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当小说中出现“微信”

在某类描写当下日常生活的小说中，尤其是那种叙事背景聚焦在近十几年来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常会见到这样一种沟通情境：人物之间进行微信聊天，如“某某发来信息：……”“某某说：……”小说在一来一回的信息交流中，或展开人物对话，或推进叙事，或填充情节。我们似乎非常“自然”地接纳了这一形式进入小说的叙事中来，而无意专门分辨“微信聊天是什么？”在作家与读者中存在这样一套认知图景：人们已然生存在依赖微信这类社交软件的世界——这，就是生活本身。小说中出现微信聊天是一种对当代生活的即刻复写，它意味着作者自身真实的经验与读者高度吻合，以至于我们顺理成章地承认了微信聊天本身作为叙事者叙述的真实性。

上述现象建立在当代生活人与人之间时刻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关系上。当现实中的沟通关系移位到小说创作中时，最直接的形式就是小说的对话。那么，微信聊天是否可以被直接视为小说对话？在此有必要明确“对话”与“具备对话性质的形式”之间的差别。在小说叙事中，对话是一个瞬时场景，为符合叙述真实，它的必要条件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沟通。这种交际场景意味着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甚至是对口头语的使用。微信聊天的产生过程并非如此，微信的最大特点是即时性，相比于打电话和发邮件，使用微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这十几年的变化模糊了中国人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最终出现了一个平行于现实生活的线上实时交流空间。由此造就了这样一种奇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交际的情景可能还没有在微信上与一位或多位聊天对象的交流频次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交际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而微信则突破了这种限制，呈现出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状态。人们很少感觉到，看似实时互动的微信聊天实际上是有中介的。只不过从以往的“写信”变成了“打字—发送”，从以往的等待回信变成了“秒回”。微信聊天急剧压缩了通信行为所需的必要时间，无限趋近于现实世界中的面对面交流场景，给人一种感受不到中介的错觉。正如我们习惯用“微信聊天”去描述这一交流场景一样，这个说法本身就证明了人们对线上沟通行为的认知。

在明确微信聊天的“有中介性”后不难发现，微信聊天在小说中虽然具备“对话性质”，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话。这可以视为新媒介给小说叙事带来的影响。上一轮因人们生活习惯改变而导致媒介影响小说叙事的案例恐怕还要追溯到17世纪末，即欧洲书信体小说的出现。相关研究强调：“小说不是根据特定读者的接受状况来衡量，而是一种内在的创作，包括旨在产生小说意境的新技术。……这些基本的变化一方面有助于将真实的经验与故事拉近，另一方面可以使故事的内在逻辑更具有合理性。”与书信体小说的兴起类似，微信聊天进入中国当代小说也是叙事者对人物交际环境的有意刻画，背后存在着一套依照技术工具论而存在的严密的“符合真实”的叙事逻辑。微信聊天尚未成“体”，还没有成为书信体小说那样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叙事技巧。然而，在数量有限的文本中，微信聊天正在以“类对话”“拟对话”的形态，在小说沟通功能的层面呈现出一种取代传统小说对话之势。

这就使得微信聊天在小说叙事中的“位置”暧昧起来。小说中人物“发微信/回微信”应该如何定义？对于那种篇幅比较长的微信消息，它像是一封或几封书信；而对于那些短促的、有来有回的聊天，它更像人物在面对面说话。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书信与对话（即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差别）并不由篇幅决定，而由沟通行为的场景决定。微信聊天的情境有很多种：如果是一段实时的微信聊天，发/收微信显然是连续的；如果一方发给另一方信息，对方没有及时回复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回，这种连续性就被打断了。也就是说，微信聊天在特定情境中（我认为是常态）可以具备对话的性质；而在一些其他情境中，微信聊天更像是一封来信或去信（因为没有“秒回”），并不具备“对话性质”而是更像“通信行为”。情境的差异决定了微信聊天在小说中如何存在，牵涉一系列关于小说叙事的本质问题。如叙事者视角、叙事时间、故事时间、小说叙述的声部……因此，我想借用物理学的概念将微信聊天称为“书信与对话的叠加态”，它像量子系统在未被观测时存在多种可能，观测行为会使其坍缩为一个确定状态。在明确微信聊天的随意性和有中介性的那一刻，时间的维度使得它是书信还是对话的那个“真身”不得不暴露出一个确定形态。

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我们在阅读使用微信聊天推进叙事的小说时，对聊天内容的理解是对话还是什么？影响我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以及，我们天然地接受了微信聊天在当代小说中被使用，背后遵循了一套怎样的机制？这套机制在作者—读者的共谋下，对当代小说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一、媒介何以为新：微信聊天的交流场景决定其叙事功能

传统叙事学研究几乎不太关注媒介对叙事的影响，无论是中规中矩的叙事还是充满技巧的叙事，在“对话”的层面都涉及两个要素：第一，对话产生的“此刻性”；第二，面对面交流的特定空间条件。这两方面的要素是常规小说叙事处理时间和空间的奥秘，相应地，在一系列的共时性/历时性关系中，文本得以控制不同的叙事节奏，情节则被“合理”地安插在这些时空关系中。新媒介一直都在出现，能够在叙事层面上产生影响的则不多，这种新媒介必须足以完全改变传统的说话/写字的习惯，而且要与传统叙事手段有质的差别。微信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传播学领域在关注电子媒介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时注意到，通过媒介的信息传递和在物质场所的信息传递有许多基本相似之处。对人们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重新界定了“场景”及其重要性。他指出以往媒介理论家描述了媒介如何塑造大的文化环境和组织结构，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媒介塑造特定社会场景和日常社会行为的方式。以往的场景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面对面的交往，却忽略了通过媒介进行的交往。为此，梅罗维茨对场景与电子媒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抛弃社会场景仅仅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面对面的交往的观念”，转而关注“信息获取模式观念”，即“信息传递的模式，无论是直接的还是有中介的，有助于定义场景以及恰当的行为和风格的观念”。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是综合了麦克卢汉（媒介技术论）和戈夫曼（拟剧论）的一种“黏合性”尝试，主要讨论对象是当时美国传播学者感兴趣的电视。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很难想象未来几十年内，被图像“打败”的文字，将同样凭借电子媒介卷土重来。在传播学开始兴盛的年代，“通过媒介的交往”（打电话、发邮件、发短信）虽然已经出现，但很难说是“直接的”，以电话、手机、电脑为载体的交流仍以物质实体的形式强化着非面对面交流的“有中介性”。对近十几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说，从“拥抱”网络时代到完全生活在网络时代以至于感受不到其无处不在，亦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个人的生活决策、偶然机会以及其他的力量，包括社会对媒介的使用，都能改变场景分离和融合的模式。”

微信聊天在小说叙事中很生动地说明了“信息获取模式”如何重新定义了交流场景，后者的改变决定着微信聊天在小说中的属性，进而使其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由梅罗维茨的理论可以看到，在实现“沟通功能”这一目的时，微信聊天与传统小说对话的差别，实质上是面对面沟通与非面对面沟通的差别。以往小说在涉及人物活动的情节时几乎都潜在地受面对面/非面对面交流模式的限制，例如书信在小说中服务于发信人/收信人不在场的状态，这可以视为叙事者在调配叙事时间和处理空间限制时的一种弥合。当这种固定的、受技术条件和人们生活习惯约束的交流场景发生变化以后，小说叙事的灵活性出现了某种“松动”。

2025年第2期的《收获》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名为《回微信》的短篇小说，这是一对都市男女在酒吧相处不愉快后的速写。“他”给“她”发了一则长达1300余字的微信表达自己的种种不满，而“她”则在“第二天清晨”回复“他”进行一些澄清。“他”是在第二天中午睡醒的，再次编辑信息回复“她”，“她看过微信后，拿起备用机，对着沐浴阳光的手机拍了张照，转进手机，回了信：……”（一段长达1800余字的微信）。小说以“对话框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中，她盯了半晌，才把手机扔到沙发的夹缝里”作结。作者对使用微信聊天进行小说叙事有过琢磨：“有些时候，按照错误的顺序穿上手套，这就是小说的结构；有些时候，手套上有污渍，想尽办法遮挡，这就是小说的对话，……有些时候，手套短小，没法套在别的手套上面，需要重新理清手套的顺序，这不就是小说的叙述嘛。微信是即时的，也是过时的，是可以当即回复，也是可以拖延不回复的，最有魅力的是，它可以在对话者温情脉脉时被忘记，在吵架斗嘴时翻出来引用当作证据。”

《回微信》是微信聊天在小说叙事中的一种最极端情况，应该没有什么比微信聊天这种新形式更能说明这类小说的特殊性了：两段1000余字的文字消息是在通信还是对话？小说的叙事时间不长，从半夜“他”给“她”发消息到第二天中午。由叙事结构上观之，整篇《回微信》就是两组微信聊天构成，第一组是“他”深夜发的长微信，“她”第二天清晨回微信；第二组是“他”第二天中午醒来后回微信，“她”看到后再次回微信。小说中对人物这两个来回的“回了信”的描写拢共不超过100字，但微信聊天的内容本身展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和叙事效果。“他”选择在深夜发长微信是碍于在酒吧时不好直说，进而采取了一种趁“她”睡觉时发消息的逃避行为。“她”在回微信时说：“你昨晚一言不发，是把嘴巴寄回北京去了？到了深夜才噼里啪啦，好证明自己有双手是吧。”作者显然有意通过男女主人公作息的时间差来延宕常规微信聊天的连续性，第一组发微信可以拆解为：“他”发信息，“她”在睡觉，第二天“她”起床后才回复信息。这一发/收微信的描写在交流场景上其实是写信/回信，只不过通信的时效缩短成了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组微信聊天，“他”第二天中午起床后回复“她”清晨发来的消息，男女主人公发微信又变成了即时通信，小说在描写这段交流时均以“回了信：”开头，随即附上大段文字，看似是书写行为，实则是让人物“说话”，结尾“对方正在输入中”亦表明两人的对话仍在进行。被延宕的微信聊天一旦双方“同时在线”，就不免呈现出它的“对话性质”。由此可以看到，在特定的交流场景中，微信聊天可以从书信转变为对话，叙述方式却无需调整，或者说不必调整。换言之，以往小说中所依赖的特定情节上的“长对话”“长书信”，在微信聊天的架构下实现了“形式自由”。

微信聊天正是这样一种视交流场景而决定其属性的特殊存在。使用微信聊天进行叙事的小说隐藏了一些微妙的“生产过程”：微信聊天的话语不是真的以人物“说话”的方式出现，而是人物将文字编辑进微信对话框后发送，叙事者将这种经过了一层媒介转化的信息再次转化为与面对面交往同等效力的文字叙述，但媒介的存在本身被弱化了。我更愿意称微信聊天是一种“无声的对话”，它具备与口头对话同样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新媒介让我们不再怀疑书面语交流作为常规对话的合理性，两段或多段的长消息微信聊天，即便人物的语言并不符合我们日常的口头交流习惯，只要场景“正确”，我们都愿意把它们当成“对话”去理解（尽管它们和传统小说叙事中对话产生的条件和性质并不一样）。当微信聊天这种非面对面交往变成了和现实世界面对面交往同样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一种交往模式后，小说叙事中诸如读者在视听方面的感官、叙事视角的限制等问题，可能也会出现某种变动。

二、不安的叙事环境——微信聊天与小说的人称、时空转换

对话并不是小说叙事最关键的要素，但我们谈到小说时还是会很自然地想到对话。这可能是一种惯性思维所致——小说叙事最难的不是情节，而是人称的转换，处理不当就会暴露叙事者的声音或出现叙述错乱。对话天然地涉及小说中叙事者对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的使用，以往的小说在引入“对话”时，有三种常见的模式：

（1）“他（她）说：……”“我说：……”

（2）“……，他（她）说”“……，我说”。

（3）“他（她）说……”；“我说……”

无论采取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传统小说对话都是面对面的交往场景。虽然在一些小说中（尤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会出现大篇幅对话的情况，但在整个小说叙事里，对话的频率仍然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人物不可能无休止地遇到各种角色不断与之产生对话。从小说的人物出发，“说话”与其他日常行为之间的“空隙”，为叙事者的叙述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人物“说话”时，小说的声部显然是与叙事者声部有所区分的。在对话的现场是人物自己在说话，叙事者只是忠实地记录或复述对话的内容。

微信聊天并不遵从上述规则。因为媒介的存在，以往小说中人物与话语的合一变成了话语储存在媒介（微信）中。小说中人物“发/接微信”不是口头上的“说话”行为，而是一种视觉上的“读/写”行为。叙事者在使用微信聊天描述人物对话时，实际上是在描述小说人物“看到”的微信消息（也可以说是叙事者“看到”的小说人物在编辑、发送和接收消息）。所以，这类文本在描述“发微信”时，普遍都会采用“他（她）发出一条信息：……”；“他（她）收到一条信息：”以往小说在处理类似问题时需要对人称转换采取慎重考虑，尽可能地隐藏叙事者的声音，达到一种看似是叙事者或多个人物在“说话”的效果。而在微信聊天中，小说只提供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假象，人物看似在说话，实际只是叙事者对小说人物视觉经验的描写而已。写作者似乎不需要想方设法地转换人称，去考虑小说中叙事者以外的“他（她）想”“他（她）说”如何自然地存在，而是直接用人物“发/接微信”这样一个互动场景，就能解决小说中如何将视角从叙事者转换到叙事者以外的人物。这些似真非真的人称转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说叙事的成本。

所谓叙事成本的降低不单体现在人称转换上，还体现在小说叙事与时间的关系上。正如上文所说，小说的对话场景受基本时空条件和面对面交往模式的限制。人与人无论是当面交谈还是打电话、发邮件以及一系列我们没有提及的沟通行为，本身存在着一个“频率”的问题，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时刻保持“特定条件下的人际交互”，必要的沟通场景大多服务于小说的情节。反之，当一部小说有意设置人物时刻保持在特定条件下的交互（如不停地打电话、发邮件或对话一直被打断），我们可以断定叙事者非常依赖形式本身进行叙事，这就存在一种形式压倒内容的风险。微信聊天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个风险，它使这种时刻存在的“特定条件下的人际交互”成为可能且相当自然，人物对话甚至情节可以依据场景的变化“任意”出现在小说的缝隙中。巴赫金在描述“希腊小说的传奇时间”时引入“机遇”和“相逢”的说法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这种“任意性”的理解。“在后来欧洲小说的发展中，凡是出现希腊传奇时间的地方，小说里的主动权都交给了机遇，由机遇控制现象的同时性和异时性，这时它或者作为小说中不属于任何人的一种力量，或者作为命运，或者作为天意，或者作为小说里的‘恶人’，或者作为小说里‘神秘的恩人’。……不论怎样的相逢（正像我们分析希腊小说时已经揭示的那样），时间定规（即‘在同一时间’）是离不开空间定规（‘在同一地点’）的。在相仿的情节（即‘未曾详见’、‘各自分手’）中，也保留下来了时空体的性质，不过时空体的某一成素要遭到否定：相逢未成，原因是双方没有同时达到同一地方，或者是双方在同一时间里分处不同地方。”媒介的改变，在叙事层面给这种随机式的“机遇”和充满不确定的“相逢”带来了诸多可能。在那些使用微信聊天的小说中，涉及线上互动的地方随处都充满了“机遇”和“相逢”。往往只要在小说中用“他（她）收到了一条微信……”就随时可以开启新的叙事或终结此前的叙事。这令以往小说相对稳固的叙事环境变得不再“安全”，而是存在随时被打断、破坏和重组的可能。

能够说明微信聊天令小说产生了“不安的叙事环境”的文本是双雪涛创作于2018年的《起夜》。电影工作者“我”在日常生活中日渐感到无聊，与妻子马革儿的相处也暴露出“七年之痒”的迹象，后者是一名作家，为写一部长篇小说沉溺于跟踪式采访调查情色案件的黄侦探。某夜，“我”以前剧组的同事岳小旗约“我”下楼聊天，岳称自己杀了自己患梦游症的妻子。小说以超现实描写结尾，“我”在恐惧与纠结中，打开了岳小旗“藏尸”的后备厢，发现女人尚未死透，后者苏醒后称起夜梦游都是“为了走到这里来”。这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了高频率、长篇幅的人物“发/接微信”。“我”在楼下听岳小旗叙述自己杀害妻子、为何杀妻的同时，一直与马革儿在微信上聊关于她对私家侦探的追踪以及有关两人婚姻问题的事。在微信聊天的架构下，《起夜》包含两个叙事层，第一层是“我”与岳小旗关于杀妻事件的讨论；第二层则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下，“我”与马革儿对写作问题和婚姻问题的讨论。这种叙事手法在以往小说创作中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小说人物（马革儿）不可能在有限的时空中，以“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方式存在，“我”也不可能在一个具体的交往场景中，与交往对象以外的人物保持实时的对话关系。但是，《起夜》却做到了。

在《起夜》中，作者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微信聊天。第一种是“某某说：”，叙事条件是“看到微信”；第二种是取消“某某说”，直接描述信息内容，以人物+冒号的形式呈现；第三种是“回看”，叙事条件是主人公没有及时看到信息，取消人物名字和冒号，直接呈现信息内容。

上述三种描述微信聊天的模式看似差别不大，在《起夜》中的叙事功能却并不相同。第一种模式是将本来应该作为间接引语的马革儿微信消息（叙事者应该用“马革儿说她……”）变成了马革儿自己在“说话”的直接引语；第二种模式看似是马革儿的直接引语，其实是“我”在描述此刻自己从手机屏幕上看到的微信消息，看似是对话，实则为叙事者叙述消息内容；第三种模式能进一步说明微信聊天是所谓的“书信与对话的叠加态”。如小说在描写“二十分钟前”马革儿发来的两条信息“我”没有立刻看到时，产生了时间间隔，属于“书信”，“我”在回复两条之前的信息时，与马革儿的关系又恢复成“对话”。可以看到，《起夜》的叙事时态非常复杂，双雪涛似乎为此进行了某种精心的设计。这篇作品有意地标记了时间，故事开始于“大概晚上九点钟左右”，岳小旗打电话进来是“大概晚上十一点半”，马革儿和“我”发微信讲黄侦探去外地调查是“一点十分”，“我”再次看手机的时候，发现“二十分钟前”和“五分钟后”马革儿发了两条信息，即马革儿在发完第一条信息的五分钟后又发了一条信息。那么，“我”看到这两条滞后的微信是什么时间？显然是在“一点十分”以后，从这个时刻到“我看了一眼手机”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在这个时间间隔内，岳小旗的讲述只讲了一件事，就是他的媳妇有梦游症，占据小说两页篇幅，并不需要多少时间。

这令我们想起热奈特对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区分。在热奈特看来，叙事时间（即叙事者所描述的“现在”“过去”“几天后”等）是虚构的，是“真实时间的虚假时间”（热奈特称其为“伪时间”），故事时间则是一个在文本内部自足的时间体。热奈特所关注的叙事学问题正是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为此，他对故事时间与叙事（伪）时间的关系作了三个基本限定：第一是在故事中事件接续的时间顺序和这些事件在叙事中排列的伪时间顺序的关系，即“时距关系”。第二是时距和在叙事中叙述这些时间的伪时距（其实就是作品的长度）的关系，即“速度关系”。第三是故事重复能力和叙事重复能力的关系，即“频率关系”。微信聊天在《起夜》中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双雪涛在叙事中对“速度关系”的灵活使用。小说的两个故事——岳小旗杀妻和马革儿追踪情色案件，如果用传统的叙事手法叙述就要面临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如果不是以微信聊天的形式实现线上时间与线下时间并置，作品的长度恐怕要翻一倍。然而，在“我”与马革儿保持微信聊天的情境下，马革儿这头的故事并没有占用作为主体故事的岳小旗杀妻的叙述时间，就是“我”的叙事本身的一部分。“我”只需要叙述一遍自己和岳小旗在楼下聊天的全过程，另一个故事也跟着讲完了。

更为特别的是，《起夜》还有一个隐藏的叙事者马革儿，她跟随黄侦探深入了解案情以及谈及自己的写作计划，表面上看是“我”在进行叙述，但马革儿的微信消息在叙事学层面上并不能简单地被当作“我”的叙述话语。事实上，“我”收到的消息，是第三人称马革儿从她的叙事视角所撰写的书面语叙事文本，以微信聊天的形式被“我”呈现出来。所以，《起夜》是一个故事中内嵌着故事、叙事中内嵌着叙事的文本。这在传统小说叙事中也不算罕见，但微信聊天让这样的叙事更“容易”了。我认为，这类小说所显示出的“不安的叙事环境”，最终将导向小说情节的任意性与随机性。以往令作家们所苦恼的“如何安排情节”与叙述者视角转换等问题，可以用“某某收到一条微信”“某某发去一条微信”等形式，以最短促也是最“便捷”的方式解决。

三、故事的“帮闲”：当叙事者有限使用微信聊天

微信聊天不一定在叙事中承担主要的叙事功能，它可以是常规对话之外的一个辅助性存在，抑或是某些必要/非必要的情节，有些小说中的叙事者只是有限地使用了微信聊天。这种情况像鲁迅在讽刺被政治、金钱雇佣，附庸风雅的文人时使用了“帮闲”的说法：“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所谓“帮闲”就是那种“即便没有也并不要紧”的东西。这个“篾片的职务”内部也有“帮忙”与“帮忙”之分：小说的情节、对话、景色描写、心理描写等是“帮忙”；而被叙事者有限使用的微信聊天则是一种故事的“帮闲”。对于某些叙事者（或作家自己）而言，即便没有微信聊天，他们完全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叙事才能完成同样的叙事效果，他们使用微信聊天来“帮闲”只是更方便或者效果更好。这个现象可能来自作家对某种真实性的追求，此种“真实”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叙事情境的真实。从阅读习惯出发，小说故事的背景越契合读者的生活经验，这个小说就更容易被认定为“真实”。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使用微信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并不会对它出现在当代小说中感到违和，无论它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非现实主义作品。这显示出，生活方式的改变足以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体验。批评家们更关心的是小说是否达到了“艺术真实”，读者们更关心的是一个文本“合不合理”。我们不妨就从这个“合理”说开去。

我想讨论的第一个文本是王蒙发表于2019年的《生死恋》（《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这是一个中篇小说，讲述苏尔葆（二宝）与妻子单立红以及情人邱月儿之间跨越几十年的爱恨情仇。小说采取了元叙事的方法，偶尔出现王蒙自述如何构思写作这篇小说。比较特殊的是第十一节“摊牌”，该节是对第五节“年表”的补充，将维新变法、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等迅速转换到了2011年以后：

进入二十一世纪又过了十一年以后，腾讯公司于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推出了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程序，做出了一个改变国人生活方式的叫作微信的玩意儿。网上的咖咖说，最厉害的不是核弹巡航导弹，不是航母也不是超音速战斗机，是微信。微信打败了电视，打败了电脑，打败了信用卡，打败了各国货币，打败了电话，打败了邮政，……

相比于小说的前十节，《生死恋》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的叙事压缩了许多，微信聊天以很自然的方式替代了大部分人物之间的对话。《生死恋》情感故事的背后是作家想要将百余年的时代风云融入其中，王蒙在2011年以后的部分其写作逻辑是偏写实主义的，这就很自然地涉及如何描述“当下生活”的课题。他的做法是先介绍背景再进行书写，相应地，小说中顿开茅、二宝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就非常“合理”。《生死恋》中的微信聊天并不承担主要的叙事功能，而是服务于情节和小说的时间线来表现新事物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王蒙一边用元叙事的方法不断破坏小说的真实性，一边试图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飞机、微信等的出现）尽可能地保持小说的真实感，微信聊天在《生死恋》中是一个弥合两者间鸿沟的存在。

我想讨论的另外两个文本出自莫言在202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这本集子号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作品”，书末有一份《本书作品创作年表》标注了每个作品的写作时间。12个短篇最早的写于2011年12月（《澡堂与红床》），大部分写于2017年，最后4篇（《晚熟的人》《贼指花》《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写于2020年。这个写作时间线很特别——莫言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微信聊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诗人金希普》和《红唇绿嘴》。前者是莫言以自己作为叙事者，讲述他与旧友、自认为怀才不遇的诗人金希普的重逢，勾连出许多往事。金希普在加上莫言的微信后发来很长一段独白，并附上了一首很长的七言诗。莫言在展示和金希普的微信聊天时使用了“他说他……”和“他对我说：”，但仅限于小说的结尾，而且莫言没有回复消息。与其说这是一段微信聊天，不如说是一段书信的变体。微信聊天在《诗人金希普》中是作为情节而存在的，服务于莫言描述自己“获奖后”的生活，“加微信”“聊微信”的作用是小说对现实生活实感的强化。尽管微信聊天在《诗人金希普》中不是一个主体性存在，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当我们愿意相信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也使用微信后，他与金希普的重逢和交往就多了几分“真实”。

《红唇绿嘴》同样也是莫言以自己作为叙事者讲述“获奖之后”。远房表姐覃桂英（外号“高参”）在莫言得奖后来“认亲”，加上了莫言的微信，在与“高参”的互动中，莫言讲述了一段“高参”还叫覃桂英时的陈年往事，即她在运动年代迫害老师，后来自己也身败名裂。多年以后，“高参”摇身一变走起网红路线，千方百计地想从“莫言亲戚”这个身份获得好处，被莫言拒绝。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结尾，莫言在描写自己和“高参”的微信聊天时没用使用“我说/他说”的对话形式，而是“语音转文字”，这可能是微信聊天在小说中的又一比较特殊的形式：

“猪大自肥”基本上是语音，偶尔有文字，她给我的语音，每次都是十几条：

“表哥，我终于揪住了你的尾巴，你插翅也跑不了。别紧张，表哥，我害谁也不会害你。你是咱那班同学的骄傲，我必须保护你，我也有能力保护你。”

“你获奖后，很多人去找你，谷文雨也想去找你，被我拦住了。我说咱不能给他添乱，咱要背后默默地帮他。表哥，你太老实了，你身后缺一个‘高参’。”

…………

如果不加分辨，“高参”的这十几条语音消息就是小说人物的独白。引入时间和声音/文字的维度可以看到，“高参”的消息并不一定表明这是她一口气发给莫言的，也可能是断断续续发的。莫言在将语音消息转写成文字的过程中，抹消了十几条语音消息的时间间隔，而更像是“高参”喋喋不休的话语轰炸。这种叙事在传统小说往往作为一种“形式游戏”出现，但在微信聊天的语境中则见怪不怪。在媒介的助力下，“高参”一口气说十几句话的叙事效果在虚构与写实之间更偏向于后者。莫言在微信的编辑文字功能上花了一点心思——将原本要“说”的话改写成“谢谢，我不买”。按照本文前两节的论述，“高参”与莫言并没有构成对话关系，而更类似通信关系。在整部《晚熟的人》中，莫言几乎都没有用微信聊天让小说人物之间产生实质性的对话，他似乎更愿意使用传统的小说对话来刻画人物的关系、故事情节。所谓“绿嘴”，大概就是莫言借“高参”之口刻画微信时代的一个隐喻（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

这些现象是否意味着那些被叙事者有限使用的微信聊天不足以构成一个叙事“问题”？我以为还是要从作者自身出发。除了那种有意在叙事上做文章的小说，常规小说对微信聊天的使用更大程度上服务于作者“讲故事”的中心意图。这里面存在着“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分别，如果作者是有意识地使用微信聊天作为叙事方式的一种，他显然注意到了微信聊天具备“书信与对话叠加态”的特性，并且明确地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技巧。倘若作者进一步有意识地控制微信聊天在小说中的频率和篇幅，他显然知道这种形式在小说中不宜压倒传统的叙事功夫，而是应当给叙事者叙述、小说对话留有它们应当拥有的余地。如果作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微信聊天，情况相对就简单一些，他只是本能地在模仿现实，并未明确区分微信聊天与传统小说叙事中的对话以及叙事者叙述的不同。

问题在于，无论叙事者是否有意识地使用微信聊天，这一形式并不受聊天的内容、篇幅和频率的影响就改变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我们用形式批评的眼光看待小说创作，一个叙事文本遵从着若干基本原则，当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的叙事话语出现后，我们对“小说叙事的艺术”的批评标准，是不是也要有所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相信前辈作家们，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叙事技巧方面高度成熟且形成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们，在选择使用微信聊天时普遍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而不是不假思索地令其替换了小说叙事中的对话、书信或其他叙事话语。

余论：从微信聊天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充分不必要关系说开去

中国当代小说不一定出现微信聊天，但出现微信聊天的一定是当代小说。我试图将这个问题拉得稍远一点——多年之后作家们在描写我们这一时段的当代中国生活时（即2011年以后），小说中没有出现微信聊天好像也是有点奇怪的。除非有意避开这个交流情景（比如描写拒绝使用电子设备的人），微信聊天大规模进入纯文学写作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本文所谈及的代表性文本也在说明这个现象，它们都集中出现在2018年前后，这是微信用户突破10亿的年份。我们几乎无可选择地遭遇了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变，也不可避免地让新媒介顺理成章地滑进了小说创作。当微信聊天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还是充分不必要关系时，当不同代际作家的小说中都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出现了微信聊天时，有关叙事这门古老艺术的评价标准与创作门槛，恐怕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用“讲故事的能力”来评价小说时，微信聊天是否可以被纳入叙事技巧的层面，倘若可以，它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存在一种新媒介形式压倒小说自身形式要求的危机？这类当代小说可能在无形中塑造着读者的阅读经验，后者可能慢慢接受和习惯小说对话“就是这样的”；而对那些技巧日臻成熟和仍在学习中的写作者们而言，他们在书写更加复杂的、难以分辨的“当下生活”时，哪种叙事手段才是更有效、更合适的？此外，微信聊天的“撤回”功能和打字框中编辑功能与传统小说叙事也有很大不同，它们可以将编辑好的信息删除、改写，人物“说话”被拆解出了更多细致的环节，这些细微却又重要的东西都包裹在类似“对话”的聊天中……

当然，挑战是与机遇并存的。就像保罗·利科试图厘清哲学时间与虚构叙事之间界限那样，新叙事话语和技巧的使用可能塑造新的时间感觉结构。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虚构叙事的时间塑形机制更加复杂。中国现代小说写作的历史到现在只100年有余，在“步西方小说后尘”的焦虑中，中国当代生活的独特方式反过来也在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形态。在作者与读者的共谋下，小说叙事将不断地叩击那道虚构与现实的障壁。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