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
应该说，任何文学形态的叙事，都有多种可能性，在场主义更是。
所谓“更是”，首先是因为在场叙事与书写对象有更紧密的关联。毋庸置疑，一切文学叙事都是以“事”为基础的，而作为客观存在的“事”，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深刻性。这为文学叙事的多种可能提供了坚实基础，但能否让可能成为现实却是有区别的。在通常情况下，作家与对象世界在叙事结构中处于主、客体关系，再贴切生动的叙述，都是叙事主体对客体的艺术“呈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结构”的中介。而在在场叙事中，由于作家主体是“在场”的，与叙事对象处于同一场域，叙事当然地也就“面向事物本身”，成了作家通过文字对包括自我和对象这个“场”发现维度的指证；叙事流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形象，自然也具有了“经验的直接性”。
其次，意义的无限性与认知的有限性，决定了叙事的无限可能性。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作家培训班上，我受主办方之邀，向与会作家介绍在场主义。我在现场做了一个关于在场写作多种可能性的小游戏。当时班上有47名学员，我说如果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位作家写一篇散文，内容就是今天的这个文学讲座，最终你会惊讶地发现，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且有好有中有差；再进一步推演，扩展到470人、47000人，甚至更多，结论依然。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完全相同，叙事结果却如此千差万别？何为真相？最后，我得出三点结论：其一，任何一个存在，大到家国大事，小到老婆婆出门买菜，其包含的意义都是无限的，关键看你如何去发现更深刻、更有价值的意义；其二，存在意义的无限性，决定了在场的多种可能性，并进一步决定了在场叙事及其意义发现的多种可能性，从更好地“讲好一个故事”到更好地“构建一种意义”，不只是在场的写作方法论要求，更是在场的哲学本体论指向，甚至是衡量是否真正在场的重要标准；其三，任何一个存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每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总是有限的。既然如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谓在场，就是一场在发现路上的逆旅。
再次，存在的发展性、变化性，决定了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关于世界运动变化的思想——时间不居，一切在变。这既为在场叙事多种可能性提供了“动能”，又提出了客观要求：面对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世界，或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的“难以界定的范畴”，叙事如何进行？显然，唯一的途径还是在场，即以贴近对象的灵动多样的在场叙事，适应变化的对象和不确定的世界。就散文而言，在场主义提出的“散文性”的“四个非”特征及其所倡扬的自然、自在、自由精神，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性回答。其中：非体制性指向自由精神，非主题性指向多维意义，非完整性指向片段经验，非结构性指向散漫灵动。就其他文学样式而言，怎样才能让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让每一个作品都成为作者对“这个”变化的“存在”对象的在场感知、体悟、发现和书写结果，都是作者独特个性经验对“存在意义的显现”的最好实现形式，还尚待探索。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没有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让灵动的叙事留下更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白不是残缺，是世界不确定性的存在真相。“一些符号更具有威力、更普遍、意义更深远，因为它们是空的。”只有这样，才可能让一种评论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成为可能，才是灵动的在场。
还有，语言的张力，也决定了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任何体裁的文学叙事，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正如凯文·奥顿奈尔（Kevin O'Donnell）所言：“无物在文本之外。”所谓创作，就是作家通过语言罗织叙事流，构建自己心目中“文学的理想世界”，并让生命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存在的真相，在这个“文学的理想世界”中显形。这正是文学的功能，也是在场叙事的价值指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指出：“语言是存在之家。”那么，语言如何通过在场叙事，表达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关键在于语言的张力。所谓语言的张力，就是指语言在叙事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在表现力、冲击力、扩张力和审美性，它使存在在场再现、意义超越字面，引发读者的深度联想和情感共鸣。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叙述、冲突、留白、比喻等手法，在有限的文字中蕴含丰富的层次感、内涵性，增强感染力与读者参与感。语言的张力，既要求苏轼所说的“辞达”，也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通过语言构筑的叙事流，实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通过让句子记号中的元素对应于思想的对象，句子得以表达思想”。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杨文丰与耿立先生，都是“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获奖作家，对在场写作与研究早已有积极的投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其中，杨文丰是把鲁枢元先生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生态学三分法”“三态理论”和肖云儒先生“三态同构”理念引入生态散文创作与研究，并创建“大生态散文‘三态同构’”思想的第一人。事实上，以“介入当下”为旗帜的在场主义，和以生态道义为担当的“大生态散文”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关联。在场书写如何介入大生态，或者说大生态文学如何在场，以及“大生态散文”在场书写的多种可能性等等，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文学课题。本期本栏刊发的栏目主持人与杨文丰老师《在场：“大生态散文”的“三态同构”》的专题对话，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乏积极而新鲜的见解，供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交流。
同样，耿立的《在场主义散文的价值重估》，从在场写作与研究的切身体验出发，结合对在场主义源头理论的追溯、对在场主义开辟的话语空间的审视，以及对在场文本的解读，实证了在场理论创新在当下语境下的特殊意义，以及为后续的“非虚构写作”“个人史散文”和“素人写作”等提供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对当代散文突破“做小做浅做空”困境、重建精神高度与担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示；而在场主义关于“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完美融合”的审美取向，更具不可忽视的滋养中国散文发展核心遗产的文学史意义。
无疑，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探索在场叙事多种可能性的有益收获，也是对在场主义理论建设的积极贡献，彰显了在场主义的强大活力及在当下语境下的特殊意义。
【作者简介：周闻道，作家，经济学家，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乐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在场主义文学创作研究中心”顾问。已出版散文和非虚构文学作品15部460余万字、文艺理论评论作品3部80余万字、经济学专著3部100余万字，主编在场主义散文流派专著38部1160余万字。获四川文学奖（两次）、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中国报告文学奖、中国新散文奖、西部散文奖、苏东坡文学艺术奖等。作品被收入多个版本的《大学语文》、人教版高中教辅材料及数十种全国性散文年选、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