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要有光》初稿完成时是45万多字（文档字数），最后成书时删减到30万字左右，删去的内容中，有10万字左右并非是细节部分的处理，而是整章拿掉。

最后确定的时候，我拿着打印稿，一章一章、一页一页，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我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些章节有所犹豫，为什么想要把它们拿掉，它们和书的整体风格、结构安排，和我的写作观念及对写作主题的理解有哪些不太符合的地方？尤其是后者。在我产生犹豫的时刻，就是我不确定的时刻，就是其中的观念（写作观念和书写对象所呈现的观念）有微妙分差的地方，当然，也是和整本书的风格倾向和结构安排设定不一致的地方。

因此，我想，探讨这一删减的过程也会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既是对我写作理念的再次探讨，也是重新回到事情的过程，看看它的存在样态及多义性。还有一层，就是我希望把我删减掉的部分重新呈现一部分出来，以供大家一起讨论。就《要有光》的主题而言，对这些路径和内容的考察仍然非常有必要。

在《要有光》第三部“丹县”中，我以一名精神科医生王振为观察视角，重点书写了娟娟和花臂少年的故事，由此，延展到对县乡中小学生心理问题、心理咨询设置、教育形态以及乡村卫生院未成年精神病人的观察。[1]但是，在初稿完成时，我还写了另外两章，一章是一名心理学博士王静（化名）在县乡做农村儿童心理问题调查和课程试验的过程，一章是一名文学博士阿华（化名）在长沙一所小学进行的文学疗愈课程以及她的心得。两章合起来，有三万多字。

实际上，第三部“丹县”是整本书最先开始写的，当写到王静所做的问卷调查和所进行的课程试验时，我非常激动。我和王静在丹县相遇，我到她家里和她长谈，谈她的个人生活、家庭结构（她家是中医世家，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以及她为什么选择心理研究这条路，也和她一起到学校做调研，了解她所使用的方法、理念支撑和实际效果，也认真研究过她的问卷调查内容。我被她的热情深深吸引，被她所讲述的在课堂试验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挫折所吸引。但，同时，我也警惕着，观察人，而不是确定人，始终是文学的主题。在了解、欣赏她这个人以及她所做的事情的重要观点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和寻找其中的裂缝。

王静在学校申请了一个名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国家项目子课题。为此，她到所在大学周边的中小学并趁假期到甘肃一个偏远县城做调查。她发现，在陕西和甘肃，乡镇中小学和部分县城中小学有相当部分是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很大一部分有情绪问题，抑郁、反社会、焦虑、攻击性强、暴躁、失眠、多动、人际关系恶劣，等等，表现方式各异。也有一部分留守儿童格外懂事、坚强，努力学习，但是，从行为方式看，又有些过分压抑，往往呈现为一种讨好型人格。

王静出身农村，目之所及，她身边的亲人的孩子，她村庄的那些乡亲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对此，她司空见惯，但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想到，孩子们的心理问题竟然如此严重。她想设计一份真正适应于乡村状况的调查问卷，再根据这一问卷的结果去设计一门课程，她希望这门课程能够改变孩子们的认知，能够将他们从情绪的深渊中拉出来。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她发现，近些年兴起的“本土心理学”有一个很大分支，即以儒家为核心思想所进行的回归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譬如，对儒家的“自我观”进行心理学阐释，进而从这一角度对大我与小我、公与私、耻感以及人情与面子等概念进行新的分析。[2]譬如重新从心理学角度阐释“内省”“天命”等概念。

自此，王静好像找到了方向，她专注于收集、综合、整理本土心理学中的儒家思想阐释，她发现谈普遍心理的较多，从儒家角度对青少年心理进行梳理和干涉的很少。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奋斗，王静以儒家思想理论为原点，设计了十九份问卷，共二百五十道题。

博士三年级第一学期，王静回到老家丹县，开始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王静找到县教育局的相关领导，领导在听了她的项目以及调查方式之后大力支持，派人和王静一起到一个个乡和一所所学校，监督学生填写调查问卷，以最大程度保证其问卷数量和真实性。

这是丹县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个人身份进行的大规模青少年心理调查问卷，前后共收到一万两千八百份问卷。其中，四千份问卷的填写者是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加上单亲留守的，将近八千份。

王静看着数据的结果，内心非常沉重。从量表分析来看（加上她在北京、甘肃和陕西做的问卷），乡村学生的抑郁状况非常严重。看着孩子们对问题的回答，王静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就像看到小恶魔一样。譬如：问题“我认为为了我的目的，违反道德和法律是很正常的”，很多孩子答“是”；“我认为我很聪明，干了坏事也抓不到我”，很多孩子答“是”。

她认真分析了问卷中关于儒家的那一部分，发现孩子们对古老的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感兴趣，但是会对其中一些更细化的问题作出基本相同的回答。譬如孝道，一种互惠型的，就是父母对我好，我也对父母好，另一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孩子们接受第一种，完全不接受第二种，并且认为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会加重他们的抑郁状态。譬如天命思想，他们不接受，不认命，他们喜欢像《哪吒之魔童降世》《黑神话·悟空》这样不认命的东西，那些真正认命的孩子，反而抑郁情绪更严重。还有就是君子思想，他们认为是好的，但他们不会做，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用。

王静到一个乡镇寄宿中学去上课，教授了一个学期的道法课，并对教育干涉前后进行测验。课程开始前进行一次测验（心理调查问卷及实际言行），课程结束后进行一次测验，前后对比，看实际变化有多大。

她的最终目的是回答一个问题，即“能否通过教育，把思想传递出去，并最终改变孩子的心灵和心理状态？”

她教了两个班的学生，总共五十人。根据前期问卷调查和测验，这里面至少有三十五个学生处于抑郁状态。但是，他们都不说。他们不会告诉自己的父母，不会告诉爷爷奶奶，或者他们寄宿的亲戚，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的精神问题有多么严重。他们的心灵封闭得很严，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他们不信任任何人，身边的亲戚、老师、朋友，他们都不信任。这也是许多留守儿童的基本问题。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王静经常挨骂，因为王静说话犀利，她想通过这种方式撕破孩子的内心屏障，让他们把自己呈现出来，学着表达自我。他们用最脏的脏字，当着王静的面骂她，说她走错班了，说别以为不知道她是假惺惺的，说她是来看他们笑话的。

有一个女学生看起来性格很开朗，但是说话非常冲，一言不合，就会骂对方，或者作势要打架，因此没有什么朋友。王静把她叫到办公室，和她聊天，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女生大哭，说她父亲经常打她，一开始她不还手，她父亲越打越狠，后来她就开始还手，现在是她和父亲两个人互相殴打，有时父亲还打不过她。她其实很孤独，很难过。但她必须强硬起来，否则，父亲会把她赶出家门，让她去找她妈。可是，她从来都没见过她妈。

另外一个男生带着刀来上课。在上课的时候，他总会假装无意地把刀从书包里拿出来。王静担心他的行为伤害到其他学生，就直接在课堂上把他的刀没收了。周围的同学很兴奋，有同学喊着，王老师你不用怕，他不会杀别人的，另外的同学马上接着说，他也不会自杀，同学们哄堂大笑。有个学生说，他是来表演自杀的。

王静看到那个男生眼睛里的情绪，他也许不会杀人，也不会自杀，但他内心一定积压着很大的情绪。

她把那个男生叫到办公室，看着他说：“你肯定和你家里积怨已久，能和我聊聊吗？”

那个男生眼睛里憋着泪，一句话不说。

王静接着问，“你是想引起大家关注吧？”

她用的是一种肯定式的询问，那个男生憋着泪，脸也憋得通红，嘟囔着说，“不是”。

王静说：“爱不是拿着刀就能获得的。你越拿刀，爱离你越远。”

接触了那么多的孩子，做了那么多的调查问卷，王静发现，留守的孩子学习好的很少，这几乎是一个规律。那些留守的并且成绩也好的，几乎变成一种偶然。越是父母关注的，家庭相对稳定的，孩子相对会好一些。

在种种状况下，王静的课程往前进行着。

第一个月，她和她的学生们几乎处于一种对抗和收服的博弈状态。有很多时候，王静险些维持不住自己作为老师的尊严，她感觉自己被伤害，常常处于失控的边缘。她说话，同学们不听，她讲道理，一些调皮的学生经常发出讽刺的笑声，让课堂难以为继。

第二个月，她感觉稍好一些，一些女生会小心翼翼地靠近她，让王静给她们看手相和面相，听王静告诉他们怎么和家长做斗争。慢慢地，一些男生也没有了最初的激烈反抗，上课不再捣乱课堂，并且，眼神里时常透露出想和王静靠近的想法。

她给他们灌输一些观念。譬如如何做一个君子。她不直接给他们讲概念，讲君子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而是把这些特征拆分成一个个故事，讲正面故事前常常讲一些反面故事。她惊讶地发现，孩子们对战争问题和切近的现实问题最感兴趣，对这些问题中的个人命运感兴趣。于是，她研究日本侵华战争，研究俄乌战争、新冠，研究科技国际战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三和大神”，她把这些具体的案例作为切入口，来讲战争中的个人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非常喜欢听。王静又从网上搜集很多图片，看图讲故事，她找的图片都是具体事件中的个人，他们的家庭、爱情、孩子以及最后的结果，她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大事件离自己并不遥远，它们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如果你也身在其中，你该如何选择，如何保卫国家，如何保护家庭，如何保护自己，等等。她让孩子们相互讨论，让每个孩子都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譬如中庸。她给孩子们讲岳飞精忠报国，她并不简单给孩子灌输谁对谁错的观念，而是讲细节，把岳飞、秦桧、宋高宗作为历史中的个人，分析他们各自的立场、困境以及所做出的选择。通过这些分析，她让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一分子，单纯的激愤、否定没有任何作用，立足于自己的现实，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境况，再做出选择，反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对自己最有帮助的做法。

王静以这个框架和分析方法为中心，和孩子们一起分析与父母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追问孩子们的感受，他们最想从父母那里获得什么、最想从朋友那里获得什么。“感觉寻求”是心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人喜欢寻求刺激的、色情的感觉，也有人喜欢寻求高尚的、浩然正气的感觉。你追求什么样的感觉，就会去追寻什么样的思想，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既受外部环境的限制，但同时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孩子们的变化非常明显。尤其是她所教的那两个班中课堂氛围比较好的那个班级，每次轮到她上课的时候，孩子们都积极帮她放好背包，备好水，甚至要求她把美术课和体育课占了，给他们讲故事。

王静试图通过她的课堂实践证明，不仅儒家思想是有用的，而且，它是可以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来完成的。如果学校用恰当的方式来教育的话，可以有一个普遍的方法来完成对孩子心灵的培育。也许孩子们的家庭内部很难真正得到改变，但是，作为老师，把课开好，用新的方法、新的叙事来培育孩子的心灵，或许，也可以让他们免于焦虑、抑郁，免于无价值的存在感觉。

学期结束之后，王静又进行了一次问卷测验，数据的结果是，孩子们的抑郁情绪和反社会倾向的比率显著下降。其实，即使没有这个数据，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王静也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情绪的变化。不是说他们变得多么快乐，而是变得平静下来。她看到了希望。

在讲一些宏大主题故事的时候，王静非常谨慎。她担心过分强化一些大概念会误导孩子，但同时，她也意识到，对于一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并不是只关注眼前的事物，当成人和他们说“远方”的时候，反而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太过枯燥了，还是在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觉醒阶段，本质上就是向外的？王静也在琢磨之中。

有时候，王静觉得自己像个神婆一样，她得神神道道的，孩子们才信她，才和她说心里话。她给他们算命，测他们的性格、测他们和家里的关系，等等，那些孩子看着她，眼睛总是突然亮起来，一下子就信了她。但是，当她和他们讲道理，无论怎么苦口婆心，最后学生们还是死气沉沉。

王静刚开始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一个班二十五个人，有二十个人要请假回家。一个孩子说，“老师我吹着了感冒了，我要请假回家”。王静说，“来，我给你把个脉”。她打着自己是中医世家的名号，给孩子吹嘘自己能一眼“看”出他们的问题，能“看”出他们未来的命运。她觉得自己有点无耻，虽然她确实懂中医，可是一个老师在课堂上以算命来压制孩子，还是让她略微有点羞耻感。她真的是豁出去了。

有时候，她很绝望，虽然她觉得自己做这样的调查，一定需要强大的心灵，并且越是这样，越需要她努力去进行改变，她不应该这样脆弱，不应该有这样的沮丧。但是，实际情况是，孩子们的处境可怜、可悲又可恨。很多孩子摆烂的程度，几乎到了油盐不进的地步，要想改变他们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方式，几乎无路可走。有的孩子上到初中了，才认识一百来个字。这其中，往往是家长先放弃孩子。这也是让王静愤怒又无奈的地方。她去做家访，看到那些家庭的状态，感觉自己很难张开嘴要求孩子的某位家长一定要留在家里陪孩子。有些家长也曾经回来陪过孩子一段时间，可看到孩子学习不好，也不好好学，就又离开了。他们的逻辑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多挣点钱”。孩子来到学校，相当于到了猪圈，圈到这里，交点钱，有人管着，不出事，到十八岁就可以出门打工了。这些孩子想要成才，可能性很小。他们将来能正常生活，不出现重大心理问题，已经是极为幸运的。

王静最终还是要回到大学，去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的。隔上一年，她会再回来进行测试，看看自己的教育成果还能维持多少，有没有一个长期效应。让她有点焦虑的是，她该如何找到其他老师愿意这样上课，愿意以心理学的方法介入孩子们的心灵教育和思想教育，最终让孩子们情绪相对稳定，拥有健康的人格。这意味着，首先，老师们必须有基础的心理学知识，其次，她的这套教程和方法能否被推广。她最终决定，要写一本书，把她进行测验的过程、教学实践过程、问卷调查的缘起和理念以及具体的方法写出来，不偏重理论，而是强调操作性，她的目标是写成一份实践手册。

在这一过程中，最让她感动的是，老师们大多非常支持她的调查，并给王静提供了各种帮助，最直接的就是尽可能让她的每一份调查问卷都落到实处，监督孩子们填写上交（问卷有两百五十多道题，很考验孩子的耐心），而在乡下中学教书的那一学期，当她被孩子们骂时，老师们纷纷过来安慰她。

那些老师常年待在乡村中学，面对的是这样一群问题少年，教学效果甚微，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放弃。用老师们的话说，他们觉得这些孩子“太可怜了”，在家里没有得到关爱，来到学校，至少能让孩子感受到作为老师的善意。再是不好的学生，打着拖着，老师们也想让他们学到点东西。

以上是王静所做事情的大概，我写了将近两万字。在写作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删掉这部分，因为那时我还能感受到我和王静聊天时彼此的激动，能够感受到她说她寻找到一套方法时我的兴奋。但同时，我也一直有隐隐的担忧。譬如，当王静谈到她在儒释道之间选择时所经历的思想斗争，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三者以及三者的关系，并且，对儒家思想的扬弃也有偏差，包括在谈论跨学科知识时，也有认识过于单向的问题，这使得我对她在课堂上所进行的心理解读和思想灌输有不确定的地方。而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讲，我不能够把握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融入我们的精神内部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建和价值观的重塑这一主题，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儒家观念，才能够对青少年有更加正向的引导。我还完全不能确定。

我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想法——我不能简单地提供一个方案。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方案到底是好是坏，它还没有经过长时间段的考验。包括另一章关于通过文学进行心理疗愈的案例，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一逻辑下，这两章在成书的时候我都删掉了。还有另外一些民间青少年心理疗愈机构，我也采访了很多，也写有两万多字，但是，皆因为我无法确定它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长久性而选择删掉，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说服我这样一个写作者。

当我作为一个观察者进入一些具体课程和场景时，我总是本能地重视我内在的怀疑和不确定性。这一怀疑可能是因为我心理学专业知识或相关知识的欠缺，但也可能是常识性的本能的怀疑，我会条分缕析我的怀疑，同时，也会尽可能地去把握其更为复杂的层面。当我发现这一怀疑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超越了我对书写主题的总体把握时，我会删掉相关章节，以免让文本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歧义。

第一部“滨海”中关于阿叔的部分也是一样。阿叔的家长会我参加了好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案例，它们来自不同家长的诉说，如果从单个案例来讲，都非常有意思。在初稿中，我也写了三四次家长会的内容，但是，最终在成书时，我只留下了其中一次家长会的内容。

选择那一次家长会内容的原因，首先是那一次家长和孩子都参加了，雅雅和雅雅妈妈、小丽妈妈和小丽，还有敏敏以及常和敏敏聊天的一静妈，其次是那一次讨论到很多更具有普遍性的话题，譬如雅雅在学习如何和妈妈平等交流，指出妈妈的缺点，妈妈也做出了回应，而小丽妈妈对和女儿吵架的茫然则呈现出大多数亲子关系的形态：错位和独断。阿叔对这些讨论更多是引导，具有某种开放性，而非像其他时候那样带有非常强的专断性和“攻击性”。这使得家长会中的案例只是案例本身，没有溢出的东西。

但是，依然有读者反馈，在第一部“滨海”中，关于阿叔的那一部分叙述有点过于确定，好像在为阿叔证明什么，甚至有为他做宣传的嫌疑。当然不是。我还是想写出阿叔内在的矛盾性，他的偏执和热忱构成他人格的形态，而这一人格的形态会作用于他在治疗时的行为和话语。阿叔的具体疗法固然非常重要，我在书中也详细写了他的一些具体案例以及这些案例对孩子和家长的影响。但是，从更高意义上，我觉得他身上更重要的启发性在于他对孩子的共情以及深深地投入。他没有把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身份职业化，也没有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心理咨询师，而是把这个身份作为进入孩子世界的途径，他会因此更深地接纳孩子、倾听孩子，和孩子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以及自我。

当阿叔得知小夏被家长送到精神卫生中心时，他第一时间赶到那里，看到小夏不言不语躺在病床上，他的眼泪止不住落下来，即使是后来在和我聊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眼圈依然一下子就红了。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他向小夏家长提出要求，他来管理小夏。小夏之前一直在他的补习班上课，她父亲母亲的性格以及对小夏的态度，连同小夏心理的基本状态，他都非常了解，他觉得小夏还不到一定要住精神病院的地步，她所有的过激和变形行为都有她自己的心理成因和诉求，所以，他和小夏家长商量，他来接管小夏，他想试一试。

从专业角度来看，他的这一决定是非职业化的，不值得提倡[3]，但是，他这种方式所产生的作用却值得去思辨。心理问题确实有专业的手段和知识，但是，因为涉及的是人类的心理，是人类情感的一面，那么，是不是“情感”本身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疗法？否则，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患者对心理咨询师的“信任”，这种信任本身就是情感层面的要求。

换句话说，我想写出一种心灵状态。在面对人类精神疾病，至少，在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时，一个心理咨询师、一个家长或一个精神科医生，甚或是一个陌生人，专业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心灵状态也是同样重要的。心理咨询师是否真的能共情孩子并愿意付出时间和专业，家长是否真的去倾听孩子并愿意去改变自己及自己对孩子的态度，精神科医生是否真的能感受到孩子与家长深深的痛苦以及对医生的期待，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许，这种心灵状态也是专业要求的一部分。阿叔在面对孩子和家长时的强烈激情或许有偏执色彩，但是，孩子和家长都能敏锐地捕捉到他行为背后的真挚和赤子之心，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家长的态度那么尖锐，而依然有家长愿意去参加家长会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孩子愿意和他聊天并信任他。

所以，从根本上讲，我想借阿叔传达的是他对生命的态度，那种至诚的、超功利的东西。这是我们在面对每一个生命时所应有的态度。当他说“人靠优势活着”时，并非只是人活着的一种方法，而是在理解和尊重生命形态的独一性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选择。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在说什么”的时候，是在讲作为家长反而最容易被自己的固化观念和迫切期待所遮蔽，看不到自己孩子的内心世界，不会尊重孩子，更不会去理解孩子。他的起点首先是“理解生命个性”，其次才是具体的治疗方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阿叔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行为有许多过于急切和激烈的地方，也因此会赶走一些家长，他也经常沉浸在自己的观念里，会对其他治疗方法有所排斥。在和他相处的时候，我尽可能去理解他、倾听他，甚至有时会和他争论，这也是为了能够激发他更多的想法，而在写作的时候，我希望从总体上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他以及他的行为对孩子的真正影响。

对于我而言，《要有光》虽然是一本以青少年心理问题为主题的书，但是，它并不是一本只谈心理健康问题的书，换句话说，专业的心理疗法只能针对具体的病症，很难改变人的心灵形态。

而对于一个心理“生病”的孩子而言，他所需要的不单单是所谓的专业治疗，他需要更广阔的爱和关怀，他需要一种更有光的氛围——来自家长、学校和时代的光亮。而同时，对于家长来说，当孩子心理出现问题时，并非只是孩子心理出现了问题，而是他身边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来说，家长如何培养孩子，以什么样的教育观和生命观去培养孩子，如何关心孩子，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关心孩子，如何对待孩子的心灵世界，如何去倾听和思考并寻找方案，可能更为重要。

从更深层面来讲，家长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灵世界特别重要，只有他的心灵深处有真正尊重生命的观念，才能够发现孩子的被动成长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才能够去正视孩子的脆弱、逃避和反抗。我更希望通过我的书写，让问题的复杂性充分呈现出来。

这是我想在《要有光》中传达的基本观点，也是我在进行材料取舍时的基本逻辑。

注释

[1]梁鸿：《要有光》，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本文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不一一作注。

[2]翟学伟：《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心理咨询师有很多专业要求，譬如不能和患者有太多的接触，不能有过多情感交流，担心患者有移情等等。阿叔的行为也许具有独一性，这与他的性格、认知以及疗法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