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来绝不是一位囿于单一文体创作的作家，他不仅在诗歌、散文、小说等诸种文体上皆有建树，而且在长达40余年的创作实践中还一直秉持着“在行走中写作”的写作理念。近年来，他深入高原、雪山、峡谷，持续推出《西高地行记》（2023）、《去有风的旷野》（2024）、《大河源》（2025）等作品。其实从他的创作转变便能看出，阿来逐渐跳脱出原有的对人文历史的思考，走向了更为科学系统的客观式书写。也正是多年的游历让阿来认识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外，还有自然科学、地理环境等众多当代文学作者并未深度涉猎的问题域。他现在要用一种偏向科学的写作方式去关注大地、河流当中的人文、社会还有自然生命体。实质上，阿来的创作实践一直以人的建构作为文学创作的始发点，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和对文化、民族的认知。他从人本身出发，回归民族文化，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在目的与方法之间，阿来用独一无二的写作风格为读者展现出一个藏地作家对文学的热爱和对自然世界的热爱。自然带给他无穷的震撼与感触，他便用文字来热爱土地，热爱所有植物，热爱所有生命，或许在当代文坛中，也只有阿来有这样的耐心和热情。

《大河源》首发于《十月》杂志2025年第1期，当时还叫《黄河源传》。至于缘何改名，约略有以下几点：其一，青海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纳入“新山海经丛书”系列，着重强调了地域文化的综合性，相比于特指的“黄河”，“大河源”更具有普适性且更契合大众接受度；其二，该书涵盖了地质考察、自然生物、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内容，被评为“黄河源的百科全书”，如果用“传”字，难免会被误认为是单一的传记而缺失了应有的广度与深度；其三，“源”一字多义，既是黄河的源头又是文化的源头，也更加贴合阿来在创作中将河流作为文明载体的思考，亦是所有河流共同构成的源头叙事。阿来最初接到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写一部三江源传，要求同时涵盖黄河源、长江源以及澜沧江源。从2022年7月踏上征途再到2024年7月落笔，阿来在整整两年时间内重走河源地区并进一步深入，直到动笔时发觉将三江源合成一部书是有困难的。他认为困难的原因主要分为地理与人文两方面：“地理上并写困难，是差异太小。而在人文方面，却又是因为差异太大。如果三江并写，便会轻重繁简很不均衡。”[1]反观黄河：“黄河上游，主流与支流上，自古迄今，多民族冲突融通，杂居共居，发展起了发达的灌溉农业，造成丰富的文化多样性。”[2]故而，阿来决定只为黄河源立传。目前大部分作品或围绕黄河中下游，或围绕在黄河展开的科学考察，确实缺少这样一部关于黄河源地区的地理与人文相结合的翔实汇总。诚如阿来在后记中写道的：“人与大地，大地与人，本就是相互依存，彼此映照。所以，我写此传，地理层面的自然变迁要写，而民族互动，文化演进，更是书写重点。地理与人文，两相辉映，才是一部真正的黄河源传。不敢自诩成功，一种真诚的全力以赴的尝试罢了。”[3]怎样去定义《大河源》的文体呢？是游记、纪实性散文，还是边地书？或许根本无需强制定义，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文体，但考虑到《大河源》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我更倾向于把它称为一部跨学科、跨领域的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以真实性为前提，其中含有作者严谨的考察、身体在场的第一视角以及文学化的语言，兼具严谨性与艺术感染力。《大河源》正是这样一部涵盖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等多重知识领域的著作。尽管阿来不敢自诩成功，但它的确是一次跨时空且极具历史意义的勇敢创举。细读文本，可以发现阿来以行走为方式，分别在溯源的历史考据、生态观察和文化记忆的三重维度对黄河源地区的文明进行书写。

一

溯源，便是寻找黄河源头，也是此行的目的。本书的开篇便是玛多县，因为玛多县是官方资料中的黄河发源地，“玛多”在藏语中意为“黄河源头”。阿来在玛多县见到了刻有“黄河源头”的牛头碑，但真正的黄河源头却不在这里。原来，玛多县内的扎陵湖以上的水流也属黄河，所以黄河的源头在玛多县这一观点与地理学意义上的黄河源头是相悖的，但阿来并没有失望，反而乐观地说道：“我至少会两次抵达不同地域认同中的黄河源。”[4]事实上，阿来是从若尔盖出发的，预想从黄河源头一泻而下开始书写，却没料想黄河源头并不在玛多县，于是只好一路向上溯源。黄河的三个上源河流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为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和扎曲。其中，约古宗列曲是目前正式认定的黄河源。当阿来抵达约古宗列曲后，沿着山道又到达了泉眼，当地藏族称其为“玛曲曲果”，即黄河的源头，此泉夏不狂溢、冬不干涸。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正是从此泉眼里诞生。阿来不禁感叹：“这就是黄河最初的第一滴水，第一汪泉！一瞬间，我的身体有滋滋作响的电流穿过。”[5]阿来在书中对黄河的源头究竟是约古宗列曲还是卡日曲进行了探讨。1952年约古宗列曲被公认为黄河源之后，当地藏民也十分认可这一观点。1978年考察队专家探查后发现卡日曲被当作黄河源更为合适。从纯地理角度来讲，卡日曲河道较长、流量较大，确实是黄河源的最佳选择，但“河流溯源贯通，其长度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只是在长期的地质运动中，卡日曲的长度才超过了玛曲曲果”[6]。不可否认的是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对黄河源的重要性，但关于河源的认定，除了参考客观的地理意义，还会考虑当地传统文化与世代历史认知，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以约古宗列曲作为黄河的源头。

关于“河源”，阿来更以严谨的文献考据线索详细展示了我国历朝历代以及他国对黄河河源的探索与认知，主要集中在第七回第六节“黄河溯源”部分。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中原王朝中唐朝刑部尚书李道宗最早涉足河源。公元635年，他率军大举讨伐吐谷浑，文献中细致地描绘了李道宗等人曾经行至星宿川，六年后，李道宗又以文成公主父亲的身份护送女儿出嫁，一同行至柏海即今天的鄂陵湖畔，受到松赞干布的隆重礼遇。至元朝，根据《新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到黄河源进行勘查，潘昂霄依据都实之弟的口述著出第一本关于黄河源头的地理书《河源志》，其中对星宿海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描写，但未到达真正的河源。明朝朱元璋三次派遣宗教使团前往西域，高僧宗渤途经河源地区并赋诗《望河源》，在当时对河源地区的探索已经超越了前人所述的星宿海。清朝两次派人前往河源调查，绘制河源图并著《河源纪略》，此时对河源的认识进一步清晰。对这些官方史料的征引有效还原了从唐朝起历代探索河源的真实轨迹，并揭示出河源作为边境地域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书写与象征意义，也契合阿来在书中提到的：“地理的认知，应该是国家意识的坚实起点。”[7]除去我国历代对边境地域的书写，阿来还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中国高原地区的他者想象。书中描述了他作为植物学家和冒险家前往中国黄河源区探险活动的细节，当时正值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带着侵略的目的，携带武器和各种探测仪器第二次进入青藏高原。阿来主要以杜勃罗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传》作为参考资料，将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学考察与殖民扩张的矛盾性清晰地呈现出来。书中的日记清晰记载了历史上1884年普氏与当地果洛部落民冲突的细节和屠杀果洛部落民的真实数量：“我们一共射击了五百来发子弹。我们估计强盗死伤有十人，同时打死了几匹马”[8]，以及“这次小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这期间共射击了大约八百发，总计打死打伤近三十个匪徒”[9]。尽管阿来承认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用真正的科学方法来考察黄河源区，也对他制定的黄河源探险清单以及对当地的地理、自然、生物等方面重大考察成果感到钦佩，但阿来坚持用客观理性的文字记述真实历史，既保持了非虚构写作的客观性，又赋予历史叙述以批判的锋芒。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冠冕堂皇的考察理由大肆入侵果洛部落，将当地居民称为“强盗”和“匪徒”，甚至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原羚”和“普氏野马”，正如阿来在这部分内容后所说：“我想，这所有的一切，激发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10]阿来从河源的考察史切入，在中原王朝和他国学者对河源地区的地方想象中展现出寻找黄河源头的真正意义，让地理的溯源与文明的溯源形成复调叙事。

二

阿来在他的创作中无不展现着鲜明的自然生态观，这种把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视为平等的思想观念贯穿着整部《大河源》。在书中，他描绘了高远辽阔的宏大景色，又以细腻的洞察力展现普通人所忽略的微观细节。阿来描写登上措日尕则山时：“离开了这座山头，悬空的风暴失去了威力，只是携带着大团翻滚的云雾，上方乌黑的深处，电闪雷鸣，下方雨脚明亮，横过草原，横过湖岸。阳光重新降临大地，青草间的雪霰开始融化，几只云雀出现，站在顶破草皮的裸岩上，张嘴鸣叫，大地重新发出了声音。”[11]阿来十分习惯用自然清丽的词汇来描写自然万物，他的第一视角仿佛摄影机般从大景别一步步推近，逐渐聚焦于看似渺小的自然景物。在描述流石滩上的绿绒蒿时，阿来写道，“在那些一直向下滑落的因风化而破碎的砾石间，它们稀疏分布，扎根在薄薄的砂土中，狭长的叶子上有刺，抽出的花茎上包裹着茸毛，其间也突出一枚枚尖刺，茎端是一朵硕大的、蓝如梦幻的花朵，比头顶的天空蓝，比远处的湖水更蓝”[12]。配图是阿来所拍摄的这一丛绿绒蒿，静态的图片在阿来近乎偏执的细节描写下，被赋予动态的生命，让读者通过文字与影像一同感受在辽阔干涸土地上出现的一抹绿色。类似有关生命律动的描写太多，恕不一一赘述。阿来既有作家浪漫的文笔，又有植物学家严谨的考据，因而也被称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13]。的确，在《大河源》中，阿来对许多沿途的高原植物如数家珍，如金露梅、铁线莲、刺叶点地梅、卷鞘鸢尾等，体现了他对植物的痴迷和自身知识的广博。当然，作为一种生态书写，阿来的关注点不仅仅在于自然植物，更传达了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动态联系。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大量土地因自然水土流失或人为过度放牧和不当防治而遭到破坏。书中提到了许多现代生态治理的例子，如为了减轻河源地区的生态压力，政府组织牧民向外迁移；为防治鼠兔，开始用生活中的材料在草原的高台上建造人工鹰巢；针对黄河第一湾地区大面积裸露的沙地，由政府主导总结出多种行之有效的治沙模式，在裸露的沙地中终于生长出生物结皮。尤其在第三回“共和盆地今昔”的章节中，作者用“胡乃亥的黄河”“沙珠玉治沙史”“三塔拉，光伏电站与羊”“龙羊峡上建设歌”“动能不竭的共和盆地”五个小节来详细阐述人类与自然协同开展生态修复的实践。共和盆地因风旱同季的气候，极端天气频发且沙化、水土流失严重。阿来引入沙珠玉乡的政府材料和《共和县志》，呈现了沙珠玉乡从1958年开始的治沙历程。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在不断积累失败经验后形成愈发科学的治沙手段，让沙珠玉乡实现了农林结合、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图景。当地还把三塔拉的光伏电站的光能、龙羊峡的水能连成一体，形成水能光能互补，甚至开发共和盆地的热干岩资源，让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共同建设出美丽家园。但其实，共和盆地的生态恢复并非依靠单向的人工防治就能实现，而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态对话。阿来没有否认人工防治的关键作用，但也提到了有节制的干预，尤其提到了生态的恢复也依靠气候变化的自然周期，可见生态的自我修复也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更不可否认的是在生态治理的实践中也存在着生态保护与牧民之间的矛盾。书中提到的藏野驴是野生动物种群，当地退耕还草后藏野驴数量不断增长，这也预示着生态逐渐恢复，但当地的牧羊人却不似阿来一行人见到成群结队的藏野驴时那般惊喜，反而眼中满是担忧与不安。在牧羊人看来：“把牛羊赶走，把草让给野驴野羊，照样吃草，甚至吃掉更多的草，不是也没有保护到黄河吗？”[14]这一观点让阿来感到新奇，因为这种来自当地牧民的真实想法是在调研论文和官方报告中难以看到的。这不禁让阿来发问：保护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无法评价这一举措究竟是对是错，但他通过实地观察客观地将鄂陵湖畔生态保护的经验难题呈现出来。此外，人对自然产生效用，自然也会反馈给人。扎陵湖乡出台了一项惠民政策，让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从生产者转变为保护者，这一身份的转变既促使牧民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又使他们对自然生态有了新的理解。当阿来行至玛多县东南部黄河乡时，看到全乡可喜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刚建成的、条理有序的保护站，对“生态保护，造就新人”的观点有了更深的感悟：“生态保护，不只是保护一方山水，保护中国母亲河的源头，也是改造人的工作。几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族群，还分散成若干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几无有效的治理结构。现在，这些牧民却要兼任如此具有科学内容的工作，执行网格化的严格管理。可见生态保护的同时，也是造就新人，养成社会意识的工作。”[15]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复杂的，同时也是简单的，“曾作为万物之灵君临世界的人，必须无条件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有意识地担当起生命共同体中的公民角色，进而在彼此竞争与合作中获得可持续发展”[16]。也就是说，人作为改造生态的关键力量，一方面要主动承担起这一重任，把改造生态当作一种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不可过于夸大人的作用，在竭尽全力后把生态的自我修复交还给时间。

佛教“众生平等”理念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平等。阿来生长于汉藏文化交汇的嘉绒地区，因此他既熟悉藏传佛教的传统，又接受现代教育的洗礼。可见，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也是促使他踏上征途，不断了解和学习自然知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阿来在作品中写道：“短暂的行走只是补充空白，更多是激活过去行走的记忆。激活更多，是这一地区多民族共生共荣局面形成的集体记忆。”[17]因此，《大河源》中除去自然地理知识和生态保护的议题，有关多民族融合共生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原王朝历代对边地的想象，河源地区本身就由多民族部落通过不断迁徙、征战等形成了民族大融合。在牛头碑园一处光滑岩石上，阿来看到了史前人类留下的石刻，那是人类共同的祖先，代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觉醒，这让他感慨道：“我仿佛看到那个手握石器的人，他站在山顶，毛发飘拂，黝黑的面孔浮现出神秘的笑容，被启悟时心醉神迷的笑容。”[18]阿来在同德县见到了距今5300—4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宗日文化遗迹。陶器是人类智慧的象征，制陶是人类制造工具、彰显出创造性的关键一步。在宗日出土的陶器既有河湟地区马家窑文化的特点，又有其特有的宗日式陶器的特点，也可以说宗日式陶器是先民在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陶器，而且有着各自的结构和演化轨迹。宗日文化和白兰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宗日文化在1994年被发现，让这个地区族群的文化遗存再见天日，而白兰这一古老族群的名字却仅仅出现在典籍中，至今没有任何遗存被发掘，也正因此，阿来更倾向于认为在花石峡镇看到的莫格德哇的古墓是属于白兰这一部落族群的。在黄河源地区，每一处地理景观都能成为承载着多重记忆的记忆之场，阿来特别擅长情感代入，不断在真实文献资料和现场地理勘探间穿梭，形成与古人的跨时代对话。其中提到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一行人正是在这条古道上一路向西前往吐蕃王城，金城公主在数年后亦踏上这条古道入藏和亲。大唐与吐蕃在这条古道上来往频繁，包括朝贡、会盟等事宜，而因九曲之战，两国士兵又在此古道上奔驰厮杀。“战和之间，这条古道上，有大军行过，也不断有商人、信使、传法与求法的僧人、前往长安留学的吐蕃子弟不断走过。”[19]也正是在这条古道上，走过了太多人和事，承载了两国人经久不衰的民族历史记忆。阿来站在迎亲滩感慨：“那时的迎亲滩上，湖上波绿，湖边草青，大唐与吐蕃欢会时，一定也有吐谷浑人参与欢庆。因为那时，柏海与河源还是他们的地盘。”[20]他看到的不仅有这片土地自然的轮回，还有历史记忆永恒的流动。

湟源地区的日月山，古称赤岭。传说文成公主上赤岭后，因思念家乡，失手将宝镜摔碎成两片，一片为日镜，一片为月镜，日月山因此得名。直至今天，日月山的山坡上亦有日亭和月亭，成为汉藏两个民族漫长交往史的具象见证。因汉藏交融，赤岭早在唐代开元年间便兴起了最早的大唐与吐蕃的茶马互市，用当地有名的“青海骢”易茶、易绢。至清代，依据《西宁府续志》以及地方志记载，赤岭又逐渐发展为各种大宗货物和盐的贸易聚集地。此外，该地不仅有历朝历代军事强弱的周期循环，还有在多方支持合作下的教育普及，如阿来所述：“从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的丰富性、古往今来不同民族的深度融合方面讲，我也觉得湟水河，是否也可以称之为黄河的文化之源。至少，研究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凝聚的过程，湟水河流域，地理与人文，都是一个样板。”[21]阿来在文中还提到描写河湟的古诗词，如骆宾王《边城》、刘宪《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万世德《河西》以及刘永椿《赴大通途次遇风》，都是描述该地区风寒水冷的极端生存状态，让阿来想起当代青海诗人昌耀的现代诗——《边关：24部灯》，却是歌颂西宁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先人或是戍卒。或是边民。或是刑徒。/或是歌女。或是行商贾客。或是公子王孙。/但我们毕竟都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如此英俊。”[22]这个地域承载过太多的过客和不同的民族部落，留下了多样的民族记忆。昌耀笔下的“边关”不再是苦寒之地，而是“如此英俊”的新生之城，河湟文化在新的语境下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

有趣的是，当阿来行至阿依地的祭坛，亲眼见到格萨尔王石刻神像后，笔锋陡然一转，用数千字的篇幅讲述了关于格萨尔的神话史诗。所谓“神话”是指：“关于神仙或神化的古代英雄的故事，是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23]“史诗”则是指：“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24]格萨尔王的故事是独属于藏族的神话史诗，凝聚着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与集体智慧。神话与历史之间向来具有模糊的边界，但在果洛地区，神话是可以被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的。阿依地插箭台的石墙上镶嵌了一个刻有“格萨尔赛马称王出发地”的金属铭牌，扎陵湖乡高丘顶的城堡残垣被当作格萨尔王妃森姜珠姆父亲的城堡，城堡的方形塔下修建了一尊珠姆的塑像，这些作为客观存在的纪念物都是格萨尔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们承载着格萨尔王的故事，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保存和传承，让作者不禁感叹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暧昧界限。真实历史以年划分，而神话史诗却说“很久以前”，对于流传度极高的格萨尔史诗来说，历史性或许早已与其共生，无论是史诗还是历史，本质都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那些被史诗反复传唱的英雄事迹，在当地藏民的记忆中已然成为确凿的历史。在扬·阿斯曼看来：“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25]“一部《格萨尔》神话史诗的传唱史，就是漫长历史长河中所有歌者与听者参与创造的历史。”[26]“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个文本从一部草原部落史，一部小王国英雄传记变成了一部藏文化的百科全书：地理、历史、风俗、自然观念、情感、神灵的谱系，无所不包。”[27]同样在果洛，阿来一行人行至阿尼玛卿山时，提到了人类认知这座山的历程，分别采用了科学地理学和神话地理学两种叙述思路，尤其在神话地理学部分：“据《果洛州志》，神话中的阿尼玛卿山群峰，是许多神灵的居所。阿尼玛卿主峰是众神之首，簇拥四周的是他的庞大家族。”[28]此外，在此地的其他山峰也被看作众神的亲族和忠实的卫士，每个人都以一座山峰命名。在藏地，神灵无处不在，在藏族人眼中，神是正义的化身、众生的救世主，这种神灵观和瑰丽的想象，正源自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好奇，神性的山峰和自然科学的山峰皆是承载着中华民族思想变迁的见证和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

结语

阿来的写作早已突破传统非虚构写作的纪实边界，他以黄河源头为起点，用文字编织出一幅纵贯历史、生态与文化的中华文明多维图景。《大河源》的价值，正在于阿来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对文明的思辨：人类对文明的追寻，何尝不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溯源之旅”？阿来在散文《界限》里曾经写道：“我只是一个徒有吟游诗人的心灵，而没有吟游诗人歌喉与琴弦的人。我只是一个沉默的旅人。”[29]阿来有着吟游诗人般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内心世界使得他拥有非凡的文学创造力，“沉默的旅人”则是他的一种超然的创作态度，他习惯于通过安静的观察、思考来感受世界万物，宛若在人世间游历的行者，带着独特的心灵世界，沉默着行走在大地上。在阅读《大河源》时，我总会无意识拿出手机在地图应用中搜索书中提到的地理位置，大到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山，小到尖扎县、尕巴松多镇等地区，尽管脑海中有黄河流域的大致地图，但读过阿来的文字后仍禁不住发问：他笔下的这个县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手指不断地操控屏幕放大地图，越来越清晰的县级地图呈现出来。在如此便捷的现代社会，各种信息通过媒介是十分容易获取的，但文字书写与空想不同，原来在我们日常了解不到的地域依然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恰如阿来所说：“有此一行，黄河源区的文化，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而不再像只读文字史那样，留下的印象，只是一片高远蛮荒。”[30]他的文字，正是有这种魔力。阿来与黄河一样，生于高原，他凭借渊博的学识，从地理源头到文化根脉，从历史文献到生态实践，这些巧妙的融合极其考验他的知识储备和文字功底。另外，阿来写作中还有互文性思考，尤其是用他的现实观察和阅读记忆进行勾连。例如在看到深峡中的圆柏时想起惠特曼的《我在路易斯安那看见一棵栎树在生长》，这两种树都在静谧生长却又独自屹立。又比如他在前往十世班禅大师故居时联想到黑塞的《悉达多》，悉达多和班禅大师在他眼中都是摆渡人，他们心怀感恩去感知世界，接受它，爱它，并相信世界的美好。也许，真正的文明书写，从来不是对某个终点的定格，而是对流动、交融、共生的永恒致敬，黄河从未停止奔涌，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地溯源与再发现中世代传承。再次借用阿来文中的话：“按佛家话说，这叫‘知所从来’，为的是‘知所从去’。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最大命题，也是人类的基本命题。”[31]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57页。

[2]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57页。

[3]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57-458页。

[4]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8页。

[5]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43页。

[6]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51页。

[7]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05-406页。

[8]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12页。

[9]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13页。

[10]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15页。

[11]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页。

[12]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67页。

[13]许肠：《作家中的植物学家，阿来在行走中寻旷野诗性》，《文汇报》2024年10月9日。

[14]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39页。

[15]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8页。

[16]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50页。

[17]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401-402页。

[18]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1页。

[19]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34页。

[20]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1页。

[21]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74页。

[22]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24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62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89页。

[25]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26]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57页。

[27]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57-58页。

[28]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398页。

[29]阿来：《阿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30]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19页。

[31]阿来：《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