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6年第5期｜苑伟：老张（外一篇）
苑伟，原名苑大卫，山东乐陵人。85后木匠，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物业公司综合维修员。作品入选《劳动者的星辰》、小红书写作大赛《世界的一日》。
导 读
老张晚间从不关电视，却舍不得丢掉一个断把的锅；洗澡时需要“我”的陪伴，又总用啰嗦让我望而却步。老张当过兵，参过战，盼过工作，等过婚姻，最终都将自己推向孤独。偶然相识的老张，好似身边无数的人，尽管都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眼中看到的却尽是美好的事物。
老 张（外一篇）
苑 伟
每天醒来，71岁的张振达都会摸到遥控器关掉电视机，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腰椎病，整个脊椎关节被焊死，不能扭动分毫。休息片刻，身子拧向90度，双腿耷拉到床下，探寻到拖鞋，双手摁床，手脚并用撑身子。在晒得黝黑的肩头搭一条同样黝黑的毛巾，趿拉着拖鞋打开大门，站在大街中央刷牙，把白色的泡沫连同昨夜的西瓜皮、白菜帮分散抛向大街，在过路妇女的骂声中开始新的一天。
吃过早饭，他搬把马扎坐在门前的破遮阳伞下，点一袋旱烟，等待无所事事的人能在伞下驻足，多半等来一个叫黑猴的拾荒者，不出半日他俩便以争吵收场，黑猴骂骂咧咧地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到各个垃圾桶寻找自己的午餐，而张振达收起马扎、烟袋，回到自己的屋里，打开空调、电视，享受酷暑中的冷气与屏幕上的绚烂。
村里卫生环境整改，张振达临街的旱厕划为违建，在挖掘机到来前，他与黑猴抢下了53张瓦，200多块砖。在搬运砖块时黑猴记错了数目，致使张振达没有理清具体的砖数，活没干完两人便吵了起来。午饭时又因黑猴说了句，早上在垃圾桶里捡的牛肉丸包子可真好吃，又遭到张振达的数落，愤愤的黑猴端着半杯牛奶，揣着三角大饼蹲在门口，不停地念叨“干了半天活，就给吃这个”。
村里有好几处老头老太在扎堆打发时间，老张不去加入，最多路过时停留片刻，互损几句便离开，“老张又捡了什么宝贝，钱花不了，你死了留给谁？”“你给我打幡就留给你。”村里人瞧不起老张，“他就是懒。”老张也瞧不起他们。
张振达和黑猴都是五保户。黑猴被他侄子养着，五保金也是侄子领，镇里有养老院，他侄子不送他去，去养老院五保金就得归养老院。老张的五保金自己领，加上他一处房子的租金，他不缺钱，比外来的打工者过得还要滋润，但他还会去捡东西。他不像黑猴似的翻垃圾桶，更不会捡吃食。
他和外地的租户混得都很熟，主要收集租户搬家时带不走的物品，他提前预订，退房时，帮人家清扫。
我在通州租住了两年，临走时我把该扔的绕远扔掉，偷偷交了钥匙，退了押金，把留给老张的给他送去。在我之前有一租户退房，老张打扫时把房东的窗帘收走，致使三方扯皮，不欢而散。
我租住的房子和老张家是隔了一条街的邻居。北京境内少有的原始村落，与高楼林立的燕郊隔河相望。向西的小平房冬冷夏热，公共旱厕蛆虫翻滚苍蝇乱飞，虽然环境恶劣，但房租便宜，一个男人住足矣。
我刚提着行李打开出租屋的门，老张便也跟着进到屋里，对我嘘寒问暖，前几句我还认真礼貌回答，话多了我有些不耐烦，应付着嗯啊回答，自顾自地铺床叠被收拾起行李，等我收拾完，他还没有要走的意思，还在说个没完。我有些气恼，不再理他。躺在床上心猿意马地玩起手机，眼神时不时瞟向眼前的老头，浓密的花白络腮胡子连接到稀疏的白发，穿着条黑白格子短裤，趿拉着拖鞋，一条发黑的毛巾搭在乌黑油亮的肩头，或擦汗或轰赶落在身上的苍蝇，直到开摩的邻居老徐回来他才离开我这儿，进了老徐的屋。
以后的每天，在我下班回家开铁链子锁时，他都会及时从空调屋里出来，随我一起进屋，说一遍家长里短。我都会以沉默应对，临走时他不忘叫我去他家“你这是东屋，太阳直晒，我家凉快。”
直到他请我帮忙，去一户将要搬走的人家拉一口水缸，我才第一次踏进老张的房子，这是他家的后院，打开门锁，拉开铁闩，又拿一撬棍把铁门撬开，院里已看不到地面，老张招呼我跻身进去，抬出一口破铁锅，收拾出坛子瓦罐，给水缸腾了一块平整地。老张喊来了刚回来的老徐，我们三人蹚着儿童玩具、酒瓶子、塑料布慢慢把水缸往里挪。老徐一只脚踩破了一个塑料水盆，一抬脚甩出老远。老张皱了一下眉头，说了好几声还有用。放好水缸，把坛子瓦罐码到水缸里，又在院落里找了些零零碎碎的杂物放满水缸，最后扣上铁锅。老张捡起被老徐踩破了的塑料盆，掰开裂缝看了看，扣在了铁锅上，找了一块砖头压在上面。
之后我和老徐在老张家吃的饭，盛情难却，在他的前院住处。
打开白铁皮院门，同样满地杂物。正对着的是一辆摩的，摩的的东边贴着砖垛，西边是捡来的杂物，我们贴着摩的走到堂屋。堂屋的门口是老张活动区域的枢纽，只能单人行走的线向四周扩散，通向每个生活必须点。其余的地方都被捡来的物品占据。向北直对冰箱，旁边一张方桌，上面是米面粮油，下面是茄子、土豆、西红柿。东南厢房墙根下是煤气灶台，一堆土豆皮、烂西红柿堆在菜板上，上面爬满了苍蝇。走进西屋老张的住处，正对床的是一台36英寸液晶电视，前些天刚换的，加上拉的网线。花了将近两千块钱。
这是他第四次换电视了。他的电视只有早上得以休息，老张在家时常开着，特别是晚上，没人说话他是睡不着的。开着电视睡觉已是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床上放着一台老式纯平电视，是换下来的，这台还能看，才抵10块钱，老张没舍得，也没地方放，只能和他挤在床上。
吃饭时老张拿出一部平板，这是他外甥给他的，上面存着前年他去广西参加战友聚会时的照片和视频，他让我教他和战友视频。联系上战友后，老张大声地、忘我地与战友聊起家常，对方挂掉时，他又招呼我帮他联系下一位。
这顿饭本身很随便。老徐不喝酒自己坐在床上抱着碗啃馒头。老张坐在电视前的小板凳上，火腿肠、拍黄瓜、花生米摆不下，旁边加了把方凳。我挤在门口的塑料桶上喝着啤酒。老张喝一杯白酒，眼睛不离电视，张牙舞爪地介绍着电视节目。
之后我不再拘谨，与老张熟络起来，经常过去蹭空调暖气，听他指点江山。
建国前，老张父亲十几岁就在同仁堂做制药学徒，建国后同仁堂改制成国企，老张父亲被分配到上海达仁堂，在上海娶妻生子，还没退休就得了半身不遂，住了一年的院，没见好转，想要落叶归根，62年举家回了北京。当时大哥大姐已经成家立业，没有回来。“什么首都，就是乡下，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三四十岁的人了还说我是外国来的，给一双破解放鞋，拿着当宝贝。”
那时候老张正读小学五年级，他喜欢上学，学校里有滑梯、有钢琴。他的绘画成绩每次都得满分。他的邻居是个画匠，在他来北京前正跟着邻居画一幅电影的海报，“有整个篮球厂那么大。”
而在北京的学校里除了跑步就没别的活动。老张只读到小学毕业，是鞋子没有坚持下去。到了参军的年龄，他的鞋子勉强能趿拉。
参军是摆脱泥腿子的唯一捷径，复员后都能分配当工人，吃商品粮。
老张是特务兵，除了正常的训练外，还要学习抽烟，喝酒，打麻将。班长推荐他入党，他反对，入党要起表率，就不能偷偷喝酒了。对于他一个大头兵，班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让他是这个兵种呢。
老张多当了两年兵。将要复员时正赶上林彪叛逃，国家进入战备状态，那时他在围困一个机场，在山里趴了三个月，他的腰椎病就是在那个时期落下的。当时老兵不复员，新兵不征收。待到他复员后就不给分配了。
户口被他攥了四五年，大队给他分地，他坚决不要，户口就像种子，落在土里就要生根的。
他去找民政局，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工作指标。想要工作，让他回部队找。他找到军管处，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当了几年兵这点觉悟还没有？劳动无贵贱，在哪都是建设新中国。”
刚复员那会有很多提亲的，农村的姑娘他不考虑，户口是最大的问题，一切都要给户口让路，就是不当农民。当时他是觉得有希望当工人的，就在希望与失望交错之下，他变成了孤独的老人。
为了工作他先同母亲找到上海，投奔他大哥大姐。当时大哥是东海舰队的舰长。带着两只老母鸡，装在笼子里，外面裹上黑布，坐火车上天津，倒轮船去上海，两只鸡，大哥家一只，大姐家一只。两家轮流住了几天，最后还是大姐楼下的邻居给他找了个工作。在工地上给拉土的车发牌计工。上海工地上蚊子多，特别是上晚班，脱了衣服挨咬，穿着衣服就热，他在上海干了三个月，“临时工，转不了正，白耽误时间。”回到北京后村里安排他下夜打更，边混饭边找工作，一个比他早复员的战友给他找了红狮油漆厂的工作，装车，卸货。还是临时工，“干最累的活，待遇少得多，就差在户口上。”
后来他把户口寄托在婚姻上，要找个城里姑娘结婚把户口迁过去。
最接近希望的是，邻村媒婆给他介绍一个城里的姑娘，他把穿军装的照片让媒人带去，最后姑娘嫁给了媒人的侄子，他知道后要了几次照片，说是丢了。
老张说自己一直到现在也没结过婚，档案是清白的。
可我听村里扎堆的老太太说，老张在四十来岁时结过婚，入赘城里一户二婚人家，没过几个月就被撵了出来。
在我搬来的第二年老张的后院邻居给他介绍了一个老伴，邻居是驾校教练，女方是学员。城里人，退休的高中老师，因被家暴在二十年前离婚，带着一个30来岁未婚的儿子，一直在娘家伺候老年痴呆的老母亲，兄弟要把她赶走，分老人家家产。
女方走后，老张拉着我去了他家，指了指冰箱门上，“来了就动人家东西，好好的塑料膜她给撕掉，你看让她吃个洋柿子还吐皮。”老张是希望找个老伴的，不然死了也没人知道。
他觉得女方可怜，白伺候老人半辈子，被亲兄弟赶了出来。儿子不争气，没工作，就知道玩游戏。
他的底线是不领婚书，饭可以一起吃，但有病自己出钱治，“都这么大岁数了，也生不出孩子，家产不能便宜外人。”
第二次来他家时我去看过，女方正懒洋洋地帮老张擦洗灶台。我上前搭话，“老张家挺乱的啊。”她回头回答，“一个男人可不就这样。”
她和老张差别太大了。五十多岁的年龄，刘胡兰样式的发型，面容白皙，身体轻盈。我的印象是她不属于这里，果然以后就没来过。
前年老张同样在电视前吃饭，想要上床睡觉时起不来了，没劲，冒虚汗，肚子疼，给他外村的妹子打的电话，等救护车来后他坐在床边昏了过去，这一次差点死掉，过了两天才醒过来。住了十几天的ICU，花了将近两万块。说是胆囊炎，吃剩菜得的。
我和老张熟络起来，也能得到很多实惠，老张都会在菜市场上给我带菜，比村里小超市便宜很多。见我煮粥他会给我抓把碱，说是黏糊。我晾的被子他会主动给我收。
这种小恩惠，会引来大麻烦。
作为交换，很多事情都要找我帮忙。一次叫我骑电瓶车带他给通县城里的战友送桃子，我推托说交警见到会扣车的，他说见到交警他就下来，见他赖着不走只得应允，在途中他先看到了交警，车还没减速他就跳了下来，没站稳，差点跌倒，绕过交警，再次上车我就不敢骑快了，出点事我可担不起。
到战友家楼下，他拨通了战友的电话。对方说不在家，战友老婆在家，在防盗门的探视窗口客套了几句，对方始终没有让进门的意思，老张把桃子放在门口，将要道别时说“赶紧拿进，别丢了。”对方回答“没事，丢不了。”
门口的破遮阳伞是我给支上的，是摆摊卖煎饼的送给他的，骨架全坏，他找来铁丝，我在上面绑他在下面指挥，鼓捣两个小时，还有一半耷拉着，我一再说坏了没法支起来。他一直举着铁丝“试试再绑一下，累了先歇会。”最后我把他这一角拴在了墙上的铁橛子上。
完事后我回屋趴在床上平息怒火，老张又来了，他看到了我扔在垃圾桶里断了把的平底锅，“挺好的锅咋扔了。”我没有理他，他把锅伸到我眼前，“你不要了？”“给你了。”他拿起断了的把对了对，问我装上不就能用。我后悔送他了，“太薄了，没法焊。”他拎着锅走了，不多会找了一截木棍，“你是木匠，帮我装个木头把吧。”我接过平底锅，狠狠摔在地上，使劲蹬了几脚，扁平成一块铁皮。老张见我发疯，说了句“这孩子，糟蹋东西。”第二天一早他依然来问我，要不要喝粥。
冬天在乡下洗澡就不像夏天那样方便了，夏天关上大门，晒一桶热水，就可以在院子里洗，老张也这样洗，夏天时他就说冬天带我去浴池洗澡。
洗澡那天不到8点他就来敲我的门了，我回了句马上起，便又睡去了。第二次拍门时，他是盯着我起床的，我嘟囔着穿上衣服，“哪有上午去洗澡的。”他说，“上午水干净。”在他的叮嘱下带了一大瓶水。
他开着三轮摩的，在自行车道上逆向行驶，我提醒他危险，他不以为然，“去对过就转远了。”一辆小轿车驶来，对着老张按了两声喇叭，老张顶在轿车前，回了两声喇叭，眼睛盯着汽车里的驾驶员，不时转动车把，轰响油门，做出随时起步向前冲刺的姿态，轿车下来一人，走到车后，疏散行人，指挥起倒车，老张开车跟在前面，随着节奏摇头晃脑起来，我也狐假虎威地摇头晃脑起来，指挥倒车的人扫视了我们一眼，钻进车里灰溜溜地走了。我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半路上老张停在一家糕点店，我随着他买了一斤点心，“泡澡时会饿。”
到了澡堂老张给了我20块，“咱俩一块交钱，如果老板问你，就说是我外甥。”交钱时看到吧台的醒目标示牌，“50岁以上老人需家属陪伴方可入内，危险自负。”交完钱老板不忘提醒我，地滑你扶着他点，进入澡堂后，我形影不离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他跌倒，老张向前踱步，直奔浴池，那里已经有两个人了，我扶着他慢慢浸到水里，“下次咱们来早点，洗第一轮。”
搓澡床有些高，老张自己上不去，他靠在床沿上，我抬起他的双脚，他顺势向后躺，像给一截木头装车，他的脑袋躺不下去，搓澡师傅把泼水的不锈钢盆子塞到头下。
我出来时，老板说，“你俩在这洗了一天？”我没有回答，指了指老张，老板不说话了，目送我们撩开棉门帘，走了。
回来时老张绕到一处塔吊林立的工地，那是给他们建的房子，再过几年就能搬过来，老房子推倒，种上花草，建成公园。到那时他就能彻底脱了土地，站在楼上，看到的尽是美好的事物。
关内关外
一
1997年寒假，离家25年的大爷携妻儿第一次回山东老家过年。从勃利县坐了一夜的火车到哈尔滨，转乘列车到德州，又换乘公交前往乐陵。
其实德州到乐陵的公交就经过苑家路口，只需要步行10分钟就能到家，大爷没敢冒险走捷径。在过去25年里，大爷与家乡的联系全靠一封封来往的书信，字里行间，他感知着家乡的变化。村子一年年一圈圈向外扩展，记忆中的土房子早已荒废，全家人搬到村边的红砖新房里。书信的地址也随着村子的裂变而变化，最初的苑家村分为前苑和后苑，后来后苑又分为苑东和苑西。他选择最稳妥的路线——按信封的地址一级一级向下找。他从乐陵打车到杨盘乡杨盘中学，这所中学一直没变，大爷临走时还在这里读书，现在我的四叔——大爷的四弟就在这里教书，四叔把大爷领回了家。大爷特意准备两桶5升的白开水，一家人喝了一路，这是明智的选择，路上的水贵，自己带则无须额外花费。也是这一年，13岁的我尝到了千里之外的甜水。那一年鹏哥14岁，立波姐17岁。
身为民办教师的爷爷，雨天上班路上摔了一跤后，便得了脑血栓，也可能是突然得了脑血栓才摔的跤，继而发展成小脑萎缩与老年痴呆，短短三年他已经病得不认得人了。
大爷进门时，爷爷正坐在里屋的椅子上，手里握着一根柳木棍，四叔刚给他接完一泡尿。每个来访的亲戚都会重复地询问：“知道东北有个儿子吗？”
“知道。”此时的爷爷不再是讲台上威严的教师，他的声音含糊，神情懵懂，宛若未开智的儿童。
“认识这个人吗？”亲戚的语气像是逗一个孩子。
“不认识，他是郭家村的表哥吗？”
又把鹏哥推到爷爷面前：“这是你大孙子。”
“知道。”
爷爷认识没见过面的孙子却不认识儿子了，也许他把鹏哥当成了我。
二
大爷走后，当年的中秋爷爷便去世了。弥留之际，各房的亲属聚集在昏暗的屋里，我被挤在角落。里屋压抑沉寂，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堂屋嘈杂忙碌，村里帮忙的人在挪桌搬椅搭建灵床。一位坐在炕上的远房爷爷说话了：“穿衣服吧。”像是征求家属，又像是和另一位远房爷爷商议。父辈们闻言立即跪在地上哭了起来。我跪在后排大着胆子向炕上偷瞄——两人配合着给爷爷穿起棉衣，“断了气就带不走了，黄泉路上冷啊。”两个人聊着天。
“怎么睁开了眼。”一人用手把眼皮合上。
“鞋子穿不上，脚是肿的。”
“用手捏捏就进去了，硬了更难穿。”
我看到了爷爷的腿搭在一人的膝盖上，套着雪白袜子的脚在往黑色圆口布鞋里塞，随着穿鞋的动作，爷爷的脑袋左右摆动。
爷爷真的死了。
“怎么眼睛又睁开了。”
“还有个大儿子，在关外，回不来，闭不上眼。”
葬礼烦琐而冗长。
爷爷的墓穴在他父亲的坟头后方，与几个兄弟并列。这是我们家族的墓地。幼时上坟，父亲提过爷爷辈的这一排后面便是父辈的坟，很显然，跪在父辈身后的我也清楚死后我所埋的位置。
次年的清明，爷爷的原配——因生大爷得产后破伤风而去世的奶奶，才有资格埋入祖坟与爷爷合葬。也许是年代久远，也许没有亲人，迁葬仪式敷衍潦草，更像是完成一项工作，几张纸钱还未燃尽便已动土，棺椁早已腐朽，留下巴掌宽的长方形印记，一具白骨和还未腐烂的胶皮鞋底。父亲说过，我的这个奶奶娘家是个地主，陪葬了好多东西，用于打赏迁葬的人们。我分得一枚纯银戒指，最值钱有一块纯金的腰牌始终没有找到。将白骨摆成人形，重新入殓装入棺椁，埋在爷爷一侧。
大爷一家回东北后寄来了一封信，是鹏哥写的，蓝色方格作文纸，奶奶让我这个上四年级的学生读给她听。信的内容早已模糊。只记得家人的劝告，让我向成绩优异的鹏哥学习。信纸工整地折了三沓，首沓露出了抬头，我在书上看到过，这是表示尊敬的样式。学校里布置写信作业时，我写了封给鹏哥的回信，交给了老师，没能寄出去。从此我与鹏哥断了联系。
随信寄来的还有包鹏哥的衣服。装衣服的灰色编织袋，比家里的白色化肥袋宽大柔软，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大爷家的地址。我将这编织袋一直压在箱底，幻想着有朝一日按这地址去投奔大爷。到我成年后，它却装着我的行李游走在北京平谷的各个村落，铺在东家的土炕上或是工地水泥地上。最后遗失在漂泊的路上。
三
1972年，刚满16岁还在读书的大爷被姥姥接去了关外。关内地少人多，一家六口挤在三间土坯房子里。直到25年后才稍有改善，但与鹏哥口中的东北生活相差甚远。鹏哥回忆起小时候来山东的情景——蜂窝煤炉取暖和“保健叔帮忙拉水”。我们村里没有甜水井，吃水得去3里外的田河村拉，保健叔是爷爷的侄子，家境殷实，养了一头黄牛，过年时请他帮忙拉水。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牛，所有劳动全靠人力。机动车更是稀罕物，令13岁的我憧憬的是在东北大爷家有一辆四轮车跑运输，鹏哥所说的把钉子放在铁轨上轧成小刀子更是新奇。
人民公社时期大爷在生产队上开拖拉机，包产到户后因大爷非关外的原住民没分到土地，家里只有大娘的地，大爷便买了四轮车跑运输补贴家用。起初给名为“二建”的公司拉材料。公司倒闭后买了旋耕犁替人旋地。鹏哥说，这活不好干，尤其给大棚里旋地，小车干不动，大车进不去，得把烟筒锯短，脑袋贴在方向盘上抬不起来，机器的黑烟直喷在脸上。大棚里施的鸡粪，一天下来满身都是鸡粪味。
四
在大爷来山东前，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源自母亲对关外的怀念。
1961年姥爷把16岁的大姨嫁到白土地里——还能在水里捞点红薯叶充饥的北乡，带着姥娘、二姨、大舅和三岁的母亲以及大姨的彩礼——用手帕包着的玉米面和十块钱，举家搬往关外。在火车上，十块钱买了几个小饽饽，母亲刚好吃了一路。与很多逃荒去关外的人不同，姥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到了哪个大队，只要亮出证件都有玉米饼子招待。最终，姥爷选择在黑龙江五常县一个山区村子落脚。
留在关里的一个远房舅舅，正躺在北墙根下，双脚竖起搭在墙上，紧闭双眼，摊开双臂，敞开胸膛，悠闲地享用温暖的午后阳光，他的肚子高高隆起，像弹指可破的气泡，清晰地看到里面漂浮的菜叶。他的妹妹没能得到阳光的眷顾，饿死在了那个时期。使得他怨恨姥爷很久，怪他没能带走这个孩子。
“那时候，自己的命都顾不上，还管别人死活。”
在我记忆里，90年代的山东农村，用玉米和小麦混合蒸馒头，这种粮食只有在农忙时才能吃上，农闲的秋后，只有玉米面窝头或者饼子，条件好的会在里面加点小米或黄豆做成松软的发面窝头。即便玉米饼子就着芥菜疙瘩也不能敞开怀吃，吃多了会引来父亲的白眼，指责或是谩骂，这根据父亲的心情而定，“干活没本事，吃饭来劲了。”
在母亲对关外的的回忆里，黏豆包，大米干饭，通红的炭火烘烤着将要裂开的核桃。我央求母亲做一次大米干饭，她总以各种理由搪塞。她曾和父亲争论做大米干饭该放多少水，淹没大米一指还是两指。我以为我要吃上惦记许久的大米干饭了，结果端上来的还是碗底沉着几粒米的米汤。
在父亲去东北投奔大哥的三年，记忆里多了些狂野，比如双管猎枪，簸箩大的黑瞎子的头颅，密林和白雪，当然也少不了食物。或许童年的我总是空着肚子，所以对美好的食物记忆深刻。一群劳改犯替生产队收麦子，生产队炖了一锅羊肉招待，一名犯人抢先盛了一碗，被他们的老大一脚踢翻在地。父亲讲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规矩——得由老大先吃。而我只有对吃食的想象：劳改犯们坐在田间地头，每人一碗羊肉就着白面馒头大快朵颐，吃饱喝足后，就地躺在松软的麦秸上，享受蓝天白云下的惬意。我心疼起掉在地上的一碗羊肉，汤汁被土地吸收，肉块在地上跳动，沾满了泥土，我的唾液在分泌，下意识低头寻找，眼前却是我家灶台旁一堆腐败麦秸。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与东北直接相关的物件是一顶雷锋帽，羊剪绒内胆，花了父亲攒了半年的收入。我曾翻出来扣在自己的脑袋上，梦想自己也去东北，顶着风雪，奔向热气腾腾的一锅羊肉。后来这顶帽子被我三叔借走，遗失在了东北。这是父亲唯一从东北带回的物件，令他唏嘘不已。
五
2016年农历十月初一，也就是鹏哥去天津打工的当年，专程回了一趟山东，给爷爷奶奶上坟送寒衣。鹏哥听从一位商河家具销售员的建议，从武清搭乘大巴到乐陵，又与一位女士一起拼车前往苑家。近20年的时间，杨盘乡并入了丁坞镇，杨盘中学早已撤销，身为教师的四叔也去了北京打工，做起了油漆匠。鹏哥记忆中老家门前的水池，早已盖起房子，他从后苑找到前苑，向拼车女士的父亲打听，巧的是那人竟是大爷的同学，告知走过了。那时嫂子的腿上还打着石膏，一里路也走不了，鹏哥找到家后，借了辆自行车把嫂子驮回来。那时我没在家，我正在北京的家具厂上班。过年回家时6岁的儿子炫耀他的玩具，说是瘸跛大娘送的，我疑惑了。母亲解释说，东北你鹏哥的对象。
我从三叔那里要来嫂子的微信，嫂子说鹏哥性格内向，不爱说活，我没坚持要鹏哥的微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嫂子发来了一张鹏哥的照片，背景发着蓝光的鱼缸，逆光仰视角度，更显苍老。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了。我迅速扣上手机，不敢多看一眼。努力回想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胖乎乎的圆脸，带有东北特有的幽默，因小时候头上生过疮，头发稀少，长期戴一顶灰色针织帽。村里很多人都让我们站在一起对比，说我们哥俩长得真像，脸都往一边偏。我摸着自己满是胡楂的脸颊，20年的时间，我也变成鹏哥不认识的模样。
父亲告诉我：“你东北大爷可能死了。”他亲哥的生死之事却用了模棱两可的措辞，是不愿承认，还是不敢去确定？家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避开大爷生死这个话题。我也不敢问起这令人忌讳的事，哪怕是我很想确认。大爷大概真的死了。
鹏哥的儿子传铭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乡下的平房里，一天，大爷带着传铭去了鹏哥新买的楼房里，以为还是在乡下的平房里，任由孩子自己玩耍。年仅两岁的传铭推开了窗户，从五楼掉了下去，所幸楼下土质松软，没有致命，只在脑袋上留下长长疤痕，双眼视力下降。祸不单行，随即大爷也病倒了，也许是像家人们推测的那样，大爷是因孙子的出事伤心自责而病倒。
儿子坠楼，父亲病倒，妻子车祸，接二连三的变故，使得鹏哥不得不信奉神明。这次回山东上坟便是寄托于祖宗的庇佑。
六
今年春节，鹏哥携一家老小来山东过年。听说鹏哥要来，我很是兴奋，兴奋过后又惆怅起来。28年没联系了，我们哥俩会是如何生疏，我也想过会不会是像迅哥和闰土那样，毕竟我和鹏哥都是很内向的人。见面后，鹏哥并没有嫂子所说的内向，刚见面时转瞬即逝的尴尬过后，鹏哥的热情恢复回来。如今他的儿子传铭14岁，我的儿子传宇13岁。与当年鹏哥和我一般大，整整又是一代人的时间，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形影不离。只是已经没了爷爷奶奶和大爷。
过年那几天忙着迎来送往。闲下来后，鹏哥要带儿子去石家庄的医院看眼睛。真正到了离别时，我开始内疚和后悔。我知道是我生分了，这五六天里，我本可以挤出时间坐下来好好聊聊。分别时，大娘和四婶都流下了眼泪，互相拉着双手久久不愿分开，也许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七
拖了半年，我终于鼓起勇气给嫂子发了条微信，没回复，过了两天又发了一条，还是没回复。忽然间我松弛下来，既期待回复又害怕回复，除了简单的问候，我不知该聊些什么。几年前鹏哥夫妻来山东祭祖后，我从三叔那里要来了嫂子的联系方式，只是简单的问候后，便一直在微信好友列表里沉寂。在这个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时代，因血缘关系而重建的亲情变得微妙，相聚时亲密无间，分开后形同陌路。实际上我和鹏哥离得并不远，天津与北京仅两个小时的车程。本来在各自的生活纬度上游走，互不交集，也许不去打扰才是最好的选择。
终于，嫂子回复了。简单的问候后，她给了我一个常用的手机号加了微信，简单聊了一会儿便又沉寂下来，直到半个月后，嫂子发了一条朋友圈：窗外柳枝在烟雨中飘摇的视频，我注意到位置标注在北京。随后我发了条微信，确认他们来北京干活了。周六晚上我向嫂子要来了地址，周日上午送走暑假来北京游玩的儿子后，正好顺路去鹏哥的工地。
中午，我从地址附近的地铁口出来，看了眼时间，还不到一点，正是午休时间。我进了附近的商场，在里面找了个座位休息，将近下午两点，我买了半个西瓜，走进哥嫂干活的小区，导航的终点却是一道栅栏。我没打电话让哥嫂出来接，不想给劳累的他们平添麻烦。我问了个路人，他说这个小区分东区和西区，有回迁房和商品房之分。一位上了岁数的老人把我指到了回迁房的西区，没有找到楼号。转而问了一位青年人，他说在东区。我又回到导航终点的位置，我正迟疑，一位老妇牵着一只柯基犬从栅栏缺口处钻出，我钻了进去。
对比树木的位置和楼顶的装饰柱，就是这了，单元门口的建筑垃圾更添了几分肯定。乘电梯来到四楼，一梯两户没有门牌号，右边的门口有粉尘和石膏的白色颗粒，确定无疑了。我给嫂子发了条微信，接着敲响了还有保护膜的入户门。嫂子开门把我让了进去，鹏哥从脚手架上跳了下来，嫂子找来壁纸刀切西瓜，吃了一块后，鹏哥又爬上了脚手架。正值末伏。房间里刚刮完第一遍腻子，蒸腾的水汽加剧闷热，又赶上周末禁止噪音，用电钻拌灰时得把窗户关严，以免影响邻居休息而被投诉。我不自觉地撩起T恤露出肚皮扇风，发现嫂子也在，觉得自己有些失态，赶紧整理衣物。鹏哥却光着脊梁穿着短裤，对于装修的场景我再熟悉不过，我也曾经做过十几年，我们相同的职业拉近彼此的关系，有了谈话的切入点，却也绕不开职业话题。
这份活是鹏哥一个长久合作的老板的活，推托不掉，门厅处不到两平米的顶子也非让鹏哥做，这点儿活不值得从天津调个木匠过来。开始鹏哥用锤子砸，水泥墙钉不进去，却把木方敲裂了，无奈，鹏哥在附近的五金店租来气泵和气枪，上石膏板时更难了，墙角不方正，量不准尺寸，急得大汗直流，“还是自己敢捅咕，早知道直接说不会就好了。”
干了二十几年粉刷的鹏哥过敏越来越严重了，刚开是只对油漆过敏，近几年也对乳胶漆、墙固、粉尘过敏了。刚来北京刷了遍墙固，鼻炎就犯了，鼻子不通气，憋得睡不着，感觉要憋死，只能到完工回去做雾化。天津干活时，打磨和喷乳胶漆，还可以请别的师傅帮忙做。来到北京就这么点儿活，把他们请过来不合适，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干。鹏哥不相信这年头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生活花费太高，换工作没法养家”，除非这一行业没活了，才考虑别的出路，他不希望是因为自身的原因使得家人的生存质量再次下降。不过也快了，经济下行，建筑行业基本饱和，鹏哥推测再过两年这一行也就快没活了。
因为我的到来，他们俩提前下班，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一起去找饭馆，这是嫂子第一次出小区，以往都是鹏哥买回去。我和鹏哥在前慢慢溜达，嫂子在后面跟着，偶尔坐在路障石上休息，她建议打车，我以为找个吃饭的地方还花打车钱不值当。找到吃饭的地方坐下后，嫂子解释，刚到天津时车祸伤到了腿，还有几颗钢钉在里面，走多路就疼。吃饭时的话题还是绕不开职业上的事。直到分别时，我始终没敢问起去世的大爷的情况，在这欢聚一堂的时刻，我怕打破这种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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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