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读青年作家的小说，发现《北京文学》上有几篇集中表达这一代情感婚姻内容的作品。无论哪一代人，都要面对男女情感和婚姻问题。这是一个既有普遍性也有时代性的题材。读过之后，扑面而来的感慨是自己真的成了“老登”了。对我们而言，那些根本就不是问题的生活和情感上的细枝末节，在青年作者的感受中居然被酿成情感的滔天巨浪。当然，这是小说，但这样的虚构也并非空穴来风。它表达了这一代人对生活、情感和婚姻的理解及态度，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这一代人对文学性的理解及其情感方式。

马小淘的每部作品都显示了她的独特性。在我看来，马小淘最值得称赞的，是她对小说的理解——即细节的真实与丰盈。她对生活细节重要性的体悟，在她这代作家中是非常透彻的那一个。《春天果然短暂》对细节的运用炉火纯青。婚姻生活千姿百态、千变万化，是不能穷尽的。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大体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如何写出不幸家庭的不幸，却不是一件易事。前面已有无数不幸家庭被写过，留给后来作家的空间实在不多。马小淘没有书写那种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不幸故事。这个小说的情节几乎平淡无奇：此前的一两年，我姑就在电话里罗列了很多要离婚的理由。比如胡铁刚异常自私，大夏天买个小西瓜回家自己吃，等她和孩子回去时，只剩下一垃圾桶的西瓜皮；比如胡铁刚胆小怕事，邻居家的狗总在他们家门口撒尿，让他去找邻居说说，他推三阻四，其实就是不敢；比如他脚臭还不爱洗，比如他呼噜声特别大……听起来当然没有赌博、不正当关系那么糟心，但是姑姑就是要离婚，决绝得义无反顾。讲述者不是当事人，但她对姑姑这段婚姻看得异常清楚：“感情还行的夫妻其实对严酷的婚姻生活缺乏想象，他们以为只有暴力、黄赌毒会让人绝望，并不知道还有水滴石穿的失望。”这个失望是如此刻骨铭心。因此，“我觉得姑姑就是温水里最机警的青蛙，在被烫死之前跳出来了。别的青蛙还都议论她，你看她一惊一乍的，跳出去干啥！”

姑姑当然有过爱情的春天，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火急火燎，她是真的爱过胡铁刚。胡铁刚曾送给姑姑一对发卡，不小心被我踩裂了，姑姑的眼睛里竟然涌出了泪水。姑姑没读过什么书，但小说从生活的意义上展现了姑姑的主体性和自信。这个主体性和自信，就是她不能凑合自己的生活，她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信念。她从小就不爱学习，到老了也不愿意去老年大学学什么唱歌跳舞画画写字，觉得那是“花钱找罪受”。对自己感受的尊重，不勉强自己随波逐流，姑姑是小说表现的主体，她是现实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自主自立的形象。“春天总是特别短。”这句话指涉的正是姑姑还没明白就已经逝去的青春和爱情。姑姑婚姻的失败，完全可以归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就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颠覆了曾经的爱情。马小淘在不动声色中书写了姑姑失败的婚姻，但那只“温水中的青蛙”终于还是跳了出来，不至于在煎熬中慢慢终老。

南飞雁的《辕门斩子》有两条线索，一是父亲老蔺对儿子小蔺前程的焦虑，二是小蔺与美菡的情感关系。小蔺有过短暂的婚姻，美菡和前男友同居过两年。两人的交往和谈婚论嫁不是干柴烈火，而是在不温不火中隐含着未做宣告的试探和进退维谷，其中有与父亲的代际冲突、世俗偏见。在家庭强权与自我认同的多重矛盾中，两人最终完成了属于彼此的情感和解，也道尽了平凡人在婚姻里的抉择与情感归属。小蔺与美菡的情感矛盾，首先源于两人的身份落差与内心的矛盾。美菡是经营卤味店的普通女性，有过一段失败的过去，重新处理情感关系未免“矮了一截”；小蔺是公职人员，有着体面的工作，虽然有过婚姻经历，还是让美菡骨子里潜藏着自卑与不安。小蔺一方面爱着美菡，认为她善良、踏实和真诚，希望与她组成家庭，而不被世俗议论绑架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他长期在父亲老蔺的强势管控下，有着隐忍和妥协的性格。面对父亲的激烈反对、周围的流言蜚语，他需承受内心的压力。他们的爱情始终处于被审视、被否定的处境中。两人最终的情感和解，是交往过程中彼此的双向奔赴。所有的反对与压力，反而激起了小蔺的决绝。特别是美菡转给了小蔺30万彩礼，让小蔺看到了美菡发自内心的坚定，他选择了站在美菡一边。色厉内荏的老蔺也在妥协中默认了儿子的坚持。小蔺与美菡的情感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但在市井烟火中的相互理解和不温不火的决绝，从一个方面再现了今天普通人的感情关系。真正的婚姻与情感，从来就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这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和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感悟。

南飞雁对世俗生活场景和关系的处理，显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深厚功底。小说写得最好的是老蔺，老蔺的《辕门斩子》《大劈棺》几出唱段，不仅符合须生身份，而且也写出了人物性格。但是，老蔺的时代毕竟过去了，他的《辕门斩子》不过是自己的挽歌而已。因此，《辕门斩子》是传统与现代、傲慢与偏见、情感与现实等多重矛盾的交织和较量。

孙睿的《四轮学区房》起始于讲述者米乐和他老婆坐在胡同口的一间麻辣烫店里吃饭。他们“好久没有面对面坐下、像谈恋爱时候那样吃顿饭了”。他们看了一下午房，实在是走累了。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但目前却跟着他俩住在回龙观。“必须到城里去读小学”，这不是米乐老婆的口号，这是她不可撼动的信念。他们必须在学校附近找到一个“学区房”。米乐突发奇想，想说服老婆买一辆“四轮学区房”——一辆房车。这是一个可以获得“创意奖”的想法，不管它是否靠谱，但就小说提供的情况而言，不能说没有合理性。按照生活的逻辑来说，买房车做“学区房”不啻天方夜谭，那种像吉卜赛人一样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无论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作为小说构思，“四轮学区房”太有想象力了，既有喜剧性更有荒诞性——是什么力量把人逼到了这等地步。有趣的是儿子上学后，儿子的妈妈就没怎么出现，只有米乐开着房车接送儿子。这倒不是把儿子的妈妈写丢了，这是在为“做乐队的Sting妈”的出现，或者为小说后来的情节做铺垫。米乐和“Sting妈”的接触是循序渐进的，是从抵抗学校伙食卫生问题开始的——他们的孩子一起在房车里吃饭。“Sting妈”不是那种张扬的“异端”，她喜欢做乐队，生活也不求奢华，只要过得去就可以。她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快乐又真实。接触了“Sting妈”之后，米乐发现他和老婆想事情经常想不到一块儿去了。这个转变预示了米乐和老婆婚姻的某种危险。是什么力量改变了米乐，改变了他对老婆的看法，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当然是自由。米乐内心实在压抑得太久了。于是那个“四轮学区房”也成了米乐作为男人的“自己的一间屋”。

按说米乐老婆没有错，她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和理想设计生活、照顾儿子的未来，她有什么错呢？米乐对她不厌其烦的讲述，一方面塑造了她的性格：她过的就是“后新写实”的生活，她就是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女版印家厚，不需要什么诗意，只需要生活在世俗中，希望孩子也能够像她一样按照她的轨迹走下去。她没有个人的精神空间，不了解精神世界是多么重要。米乐与老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米乐对自由的强烈渴求，他们没有生活在一个频道里——这就为米乐的“出走”集聚了足够的势能。米乐在“Sting妈”的感召下，从“后新写实”境遇迅速跨越到“摇滚”世界，他渴望拥有驾驶“房车”可以随时“去远方”的自由。米乐想清楚了，但米乐老婆却未必能够想清楚。隐秘的心理世界是无限的，是永远不能穷尽的。这是小说打捞不尽的文学资源。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穷尽。

三篇小说，是这代人婚姻“围城”的镜中之像，是今天情感生活反映的一个方面。无论是伤怀再现，还是花好月圆，都只是他们借以表意的形式。作品真正展现的是年轻一代面对世界的情感姿态——或淡然处之，或与生活和解，或在未名状态下勇武地走向新生活。说到底，这仍然是他们面对生活时所表达的想象力，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