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多出好书作为编辑永久的追求
2025年年末的一天，我社副总编辑朱于国敲开我办公室的门，给我带来了惊喜。随他而来的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周润年，一个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周润年是河北康保人，蒙古族，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丰硕，还兼任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落座后，从他依旧质朴生动的表情、洪亮的话音和爽朗的笑声中，得知他接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请，参加了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藏语文教材编写工作。2025年4月，我去西藏调研，与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于涵、岳永杰，西藏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余翔、副总编辑温建龙等人深入交流，他们希望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商谈了许多合作和支持事项，编写藏语文教材便是其中之一。后来，这套教材要送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需要加快进度，教育部也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从编写出版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于是便有了周润年教授深度参与、审稿把关之事。
周润年教授是我的一位老作者，交谈中我回忆起许多往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2年初秋的一天，当时我还是甘肃教育出版社的一个年轻编辑，我随《读者》创办者之一、时任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胡亚权，老编辑魏宏泽来北京组稿，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大家在梧桐掩映中的中央民族学院博物馆见面的情景。除了周润年，在场的还有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社长莫福山、中央民族学院博物馆李双剑老师等，当日大家谈了许多，交流甚欢。此后，我和甘肃的几位编辑经常来北京找他们，他们几位也经常去兰州。那一时期，甘肃出版界在藏学图书出版方面与以中央民族学院为主要力量的藏学研究界形成了良性互动，出版了一批藏族文化方面的图书。比如，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谢启晃主编的《藏族传统文化辞典》、丹珠昂奔主编的《藏族大辞典》，前者获中国图书奖，后者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丹珠昂奔的专著《藏族文化发展史》，我担任责任编辑，此书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周润年老师除了参与前述两部辞典的撰写工作，还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他和刘洪记合著的《中国藏族寺院教育》，由白玉岱总编辑亲自担任责编。此书基于实地调查和对藏文文献、汉文文献的认真梳理研读，兼顾历史书写与现代转型，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另一本是《西藏教育五十年》。为了写好这本书，周润年老师在多年藏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先后十多次深入西藏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布50多个县市。我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编辑过程中与周润年老师频繁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认真进行材料梳理、图片核证和文字加工，也动员美编在装帧设计上下了功夫。这是系统研究西藏和平解放以来（1951—2001）教育发展情况的学术专著。作者结合档案研究与实地调研，叙写了西藏教育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就西藏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西藏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也增长了许多知识。比如，西藏教育是如何从寺院教育过渡到现代教育的，西藏入学率为何提高得如此神速，汉藏双语教育的理念是什么、具体是如何实施的。由于西藏教育是在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无现代学校、文盲率超过95%、入学率不到2%的条件下开展的，是在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区实施的民族教育，因此这本书的选题和内容还是颇为引人关注的。
一本书的命运就像一个人，是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综合起作用，我们不能要求一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确实需要在每一个环节都虔诚努力。我们当编辑，要看编的书有没有用，对社会、对读者有没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多出好书作为自己永久的追求，以良好的心态一本又一本地编下去。而这中间，编辑与作者之间不离不弃，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努力，也是弥足珍贵的。
前段时间见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先生，他曾两赴西藏，先是支教锻炼，1990年至1991年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教育调研，走遍42个县的全部高校、中专及半数中小学，撰写了30万字调查笔记；后来在教育部门任职，1998年至2001年任西藏教育厅副厅长三年，对西藏教育有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研究，著有《西藏教育研究》《西藏教育调查》，两书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偶然间与他谈到周润年教授的《西藏教育五十年》，他认真地说，这是西藏教育研究的奠基之作，是研究西藏教育必读的几本书之一。
2017年5月，周润年和塔娜共同修订《西藏教育五十年》为《西藏教育六十年》，将有关资料和内容补充延伸至2011年，仍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而这次周润年教授因为参加藏语文教材的编写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我们愉快相见，可谓是再续前缘。衷心祝愿周润年教授学术之树长青，枝繁叶茂，在藏学研究特别是西藏教育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收获。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