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海是中国话剧的发源地。2027年，中国话剧即将迎来诞生120周年。

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馆员胡传敏、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果嘉、海派文化研究者张舒萌三位编者，首次系统汇集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00余种剧刊，编成《上海话剧演出剧刊汇编（1935—1952）》（全6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汇编中的多数剧刊为首次完整影印出版。该书的出版，不仅为戏剧研究、文学史与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也为读者打开一扇重返近现代上海舞台现场的窗口。

《上海话剧演出剧刊汇编（1935—1952）》（全6册） 胡传敏、陈果嘉、张舒萌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说明书中的演职人员表、剧目演出预告（下同）

1935年，上海话剧发展的里程碑

据《上海话剧演出剧刊汇编（1935—1952）》“前言”介绍，上海话剧起始于清末民初，是中西文化碰撞及旧戏改良过程中的产物，时称“文明戏”。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和严酷的社会环境，“文明戏”以及后来的“爱美的戏剧”“左翼戏剧运动”都没能成为上海文化市场的主流。1935年对于上海话剧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93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民族工业的迅猛发展，娱乐业也再一次得以振兴。其间为抵抗日本入侵，在“国防戏剧”主张的召感下，绝大多数的上海话剧人摒弃前嫌，达成共识：只有让话剧回归剧场、走职业化演出之路，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功能，赢得民众与市场的认可。首先试水的就是左翼剧人，他们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于1935年1月31日包租了金城大戏院，上演了《水银灯下》《回春之曲》，接着又以“业余剧人联合演出”的名字，演出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一系列进步剧目；与此同时，以陈大悲、向培良为首，主张“爱美”的戏剧人士也成立了上海剧院，演出了《摩登夫人》《西施》等剧目。

1936年中国旅行剧团回归上海，在卡尔登大戏院与业余剧人、（复旦）戏剧工作室轮流上演国内外优秀剧目，他们以紧凑的情节，高超的演技，精美的布景和服饰，博得上海民众的认可，最终让话剧这种演出形态成为上海娱乐市场的主流，这一年也被誉为“话剧年”。自此开启了以职业化民营剧团为主体，以市场运作主导成败的上海现代话剧运作模式。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民营剧团依然得以保留，直到1952年末，政府完成了对话剧演出团体（除少数通俗话剧团）的改造，话剧演出开始进入以政府为主导的运作全新模式。这也就是本书把收录范围限定在1935—1952年这一区间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上海话剧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社会动荡多变，从话剧演出高调回归剧场艺术，到日军占领上海形成“孤岛”话剧运动；从沦陷时期大量资本介入话剧演出市场引发的话剧演出异常繁荣，到抗战胜利后各地话剧人重聚上海；再到因为越、沪剧崛起以及电影业的再度振兴，使话剧演出受到市场的冷落，到上海解放话剧再一次重获新生。每一次变化，都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和剧团的重组，以及对演出剧目内容的重新定位，演出生态可谓千头万绪，难以厘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上海现代话剧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但全景式反映这一时期演出状况的论著并不多见。该书就是试图以这些当年留存下来的演出原始文献作为切入点，去尽可能地还原那个时代的上海话剧演出生态的演变过程，尽管方式有些另类。

不同开本、尺寸和装帧，形态各异的说明书（下同）

上海话剧面面观

《上海话剧演出剧刊汇编（1935—1952）》分为6册，第1—5册收录的是1935年至1949年5月民国时期上海话剧演出的剧刊，通过这些剧刊刊登的内容以及内容背后所隐藏的信息的梳理，读者可以了解到“上海话剧持久繁荣的原因”“上海话剧演出团体的组成及变迁情况”“剧目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及风格擅长”“上海话剧团体的营销方式”和“上海话剧演出史中含有的红色文化基因”。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中产阶级涌入租界，从剧刊中可以发现其中不乏有名望的话剧工作者，如编剧于伶、顾仲彝、李健吾等，导演黄佐临、唐槐秋等，演员唐若青、石挥等，加之一大批话剧业余爱好者，构成了上海话剧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大批备受民众关注的电影从业者，如费穆、刘琼、上官云珠等，以及剧场的经营者加盟话剧演出行列，给话剧市场带来空前的活力；剧团众多，演出剧目类型多样，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各异，扩大了受众范围。从业者普遍敬业，演出活动频繁，从剧刊中可以看到一个剧目正在上演，下一个剧目的预告已出现在广告中；此外，专业剧团派出大批骨干力量去组织和辅导业余剧团及话剧爱好者的演出，在业余剧团刊发的剧刊中，可以看到吴仞之、穆尼、胡导等许多著名导演常为业余剧团担任导演或顾问。这种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互动，对于上海话剧人才的培养、演出市场的稳定和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剧刊中可以了解到剧团成立的时间和发布宣言（告观众书），剧团人员的组成，演出剧目的演职人员，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及演出剧目的故事梗概。对于不少没有留下剧本的剧目，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费穆的《杨贵妃》《浮生六记》等，可从剧刊中了解到剧情内容。由于时局的动荡，剧团重组是这一时期的常态，通过刊登的剧团主要成员的名录，可以厘清剧团变迁的脉络。如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三次公演后，为解决资金及演出场所问题，委身新华影业麾下，并更名为业余实验剧团。又如，费穆的天风剧社于1942年解散，此后他创立上海艺术剧团，并相继以“新艺”“国风”“联华”等名义开展演出活动等等。

剧刊，尤其是特刊，都会刊登主创人员的文章，如《编剧寄言》《导演的话》以及名家点评、演员感受、创作花絮一类的文章，这些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剧目的创作者意图及创作过程，其中大部分文章未曾在其他媒体发表过，更显其珍贵。如有兴趣对相关创作者加以归纳，还会发现他们不同的创作擅长。如：于伶擅长编社会底层人物的剧本，魏如晦、周贻白擅长编历史剧，李君磐、方逸君擅长编言情剧；费穆擅长导演历史人物剧，朱端钧擅长导演悲剧，洪谟、胡导擅长导演喜剧，1930年代的唐槐秋擅长导演中外名剧，1940年代悬疑剧则成了他的导演特长；等等。

这一时期，上海的话剧演出十分繁荣，而繁荣的背后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生存，剧团经营者们可以说是动足脑筋，各显神通。有的采用错位竞争的策略：以绿宝剧场为例，他们将富有且常出入商场的社会闲散阶层作为目标观众，招募一批受现代话剧演出方式影响的原文明戏演员组成剧团，用直白、夸张的手法演绎通俗故事，并通过高频率更换剧目，稳住了这批占人口比例不多的受众。

有的则通过扩大剧团规模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以1944年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为例，分别同时包租了丽华、美华、绿宝三个剧场，针对不同观众的需求，演出不同类型的剧目，让每一位演员都有戏可演，既稳定了演员班子，又可以避免单一剧目的不慎失败造成的市场风险。此外，也有剧团通过宣传明星，尤其女明星来吸引观众。

注重对剧目的包装宣传，是各剧团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剧刊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942年下半年起，随着大量社会资本流入话剧演出市场并引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后，各剧团对剧刊的编印可谓下足了功夫，新剧目上演都会编印特刊，特刊外观上一改以往简朴的风格，通过精美的设计和异形开本吸引观众的眼球；内容上，除了保留以往的剧名、梗概、演职员名录这些基本信息外，还大量植入剧目创作者对演出的解读、社会名家的评判以及演员介绍、演出花絮、舞台设计图等，通过增强可读性赢得观众好感。

1935年上海话剧的复兴无疑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共江苏省文委有关，他们提出“国防戏剧”的口号，使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的左翼话剧人获得合法身份进行公开的进步戏剧演出。在大批话剧骨干组织救亡演剧队奔赴抗敌前线后，留沪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夏衍、于伶等人团结在沪进步话剧人，不仅在租界坚持进步戏剧演出，还帮助话剧业余爱好者们组织业余剧团，并派出骨干对他们进行辅导和组织演出，如上海星期小剧场演出，组织上海业余戏剧交谊会。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1939年7月为帮助新四军筹募抗敌经费，在黄金大戏院举行的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剧艺社、观众戏剧演出公司、新中国剧社、演剧九队以及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师生又重聚上海，演出了一系列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进步话剧，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贡献。

说明书中的创作者感言和剧团史料（下同）

雅俗共赏的海派话剧

《上海话剧演出剧刊汇编（1935—1952）》的第6册，收录了1949年5月至1952年上海解放初期演出的话剧剧刊。收录这一时段的剧刊，一方面是为了展现自1935年以来上海话剧演剧生态从开始到消亡的完整过程，更是要表现上海解放后，上海话剧人追求光明、拥护新社会的热情。短短两年半时间，官办剧团、民营剧团各显风采，演出了一百多个剧目，不仅有传统的优秀剧目，更有大量歌颂新社会的剧目应运而生。这些演出不但再一次促进上海话剧的繁荣，也为上海话剧演出生态的转型提供了依据，创造了条件。可这一重要的转型期却很少受到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本书共收录各种剧刊650余种，有影响的主要剧团覆盖率达90%以上，有影响的重要剧目覆盖率也可达85%以上。其中包括不少稀见的业余剧团演出剧刊，业余演出的周期往往很短，有的甚至只演出一两场，能收集到他们留存下来的剧刊已是一种幸运。

涉及外国剧目的说明书（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