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的女性书写：传统叙事与当代诉求的交融——以《琅琊榜》为例
摘 要：网络小说《琅琊榜》在符合传统叙事的故事外壳下，呈现了当代网络文人的探索与诉求。作品重构忠孝家国观，表达超越仇私的大局观、“忠君”与“忠国”切分的家国论以及对真相、公道诉求的现代意识；在对兄弟之情的叙述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展示了当代女性的独特视角与自我观照。《琅琊榜》与《后宫·甄嬛传》的不同是在同样的社会现实中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不同抉择。这些作品的创作与流行是当代人在网络空间对于传统文化的回应与共鸣。
关键词：网络小说；《琅琊榜》；传统叙事；当代诉求
2006年四川籍作家海宴在起点女生网连载小说《琅琊榜》，2007年该小说出书走向纸媒，2011年、2014年分别再版。这本以主人公梅长苏精心布局之复仇为暗线，以皇子萧景琰夺嫡登基为明线的架空型权谋小说甫一上线就引发巨大关注。对于众多读者而言，该书是以当代网络文人的眼光解读与重现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海宴在一次元维度构造了一个符合传统文化的故事外壳，却绝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古人的故事。事实上，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当代女性网络文学作者的情感、探索与诉求。
一、忠孝家国观的重构
《琅琊榜》的基本外壳，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林殊之父林燮（梁国赤焰军统领，梁帝内兄）、之兄萧景禹（皇长子）被奸臣陷害而死，而林殊更名梅长苏改头换面重返金陵，要为父兄报仇。若从溯源方面来解读这个故事的话有两个切入点：一是中国式的复仇，二是中国式的忠奸之争。当然，在古代文学话语中，其一可以解读为孝，其二可以解读为忠。
（一）对传统叙事的继承与颠覆
1.孝子复仇
这个故事是为父报仇，却又不是单纯的为父报仇。
先秦时代因父仇而对国君寻求报复的故事都流露出一股义无反顾的孤愤，仿佛报仇是作为儿子唯一的人生价值。铸剑大师干将莫邪之子眉间尺甚至把自己的头颅也交予一位萍水相逢的隐士，只求他杀掉仇人（楚王）。伍子胥父兄死于楚平王之暴行，他最终率领吴军打进郢都，把平王开棺戮尸，鞭尸三百，作为对横死的父兄的告慰。
在《琅琊榜》中，更能体现先秦时代复仇特点的是言侯。赤焰军被屠，主帅林燮等一众将领被害，祁王（萧景禹）赐死，晋阳长公主（林燮之妻）自尽，挚友言侯故作远遁红尘，不理俗事，暗图刺杀梁帝。这个默默准备了十三年的男子说：“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是想让他死而已。刺杀皇帝，就是我的终极目的。”没有诸多的顾忌，没有对局势的分析，只有一腔的孤勇。
如果梅长苏是一个先秦时代的侠客与孝子，襄助言侯的计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他毫不犹豫地赶去阻止，“可是杀了之后呢？祭台上皇帝灰飞烟灭，留下一片乱局，太子和誉王两相内斗，必致朝政不稳，边境难安”。在这个孝子复仇的故事中，孝子的身份不仅仅是孝子，故事不仅仅是复仇的故事，连仇恨本身也不仅仅是私仇。
2.忠奸之争
这个故事是忠奸之争，却又不是单纯的忠奸之争。
在传统文学有关忠奸之争的话题中，悲剧总是始于个别奸臣的阴谋陷害；君王则是以被蒙蔽的明君以及最后的仲裁者的形象出现；与君王的英明如影随形的则是悲剧的主角对君主的无限忠诚，在他们看来，对于国家的忠诚与对君主的忠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传明代嘉靖年间秦淮墨客纪振伦作《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清代乾隆年间钱彩、金丰所作之《说岳全传》均是如此。
在《琅琊榜》中，有两点不同颠覆了这种传统叙事的设定：
其一，赤焰案的罪魁祸首是梁帝。无论是在作者的阐述中，还是在梅长苏等人的认知里，悲剧的根源是梁帝狭隘的心胸、充满猜忌的肚肠、狠辣无情的手段与唯权术论思想。承担奸臣角色的夏江和谢玉两人远远没有传统忠奸之争中重要的地位，他们利用了梁帝的阴暗心理，同时又成为梁帝诛除异己的工具。
其二，传统忠奸之争中对君主本人至死不渝的忠诚在此文中荡然无存。正面阵营的梅长苏把梁帝看作赤焰惨案的罪魁、大梁政局污浊的祸首，言侯把梁帝看作害死义兄爱人的元凶，靖王（萧景琰）对梁帝的凉薄与猜忌心灰意冷，就算长期被放逐军营也从不屈服；反面阵营的太子、誉王等人更是把梁帝当作是争权夺利的招牌，为了得到禁军的兵权太子可以暗杀内监，在被囚反省之时，饮酒作乐、非议君父，毫无敬爱可言。
相比梅长苏等历劫归来的人，能够体现传统忠孝观的，其实是那位早逝的祁王：他是一位优秀而有能力的臣子，一心以大梁全局为重；他是一位众望所归的继承人，门下英才济济，是公用而非私器；他是一个真正的孝子，当梁帝下诏冤杀他时，他毫不犹豫把毒酒一饮而尽。他像是传统话语中的完美之人，只能供人仰望追思——小说的最开头，他去世已久，他治国的理念和思想还在被少数人默默地坚持。而连他的对手也承认“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萧景禹”（誉王牢中感叹）了。他“父不知子、子不知父”的叹息，他心灰意冷的死无疑代表着传统理想的退场，他思想的继承者们，吸取了他的教训，在思想、行事方式、价值取向上有了传统以外的因素。
（二）现代因素的表达
通过讲述梅长苏“从地狱归来”的复仇故事，海宴实际上表达了相当的超越传统的思想与意识。
1.超越私仇的大局观
与先秦文字中的复仇孝子相比，梅长苏有太多的顾忌。他的复仇从一开始就被他放置在家国的框架之下，如果复仇的行为会影响大梁的安危全局，他宁愿放弃（对言侯的劝阻）。
在整个故事中，梁帝不仅仅是他的仇人，也是擅于玩弄人心、把天下当作私产、把大梁带入颓境的昏君。因此，与梅长苏的复仇同步的，是他以及靖王、沈追、蔡筌等人重振朝纲、恢复清明的理想与努力。在传统话语下，在构筑符合传统文化的宏大空间内，表达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理想的故事，这是在复仇的外壳之下隐藏的精神内核之一。
2.“忠君”与“忠国”切分的家国论
与传统忠奸之争不同的是，《琅琊榜》中的“忠君”与“忠国”其实是分开的。“忠国”这一理念从祁王萧景禹到梅长苏、萧景琰是一以贯之的；而“忠君”一词在文中却远远没有传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君主的态度，是最能看出《琅琊榜》是一部现代作品的地方。唯一从内到外都符合传统忠孝观的祁王在小说开始之时就已去世，他把“忠君”与“忠国”合而为一的思想就像是一个传说，只能追忆不能重现。梅长苏对梁帝的态度从头到尾都带着批判与反思，这种对封建皇权的审视视角，体现了现代价值观对历史叙事的解构。海宴曾经有在公司上班的经历，这对于她的写作还是有相当影响的。
3.对“真相”“公道”的诉求
简单来说，梅长苏的复仇不是简单的手刃仇敌、快意恩仇，他当然有江湖侠客的身份，也有孝子复仇的名义，甚至他还有多次这样做的机会，但他从来没有把一刀砍死梁帝作为自己的目标。
他的目的是：赤焰军七万军能够洗刷污名，林燮、祁王能够冤案昭雪，夏江、谢玉能够伏法认罪，太子、誉王等从中获利者要付出代价，最后，梁帝要有罪己诏的姿态。换言之，他求的不是传统侠客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真相”与“公道”。为了这“真相”“公道”留在历史上的毫无疑义，他甚至把自己放逐于家族之外，成为一个永远的浪子。
在古代，没有人愿意游离于家族，这是除死刑以外最重的惩罚。在《琅琊榜》这部网络小说当中的呈现就是，在一个当代作家笔下，“真相”与“公道”高于一切。
二、关注男性友谊的女性视角
（一）继承与批判：《琅琊榜》与《三国》《水浒》的异同
1.对传统男性情谊描写的继承
传统文化在刻画男性友谊方面，尤其是以阳刚著称的武人友谊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了对女性形象的排斥。就小说而言，明代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无疑是阐释兄弟之情、朋友之谊的巅峰之作，然这两部小说对于女性的解读，一则无视、一则仇视。尤其是在《水浒传》中，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危害男性情谊（兄弟之情）的角色（如潘巧云之于杨雄、石秀）。
在对男性情谊的表述上，《琅琊榜》对于明清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有相当的继承：
其一，作者将小说的核心人物梅长苏塑造成一个无性的英雄。这当然有他身中剧毒，时时有性命之危的现实原因；也有他已将性命抛掷，不愿拖累他人的高义。更重要的是，梅长苏在总体形象上是一个“武的英雄”,无论是他身为武将的时刻，还是他身为侠客的时刻，哪怕是他以一个谋士的身份在金陵搅动风云，他也时刻不忘他的双手是曾经拉过强弓、降过烈马的。
他的自我认同是武人的、阳刚的；他的朋友与下属对他的态度是对于强者的仰视；他是强大的，虽然他的外表文弱。承袭《三国》《水浒》等作品的写作传统，关于男性价值的认同是获得同性的认同。海宴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甚至也在无意间继承了传统的“厌女”倾向，霓凰郡主与梅长苏之间被展现为兄弟（兄妹）之情，而对梅一往情深的宫羽被他隔绝在视线之外，其冷淡程度连蔺晨都十分不忍。
其二，围绕梅长苏形象的第一个圈子，是他与萧景琰的联盟。这个联盟关乎梅长苏的理想、努力、煎熬以及他们的情义，这个“他们”的领域中，没有女性。除梅长苏外，这个联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萧景琰在作品的大部分时候是以一个领军皇子的英武形象出现的，一如当初的林殊。在他身上的阳刚之气甚至明显到对于代表手腕柔软的谋士他都厌恶至极。
他平日的交往，或是军营中的同袍，或是朝中的重臣，或是江左盟的众人，他似乎没有私人的生活。他的正妃在多年前去世，两名侧妃仅仅存在于别人的口中。他用他所有的热情回忆当年的皇长兄（祁王）与小殊（林殊），希望替他们讨回公道。在快要接近大结局的时候，出于对新任太子的标准设置，他有了一个正妃。静贵妃在与儿子谈起婚事时，萧景琰对这个正妃的无视与梅长苏对宫羽的态度如出一辙：
“母妃，”萧景琰有些烦躁地皱了皱眉，“按规制办就行了，我现在哪有心情……”（第六十一章《莫逆相知》）
这跟他知晓梅长苏真实身份赶去相见的热切，与不愿增添好友负担又强行隐忍的深情相距何以千里。在梅长苏去世之后，这位太子妃也没有真正地走进萧景琰的内心：
他（萧景琰）在东宫的一间素室中夙夜不眠地抄写本次战事中那些亡者的名字……可是每每写到最后一个名字（梅长苏）时，他却总会丢下笔伏案大哭，悲恸难以自抑，连已怀有身孕的太子妃，都无法从旁劝止。（尾声《风起》）
好友离世之后，萧景琰固执地坚守着他们的联盟，这体现在他日后的情感、治国方略以及喜怒哀乐的展现上（第二部《风起长林》中有充分的表现），而这个失去了梅长苏的联盟中，仍然没有女性的影子。
其三，以梅长苏为核心的第二层圈子，包括琅琊阁的蔺晨，江左盟的黎纲、甄平、飞流，赤焰军的同袍蒙挚、卫峥、聂锋、聂铎，金陵好友萧景睿、言豫津等人，这个圈子也几乎拒绝女性的进入：聂锋的妻子夏冬由于误会，大部分时间是以敌对者的形象出现的；霓凰与聂铎的情感被看作是对梅长苏的背叛，在梅长苏去世后才获得承认。在小说发展的进程中，遇见爱人并获得爱情的人其实只有童路，而他所获得的爱情又正好被证明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隽娘（童路的爱人）这个女性带给男性联盟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最后，以这对爱人的双双牺牲，童路才终于洗清了身上的罪过。
以梅长苏为核心的联盟，非常明显地带有传统文化中论述男性友谊的特质。当儒家的五伦投射在《琅琊榜》这部网络小说上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其实是超越兄弟之悌、朋友之善的情义，而这情义的表达，又是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生动回应。
2.批判：对女性恶意的剥离
在继承的前提下，《琅琊榜》与《三国》《水浒》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
当《三国》与《水浒》的作者关注他们笔下的“他者”（女性）时，他们充满了无视、恶意与诋毁。他们站在男性的角度去洋洋自得于男性之间的情谊没有受到女性的污染与危害，因此坚不可摧。
海宴在写作《琅琊榜》时，虽然继承了男性情谊网络中对男女之情的拒绝，但她剥离了对于女性的种种恶意。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比如镇守南疆的霓凰，睿智沉静的静妃，快意恩仇的夏冬，心机深沉的般若——为数不多但依然熠熠生辉。因此，虽然《琅琊榜》表面上吸收了传统对于兄弟情谊的表达方式，但它的情感内核却与传统大不一样。
（二）“纯爱”：当代女性文人笔下的男性友谊
“纯爱”是当代流行文化圈中一个特有的派别，这一类作品的写作者与预设读者均为女性，表达的是女性的欲望，但故事内容却是男性之间的同性情爱。在网络文学当中，“纯爱”拥有为数众多的作者与读者，是不可忽视的亚文化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海宴最早将《琅琊榜》发表在晋江文学城上时，曾经设置过男性主CP（梅长苏与靖王萧景琰），之后才转投“传奇”类。在经过多次修改后，2014年第三次出版的版本，依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关的情感表达。
梅长苏与萧景琰的故事遵循如下的脉络：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时代→因种种原因分离的少年时代→重逢而又误会重重的青年时代（常有一方不清楚对方的身份，初见时因为某些因素充满了敌意；另一方则忍辱负重，担当着守护者的角色）→在矛盾中相互吸引，偶然机会认出对方身份，最终心心相印的结局。至少一半的有关男女情爱的故事可以放到这个套路中进行叙述。
而作者在具体描写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将梅长苏与萧景琰的情谊提升到超越单纯的兄弟之情的境界，这样的情谊在传统话语中似乎没有对应的词来描述。而他们身边的人也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助攻”的角色。蒙大统领给梅长苏找住处时，特意找了靖王萧景琰的隔壁，然后建议在苏宅与靖王的后院之间挖一条密道，“这样就算你们平素没有公开交往，他也可以夜里偷偷从密道过去跟你私会……” 这句话已经直白到了暧昧的程度，在网上长期被读者津津乐道。
读者在接受《琅琊榜》当中的男性情谊时，首先注意的是梅长苏与萧景琰，排名第二的CP竟然是梅长苏与少年侍卫飞流。CP不仅仅指有恋爱关系的情侣，“有时候也指一种暧昧的、界限不清晰的羁绊和情谊，可能包含友情或爱情，或在两者之间”。在小说中，有大量的篇幅描绘梅长苏对那位身世坎坷、心智不全的少年的爱护，以及飞流对梅长苏的依恋之情。这些描写在一次元的文本中尚可，如果影视化则太容易引发观众将他们的情谊转化为暧昧的解读，所以电视剧中全部被删掉了。
（三）网络女性文人的“他者”想象
1.当代女性的社会境遇
当代女性从各方面而言均处在前所未有的境遇之中。
其一，自近代以来，在诸多社会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女性解放的进程不断推进，地位逐步提升，尤其时至当代，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所拥有的参与权、话语权是前辈们不可想象的。
其二，社会参与权与话语权的提升，也意味着女性社会责任的增加。在传统所要求女性的家庭义务（妻子、母亲、媳妇）没有丝毫减弱的情况下，社会责任的增加无疑是进一步地压缩了当代女性的个性空间。
其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的碰撞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传统关系中最基础、最稳定的家庭关系逐渐从家族体系中剥离，放置到一个很不稳定的思想框架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家庭关系的模式。
2.当代女性的情感想象与情感安全诉求
“纯爱”和倾向于“纯爱”的情感表达在当代网络文学中大行其道，与女性的现实际遇紧密相关。
其一，在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大量的男性文人把女性作为“他者”的形象关注着：赞美她们，或者是批判她们；女性的容貌、品德、喜怒哀乐等都一一呈现在男性的笔下。这样的叙述是与男权时代相伴相生的：男性掌握着社会主动权，所以有权决定女性的位置；男性掌握着道德评判权，所以有权要求女性的德行；男性掌握着书写权，故而大量在历史中呈现并进入现代人视野的女性，其实只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已。
所以，当女性在社会活动中有了参与权与话语权之后，她们可以掌握书写权之后（网络文学的兴起普及了书写权），她们开始站在自身的角度，把男性当作“他者”，去描绘男性与男性世界在女性心中的样子。因此，有了“纯爱”或者倾向于“纯爱”的异世界描绘——因为显然，这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在这些女性作家的笔下，“纯爱”世界的“他者”地位被推到了极致。在这个没有女性的世界里，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价值取向塑造各种类型的完美男子：想象他们的容貌、品德、才干、气质、喜怒哀乐，安排他们的情感归属，决定他们的位置，赞美他们，或者是批判他们——就像男性文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其二，家庭结构的动荡、两性关系的不稳定、社会压力的加重、个性空间的挤压等因素大大增强了当代女性的焦虑与不安全感。男女之情从传统书写中以伦理为依托的夫妻恩义，转化到20世纪80年代港台兴起的强调爱情至上的观念。当网络文学兴起之时，正好是爱情至上的男女之情表述的尾声——当代女性发现琼瑶笔下单纯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存在性；发现在极为复杂动荡的当代社会中，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左右爱情的走向，决定爱情的结局。
因此，在网络文学发展的这二十余年里，大量的作品表达的是对爱情的质疑（《甄嬛传》），或者是对爱情无力的叹息（《步步惊心》），与此同步的，则是“纯爱”类作品的兴起。男女两性关系的不稳定促使女性向同性情爱去寻找安慰和依靠：在异世界构筑一段完美的感情。这感情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它的兴衰存亡取决于作者自身的选择，大多情形下它坚固无比，至死不渝。
其三，《琅琊榜》不是“纯爱”小说。虽然在创作之初，作者试图以“纯爱”的方式来搭建梅长苏与萧景琰之间的强大情感联盟，但她迅速意识到，纯粹的情爱实际上局限了梅、萧之间的情谊发展，而且情爱的排他性妨碍了以梅长苏为核心的男性联盟的建立。梅长苏与萧景琰没有情爱的关系，但因为作者细腻柔和的笔调使他们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倾向于“纯爱”的情感表达，以及比在“纯爱”关系中更加深厚、相知的情谊，这一情谊就算是在横祸加身、君权威逼、岁月流逝的情况下，依然坚定不移。
三、当代女性的多维度自我观照
《琅琊榜》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较少，且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然而女性作者描写女性形象，无可避免地带有几分自我观照的因素。与传统文学中女性价值依附于男性、依附于家庭不同的是，本书中的女性个人意识与个人价值仿佛是自然而生、自然而然的。
（一）静妃：传统框架下的自我坚持
如果把静妃身上的特质固化，然后让一位男性作家来塑造的话，她应该是一个符合男权时代话语要求的完美女性：她是医女出身，为照顾产后多病的宸妃入宫；她是梁帝的妃妾，靖王的母亲，林殊的“静姨”；对她的称呼从静嫔、静妃、静贵妃到太后，她的姓名始终没有出现过；她沉默少言，从不争风吃醋，不挑拨是非，一心一意只是调养梁帝的身体，将靖王抚养长大——这所有的经历昭示她有一个传统女性的依附性的地位，以及符合传统要求的女性品德。
然而在一个当代女性的笔下，这个人物的自我意识与展现出的自我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她不屈从于夫主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取舍，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用沉默坚守着对赤焰军的信任和对君主的失望；她从不避讳自己医女的出身（虽然在剧中的设定医女的身份很低），也从未放弃用医术的提升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她的妙手，梅长苏、聂锋都性命堪忧）；她以拒绝的姿态面对后宫的争宠斗艳，避免了主动将自己置于一个由别人挑选的位置；她的明慧与睿智使她成为萧景琰与梅长苏最大的依靠。最终，她以无欲则刚的方式成为了皇室的家长，成为天下女子的至尊。
（二）霓凰：一代女将的人生价值
在整部作品中，霓凰郡主无疑是个人价值彰显得最明显的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时代风云促成了她一代统帅的地位：强敌入侵（强敌楚国兴兵），其父云南王穆深战死，霓凰临危受命，缟素迎敌，歼敌数万；从此镇守南方，统领南境全军。南境的安稳就是她人生价值的体现，她不仅仅不是传统社会中依附于男性、依附于婆家而生的女性，她的存在反而是包括她弟弟在内的众多男性的依靠。
她的个人意识与价值还体现在，她的自我认知中没有林殊的遗孀这一身份。如果是符合男权社会要求的女性，无论在林殊生前或是死后，她都应该有身为林氏儿媳的自觉，无论她跟林殊之间有没有情爱的关系——电视剧中就是这样的设定。如果是一位被传统称颂的女性，她还应该有守寡的决心。但在书中，霓凰与梅长苏只有兄妹之情，这样的情谊与当年的一纸婚约并不能束缚她不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她最终跟赤焰同袍聂铎相爱，并获得了梅长苏的支持。
（三）夏冬：高阶掌镜使的正义认知
夏冬的形象在书中以极为矛盾的两个侧面引人注目。其一，她是悬镜司的高阶掌镜使，在一个令男性都闻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中，以强悍英武的姿态震慑众人。其二，她是赤焰大将聂锋的未亡人，以爱人去世之后一夜斑白的双鬓透露出女性的柔情。她的个人价值在于，从不沉溺于夫妻或恋人的关系，不盲从于君权的威慑，而是坚持自己对于正义的认知。这一认知在梅长苏等人实现理想的努力中举足轻重。
（四）秦般若：卧底谋士的故国情怀
秦般若是誉王的谋士，情报组织红袖招的首领，梅长苏、靖王的主要对手之一。无论是电视还是书对她的定位都是“蛇蝎美人”,她的智慧曾经一度使誉王在争夺太子之位的路上所向披靡。但在小说的最后，她的对手（梅长苏等人）和读者在评价她的时候却不能将她与夏江、谢玉等人划为一类。她所有的行为从未屈从于自己的私欲，在小说中，甚至看不出她有“私欲”的存在。
秦般若的价值成就于她对故国的执念。她继承了滑国最后一代璇玑公主的遗志，在乱世中忠诚于自己的家国，以复国为己任，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手段有可商榷之处，然对于祖国的忠诚却与梅长苏、靖王别无二致。
书中对女性个人意识与自我价值的阐释是当代女性的无意识表达。在女性社会地位、社会责任、话语权前所未有的今天，纵然作者构建了一个符合传统的、对女性有种种压抑与束缚的古代社会，她也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有成全自我的意识，有实现理想的机会，有独立于男性的价值与精神——这是当代女性的价值与精神。
四、理想主义者的理想选择
《琅琊榜》与《后宫·甄嬛传》这两部网络小说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其一，它们几乎是同时创作的；其二，它们的作者在网上拥有同样的身份——网络女作家；其三，它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现实：动荡复杂的社会思潮、冷漠艰难的现代职场、压力巨大的女性生存环境以及苏醒并逐渐发展的女性自我意识与自我价值认同。而在这相同的社会现实之上，这两部作品当中的人物有了一定的重合度。
就人生轨迹和所处境遇而言，《琅琊榜》中的静妃其实跟《甄嬛传》的女主角甄嬛有极高的重合度：她们初时都是以妃妾身份入宫，在终局都走向了女性的巅峰；她们都有一位薄情寡义、令人齿寒的夫主，身处硝烟弥漫、危机丛生的后宫环境，至交好友都死于阴谋与陷害，最初都怀揣爱情的梦想，都经历过被现实无情伤害的绝望；以及，最终她们有一个登上皇位的儿子（或养子）。
极少有读者把甄嬛与静妃进行比较，是因为，虽然有几乎同样的生存环境与人生轨迹，但她们之间的不同更为明显：在面对命运波折时，甄嬛的应对激烈且直接，带有现代职场的风格特点；而静妃的宠辱不惊则非常符合古人的生存智慧。在危险阴谋来时，甄嬛在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打怪”中抛弃美好的梦想、道德的底线；而静妃却能始终坚守底线与原则，坚守对人命的敬畏；在小说的最后，甄嬛发现除了一个封闭空间中的至高地位以外，她失去了一切，而静妃还能以一个祖母的心境去享受人生的温情与宁静。
《琅琊榜》与《甄嬛传》是面对艰难生存的不同选择：《甄嬛传》以较为现实主义的笔触，让自己的女主角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踩在脚下，把头低到尘埃里，去寻求生存之路，最后人物性格等方面发生了极大转变。
而《琅琊榜》则始终不失温暖的底色与对未来的希望。海宴让静妃在深宫中失去爱情、亲情，让她置身于一个冷酷残忍、恶意重重的环境，让萧景琰失去兄长、失去好友、失去对父亲的敬仰、长年被放逐在外，让梅长苏经历地狱、浴血归来，让聂锋九死一生、形同鬼怪，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遭遇都不曾让他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的品德、他们的坚守、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一如往昔。当现代女性的生存焦虑反映到作品中时，《甄嬛传》表达的是环境改变人的绝望，而《琅琊榜》则展现了人积极改变现实的理想追求。
五、结 语
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的继承与演绎是小说《琅琊榜》最显著、最重要也是最得到读者认可的情怀。孝子复仇、忠奸之争、兄弟情谊的故事被从古至今的文人反复书写、再三咏唱；保家卫国的儿郎浴火重生、不改初心的经历在中华历史上反复出现；传统的思想与理念曾经与每一个人至深至切。
《琅琊榜》的巨大影响力在于，它唤起了当代人多少久远的梦想与共情：每一个人都希望在经历现实的坎坷时，有静妃的明慧沉静；在面对社会的挫折时，有萧景琰的执着坚持；在遭遇不公与偏见时，有萧景睿的宽仁忠恕、言豫津的旷达明悟；最重要的是，在岁月流逝和光阴荏苒之后，在各种信息思想的轰炸之下，在社会洪流中我们是不是仍然能拥有如林殊一般的赤子之心？毕竟，这种精神从古至今，历久弥新。
当代年轻人无可置疑地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局中：数字信息的多元性、复杂性为个体认知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存压力直接作用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女性群体在职场与家庭中积极探索角色平衡，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与创造力；与此同时，那些曾被边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体系却在21世纪呈现出显著的复兴态势。
《琅琊榜》的创作与社会反响，实质上代表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现象——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文化心理转向：在全球化语境下逐步形成文化自觉后，人们开始尝试重新激活传统思想资源，试图在现代性语境中建构文化认同的“母体”——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锚定精神坐标。这种集体心理诉求具体表现为：通过传统叙事与当代诉求的辩证融合来纾解现实焦虑，在文化基因中寻找情感依托，在文化传承的序列中安置自我价值，在虚构的叙事时空中实现古今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