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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枭:《不能忘记的名字》中的物象叙事
来源:《长城》 | 于枭  2026年06月02日09:37

文学史上,物象叙事或者说以物视角叙事的作品并不罕见,我们在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或是叶圣陶的《稻草人》以及诸多经典文本中,已对这种以非人为叙事主体的艺术手法比较熟悉。作为典型的非人类叙事与有限视角叙事范式,物象叙事以器物的旁观属性剥离、弱化主观抒情,以“物”的生命轨迹承载“人事”的变迁,形成独特的叙事间离感。

在《不能忘记的名字》中,青年作家林肯将这一经典手法实践于红色抗战题材,以一本名为《莫斯科印象记》的书为核心叙事载体,通过对书籍的出版、流转、阅读、磨损、污染等经历的书写,完成对革命烈士马玉堂的生平见证。小说以本书购于新生活书店、藏于家中暗格、随主人奔走抗战前线、沾染烈士鲜血留存至今为主要叙事线索,在细节中将其具象化为历史锚点,将书的物理属性与时代记忆深度绑定。这样的处理,既规避了红色题材书写中容易出现的口号化、符号化问题,又以静物的沉默见证呼应了《稻草人》以物观世的克制传统,实现了物象叙事与红色历史书写的融合。这是《不能忘记的名字》在形式探索上的重要成功之处。

书籍作为无法自主行动、无法主动交流的静物,天然具有视野受限、信息受限、感知能力受限的叙事特质,但在《不能忘记的名字》中,作为静物的叙事者,即《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却屡屡突破物象的感知极限。这种形式上的稚嫩,本质上是青年作家在面对革命历史题材时,隔阂与敬畏的双重投射,亦是其尝试介入历史写作时的有益探索。当代青年与抗战这段历史天然存在时空、经验与语境的多重隔阂,他们既没有亲历革命的生死抉择,也难以切身体会地下斗争的险象环生,这份隔离感在成为青年作家创作障碍的同时,也部分转化为了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敬畏。选择物象叙事,很大程度上是青年作家主动为自己设置的叙事边界——以物的受限性对应自身对历史的认知的“受限”,以见证而非评判的姿态接近、解读历史,避免因轻慢无知而消解历史的沉重感。可以说,青年作家林肯,在这部作品中,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写作者的自觉。

这种探索、回应历史的创作态度和写作方式,体现了青年写作者回看历史的某种思考:不刻意迎合、不凭空虚构,在现实隔阂与合理想象中寻找合适的表达入口。这种审慎真诚的尝试,为历史题材的年轻化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也让我们对林肯的后续创作抱有充分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