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创，乃文学之命脉
有年轻的写作者问我：什么是好的文学？我答不上来。好与不好，见仁见智。时代不同，标准也在变。但若问我：文学作品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独创。
没有独创，就没有文学。这话看似绝对，却经得起推敲。一部作品，无论辞藻多华丽，结构多精巧，若精神内核是前人的翻版，语言方式是已有的拼凑，情感温度是他人的复制，就算不得真正的文学，至多算是“文字的摆设”。
独创并不神秘，也不是天才的专利。它是一条可以修炼、可以靠近的大道。
谈及独创，人们容易步入误区，以为它意味着横空出世，毫无依傍。一些写作者诚惶诚恐，不敢借鉴前人笔法，写出的东西僵直生硬。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索性放弃独创。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有一段精辟之言。他说，当文字从内心倾注于笔端时，“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所谓“陈言”，清代学者刘熙载解释过，认为其不单是指剿袭古人的言辞，也包括“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的识见。换言之，真正的独创，必须同时完成两件事：在形式上，要剔除那些被用滥的陈词滥调；在内容上，要摒弃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见。它要求写作者从语言到思想，都拿出自己打磨过、提炼过的东西来。
由此可见，独创不是拒绝前人，而是消化前人。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敢于破，更敢于立。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坦然承认：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那肩膀上的人，眺望的必须是属于自己的天空。
破除“陈言”之后，如何立起“新意”？苏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
苏轼一生推崇“自出新意”。他曾评价自己的书法：“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细读这句话，“不践古人”并非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不要亦步亦趋地踩在前人的脚印里。苏轼早年遍学晋唐诸家，中年后转爱颜真卿、杨凝式，且对同代书家也非常推崇。他深知“工摹临者非自得”之道，主张“唯神是求”，追求神韵和精神，而非外形和皮毛。他将百家之长化入己身，最终铸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自出新意”的新意，其源头在何处？它不可能凭空而来，只能来自写作者本身，来自他看世界的方式、感受生活的深度、理解人心的角度。
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有一段关于灵感来临时的描写，读来仍令人感同身受。他说，创作开始之时，写作者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屏蔽外界干扰，沉入内心的思虑之中。然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精神驰骋于天地之间。到文思降临的那一刻，“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情感逐渐明朗，物象随之涌现。陆机还表示，这灵感一来，“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难以捉摸。
这就是说，创作中最珍贵的东西，独属于你的灵光一闪，不能靠搜肠刮肚、生搬硬套制造出来，而是在你全身心投入生活、认真思索之后的自然涌现。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流过的泪，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某一刻汇集成一股力量，推动你写出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句子。
一个天真的孩子，举手投足间，自有动人之处。一个戴着假面具、故作老成的人，反倒令人厌恶。写作也是如此。文字之所以能打动人，不是因为辞藻华丽、技巧高明，而是因为它是鲜活的、真诚的。写作者要想打动读者，首先要打动自己。你越是诚实地呈现出真实感受，文字就越有生命力。那些从书本里批发来的情绪，从流行文化中舶来的腔调，无论包装得多精美，都不会有生命力。
如何写出这种“鲜”与“真”？唯有一个办法：把自己深深扎进生活里。
当我们通过深扎生活和长期积累，逐渐拥有独特的声音之后，一个更内在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确保笔下的文字，都能配得上“文学”二字？或者说，文学的尊严，究竟建立在什么之上？
我在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中，曾写到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战死沙场。过去，普遍认为他是“自戕殉国”。1938年《大公报》转载中央社报道，称他腹部中弹后，高呼口号，用手枪自戕。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也再现了这一情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亦采此说。然而，2014年，我在成都搜集川军抗战史料时，王铭章的嫡孙王德明告诉我，将军的警卫副官李绍坤晚年亲述：王铭章是被七颗机枪子弹击中，当场阵亡，并非自戕。王德明还提到，电影拍摄时，他们曾与导演讨论，导演解释为“艺术再加工”。因此，我在书中否定“自戕”的说法。
滕县保卫战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县长周同。城陷后，外界盛传他“坠城殉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曾撰文记述，标题即为《滕县殉国县长周同》。后来许多文章更绘声绘色：王铭章战死后，周同抚尸痛哭，高呼“中国不会亡”，随即跳城殉国。就在我对周同敬仰有加，准备浓墨重彩起笔时，偶然看到一条信息：1948年济南解放时，章丘县县长周同被解放军活捉，1951年病死于临沂监狱。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不常见，会不会是同一个人？经过半年艰难考证，真相令人大跌眼镜：周同并未殉国，而是趁乱混出城，逃难途中病倒，被中共地下党员马奉莪营救。国民政府误以为他已殉国，予以隆重表彰，引发同僚嫉恨，密告他通共。周同为求自保，不仅公开反共，还逮捕救命恩人马奉莪，并残忍地将其活埋。于是，我独辟一节，还其真相，标题为《不同周同》。
这件事说明，所谓原创，并非你比别人多会什么技巧，而是你比别人多走了一段路，多下了一点功夫。
一个坚持“唯真是求”的写作者，要学会拒绝两种东西：一是对他人作品的掠夺，二是对自身经验的轻浮消费。前者自不必说，那是连底线都守不住的失格；后者往往更为隐蔽，也更为常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字，流畅、漂亮，甚至精致。但读完之后，像饮了一杯白水，什么也没留下。为什么？因为写作者只是熟练地操弄一套现成的话语模板。这种“熟练”，恰恰是对文学尊严最大的侵蚀。
文学的尊严，不是一种外在的、被授予的光环，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确立的品格。当写作者坚持写自己看见的、感受到的、思考过的东西，不被任何流行的话语所裹挟，其文字就会自然散发出不可复制的气息。这种气息，比任何防抄袭的技术手段都更牢靠。
原创不是文学的属性，而是文学的本体。失去了原创性，文学便不再是文学，会沦为信息的搬运、情绪的复读、知识的堆砌。
从接受的角度看，读者愿意花时间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绝不是为了获得一份他已经知道的东西。那去读新闻、查资料、听人聊天就可以了。读者期待的是一种陌生的、新鲜的、能够打破惯常认知边界的体验。这种体验，只能来自原创。哪怕是最古老的爱情主题，伟大的作家也总能挖掘出前人未曾揭示的那一层幽微。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拓展人类感知和表达的疆域。它告诉我们：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感受，语言还可以这样组合，世界还可以这样观看。每一次真正的阅读，都是一次认知边界的爆破。而爆破的引信，只能是原创。
从创作本体论的角度看，文学的存在方式，决定它无法被二次加工而不丧失本质。剥离作者独特的语调、节奏、视角和情感温度，剩下的情节梗概和主题大意，根本构不成文学。你可以用三句话转述《红楼梦》的故事，但听者绝不会认为自己读过了《红楼梦》。因为“文学”，就存在于那些不可替换的、独一无二的词语排列之中。
正因如此，每一次真正的创作，都是一次“孤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治学和成事的三重境界，认为其中最高的一重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那人”，其实就是属于你的独创之声。在你找到它之前，你可能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寻觅，在琐碎繁杂的生活中摸索，在无数次的自我否定中挣扎。你焦虑、怀疑，觉得所有的话都被人说尽了，但只要你不放弃对“陈言务去”的苛求，不放弃对“自出新意”的追求，不放弃对生命体验的深耕和真诚，那个声音终会在某一天忽然出现。
它也许会让你自己都感到惊讶：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写。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原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