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驾驶着刚换买的那辆新三轮车，突突地从自家院子里出来，面前是一道斜坡。斜坡的尽头有一个急转弯，对面是村子的另一户人家，旁边还有一道青石台阶，串联了整个老村。转过这道弯之后，就是村子和公路衔接的村道。年轻时候甩着两张脚片子，再后来骑自行车，这个年代，机动车深入千家万户。为了做农活方便，家家都买了三轮摩托车或者农用卡车。

这是二〇二五年夏天，玉米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棒子也纷纷长出了胡子。谷子在山坡上与蒿草一起比着向上蹿。麦子早就不种了。这些年来，乡人觉得土地少，种麦子不卖钱，还特别费工夫，便掐断了这一类农作物在南太行的千年血脉。相比较而言，由于周边的养猪场和养鸡场比较多，种玉米倒还能很顺利地换成钱。至于谷子这种成熟以后低头哈腰的植物，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这里的人们，早晚都喜欢喝小米粥。村里人都说小米粥养人。

我母亲说：“没啥都可以，要是不喝小米粥，一天都过不去。”

他也姓杨，名铁林，字志平，兄弟七人，他排行老大，另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不仅在他们本家排行老大，也是我们村里“志”字辈这一代人的老大。

许多年前，我还没去当兵，但和他玩得也不多，因为他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倒是他儿子跟我年纪差不多。除去辈分，我和他儿子算是隔代人。我父亲那一代人，大都特别喜欢劳动，或者说，除了在田里劳动，没有更多的出路，尤其像我父亲那样，根本没有生意头脑，只能做农活，最多再当个木匠或放羊汉之类的。再后来，人们背着行李出外打工，但都走不远，最多到河北的正定、霸州等地，再不就是到邯郸、邢台以及山西的左权、和顺等地。即使在打工潮全国涌动的年代，我们村人再穷，也没有人到沿海一带去打工。

村人们都说，出去给人干活，吃别人的，拿别人的，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还是守家在地比较保险。有些年，我父亲还出去打过工。而杨铁林从不参与，常年在村子里，以种地为生。他种地的精细程度，连我爷爷奶奶和父母亲都赞叹。

 我小的时候，母亲就说：“你要好好上学。不好好上学那也行，回来像人家铁林那样把地种好，那也不用愁吃愁喝，还能娶个好媳妇。”母亲还说，“你只看到了一点，看不到全部。别人的家一亩地最多打六百斤麦子，人家铁林家一亩地打一千多斤麦子，哪能一样呢？”

 我反驳说：“那六百斤和一千多斤有啥区别呢？”

母亲哼了一声，斥责我：“你啊，就是不知道东西中用。多打四百来斤麦子，咱一家人就能多吃半年的面条和馍馍。”

 我说：“我喜欢吃大米，不喜欢吃面条。”

母亲斜了我一眼，说：“你这孩子啊，真是不知道东西中用。”

母亲老是让我下地干活，我总是以学习为借口推脱。根本原因是懒。采用这种方式，周末可能奏效，但寒暑假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写作业不可能天天写，即使想找老师补习，老师也都放假各回各家了。要是去学习好的同学家里补习，除非给钱，或者是去特别亲近的直系亲戚家才行。那时候没有人开设补习班，至少在我们南太行乡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没了借口，我只能硬着头皮下地，但不愿意跟着父亲和母亲到田里、山上抡着钁头刨地，或者用斧头、镰刀打柴，每次都去给爷爷奶奶帮忙。爷爷早年眼睛不好，四十多岁时候就完全看不见了，倒是有力气，但每次下地刨地，都要人搀着他。我们村到处坑坑洼洼不说，悬崖、堤堰还特别多，稍不留神，爷爷就会摔下去。因此，除了秋天刨地种冬小麦那样的大活儿，爷爷一般都在家里摸索着做饭，奶奶下地干活。

我不知道奶奶生于哪一年，但她的一双小脚，让我知道她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她本名已不可考，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曹爱京”，据说也是当时办身份证时，经办人想当然写上去的。奶奶方脸，白净，脑后总绾着一个髻，四季都穿着粗布的对襟衣服，夏天穿薄的，冬天则穿棉袄，裤子总是老粗布的。在我的记忆里，她仿佛从未换过别的装束，直到去世。

奶奶总是颠着一双小脚上坡下岭，村里村外地跑，做什么活都不够精细，却有会哄人的本事。每年寒暑假，我和表弟都被奶奶哄得屁颠屁颠的，兴高采烈地去给她收玉米、刨地、割谷子、打柴等。一直到假期结束，又背起书包闷闷不乐地回到学校。

奶奶疼我和表弟，每天都给我们两个做一些好吃的。我和表弟最喜欢做的事，是背着柴架子到山上去割黄荆。黄荆是我们南太行乡村山野中最常见的灌木，春天抽枝发芽后，不管有没有雨水，都撒欢一样地疯长，即使当年春天滋生的那些嫩枝，到秋天也都会长成缀满绿叶的大枝子。

黄荆的叶子有一股略带辣味的气味，牛羊从来不吃，倒是野兔和蛇喜欢在其中做窝。秋天时候，带着叶子割下来，阴干以后，特别适合冬天引火用。火柴一点，忽地一下，黄荆就像烟花一样在灶台里燃烧起来，然后再放点粗大的干树枝。不一会儿，大火就照亮了整个房间，连院子里也都亮堂堂的。

每天早上，我和表弟起床，先后上厕所，回来洗把脸，然后拿起镰刀，蹲在磨刀石前狠狠磨一阵子。为了测试是否锋利，每次还要用大拇指肚轻轻摸几下，然后吃饭，放下碗，就背着柴架，穿过村庄，深入后山，仰着脖子找一片黄荆比较茂盛的山坡，然后爬上去，先是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操起镰刀，朝着一丛丛黄荆痛下“杀手”。

我们叫黄荆为荆条子。每年秋天，黄荆花开，很多蜜蜂在它紫色的花上爬上爬下，飞得颠三倒四。可那时候，我只知道黄荆可以当柴烧，它的荆条可以编成花篓子、挎篮、荆撇子之类的生活用具，一般长在干瘪的砂石甚至硬岩石的缝隙，特别茂盛，一茬茬的，总也砍不完，即使连根拔起，遗留的须也会再生。

后山很深，但峡谷很窄。往往这边有人锄地或者咳嗽，那边的人就看到了。说话没有什么阻碍。我和表弟先是割上一会儿，浑身汗淌的时候，就坐下来休息。几乎每一天，我都能遇到铁林哥。铁林哥看到我和表弟，老远就笑呵呵地高声说：“你们兄弟俩，又来给爱京奶奶割柴了啊！”

我们也笑笑，喊他：“铁林哥。”

他又说：“爱京奶奶有福呢，这孙子和外孙子总是来帮着她干活儿。”

那时候，铁林哥也就四十岁的样子，比我父亲小几岁。他几乎每天下地，身后跟着他的老婆——一个脸色黑红很能干的女人，两个人不是各挑着一副担子，就是各扛着一把锃亮的钁头，手里还提着镰刀、斧头。不管在哪里见到，我都喊她一声“嫂子”，她的表情总是很沉默，答应一下，再不多说一个字。偶尔会问我去哪儿、做啥去之类的无关痛痒的话，我回答了以后，她也只是“啊”一声。有一次，奶奶也跟着我和表弟去割柴。她小脚，当然爬不了陡坡，就在沟里等着。偶尔也会就近捡一些枯枝，拾掇好，放在那里。我父亲闲了或者路过的时候，总是随便给她扛回去。见到我奶奶，铁林哥也咧着大嘴，先是呵呵笑，然后和我奶奶打招呼，铁林哥也叫我奶奶“奶奶”，只不过，前面加了奶奶的名字。

奶奶笑着对铁林哥说：“恁这两口子又去刨山啊！”

铁林哥继续咧开嘴，露着一口白牙说：“俺这人生下来没啥本事，就会抡把钁头，不干这个还能干啥哩！”

奶奶也笑着说：“咱们这远近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你铁林是个干家儿？就是那石头上，你也能种出花儿来！”

铁林哥也笑着说：“爱京奶奶真会夸人哩，不管真假吧，说得俺这会儿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如此说笑一番，双方各自走开。不一会儿，后山就传来钁头和砂石连续碰撞的声音。我奶奶叼着旱烟袋自言自语地说：“这铁林真是厉害，凭着一把钁头，硬生生把硬邦邦的荒山开成了田。”

后来我才知道，村里分坡地的时候，把整个后山分到了铁林头上。那里的山坡上，也长满了黄荆，河沟之间，有一些楸子树和核桃树，还有野葡萄、酸枣。更神奇的是，凭空冒出一汪清泉，水清凉甘甜，多年不竭。

我也去过多次，不是挖药材就是放羊。再不就是摘核桃、打柿子。还有一次，跟着父亲去那里扛木头。还有几次大年初三，奶奶带着我，从这里步行到武安市的长寿村，翻过摩天岭，到山西左权县拐儿镇的老舅家去。

有一年暑假，我替父亲放羊。正午时分，羊群喝清泉水的时候，我突发奇想，这么好的水，干吗不洗个澡呢？趁四野无人，三下五除二把自己脱光，一丝不挂，用比较大的梧桐树叶子舀水。清凉凉地洗了以后，躺在被毒烈阳光照射的巨石上，把自己晒得浑身发红。正要穿衣服，却发现旁边的斜坡上，遗留着一座老房子根基。蓦然想起爷爷讲的一件事，很多年以前，这里住了一户人家，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孩子，也不知道咋回事，有一天老婆孩子都不见了。那男的找了大半年，还是人鬼不见。他想不开，就用一根粗麻绳，把自己吊死在了屋梁上。那一天雪下得特别大，他住的地方距离村子又远，平时没人来，直到春节前几天，有人到这山沟里打柴，才发现了他已经冰凉的尸体。想到这里，我浑身发冷，只觉得头皮发麻，起身就蹦到了一片空地上。虽然太阳光很毒辣，但我还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很多年后，我到外地工作。再回到村里，牛羊都没了，为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山上的黄荆愈加茂盛，但距离村子比较近的地方，满山的黄荆被各家各户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板栗树。

母亲和弟弟说：“邻县和其他村子里都种板栗。其中有一户人家，他爹被选任过县人大代表，很多年前就承包了附近一座山和几道沟，专门种板栗树，用了十来年时间，挣了很多钱，每年还能申请到一些专项资金，是村子里最早拥有小轿车的人家。”

尽管每年都回去，但我再也没去过后山。直到十多年后，我奶奶去世，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要找一座比较好的墓地。我跟着父母亲，沿着依旧满是石头蛋子的河沟，走到了当年的后山。一进沟口，就发现一道新的拦河坝，不由得“咦”了一声。再看那河坝里面，汪着一大摊清水。再看旁边的山坡，居然有一片洋槐树林，再远处，核桃树不见了，婆娑站立着的都是板栗树。更神奇的是，板栗树下还种着玉米、谷子等庄稼。幼年荒荆棘、荒草的山坡，居然变成了田地和板栗树林，就连那座老房子旧址，也长着两棵满身青刺的板栗树。

母亲说：“人家铁林可真是能干，把整个山都刨成了田地，还种了这么多的板栗树，光卖玉米一年就有好几万块钱，收了板栗也能卖七八十万块钱。”

正在这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咳嗽，但不知道声音到底来自哪里。我举着眼睛把后山翻了几遍，才看到一个穿白T恤的人，正站在对面斜坡上抽烟。我笑了一声，喊：“铁林哥。”

他也哈哈笑了一声，说：“献平回来了！”

我开玩笑似的说：“哎呀，铁林哥，俺要不回来，咋知道你早就把这后山改造成了万亩良田，也变成了你的专属皇家板栗园呢。”

 铁林哥吐了一口烟雾，又咧嘴笑着说：“兄弟啊，你哥俺一辈子没啥本事，只能在这山里撅着屁股，抡钁头东刨一点儿、西刨一点儿，为的是填饱肚子，不像你，一说话，一挥手，大把的票子就哗哗地流进了腰包。”

他说的当然是玩笑话。顿了一下，铁林哥叹了一口气，看着对面山上已经结出青果的板栗树，说：“现在的人，都不种地了，等到俺这代人，一个个都走了以后，大片的地，迟早得还给荒山。”

听了他这句话，我“嗯”了一声，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点啥。

此前，每次回去过年，大年初一早上，我和弟弟先去给他磕头拜年。那是我们村至今保留的风俗。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先给自己爹娘跪下来磕头拜年，再去给爷爷奶奶磕头，然后按照辈分，挨家挨户地给长辈磕头拜年，一直到哥嫂这一层。等大家磕完头拜完年了，会聚在某一人家里闲聊。铁林哥到我们家之后，我都拿酒给他和其他的堂兄弟喝。

弟弟说：“铁林哥酒量深不见底，几乎每天都喝，一个人在山上或在家里，都要喝上几两以后，才去睡觉。”

他们每次在我家（其实是弟弟家）“聚首”，其他几个堂兄弟咋咋呼呼的，看起来能喝，但在铁林哥面前，哪一个都得甘拜下风。铁林哥往沙发上一坐，我把一只漱口杯大小的玻璃酒杯放在他面前，也不给他说，直接倒满。铁林哥一看，先是伸手摸一下自己已经光秃、后边和四周如雪的白发，然后咧开嘴，露出一口整齐的小白牙，呵呵笑着说： “哎呀，喝酒啊，俺喝不了这么多啊！”

大家都哈哈笑，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说：“铁林哥，要是你不能喝，咱们村里就没人敢端酒杯了！”

铁林哥确实能喝，一杯大致一两半，他喝七八杯之后，依旧脸膛黑红，说话不见一点儿语无伦次，也不粗声大气，无论谁说话、咋开他玩笑，他都呵呵笑。有人跟他碰杯，他依旧稳稳地端起杯子，先是谦虚地抿一下，众人说他作假，他才深喝一口，放下杯子。有人起哄说他不诚实，喝酒不上心，瞧不起兄弟们，他就嘿嘿笑着说：“那……再下点儿？”然后又端起杯子，把脖子和脸仰得更高一点，喝得多一点儿。

如此折腾到十一点多，母亲和弟媳妇都做好了饭，准备让大家一起吃的时候，铁林哥说：“哎呀，这喝了一肚子好酒，先让俺去解个手啊！”

他可能知道，说别的什么话，我们这些堂兄弟肯定不让他挪窝，一说解手，这是神仙老爷都管不住的事儿，必须无条件放他走。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他一出去，就不会再入这场酒局，直接回自己家去了。

铁林哥原先住在老村上方。几年后，他把房子盖在了我们家对面，中间隔着一条宽大的河沟，我们每天都能相互看见。二〇〇九年春天，我父亲去世，按照风俗，第二天就把尸身装进棺材里，拉到麦场停灵。铁林哥家就在旁边。那一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淅淅沥沥，拉扯我的心。我和弟弟受凉，冷得浑身发抖。到半夜，雨更稠密了。我扶着父亲的灵柩，正在不停跺脚取暖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人带着手电朝我们走过来。

这时候会有谁来呢？除了我的前妻或弟媳妇。按照乡里风俗，家里老人去世，女人们是不能守灵的，只有儿子可以。我起初想，可能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来给我和弟弟送雨伞或者棉衣服来了，却没想到，是铁林哥。他走到跟前，语气沉重地说：“拿了两件雨衣，你兄弟俩穿上，可以挡点寒。”我想说点啥，支吾了一下，啥也没说出来。

父亲在的时候，弟弟家办了养鸡场，铁林哥也办了一个鸡场，据说都赚了一点钱。铁林的儿子云龙，媳妇是湖北人，为人实在，很会说话办事，也非常勤俭，把家里诸事调理得井井有条。每次见到铁林哥，我也夸他上辈子做了多大的好事，这辈子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媳。

那些年，我每次回去，总见铁林哥在老屋院子里忙活，几百只鸡咯咯地叫着。他家老屋在庄子的最高处，坡上有很多棌树，叶子黄了还挂在枝头，从他家再往上是一片老坟。我路过时，心里总有些说不清的滋味。

我父亲去世后，弟弟就停了他的养鸡场。弟弟会开车，出去打工总不顺当，就想自己买辆车跑运输。可钱不够，只能合伙。先是和别人合伙，没跑多久就散了伙。后来，铁林哥找上门，让弟弟和他儿子云龙一起干。于是两家凑钱，买了一辆新卡车。

弟弟和云龙合伙跑了半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俩把车卖了，分了钱，两人各买了一辆，各跑各的。母亲说：“你铁林哥对咱家心里有疙瘩了，可能就是和你弟合伙买车的事引起的。”我嘴上说合伙难免磕碰，心里却明白，再深的情分，有时一沾上钱，味道就变了。

有一年的年初六，我们堂兄弟聚在我家喝酒，大家一起闹哄哄的。一看是铁林哥没来，我就站在院子里大声喊：“铁林哥，快来喝酒，都等着你呢。”

他推说：“现在喝不了了。”

我知道这是客套话，就大笑着说：“这大过年的，不喝酒就不能来兄弟家坐坐了？”

在我们南太行的人家，请人到家坐坐，就是亲近的说法。铁林哥听了我的话，不一会儿，就见他袖着手，从斜坡上大步走下来，穿过河沟，坐进了屋里的沙发。那天他喝了不少，旁人已东倒西歪，他还是那张黑红的脸，稳稳地坐着，他的话还是不多，只呵呵地笑。院子外不断传来爆竹声，早春的太阳抚摸着南太行乡野万物，也暖融融地照进我家的院子里。

以前，我一般是在清明、夏天和过年时才回到老家。这些年来，一有时间就跑回去。三十多年前，爷爷奶奶先后走了，现在父亲也没了，只剩下母亲和弟弟一家。以前侄女、侄儿还都在学校读书，现在大侄女也二十多岁了。前十几年，村里最后一个爷爷辈的去世了，他年纪小，但辈分高，死的时候，我没有回去帮忙，都是弟弟、弟媳妇和母亲，去帮忙料理后事。

很多年以来，村里人都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不论谁家遇到红白事，其他人家都去帮忙。这无疑是一个好传统，村人也都知道，平时都是各自过日子，好好坏坏，也嫉妒，甚至明着暗着地相互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可红白事，谁家都会遇到，也不是仅凭自家人就可以完全可以料理的。差不多十年之间，村里几个大伯也都先后去了，余下的一个大伯，虽然和我们家血缘最近，是我爷爷的亲侄子，但血缘近的亲人间，也难免有解不开的疙瘩。反倒是铁林哥和其他堂兄弟，虽不算至亲，但多年来倒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和和气气的关系。

二〇一六年秋，前妻和我闹离婚。母亲说：“可能是老坟出了毛病。”母亲就让我回去，她再找人给看看。

数千年来，农村人迷信风水，是一个颇为久远的传统，可我却不信这些，但碍于母亲的心态，我还是回去一趟。那是国庆放假期间，我回到南太行故乡。虽是秋天，早晚有点冷，可正午时候阳光依旧热烈，烧得人浑身发烫。我和母亲走到后山，正要坐下来歇一歇，忽然想起，这里的荒坡是铁林所属，按照铁林哥的性格，此时一定还在庄稼地里忙活。刚坐下来，果然就听到镰刀割庄稼的沙沙声，不用猜，也知道那是铁林哥，但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我就大喊了一声：“铁林哥——”

先是没人应声，我又喊了一声，才有人搭腔，那声音就是铁林哥。他果真在背阴的斜坡田里割黄豆，他媳妇也在。

我走到他割黄豆的地边，张目一看，这后山俨然世外桃源，铁林哥不仅种树，还修了一条小道，能容下一台三轮车或者拖拉机，从前的那片洋槐树林之间，还多了一条石阶砌成的步道。我笑着对铁林哥说：“哎呀，铁林哥，你可真是有心，这地方不仅是你的‘皇家粮仓’，还是你的‘御用花园’啊！”

 铁林哥照旧咧开大嘴，笑了一声，开玩笑地说：“还‘皇家’还‘御用’，兄弟你这是埋汰你哥哩！”

此时的铁林哥，一点不见老态，和多年前基本上一个样，脸上的皱纹也不多，只是笑的时候眼角跳起一串鱼尾纹，嘴角的法令纹貌似深了一点而已。看到他，我心里不由得想，这铁林哥一定是一个长寿的人，就他那副身板，养成了整天刨地、每晚三两酒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就决定了他长寿。再者，他的母亲，是我们村最长寿的人，都九十七八岁了，还耳聪目明，脸上找不到一丝皱纹。十多年前，我带大儿子杨锐回老家过年，去给她拜年。老人家问了我儿子的名字。十多年后我再回去，她居然还记得我大儿子的名字，还问他在哪上学。

我递给铁林哥一根香烟，他翻来覆去地看了看，说：“这是好烟。哎呀，兄弟，你哥我也只能在你这里抽到这么好的烟。”

我惭愧地笑了笑：“这东西，就是冒一阵子烟，一会儿就变成灰了。”

 铁林哥继续说：“赖烟才变成灰，好烟升起来就是云。”

 听了他这句富有诗意的话，我竟然无言以对。

我母亲和他媳妇几乎同时说：“吸烟一点好处都没有，还烧钱，有啥意思呢？”

 铁林哥笑了一声，说：“哎呀，好烟赖烟可不一样哩，你们不吸烟，体验不到吸烟的妙处。”

我跟着随声附和，然后岔开话题，笑着问：“据说你和嫂子住在这山里，还经常把成群的野猪弄得四处逃窜，不敢近前。”

 铁林哥正色说：“你还别说，这几年，野猪比家猪还多，还一窝一窝的。俺两口子辛苦一年，种的玉米还不够它们吃。”

 这时候，他媳妇接话说：“不光玉米遭殃哩，红薯、黄豆也都给俺吃得根苗不剩！”

告别铁林哥夫妇，往另一处走的时候，母亲说：“人家铁林哪儿也不去，成年累月就在这沟里刨山、种庄稼、种板栗树。有一年腊月的时候，有几天没见他们两口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说是去闺女家了。回来以后，铁林的脸黑了好几天，两口子还吵了一架。铁林一个人在后山住了好几天。”

大致从二〇〇〇年开始，绝迹多年的野猪卷土重来，开始在后山一带活动，后来直接杀到了村里，见什么吃什么，弄得鸡犬不宁。开始有人养猎狗，专门捕猎野猪，拿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卖肉，或者直接卖给当地的饭店。但铁林哥不养狗，也不捕猎野猪，他买了很多的“两响”，也就是一种花炮，形似竹筒，垂直燃放，先是一声爆响，腾空之后，再猛然炸开后爆响一声。

铁林哥说他买了很多的“两响”，夜里一听到动静，就起来点两根。后山也是一道峡谷，三面环山，“两响”一炸，四面回应，全谷都有动静，连村子里人都能隐约听到。野猪们当然不知道这是啥东西，一听到就四散惊跑。但时间久了，野猪也就习以为常了，对响声如炸雷的“两响”也不再惧怕。铁林哥又买那种长鞭炮，时不时在山谷里炸几串，野猪也吓得屁滚尿流，跑进窝里惊魂未定。

铁林哥讲的时候，我跟着笑，也能想象出，他们两口子在这空谷里的黑夜生活，炸野猪可能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我又问他：“在这沟里，除了野猪，你们还遇到啥有意思的事没？”  

铁林哥又笑，我赶紧再递上一根香烟。铁林哥还没开口，他媳妇就说：“咋没有？有啊！”  

我赶紧说：“那你讲几个给俺听听呗！”

铁林哥点了香烟，抽了一口，吐着烟雾说：“那还是前几年的事了。俺跟你嫂在泉水边搭了一个窝棚。毕竟，干了一天活儿，再回村里，光走路也使人慌。这山里，夏天比空调还凉快，不如就地吃点饭，蒙头睡一觉，太阳就又挂在门上了。洗把脸，喝口水，继续干活多好。”

他也说起山里的一些怪事。比如灶上的铁锅好端端地会自己飞出去，晾晒的被褥莫名就落在了水坑里。他们躲着看过，只见东西动，却不见影。他说这些时，咧着嘴，像在讲别人的趣闻。铁林哥说：“这类的事儿多得很哩，没有半天时间，肯定说不完。”

他又要开始干活了，我赶紧说：“铁林哥，空了到俺家，咱兄弟俩再喝点。”

铁林哥说：“那敢情好，再去喝你的好酒，多好的事儿啊！”

我说：“其实，每年过年回来的目的，就是陪陪俺娘，和兄弟们聚聚，喝几杯酒。”

铁林哥“嗯”了一声，说：“就该这样哩，日子看起来长，实际上短得很，睁开眼再闭上，一下子就老了。再一睁再一闭就没了。”

听了他这番话，看着他泛白的胡须，我心里也有点伤感。

二〇一九年秋天，我再婚，村里人差不多都来帮忙了，铁林哥嫂俩也不例外。婚礼上，我还给他敬了几杯酒。每一次回乡，我都要去看望铁林哥的母亲，她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人，虚岁都快一百了，身子骨却硬朗，头脑也清楚。她心善，信佛，我每次看望她，总塞给她一点钱。她总是推拒，说：“心意领了，钱要替你捐出去。”

铁林哥和他的几个兄弟肯定也知道这件事，但他们不说，我当然也不说。村子里还有老人在，那是全村人的福气。

 我也常对母亲说：“你就向大娘学学，别的啥也别管，好好活着，活到一百多岁，甚至两百岁，就是俺兄弟俩的福气。”

转眼就是二〇二五年夏天。此前，母亲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回到老家第三天，铁林哥骑着他新换买的三轮车，拉着一车东西，同时，他儿子云龙也坐在上面。他骑着三轮车从院子里出来，下了一道一百多米的斜坡。也不知道咋回事，拐弯的时候，一下子就栽到了玉米地里。那玉米地距离路面还不到一米高，即使受伤，最多不过擦伤，可谁也没想到，铁林哥居然死了。

他是我在村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堂哥，须臾之间就没了。他这一去，就意味着，天地间那股黑色的肃杀之气，已经侵袭到我们这一辈人身上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怔了一下，紧接着心里疼了一下，一股黑色的哀伤迅速弥漫在身心，站在成都的窗前，觉得全身发凉、灰暗沮丧，脑子里浮现的，竟然是草木葳蕤的后山，只见黑脸膛的铁林哥，依旧站在山坡上，对着虚空呵呵地笑着。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主要作品有“巴丹吉林沙漠文学地理”系列《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红色戈壁》、“南太行文学地理”系列《生死故乡》《故乡慢慢明亮》、“成都记”系列《中年纪》《成都烟火日常》，以及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诗集等。先后获得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首届三毛散文奖一等奖、朱自清文学奖散文奖、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