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方晨的创作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创作初期，他将乡村记忆、现实关怀和先锋意识杂糅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强烈的探索精神。随着写作的愈加纯熟，王方晨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叙事经验，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地啸》当中，出现了以前同类作品未曾表现的主题：那就是对民族新生意志的发现、获得，以及如同开化了的人的思想。这部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对战争、历史、乡土、人性以及现代性的审视和表现方式，也与当下流行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叙事时间、人物塑造和精神内核上，显现出浓郁的探索意味，他的艺术思考和创作实验为当下中国乡土文学和战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和探索路径。

打散、组合的叙事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在传统小说叙事当中，时间基本上遵照线性的物理时间，即使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倒叙、插叙等手法，也都是叙事方式上的改变而非对叙事时间认识上的变化。而王方晨的《地啸》打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他对小说叙事时间的探索既表现在小说整体的形式结构上，也体现在叙事过程中内在时间的共时和错位。

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章节之间的时间被颠倒和重新组合。第一章讲述了1935年到1997年的故事，而第二章和第三章又重新回到了1945年和1944年的时间场域内，成为第一章的补充。这种缠绕的、错综复杂的时间结构打散了原本可以和盘托出的内容，增加了文本的纵深感，更提高了小说叙事空间的利用率。

《地啸》记录了皂坝头村六十余年的历史，面对如此庞大的叙事对象，传统的线性物理时间便显得捉襟见肘。“如果时间与历史在此被重新接纳，那么，它是以一种不可辨认的形式破坏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线性序列的，用的是一种痕迹的逻辑，这种逻辑将任何序列的成分都理解为彼此的构成成分。”[2]在《地啸》中，时间成为构成成分，时间长河中的某一段落可以作为独立的成分被利用。第一章中记述的皂坝头自卫团战斗只一笔带过，到了第二章和第三章才作为独立的叙事成分被填补进时间进程。因此，小说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必拘泥于时间的物理顺序，摆脱了前后逻辑的桎梏，小说内部叙事空间的利用率被提高。

时间上的重新组合还赋予了小说不断发展的势能。小说开篇，罗得宝在皂坝头村等待自己分别一年的妻子，然而妻子宋兰香刚来到皂坝头村就即将分娩。这一事件构成了小说的第一个激烈的矛盾，主导着整个故事的走向。倘若王方晨在此时便交代了宋兰香怀孕的原因，那么小说会过于一览无余。

“时间，构成传统小说叙事动力最无可置疑的前提，即便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任何行动，小说依然可以依赖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叙事的逻辑。”[3]然而在《地啸》中，物理上的时间不再是叙事时间的基本参照，作家所采用的叙事时间通过抵抗物理时间而赋予小说发展的全新逻辑和动力。王方晨刻意将宋兰香一年的经历隐藏起来，成为悬置在小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故事背后不断积攒着能量，催化着罗得宝、罗小虾和宋兰香之间的矛盾，直到最终罗得宝和罗小虾不死不休才彻底爆发，故事因此被不断推动发展。

时间的共时与错位是《地啸》叙事时间探索的另一表现。小说开篇第一句“老人小虾的出现，是他父亲始料未及的。”这一开场包含着双重时态。“老人”是罗小虾在1997年的状态，是未来时；“他父亲始料未及”又是站在1936年讲述罗得宝的心态。因此，这句话成功打通了叙事的时间节点，过去和未来于一瞬之间完成了转换和对接。

同时，这句话通过时间的模糊成功将叙述者隐藏起来，使其得以站在故事之外以冷峻、客观的态度审视发生在皂坝头村的故事。“他执意要展示的就是民间社会，并以勾画出民间群像为己任，要以自己冷静客观的态度写出民间的自在自为。他隐蔽了自己的批评，而在旁边不动声色。”[4]王方晨在《地啸》中屡次通过过去、未来和现在三种时态的混合，让叙述者与叙事时间始终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使故事成为不过多掺杂情感的纯粹客体，把一个完整的民间世界展现出来，从而增强了介入现实的力度。

“对峙”中的人物形象

除了叙事时间上的探索性，在人物塑造方面，《地啸》也展现出王方晨的全新思考。“着重刻画人物形象是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5]《地啸》中活跃着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中，罗得宝和老萧无疑倾注了作家最多的心血。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王方晨着意将二者放置在紧张的斗争关系之中，通过疯狂的、逼近人类精神限度的对峙来展现他们的生命观和性格特点。

“王方晨的原则是‘斗争’，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贯彻着紧张的、不死不休的对峙。”[6]老萧和罗得宝的对峙源于他们对战争的不同态度。罗得宝是丑陋、懦弱却可怜可悲的底层中国农民的象征，面对战争衍生出来的苦难，他出于本能选择逃避战乱，保全自己和家人。“这段经历的意外结局，再次让罗得宝生命的航船，失去了驶向壮烈的机会。他注定，这一辈子要活得像根蔫巴草。”与之相对，老萧在面对侵略者时选择挺身而出，组织自卫团奋起反抗。在老萧的眼里，罗得宝身为皂坝头村的村长，他不能离开自己的村子，为阻止罗得宝，他砍下了罗得宝的两根脚趾。罗得宝和老萧的生死对峙就此展开。

罗得宝是以阴暗的“幽灵”形象出现在小说当中的，他不断缠绕在老萧和自卫团的周围，伺机为自己复仇。与老萧相比，他怯懦、自私甚至狠毒。在叙述二者的对峙时，王方晨巧妙的嵌入了一个“叙事圈套”。

罗得宝之所以在斗争中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的复仇对象是“英雄”老萧。所以在叙事中，王方晨有意为罗得宝蒙上一层“阴影”，而这恰恰体现出叙事的不可靠性。从文本的角度出发，罗得宝无疑处于对峙中的弱势地位，他的复仇也缘于战争双方对他心灵和肉体造成的“创伤”，他的受害者本质被王方晨刻意掩藏在对峙当中。当抛开他的复仇对象，罗得宝无疑是战争中的受害者。他的孩子被侵略者杀害，他的人格被肆意践踏，他的抗争被无视，甚至差一点被老黑杀害。

“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宣传了）它的个体和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期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7]罗得宝身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生活在乡土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之内，受到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安稳的生活有着极度的渴望，发家致富、生儿育女是他毕生的追求，然而战争无情的摧毁了他的生活和梦想，让他被迫沦落到战争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如果将王方晨的“叙事圈套”解构，我们会发现罗得宝最终成为一象征性的“符号”，代表着对原乡文明的守望，对土地、粮食的依恋以及对生命的本能的尊重与爱护。在他身上，王方晨揭示了人与理想生活和传统伦理撕裂后产生的痛感，他与老萧尖锐的对峙实质上是传统文明和生命本能的激烈反抗。

“在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乡土书写中，一代代卡里斯玛式的农民领袖都被英雄化。”[8]但是，老萧这个农民领袖剥离了英雄化的脸谱，摆脱了单纯的叙事功能，具有了极为复杂的人性深度和心理状态。他被描述在历史中，但其人生选择却不时透露出鲜明的个人倾向和生命意识。他砍下罗得宝的脚趾，代表着他坚定的选择与传统农耕文明和农民心理决裂，从此走向了成为英雄的道路。但是，王方晨又通过他与罗得宝对峙关系的缓和实现了对农民领袖形象的“祛魅”，将老萧还原成普通的人。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老萧心里产生了对和平、安稳生活的向往，他已经厌倦了战斗和杀戮。在罗得宝身上，他看到了安居乐业的希望。面对作恶多端的山本，他坦白自己的内心渴望回到原来平静的生活。“罗得宝清楚地感受到了老萧身上的搐动。‘俺们的地好几年没好收成了。地里长满了草。’”“‘你不能再让俺的地没好收成了。再不能了！’”在这里，老萧不再是一个民间英雄，而彻底成为与罗得宝一样的农民。正得益于他与罗得宝对峙的激化与和解，老萧的形象才更加的真实、丰满、立体。

王方晨曾坦言自己笔下的人物“他们并不是道德的泥胎木塑，他们是有血肉的活生生的人，自然也拥有人类共同的欲望。”[9]在《地啸》中，王方晨成功的塑造了罗得宝、老萧两个性格鲜明、具有真实生命力的乡土人物形象。

在现实和灵魂的对峙当中，王方晨既透过罗得宝“偏执”的复仇心理看到了战争时身处底层的农民的血与泪，展现了传统文明和生命本能的不屈抗争，又通过老萧与罗得宝的和解实现了对农民领袖的“祛魅”，突出了他心中的豪迈、坚韧，又强调了他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怯懦。通过对峙关系塑造人物形象，《地啸》贴近了历史的本真面目，为历史人物赋予了鲜活的血肉和真实的情感。

“纠结”的现代化反思

“王方晨是帕慕克所说的那种典型的‘感伤——反思型小说家’”[10]。作为山东作家，王方晨或许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他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始终坚持民间立场与现实关怀。《地啸》前三章整体上继承了同类型题材小说对历史、战争和人性的反思精神。但是，王方晨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反思的笔触进一步延伸到战争后的和平年代。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乡土转型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大有取代传统乡土文化的趋势。”[11]王方晨将反思的目光投射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潮流上，成功打通了历史与当下，展现了始终萦绕在中国乡村周围的无尽苦难，以警惕的姿态审视当下中国乡村发展。

皂坝头村在战争时期染满鲜血，这时的大地却在苦难中维持着蓬勃的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发出愤怒的呼啸。“在这些声音的后面，他还听到了大地深处的沉沉的低啸。这低啸，也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响起，而是从未止息。”然而到了和平年代，大地逐渐沉寂。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下，乡土让位于现代化建设。

对于黑启明、萧心言等皂坝头后人来说，皂坝头村的价值仅在于它能够承担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而它的历史、文化以及承载的情感都让位于不可阻挡的建设大潮。现代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人们心中的贪念，罗墨水作为村里的“首富”不知满足，最终因贪财偷盗石油被枪毙。同时，曾经灵动、明净的水洼逐渐干涸。“现在水洼没了，四处都是庄稼和井架。”从罗得宝、老萧到萧子恒，水洼承载的是两代人的美好记忆，甚至成为他们的力量源泉。王方晨不断强调水洼的消失似乎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命运描绘了一个可悲的寓言。

然而，尽管王方晨在《公敌》中也发出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受难者”[12]的感叹，但他不同于张炜在《九月寓言》《刺猬歌》《艾约堡秘史》中展现出的对现代性的强烈抗争意识。王方晨清楚的认识到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作为一个有着深刻启蒙批判意识的作家，也清楚的明白乡村社会并不是完美的乌托邦。“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克服基于直接经验和亲身知识的本土依恋。”[13]但是，在理性和感性的搏斗当中，他仍不免流露出一丝痛苦和茫然。

萧子恒将军知道自己马上就没有故乡了，心中也难舍皂坝头村的“美好”，但仍没有阻止在村子里建设工厂。破坏与重建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归根到底，这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两难处境。王方晨是纠结的，他在结尾一章借萧子恒隐晦的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经济发展和乡村文明的维护能否协调一致。“乡土小说作家无论照在哪种文化立场，在心理上都有一种不自觉的永恒朝向，向着那土地的最深处寻求归属感，即所谓‘精神还乡’”[14]。

王方晨在《地啸》中流露出来的反思意识是温和的，也是纠结的，但正是这种纠结、迟疑成就了王方晨独特的精神色彩，使他的小说在思想上更具有现代思辨意义。

结语

王方晨是一位有着坚定文学追求的作家，他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小说创作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他使先锋这个词重新灌注血泪，他表明，生存的真正极限在都市，也在山野，本土经验中埋藏着最锐利的刀锋。”[15]无疑，王方晨继承了上世纪先锋文学不懈探索的精神遗产。《地啸》作为王方晨艺术思考的最新结晶，正是他反叛和探索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地啸》通过叙事时间的重新组合，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赋予了小说持续发展的势能，也让叙述者与叙事时间保持距离，让故事成为不过多掺杂情感的客体，使整部小说带有一种冷峻、严肃的气质。在人物塑造上，王方晨通过人物之间的对峙关系，在奇特的故事虚构和话语叙述中多维度地彰显了驳杂而又深刻的人性，实现了对历史中普通人的发现和农民领袖的“祛魅”。在作品思想上，王方晨保持着反思、警惕的知识分子姿态，在纠结与沉郁中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复杂思索。

然而，对传统的反叛与探索会使小说的审美特质超出传统和流行的成规，王方晨的创作在当下文坛中或许显得孤独和另类。《地啸》在形式上的创新会导致读者接受上的困难，在人物塑造上的复杂和“叙事圈套”也会致使一部分读者在理解人物形象时走上“歧路”。但是，以《地啸》为代表的王方晨的创作，客观上拓宽了战争文学和乡土小说的审美空间，丰富了人们对战争、乡土、历史和人性的理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当下小说创作的同质化格局。《地啸》是独特的，王方晨在其中展示了他的茁壮、坚韧、执着和追求。通过这首回荡在战争与乡土间的民族圣歌，他向我们展示了乡土文学发展和战争书写的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7.

[2]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6.

[3]

周展安.语言·时间·现实——试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特质及意义[J].文艺评论,2017(12).

[4]

赵亮.王方晨：一位乡土民间的思想者[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5]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99.

[6]

李敬泽.乡土之路[N].文艺报,2002-09-10.

[7]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C]//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1.

[8]

刘永春.当代乡村的隐秘结构与悲情历史——评王方晨长篇小说《公敌》的乡村书写[J].百家评论,2015(3).

[9]

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J].莽原,2018(2).

[10]

宋嵩.乡村的隐秘与大蒜的气息——读王方晨长篇小说《公敌》[J].创作评谭,2018(3).

[11]

蒋洪利.“无乡”——解读王方晨写作的一把钥匙[J].邢台学院学报,2020(3).

[12]

王方晨.公敌[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268.

[13]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46.

[14]

张艳梅.塔镇寓言：无乡的人们——王方晨乡土小说论[J].当代文坛,2011(5).

[15]

李敬泽.山野间的“先锋”[J].东海,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