‘80后’作家”。2004年前后，第一代“80后”作家大多尚在求学或刚本科毕业；至2008年前后，他们陆续步入社会，主要从事记者、编辑、文化传媒等典型的中产职业。总之，在新世纪初期，这些代表性第一代“80后”作家是新兴中产阶层的典型后备力量，部分人甚至已跻身中产阶层。
此时期第一代“80后”作家所创作的青春文学，无论就其文化功能还是文化形态而言，都必须置于新兴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中加以理解。由于成名早、影响广，这些代表性“80后”作家及其青春文学本身构成了塑造“80后”代际认同的核心文化机制。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曾对北京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调查，询问其“喜欢的作家”。结果显示，从初中生到大学生，“喜欢的作家”前10名中均有郭敬明；高中生组中还出现了韩寒。同期一项关于文学图书市场的调查亦指出：“以‘80后’写手为主体的青春文学类作品，约占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合计也仅占约10%。”（11）“80后”青春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入。可以说，“80后”青春文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它通过特定的身份表达与言说形式，为“80后”在社会结构中的代际位置提供了一种定义方式，也为分散的个体经验提供了代际意识的整合框架。在市场力量的推波助澜下，它进一步成为整整一代“80后”进行自我想象与身份认同的关键文化资源，而“80后”青春文学，正是“80后”代际意识的发动机。
近期有研究援引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的“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与“后喻文化”（长辈向晚辈学习）概念，指出“80后”青春文学表征了当代文化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转向（12）。然而，新世纪初的“80后”青春文学实际上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逻辑：其表面呈现的后喻性姿态，恰恰掩盖了深层的前喻性内核。这种前喻性突出体现在“80后”青春文学对中产化的“70后”文学的承袭与模仿。李敖、王小波等作家对韩寒式的叛逆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安妮宝贝等“70后”作家对“80后”青春文学的渗透则更为深刻。这些“70后”作家多为都市知识女性，在一线城市从事白领职业，过着典型的中产生活或对这种生活抱有强烈向往，并在作品中予以充分表达。她们往往将对中产生活的深切渴望转化为都市情感叙事，甚至具象化为一系列同质化却物质丰裕的男性形象。在这种想象的深层，蕴含着作为中国首批中产阶层成员的“70后”对丰裕现代生活的强烈渴望与身份焦虑。
这种渴望也延续到了“80后”青春文学之中。回望新世纪初“80后”那些风行一时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承载着与上述“70后”作家相似的对丰裕中产生活的想象、渴望与预演。尤其是郭敬明，他将这种对物质丰裕的渴望推向极致，并巧妙地将其包裹于一层感伤的叙事薄纱之中。这一切似乎都在隐喻：“80后”如何将“70后”对丰裕生活的渴望直接内化为代际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早在2006年便有论者指出：“80后”“丝毫不回避对于物质的热爱”，“毫不厌倦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本身毫无意义的物质产品并相信物质本身代表了一种奇异的思想解码。物质的满足使得精神上产生安全感，精神上的漂泊与物质上的踏实构成‘80后’中的一个奇怪现象”（13）。
新世纪初的“80后”青春文学表明，那些率先建构“80后”代际认同的第一代“80后”作家，大都接受了新兴中产阶层文化的召唤与塑造。他们的青春文学在本质上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戴锦华早在1990年代末便敏锐地指出，中产阶层的崛起始终伴随着阶层文化的形构，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大众文化正是新兴中产阶层的文化表征：“蓬勃繁荣、生机勃勃的‘大众文化’开始越来越明确地将自己的消费对象定位为‘中产阶级’……定位于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在小心翼翼地满足着中产阶级的需求，不如说是在谆谆教诲、规范着一个未来的中产阶级群体。说得直白些，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其自我定位的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呼唤和构造着中产阶级社群。”（14）新世纪初，在商业运作推动下风靡市场的“80后”青春文学，在性质上与大众文化高度契合，承袭了此一时期大众文化的诸多基本特征。与同时期的大众文化一样，“80后”青春文学在新兴中产阶层的文化形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功能。
2008年，郭敬明的《小时代》作为“80后”青春文学的转折性作品，标志着这一文类开始失去对同辈读者的吸引力，成为青春文学彻底成熟并转型为新中产文化的重要节点。《小时代》在叙事风格与故事模式上，既延续了《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基本框架，又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在这部作品中，对物质丰裕的渴望被推向极致：以上海都市空间为背景的消费世界，构建了一个自足而封闭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等级秩序，全面笼罩着小说的主干情节与人物塑造。人物的身份特征、情感关系等核心要素，几乎完全通过商品符号进行编码与阐释。在《小时代》的叙事逻辑中，任何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都必须借助消费世界的语言才能得以表达与确认，否则便无法获得有效的描述与验证。换言之，《小时代》所呈现的世界与消费社会完全同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符号已然成为“一种交流体系，而且是一种语言的同等物”（15）。通过这种叙事机制，《小时代》将对丰裕生活的渴望与消费欲望彻底融合，使“丰裕”这一概念被简化为商品的无限堆积与消费符号的无限延展。不止如此，《小时代》将大都市中的小圈子情感叙事升华为整个时代的文化寓言，由此宣告了青春文学向新中产文化的深刻迈进。这部诞生于“漫长的90年代”终结之际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80后”一代正式迈入新中产阶层的主力军行列。“80后”青春文学既是“80后”一代自我书写的文本，也是对新中产阶层文化想象的书写。最终，后者逐渐取代前者，成为主导性的叙事框架。回望历史，曾经深刻影响无数“80后”读者的郭敬明，其创作轨迹恰恰映射出这一代人在商品符号丰裕的新中产想象中的文化认同历程。这正是“80后”一代精神成长的真实写照。毋庸置疑，郭敬明曾是“80后”青春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
不过，无论是“80后”还是“70后”，他们共享的对丰裕的渴望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对丰裕的追求，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面向。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出版《丰裕社会》，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该书于1965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引入中国（16）。加尔布雷斯在1958年已将新兴中产阶层主导的物质丰裕社会，作为其现实分析与理论建构的前提条件，而彼时的中国却因仓促推进“超英赶美”（追求丰裕的国家战略）计划，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而重新陷入物质匮乏的困境。改革开放后，丰裕与贫困的巨大落差强烈刺激了改革开放初期出访发达国家的改革者们。例如，1978年11月访日归来后，邓力群在考察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富裕生活，并感慨道：“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产品的极大丰富，就不能实现按需分配。从日本的情况看来，这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资本主义的日本，产品比我们丰富多了。”（17）1985年，邓小平更明确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8）可以说，改革的精神驱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可归结为渴望丰裕。漫长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早已将这种丰裕渴望积淀为强劲的力比多能量，并在1990年代后成为市场经济狂飙突进时代的新教伦理与内在精神动力。当这种丰裕渴望与消费主义的符号矩阵相互呼应时，便自然转化为对丰裕商品与过剩消费符号的占有欲望，最终演变为新中产阶层的拜物教。“80后”在青春年少时便已沉沦于这种拜物教之中，并借青春文学之名进行着仪式化的表达，最终将其内化为代际意识的核心要素。就此而言，新世纪初“80后”一代的形成，既内嵌于中国新中产阶层的建构过程，也与更为宏阔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19）。
二
遭遇匮乏：新中产危机与“80后”的阶层化
2007年，正当第一代“80后”作家风头正劲之际，出身工人家庭的郑执作为文坛新锐，亦加入青春文学的创作行列，出版了小说《浮》。然而，即便假设郑执能够将他如今的代表作《生吞》与《仙症》带回2007年发表，在彼时“80后”青春文学的主流语境中，这些作品恐怕也难以被解读为超越青春文学范畴、表征另一种时代症候的普遍性文本。新世纪初，恰是新兴中产阶层崛起与下岗工人、农民工等新无产群体规模化出现并构成新型底层的历史交汇点（20）。然而，由于渴望丰裕的新中产阶层及其文化强势崛起，作为其文化表达形式之一的“80后”青春文学，注定无法将作为其对立面的下岗工人群体确立为自身的文学书写对象。
尽管如此，“80后”青春文学对丰裕的渴望与想象并非无懈可击，即便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亦不例外。尽管小说旨在构建一个丰裕社会的想象图景，却如同“阁楼里的疯女人”这一经典文学隐喻所暗示的那样，不经意间泄露了贫困的幽灵踪迹。例如，小说开篇便以郭敬明式的典型笔触写道：“拎着Marc Jacobs包包的年轻白领从地铁站嘈杂的人群里用力地挤出来，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飞快地冲上台阶，捂着鼻子从衣衫褴褛的乞丐身边翻着白眼跑过去。”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描写珠光宝气的富二代顾里前往弄堂中昏暗的房间探访好友南湘时，在房间阴影中凝视着她的是南湘的母亲，“瘦得像骷髅一样的脸在阴影里看起来一丝血气都没有。她问顾里：你有钱么？我两天没有吃饭了……顾里发出声声尖叫，‘打开自己的钱包，抽了一叠一百块放在桌子上，转身走了’”（21）。即便是郭敬明，当他以流水线般娴熟的笔法，极尽奢靡之能事地勾勒丰裕的消费世界时，也无法完全阻挡贫困如鬼魅般悄然入侵。正是这种无法彻底抹除的入侵，显示出所谓丰裕社会的残酷真相，更折射出一种对贫困刻骨铭心的深层恐惧。丰裕的“小时代”所竭力隔绝与遮蔽的，恰恰是贫困依然触目可及的时代现实。
对丰裕有多渴望，对贫困就有多恐惧。这种渴望与恐惧可以说是整个“漫长的90年代”的情感结构，它贯穿了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历史进程，渗透在他们的奋斗与无奈、欢乐与痛苦中，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80后”的代际认同与社会想象。因此，尽管双雪涛（生于1983年）、班宇（生于1986年）和郑执（生于1987年）这第二代“80后”作家与第一代在年龄上相仿，甚至略小，但相较于“80后”青春文学所呈现的早熟中产意识，他们无法亦无意将自身所扎根的贫困阶层生活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范本。无论从成名时间还是阶层自觉的维度来看，第二代“80后”作家都呈现出明显的“晚熟”特质。若借用曼海姆的代际理论框架，韩寒、郭敬明等第一代“80后”作家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第二代虽同属“80后”这一“社会代”，却分别构成了具有不同文化取向与历史经验的“代单位”（22）。
2008年以后，“漫长的90年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80后”青春文学的历史性退场。此处所谓终结，并非指青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活动完全停止，而是指青春文学作为一种塑造“80后”代际认同的文化机制已然失去其主导效力。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随着“80后”群体整体步入成年，越来越多的“80后”已成为新中产阶层的典型成员，其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心已转向成熟的中产文化形态，青春文学的吸引力自然随之式微；其次，“80后”在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展现出的积极担当，使其社会形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青春文学着力塑造的叛逆、另类，转向了爱国、奋斗的主流价值认同（23）。这一转变构成了第二代“80后”作家“新东北文学”兴起的代际背景。然而，对于新东北文学的深入理解，还必须关注2010年中期以来日益凸显的新中产阶层危机这一重要社会语境。
2014年，汪晖便已敏锐地援引齐格蒙特·鲍曼的“新穷人”概念，指出新中产阶层正逐渐滑向“新穷人”的境地（24）。至2016年，长期致力于中国新中产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李春玲亦明确指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在最近几年进一步增长和蔓延。”（25）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社会结构日趋固化，社会竞争愈发激烈。尽管宏观形势表面上依然向好，但“新穷人”日益强烈的哀叹与新中产阶层不断加深的不安与焦虑，已然透露出一个危机四伏的转型时刻正在临近。
长久以来支撑新中产想象的丰裕渴望开始遭遇深刻危机。1990年代新中产阶层初兴之际，其阶层意识中便蕴含着对物质丰裕的强烈渴望，在彼时的想象中，成为中产即意味着物质充裕与消费自由。正如李春玲所言：“中国中产阶级比欧美中产阶级更具有活力，有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高的地位身份的冲动。”（26）正是这种强烈的丰裕渴望贯穿了中国新中产阶层兴起与壮大的整个历史进程，并在“漫长的90年代”中不断被经济增长奇迹所满足与强化，从而构成了中国新中产情感结构的核心特征。然而，自2010年代中期起，这种丰裕渴望却遭遇了消费主义逻辑与社会现实的双重夹击。一方面，消费链条的无限延伸与中产收入的有限增长形成日益尖锐的矛盾，即便是相对稳定的新中产群体也普遍陷入消费不足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跻身新中产阶层的门槛越来越高，曾经被视为新中产预备队的群体也日渐丧失其替补资格，越来越滑向“新穷人”的行列。所谓“新穷人”，既指那些在消费层面无法获得充分满足的白领群体，也指那些难以顺利实现新中产身份转换的白领阶层。无论是消费不足的新中产，还是无法完成阶层跃升的“新穷人”，其丰裕渴望都越来越难以被现实条件所满足。由经济收入不稳定引发的物质贫困与由消费不足导致的相对匮乏，正日益显著地成为“新中产”与“新穷人”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以说，自2010年代中期开始，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中产阶层及其情感结构，已然步入深刻的转型时刻。
无论是已届中年的“80后”，还是渐入中年的“80后”；无论是已然跻身“新中产”行列者，还是徘徊于“新穷人”边缘者，都开始直面并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匮乏体验。这种普遍的匮乏感对于本就属于脆弱阶层的新中产而言，无疑引发了尤为深刻的不安与焦虑。而在这些焦虑不安的新中产群体中，“80后”正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2017年，大型招聘网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新锐中产现状调研报告》显示，若将新中产界定为年薪10万至50万的人群，则受访者中“80后”占比最高，达到52%，他们主要分布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而焦虑正是其主导性的情感状态（27）。匮乏与危机的双重压力迫使“80后”新中产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社会位置的真实境况，以及丰裕社会想象的现实可能性。敏感的“80后”知识分子如批评家杨庆祥，早已前瞻性地提出了“80后，怎么办”这一发人深省的时代之问（28）。
因此，如果从中国新中产阶层转型的历史脉络出发，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新东北文学或许能够找到更为深刻的理解维度。新东北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集中涌现于2010年代中后期，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冬泳》、郑执的《生吞》均在这一时期发表，而这恰恰是新中产阶层开始直面结构性困境的历史节点。两者在时间维度上的高度重合绝非偶然巧合。正如第一代“80后”作家的青春文学可被视为新中产阶层形成与文化形构的历史产物，我们同样有理由将第二代“80后”作家的新东北文学，及其同时期广泛流行的东北题材影视剧，理解为新中产阶层困境与文化转型的时代产物。至少可以明确的是，第二代“80后”作家的新东北文学构成了新中产阶层及其文化转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症候，其被广泛接受与传播的现象与这一深层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值得深入解读的实质性关联。
第二代“80后”作家所书写的是物质匮乏的生活经验，而且是已然成为历史的匮乏记忆。在新世纪初期，这种生活经验在渴望丰裕、恐惧匮乏的新中产阶层及其文化形构中难以被充分书写，更无法被内化为该阶层的集体生活经验。唯有自2010年代中期开始的相对匮乏的现实境遇，才在客观上迫使“80后”一代重新梳理其历史来路，回溯他们曾经亲历或目睹的物质匮乏经验，以及从这种匮乏体验中滋生的深层恐惧，并进而沉思这种物质匮乏所承载的生命史意义与政治经济学内涵。就此而言，第二代“80后”作家所书写的匮乏生活与第一代作家所书写的青春文学虽有着相似的历史起源，但二者浮出历史地表的阶层动力与文化机制却存在显著差异。
如果说“渴望丰裕”构成了“80后”青春文学的叙事前提、核心主题乃至形式无意识，那么“遭遇匮乏”则是“80后”新东北文学的根本叙事逻辑或叙事起点。因国企下岗而陷入的匮乏生活，有时作为叙事的细节呈现，有时推动情节的演进，有时则构成叙事的原初起点，并预先奠定了整体叙事的情感基调与命运走向。下岗不仅意味着个体生活的贫困化，更象征着整个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沦落。若将这一沦落置于“短20世纪”的革命史诗脉络中审视，阶级的衰落便成为这场宏大史诗的悲剧性终章，从而赋予了新东北文学以天然的历史纵深感。尽管如此，新东北文学对下岗事件及其引发的匮乏生活的艺术处理呈现出高度的节制性。它并不直接面对下岗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而是聚焦于下岗之后的日常生活状态；同时，它也并不刻意渲染这种生活的艰难困苦乃至悲惨境遇，而是以克制的笔触娓娓道来，间或透出些许黑色幽默。可以说，新东北文学鲜明的艺术特色，就在于将节制的叙事策略与翻涌的历史能量巧妙地熔于一炉，使阶级的贫困及其内在悲怆在不动声色间悄然显现。或许正是新东北文学以这种节制方式所揭示的匮乏与沦落的阶层生活，隐秘地呼应了现实中正在蔓延的新中产危机，让身处匮乏、焦虑与不安之中的新中产阶层及其后备军对此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之理解，甚至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在此意义上，新东北文学可被视为新中产危机的文学隐喻与历史镜像。
置身于新中产危机的历史语境之中，匮乏生活不再如“80后”青春文学所建构的那般令人恐惧，相反，它开始显现出深邃的精神内涵与内在价值。以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大师》为例，匮乏生活中的尊严议题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关切。小说中，“我”的父亲在下岗之后又遭遇婚姻变故，生活陷入困顿境地。下棋对于父亲而言原本是一种精神寄托，然而下岗带来的物质困窘不仅威胁到这种精神生活的存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父亲与其对手瘸子更加执着地将下棋视为维系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托，视为在人生困境中不至于彻底溃败的最后支撑。小说结尾处，同处社会底层的父亲与瘸子最终超越了棋局的胜负之争，在共同的命运体验中守护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确实，当步入中年的“80后”在现实境遇中逐渐领悟到丰裕想象的虚幻性与匮乏体验的切身性，那些曾经被历史尘埃所掩埋的匮乏生活记忆便开始焕发出新的光芒，转化为应对当下现实困境的精神资源与历史智慧。
毋庸置疑，新东北文学所呈现的是一种虽物质匮乏却精神丰盈的底层生活图景，这与青春文学所描绘的物质丰裕却精神空洞的中产生活想象，形成了鲜明的美学对照与价值反差。正是这种突破了“渴望丰裕”的新中产文化叙事边界而得以浮现的匮乏生活经验，深刻标记了“80后”群体身份认同的历史性转变。在新东北文学的叙事视野中，“80后”所呈现的已是一种具有明确阶层属性的生活形态，而非模糊不清的代际想象；所凸显的已是具体而微的阶层身份，而非虚幻缥缈的代际认同。被新中产文化精心建构的“80后”这一代际概念，已然无法有效阐释底层生活经验与新东北文学的深层内涵。就此而言，新东北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恰恰在于，它标志着“80后”这一曾经承载着特定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的代际符号的历史性失效。在“相对匮乏”的现实生存境遇中，“80后”群体不得不从“渴望丰裕”的新中产文化幻象中逐渐抽离；在阶层结构日益固化、代际能动性被不断消解的社会现实面前，“80后”群体不得不摒弃那种源于对阶层流动充满乐观预期的新中产文化所塑造的代际身份，转而开启一种更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的自我认知与身份重构。因此，如今谈起“80后”已经没有任何超出生理年龄阶段之外的意义了，正如我们早就空洞地使用“50后”“60后”“70后”这些年龄段名词一样。曾经负载着特定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的“80后”概念已经失效了，使之失效和伴随着这种失效的，正是“80后”及其自我意识的阶层化。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成或终结。
三
“丰裕时代”与“新中产的孩子们”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刚刚逝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然步入“丰裕时代”的历史门槛。从统计数据与国际比较的维度来看，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3万美元，逐步逼近乃至跨越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直指发达国家人均2万美元的基准线（29）。如果以一线城市为观察样本，早在2018年，北京与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便已双双突破2万美元大关。至少从量化指标的层面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丰裕时代”正在中国大地上逐步显现。正是在这样一个“丰裕时代”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的新中产阶层规模持续扩张，无论在统计标准上存在多少争议，其总体规模均已达到以亿为计量单位的量级（30）。可以说，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中国社会显著向“丰裕时代”迈进的历史时期。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在该书中，面对一个刚刚成型的“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的“发达工业社会”（31），马尔库塞以其犀利的批判锋芒指出，这一发达工业社会正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型生活方式，系统性地调和、压抑乃至消解一切批判、否定与超越现存秩序的异质性力量。例如，在经济生产领域，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在重要的工业机构里，‘蓝领’工作队伍朝着与‘白领’成分有关的方向转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增加。”（32）这种白领化的趋势改变了劳动者的政治态度和阶级意识，“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因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既定的社会相矛盾。”（33）白领阶层的大规模崛起，正是马尔库塞将当代社会界定为“发达工业社会”，并提出“单向度的人”的重要根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在该书导言中特别强调了C.赖特·米尔斯著作的根本重要性，而正是这位美国左翼社会学理论家米尔斯，早在1951年便在其开创性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深入剖析了二战后美国社会开始大规模涌现的新中产阶层，并敏锐地指出，这一群体因失业风险与收入不稳定“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与19世纪产业工人经历的物质匮乏十分相似”（34）。
对于自19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新中产来说，他们主要以1950—1970年代生人为其先锋，他们早年也曾经历物质匮乏，因此对丰裕的渴望几乎是这些新中产先锋共同的情感驱动。他们也不像美国新中产初兴时那样茫然无措，恰恰相反，中国的新中产初兴之际就知道要走向何方。例如，从“中产阶级”一词在中国的内涵演变便可一窥究竟。在1986年出版的《新社会学词典》中，“中产阶级”与（负面意义的）“资产阶级”仍被视为近义词（35），这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二分法。但在1988年，有人已经开始突破这一传统框架，将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联系，指认前者是后者变化而来并发展为相区别的阶级，并因此成为“西方民主化的推进力量”（36）。新世纪前后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日渐热闹，中产阶级进一步被赋予更具体的内涵。例如，有学者很早就展望中产阶级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膨胀且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阶层”，“他们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方向和不竭的动力，向上的追求和坠落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对世界格局的清醒观照和自觉承负历史责任的民族自尊心”（37）。从文化上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渴慕、模仿和实践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使得中国的新中产文化自诞生之初便深深地植入了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基因（38）。“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后的第一代青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代”，但他们在文化上从来不是“新生代”。这一悖论首先是指，自“80后”的青春期开始，他们就被“70后”乃至“60后”“50后”父辈所引导，从一开始就被询唤为中国新中产的后备军。例如，颇值得注意的是“80后”青春文学中的父辈身影。如果从青春文学与新中产文化的关系来看，这种现象就像是一个代际关系的隐喻，它意味着新兴中产阶层，尤其是体制内的新中产，不知不觉地将他们的文化趣味和生活理想投射到了孩子们的作品之中，使之内化为青春文学的有机因素。或者说，“新中产的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将他们从父辈那里获得的文化资源，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化成了“80后”自身的文化资源，并使之早早地融入到“80后”的生命历程之中，成为他们自我想象和身份认同的资源之一。
看起来，中国新中产阶层的父辈与子代关系，似乎与新世纪初“80后”所塑造的代际形象形成张力。自“80后”成为代际概念以来，“叛逆—另类”便构成其在2008年前的核心标签，社会学家曾将这种特质与1960年代西方文化反叛进行类比（39）。2006年，韩寒与白烨的论战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凸显了“80后”对文化秩序的挑战，更将其推向一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年文化潮流，进而印证了这种“叛逆—另类”特质的跨国界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初“80后”的“叛逆—另类”与“丰裕时代”的结构性关系，也非常类似于1960年代的青年反叛文化与“丰裕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性的类似对于理解“80后”尤其关键。程巍在研究1960年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及其文化反叛时，曾别富洞见地指出：“当他们真诚地自以为在反叛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的制度时，其实是在通过反叛外部他者的方式来消除资产阶级自我内部的他性，所以他们没料到，他们的文化革命最终所成就的，竟是自己父辈的一项未竟的历史计划。”（40）这段话几乎可以原样复制到中国的“80后”身上。新世纪初“80后”所展现出的短暂的“叛逆—另类”，固然让人嗅到“短20世纪”的青年传统的气息，但与这一传统相比，韩寒式“80后”的“叛逆—另类”从一开始就没有显示出任何创造性与政治性。今天，当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叛逆—另类”的“80后”青年领袖韩寒如今在娱乐文化与大众文化中占据主流位置，如鱼得水时，我们或许只能承认：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80后”也在新中产的带领和询唤下，扮演着为新中产文化确定轮廓、清除杂质的清道夫的角色，同时也充当了为新中产及其文化开辟战场的先锋队的角色。换言之，“80后”的“叛逆—另类”其实是新中产的政治无意识。这是在朝向“丰裕时代”的伟大进军中，渴望丰裕的“新中产及其孩子们”的历史宿命。
直到2010年代中期，“丰裕时代”与“相对匮乏”同时降临了。一方面是日益丰裕的社会财富和日益庞大的新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却是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与逐渐降级的日常生活。对于刚刚人到中年、刚刚成为新中产主力军的“80后”来说，他们尤为强烈地感受到“丰裕时代”与“相对匮乏”的现实矛盾。第二代“80后”作家的新东北文学无疑形成于这种矛盾的社会现实之中，它得以文学史化的历史契机也正源于这种矛盾的现实构造。新东北文学对物质匮乏的历史回忆，同时也唤醒和回应了现实生活中“相对匮乏”的体验。
直到此时，那些与新中产文化格格不入的情感体验才得以重新被回味。例如，与新世纪初“80后”经常被定义为“叛逆—另类”不同，同时代的双雪涛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家境的差别让我从那时起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这个自卑感是不用具体的事情提醒你的。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你无法和这个世界对抗，根本打不赢。”（41）从双雪涛的体验出发，可以反观新世纪初“80后”的那种标签化的“叛逆—另类”的性质。同为“80后”，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集合而成的“代单位”，可能根本没有资格展演这种文化的“叛逆—另类”，但也无法展演另一种政治的“叛逆—另类”，正因如此，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失望。新世纪初“80后”青春文化中的“叛逆—另类”能够被社会化和标签化，本质上因其就是新中产文化的构成部分。然而，在“渴望丰裕”的新中产文化逻辑中，源于贫困的自卑与阶层沦落的失望却无法被社会化为代际标签，更无法被新中产文化内部化。或者说，新中产及其文化的形构需要以另一个阶层的贫困和沦落、自卑和失望为代价。
第二代“80后”作家所唤醒的，是不同的“80后”“代单位”的生命经验，它穿透了第一代“80后”通过青春文学营造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使得不同“代单位”的“80后”经验得以被回溯和表达。更进一步，他们所唤醒的不仅是不同“代单位”的生命经验，更是不同的阶层经验，它与“渴望丰裕”的新中产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执着于赋予新东北文学以历史性，那么这种历史性正在于，它意味着“80后”的代际身份被日益稳固的阶层结构彻底吸纳，“80后”不再以虚假的代际身份发言，而是以真实的阶层身份发言。它也隐隐地折射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朝向“丰裕时代”的伟大进军中的一个转折时刻。这样一个转折时刻也是“相对匮乏”的阶层经验普遍化为显著的时代体验的历史时刻，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被丰裕渴望所塑造的情感结构与时代精神发生裂变的历史时刻。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已成为新中产主力军的“80后”或许才能从“渴望丰裕”的新中产文化中获得解放，才能真正开始发挥他们当初被指认为“叛逆—另类”的代际时所隐隐显露但又终究被压抑和稀释的能动性。曾经，“新中产的孩子们”追随着父辈的步伐，在对丰裕的渴望中一心追求着迈入中产大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都顺利或顺从地实现了目标。然而，如今回顾，新中产关于文化丰裕的想象、规划和实践深深地根植于“加尔布雷斯式”的“为市场经济所设想”的“生产的丰裕”与“消费的丰裕”中（42），并没有展现出超越市场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创造性与政治性。如今，当新中产都只能一边享受丰裕一边经受“相对匮乏”时，或许我们才终于可以开始超越对丰裕的新中产式想象，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层经验中创造另一种丰裕的文化。无论这是不是“80后”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只能和必须告别丰裕，走进一个新的历史入口。
注释：
（1）“80后”有两种定义方式：一种是指1980至198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另一种则是在前一种基础上放宽至1978年改革开放、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时。两种定义方式都不妨碍本文的行文。对于“80后”文学的有关概念讨论，见黄平、金理：《什么是80后文学》，《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金理：《小议“80后”文学之入史可能性》，《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2）牛菡：《文学批评与代际的“制造”——1990年代以来代际命名与批评话语考辨》，《上海文化》2025年第12期。
（3）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第1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4）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5）法制晚报：《国家统计局调查称：我国中产阶层进入重要形成期》，引自http://www.ce.cn/ztpd/tszt/hgjj/2004/zgzcjj/xgbd/200409/07/t20040907_1698895.shtml。
（6）见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
（7）石岸书：《作为起源的“漫长的90年代”：“80后”的代际视角》，《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8）见〔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63页，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蔡翔曾回忆：“‘阶级’这个概念，在80年代一度少有人提及，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阶级是可以被现代化，甚至市场经济消灭的。但是，在90年代，我们重新看到了阶级。”与阶级概念的复活相比，代际概念相对来说是90年代才普遍使用的概念。见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3期。
（10）马原主编：《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黄浩、马政主编：《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11）白烨：《一份调查问卷引发的思考》，《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12）赵天成：《历史甬道与藏私美学——“80后”写作与90年代经验的多重缠绕》，《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2期。
（13）李凤亮、卢欣：《谁影响了这一代人的青春——“80后”文学出场背景分析》，《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14）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5）〔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41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6）〔美〕加耳布雷思：《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加耳布雷思现译作加尔布雷斯。
（17）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访日归来的思索》，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18）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因此，第一代“80后”作家的同龄人将“80后”青春文学与中国梦联系起来是颇有道理的。见杨庆祥、金理、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1年第4、5期；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上海文化》2015年第5期。
（20）见蔡翔：《底层》，《钟山》1996年第5期。
（21）郭敬明：《小时代》，第1、25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22）〔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71页，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还有第三个“代单位”，那就是“80后”农民工，但他们的文化已经彻底被遮蔽。
（23）（39）见李春玲：《“80”后现象的产生及其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4）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25）（26）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
（27）第一财经：《新锐中产的这些焦虑你有吗？》，引自https://www.yicai.com/news/5272405.html。
（28）见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29）见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第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30）见李春玲：《中国中产阶层发展趋势及其挑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31）（32）（3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25、29页，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4）〔美〕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第7页，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5）见刘光华编译：《新社会学词典》，第127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36）刘德斌：《中产阶级：西方民主化的推进力量》，《探索与争鸣》1988年第2期。
（37）柯可：《中产阶层：南方都市文学的审美焦点》，《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
（38）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0）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第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1）双雪涛：《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第27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
（42）〔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2页，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