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视角下的军营镜像——读北乔中篇小说集《瞄准》
不同于以往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北乔的这部包括6个中篇的小说集《瞄准》表现出军事文学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暂且把这种叙事称为“新军旅写实”。
“新军旅写实”指的是北乔所书写的警营,不再是那些紧张、刺激、矛盾冲突激烈的大事件、大行动、大演习背景下的生活,而是聚焦军人琐碎、单调、直接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常态。而且,他将丰富多样的武警生活“去毛剔骨”只剩其肉质鲜嫩的胴体,把叙事眼光仅限定在营区内——这可能是一种突破,也可能是一种冒险。
小说写人物,无外乎写人物的三重生活,职业的、个体的、私人的生活。作为军人小说,写职业是个重点,却也要涉及到军人的“个体生活”,也就是军人职业之外的家庭、亲友、社会关系,更要有人物的“私人生活”,也就是指除上述两种生活内容之外的独处,或独自面对陌生世界时的生活。一个完整的人物需要完整的生活体系支撑,丰富的性格需要多侧面表现。
我们在《瞄准》中看到了与传统军事文学有所区别的军人生活,北乔在他的叙事世界里所创造的兵营,从叠被子到日常的队列、体能训练、再到擒拿格斗,顶多加上一个特勤训练,基本都是限定在警营内部,《缺口》《虚光》《瞄准》等写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军营琐事。焦点集中在军人职业生活的秩序里,突出的是军营日复一日的单调“日常”,对个体生活内容,如家庭、交友有所涉及,但重点放在了军人职业上。
实际上,北乔对自己的书写对象做了有意的剥离与区分,只取军营范围内的生活,只“瞄准”具有普遍性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行叙事。即使有如《瞄准》中的情节中,部队已经箭在弦上,真枪实弹赶往抓捕现场,也只是写到即将到达布控点而已,至于最终到没到达目的地、如何行动并没有具体的描写,或者说,小说只是触及到了从军营到路上的一次行动,本质上仍然没有走出营地。
为什么要放弃可以产生无限想像空间的武警“战斗”生活而只关注营区内的一日三餐?或许,可以从北乔过往的作品《走火》《新兵》《当兵》,以及散文集《天下兵们》等作品中可以捕捉到他创作中的脉络——实际上,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他的目光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营区和身边的小人物。特别是18年前的那本系列散文《营区词语》,我们可以推测出北乔对于军营生活的迷恋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这是他文学创作的母题与母版,也是带有他个人文学胎记的地标。
武警生活充满着危险、牺牲,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密切关联的兵种,其行动和生活内容丰富多彩,有着说不尽写不完的精彩事件与人物,而这些也是大多数军旅作家表现的重点。但是,北乔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另觅新途。
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部由六部中篇小说构成的《瞄准》中,竟然没有一篇是写对外行动的,如上述所提到的核心篇《瞄准》所描写的,也仅仅是“瞄准”这个动作而已,并没有写“射击”的行为。在作品中,部队虽然已经进入到了紧张可感的战时状态,情节铺垫也达到了即将出击的时刻,兴奋、紧张、恐惧都有,但是“后来呢?”却没有触及,主要的段落都是在写准备,各种心态、心理活动。写行动的目的是呈现在实战面前人物的精神、心理和在此种心理状态下的行为。
这实质上是北乔的一个个性化的写作观念,正如他的自述:“我在部队写军旅题材时,写的是军人,是我那些可爱的兵。离开部队后,再写时,我是把军营生活当成一种人生状态。我写的不再只是军人,而是所有人,是关于我们共同的生命体味。”(《后记》)
写“人”写“所有人”本质上是在写“关系”,对应的是“我与他者”的远近和疏密。小说集中的其他作品,无不如是。
在首篇《缺口》中北乔所塑造的“好兵”形象李喜贵是通过他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用单杠、双杠第一、军事技术拔尖的行为表现它的军事素质高,用处处让着人、关心人的“小事”写他的善良,通过颇有意味的看天行为写他的智慧,用写个人总结时,把缺点作为重点写的动作写他的自省与胸怀,这都是日常的行为。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淡化情节,强调人物关系。小说的情节是被有意淡化的,没有曲折坎坷、跌宕起伏,有的是丝丝密密的关系编织,即使一个人的独孤,也是与世界相处的一种关系。
虽有情节支撑,却没有较明显的“事件”,甚至连“事故”都没有,作品所热衷的是军营中最普通不过的一日生活、体能训练、军事技术考核比赛,这些营区内部的人与事。
由此,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北乔的关注点不在于对大事件、大行动、具有敌我对抗性质的军队生活,而是转向对更生活化、具象化军营的细部描摹,乃至于心理的揣度。这不同于传统追求宏大叙事、史诗风格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也不同于新时期以后对士兵个体、个性,对具体的事件与情节精细描写的“写实主义”的创作,北乔似乎在尝试着另一种属于其个人的写作可能性,就是用警营内细小、庸常的普通画面来拼接出军人生活的本相。
“新”是建立在“旧”的、传统叙事和时下军事文学创作观念模式之上的。从6部中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表现方法和人物形象塑造观念,本质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与当下军旅写实的创作风格。在人物描写与事件叙事中,依然吸收了传统军事文学创作的某些遗风,比如对主角人物的“完美化”叙事——《缺口》中的李喜贵就是一个典型。在这个人物身上,你看不到任何缺陷,他善良、聪明、勤奋、宽容,在他身上体现着鲜明的传统军事文学观念中对主要角色“无缺陷”的完美表现形式的要求,当看不到李喜贵身上没有一点令人不安的缺点时,这个人物就回到了“红色经典”时代。其他人物,如左佳、戈境、司空剑、赵中伟、马龙等,无不带有鲜明的“理想化军人”,或“从落后到进步”的传统军事文学创作模式化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时代的差异。
作品虽然描写的是“军人”和“所有人”的主题,却也不同于新时期以后军事文学创作实践中那种人本观念下对军人的书写。当代现实主义军旅文学对个体军人的推崇与描摹同样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础之上,从徐怀中《西线轶事》中浑身是毛病、叛逆成性的英雄人物,到满口脏话、作风粗暴,甚至有些“好色”的英雄形象,其本质上背后都有信念的支撑,有点匪气,却充满了理想。通过大事件、激烈的动作、冲突表现出军中男儿的好汉本色。
而北乔的小说则走上了别样的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军中“小人物”——战士、班长、排长,最多写到支队长,通常是以底层的班长、排长为主角。在他的人物丛林中,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更多的是现实的欲求。李喜贵这样的连副班长都觉得自己不合格、只求更高追求的人物仅是孤例,作品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个人的实际需求,左佳(《虚光》)、高小强(《天空有云彩》)是想练好本事回去做生意,赵中伟(《军歌不仅是用来唱的》)、司空剑(《瞄准》)、张成宇(《七秒》)、马龙(《天空有云彩》)等人物虽然也都有“理想”,但重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处境,人物身上的那些“神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物个体对生存的一种欲求。
因此,北乔似乎看到了军事文学创作理想主义层面之外的世界,即军营琐碎表象背后的生存困境。通过6篇作品,以拼贴式的故事画面,重新绘制出了一幅警营底层军人的生存镜像。如果单独阅读即是独立的中篇、单个的人物,但如果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就勾勒出全画幅的景象。
“新写实”与传统的写实和当代写实都是不同的。传统的军旅题材写作注重的是宏大与理想,对集体主义的书写大于对个体的关注,新时期以后,传统的写实逐渐被新的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个取代是建立在对个体的书写之上的,是从传统的集体书写、理想化叙述,转向了对个体与个人的叙述,注重的是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个体叙事。
传统军事文学所描写的英雄,忘我、无我、超我,英雄是“一尘不染”的纯洁的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英雄,在他们身上连最微小的缺点都很少,更不用说性格或者先在的“问题”。而新时期以后的现实主义的军事文学所塑造的英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英雄身上出现了缺陷,像刘毛妹(《西线轶事》),一身的问题,但关键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献出生命。也就是在个性与“人性”之外是有饱满的对理想信念追求的,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即是对精神世界的满足。
新时期以后,文学作品把军人从“神”变成了“人”,既然是人就会有人的缺点和优点,会有欲望,有公心也会有私欲。所以,新时期以后的军人形象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军人是有缺陷的,甚至有很多问题。在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叙事中,当代的英雄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具有很强的偏执性,这与传统对于英雄、军人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驰。
而北乔的《瞄准》似乎对两者都所有取舍,他的小说人物中,有理想化的意识存在,如李喜贵、张成宇、赵中伟、马龙等人物,但又不同于传统对军人形象“非物质化”的描写。因为,他的人物身上有对现实的欲求,考虑的是个人的未来与家庭的实际,这又不同于当下军事文学充满个性化、具有某种信念追求的人物描写,他的小说走了一条“新”的道路。
自然,这样的叙事有时就会出现某种偏差,比如,《缺口》中的李喜贵这个毫无缺点的“好兵”形象,就有些过于理想化,具有“神性”色彩。《七秒》中写的班长张成宇、《军歌不仅是用来唱的》营长赵中伟都有这个倾向,即人物有符号化特征——完美、追求完美。实质上,在文学作品中,写一个有缺点的好兵,比写一个“一尘不染”的好兵要好看。
“写人”写“所有人”的观念或许也会导致另一种偏颇,即人物的过度世俗化。在《瞄准》中的六篇作品中,几乎每一篇都写到了吸烟、喝酒,李喜贵、左佳、司空剑、耿丘等等,都有重度烟瘾,酒量也都很大。显然,这是作者为了表现人物的普通和个性而设置的,但是,若放在当下禁烟禁酒的军营里,就有些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