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观”的时代新变与应答
“大文学观”成为近年来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并不是偶然现象，作为一种旨在打破文学的雅俗之分与等级差异、冲破传统纯文学观的束缚、将文学置于流动的现实环境中进行考察的新观念，“大文学观”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结构、文化生活、数字媒介等系列变化语境下文学变革问题的回应。可以说，“大文学观”的出现是时代使然，其必要性已日益凸显，本文仅取一瓢，略陈管见。
第一，“大文学观”拓展了作者与文本的范畴。在“纯文学”观视野下，创作主体主要为或被预设为精英阶层，他们须具备专业文学的文学技能，获得文学体制的权威认可，创作则被视作一种居于庙堂之上的、非日常化、非下里巴人的、与大众审美有着鲜明边界的艺术行为。自然，文学文本通常指具备严肃、崇高、高雅的审美取向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而新时代媒介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创新发展，促发了文学生产的固有格局与秩序。文学不再是神圣殿堂里的话语，创作也不再是职业作家的专利，每一个拥有表达欲望的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创作者。如一直以家政和外卖为生的陈年喜颇有诗歌天赋，获得2016年首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只有小学五年级学历的温雄珍出版诗集《在炭火上安居》……普罗大众大规模参与到文学创作队伍中，尽管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与文学训练，却以一股新鲜而独特的“素人”力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文类样貌，如科幻写作、网络文学、博物写作、人工智能写作的出现。而且，新时代语境下的大文学观将那些溢出纸媒与文字边界的叙事性元素纳入了文学范畴，如短视频、微剧，甚至一条充满抒情的朋友圈。当作者从精英下沉到大众，当文学的内涵延伸至“泛文本”，“纯文学”观的局限性便逐渐暴露，而“大文学观”的优势之“大”在于它以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胸怀重新定义文学，引导作为文学要素的文本和作者走向多元化，改变文学被精英垄断、边界固化、视野窄化的小格局。
第二，“大文学观”回应了读者需求的变化与媒介变革的挑战。传统的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隐形的等级关系：读者是学习者、追随者；作者是启蒙者、文本意义的阐释者。而作者与读者关系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媒介的限制。即在高成本的书籍制作、有限的发行渠道与传播途径下，读者获取书籍的门槛较高，文本通常仅服务于少数拥有经济资本与文化水平的人群。另外，“纯文学”讲究修辞、注重形式、追求审美自律的特质成为文学与大众之间不可逾越的高墙，不具备专业理论素养的普通人在阅读纯文学时难免感到艰深晦涩。而大文学不仅仅限于那些讲究审美规律的文本，而是将一切承载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叙事性表达都纳入了文学版图。抖音、微博、快手、微信朋友圈、知乎等任何一个数字平台都可以成为文学“发表”的场域，传播媒介的发达让普通人与文学之间不再有距离，文学不再遥不可及，阅读成为融入生活的日常。如下班路上刷到的诗，打开微博时看到的旅行随笔，睡前偶然听到的一篇催眠故事。
“大文学观”适应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传统读者的阅读通常为涵养性情、体察人生、提升格调，而当下快节奏生活注定读者更偏向追求阅读的实用性。如，一篇职场心得缓解焦虑的效果，可能胜过一首抒情诗；一段精美文案，有时比一部长篇小说更让人有所触动。而且，比起仰望作者，直接通过网络平台给作者点赞、留言的互动更能调动读者的参与感、积极性，任何一次与作者的交流都能使读者感到欣慰、愉悦。由此可见，读者需求与传播媒介的变革皆是时代使然，而“大文学观”不会将网由络媒介所承载，且为当代读者所需要的通俗“文本”贬低为“浅阅读”或“非文学”，而是正视问题、回应时代、承认新型读者与泛文本存在的正当性。
第三，“大文学观”整合多元文化资源，筑牢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当今世界，全球化带来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催生了文化同质化的危机。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下保持文化主体性是每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时代难题。文学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有义务承担如何避免中国文化西化的责任。而大文学观所蕴含的包容性、开放性能够整合古代传统、民间智慧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等，让它们在文学世界里生成新的生命力，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一种基于本土与传统、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纯文学”是“五四”以来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框架，以西方“文学”概念为标准，并有意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格律、体式与语言传统而构建的一种中西结合的文学。其出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却也造成了与中国本土基因断裂的问题。当下的网络媒体上已出现诸多将创作眼光转向古典文化传统的作品，如以修仙、武侠、历史、玄幻为背景的网络文学；以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非遗技艺为文化资源的国风游戏；短视频平台上非遗文化的数字化重生等。古典传统的文学再现，有利于巩固受众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在审美的体验中确认文化身份、延续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从而抵御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
“纯文学”将文学进行“四分”，虽然看似科学且便利，却将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仪式展演等民间传统排斥在外。事实上，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由社会上层人士掌握，下层百姓无法获得打开文字殿堂的钥匙，而许多少数民族至今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无文字者并非与文学无缘，口头文学正是他们以声音为纸、以记忆为笔创造的另一种叙事形态。然而，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literature”概念的采用，导致出现“以精贬杂、以雅贬俗、以汉贬胡的价值倾斜”，从而遮蔽了本国文学丰富多元的真实面貌。例如，中国为“史诗贫国”的说法由来已久。这足以反映在“纯文学”观指引下，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所谓正统文学拒之门外的状况。如果将眼光放至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就会发现，史诗是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重镇之地，北方族群有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巨著，南方族群有《布洛陀》《勒俄特依》《司岗里》《创世纪》等创世史诗，南北史诗数量之巨、类型之丰，堪称世界史诗宝库中的瑰宝。大文学观强调要在精英与民间、口头与书面、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地的互动关联中“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总体文学。无论是汉族口头传统，还是边地少数文学传统，都蕴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智慧，那是一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与中华大地血脉相连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认知，它是我们面对全球化时，维持文化特性、保持民族辨识度、讲述中国经验的可靠依据。
总之，“大文学观”的提出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它不仅适应了文学内部因素的变化，还有助于还原中华民族大文学的整体面貌。它不是对“纯文学”的否定，而是要在吸收后者优质品质的基础上，以更广博的胸怀和更广阔的视野，去回应新时代社会、文化变革的挑战，构建一种与时俱进、连接广阔社会生活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