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过去 探寻未来——汤成难小说的叙事艺术
一个有个性、有建树、有创新的小说家，一定是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和风格。“70后”作家汤成难，以她矫健的身影、丰硕的成果、峭拔的小说叙事艺术，越来越引起文坛的注目与读者的青睐。但她既不是那种紧跟时代潮流的主流性作家，又不是那种执着创新的先锋性作家，因此有点游走在文坛边缘的感觉。她探寻的是一条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一体的创作路子，我把它称为“现代现实主义”。她在这条路子上，走得孤单而艰难。
一
发现“事”与“人”的“种子”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作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如果说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家，经历的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文化，因此在创作上就选择了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的话；那么生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置身的则是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以及现代文化，在创作上就吸纳了现代主义以及世俗化写作元素。而生于六七十年代作家，他们经历的则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传统的农业文明与文化，现代的工业科技文明和文化，都在他们的人生与生命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成为历史夹缝中，迷惘、怀疑、探寻的一代作家。汤成难1979年出生在苏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她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也亲历了南方乡村从传统向现代的剧烈转型。她从乡村走进城市，从一位建筑设计师成为以写作为生的“专职”作家，近年又重返乡土。她从动荡不安、危机重重的现代社会，抽身而出回到淳朴而自然的传统社会，捡拾着昔日苦难中的美好、自在和人情、人性，探寻、重构着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品格精神？
小说文体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套宏富而精微的小说叙事学理论。层出不穷的叙事学研究文章、专业的理论著述可谓“车载斗量”，但它们并没有普及、深入到作家中去。既有的小说叙事学，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小说文体的内部，或者已然定型的小说文本上。譬如小说的本体结构、构成要素、叙事模式、语法修辞等。而作家构思过程中的酝酿、成型、升华等阶段，却很少论及。其实小说从构思到写作，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构思中蕴含着写作，写作中渗透着构思。小说叙事学应该是一种渐进的、生长的理论形态。汤成难曾经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又喜欢画画。建筑设计中的基本理念与硬笔画中的主要方法，都融入了她的小说叙事探索中。她喜欢新时期以来一些纯文学作家的小说，更钟情多位西方现代小说家的作品，她吸取着两种作家的创作方法与技艺，努力探寻、融合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她采取了兼容两端、融入自我、独辟蹊径的做法。小说叙事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把小说当作多种元素的组合，当作各种观念、方法、形式的拼凑，而是把叙事当作一个渐进的、生成的、完整的系统来看待。汤成难未必读过多少小说叙事学理论，但她是深谙叙事学之道的。她在构思和写作中，全力调动着自己的经历、情感、思想、审美、技法等，让一篇篇小说自然生长，长成大树，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小说叙事模式与形式。
小说的叙事包括构思和写作，要从发现小说的“种子”开始。刘庆邦说：“所谓短篇小说的种子，是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有了种子，小说才会有出发点、落脚点和生长点。”（1）触发一个作家创作愿望的，总是作家在生活中发现了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有不同寻常之处，激发了他或她的创作灵感和激情，然后以此为“种子”，进入复杂而微妙的构思阶段，直到创作出一部全新的作品。汤成难在发现小说的“种子”方面，有着独特的慧眼。
在很多情况下，汤成难的创作是被某个事件所激发的，这个事件在她心里生根发芽，构成一个鲜活的小说世界。如《奔跑的麦田》，作家写的是已到天命之年的父亲，突然决定“要到外面种稻”。他背着稻种，走遍以家乡为轴心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开垦出多块荒地，收获了稻子，也收获了种地的幸福。作家说：“灵感来自朋友的一句话，他向我讲述他老家的叔叔，某一天突然对家人说，他要去外地种地。至于朋友的叔叔后来如何，我并不知道，但这些就够了，因为‘去外地种地’这句话已经很打动我，也极具诗意，似乎能捕捉到一点‘异质性’。”（2）叔叔宣布“去外地种地”这个事件中，既有故事，又有人物，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可以发掘，它像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在作家的心理世界中蓬勃生长，形成了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文本。
在更多的情况下，汤成难的创作是被各种人物诱发的。在小说叙事学中，故事与人物是两个核心元素，二者的关系也格外复杂。小说不能没有故事，但故事不应当成为小说的主体，小说的主体是人物，人物在形象、性格的发展中，推动着故事的演进。二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汤成难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是系列化的，譬如父亲的形象、进城女人的形象等。从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不难看出作家对他们关注之久、思考之深。《火车穿过槐花镇》在故乡改革开放背景下，以“我”——一个有知识的乡村女子的视角展开，刻画了在镇玩具厂当副厂长的父亲形象。父亲一方面是一位勤奋、正直、有谋略的家长，另一方面又有霸道、贪婪、虚伪的性格侧面。笔者曾说过：“父亲杨建设是汤成难小说中，最富有力量、个性的人物。作者对父亲，既有认同、佩服，又有揭露、批评。”（3）但这样有深度的人物，在作家的作品中还不多。乡村女子的形象，在汤成难笔下也出现过不少。她观察、思考着她们的人生、命运，一旦捕捉到一个“闪光”的情节、细节、线索，就把它作为小说的“种子”，精心培育。《小王庄往事》里，作者把笔墨转到一位乡村女孩身上。在这个贫穷而落后的村子里，王彩虹聪明好学、成绩优秀，但按照村里的习俗、家里的需要，她只能念完小学就辍学在家，在自家的小杂货店卖货。是城里来的公办青年教师张老师，引导她读书、晨练，使她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和广大。但张老师调回城里后，她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关闭了，她只能嫁给自己不爱的大男人，最后投河自杀。小说写出了现代文明与文化给农村女孩带来的希望之光，但这光明是那样易碎、虚幻，它最终带给她们的则可能是人生的悲剧。
二
用“情”和“思”去驱动
作家在整个叙事中的情感与思想，是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它主要体现在构思中，也表现在写作里，最终凝聚在文本中。但小说叙事学很少涉及这两种因素，或许认为它们属于“创作学”范畴吧？情感与思想，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它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引导、推动、提炼、升华着整个构思与写作。因此小说叙事学应当把情感与思想包含在内，予以研究。
汤成难的情感与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多彩的。她既有敏锐、丰富的感性直觉，又有犀利、超拔的理性能力，但逻辑思维却显得薄弱。丰沛的情感、澄明的思想，成为驱动她整个创作的一种动能。
若干年前，曾有一种“零度写作”理论，它影响了很多年轻作家的写作。但汤成难的写作是一个例外，她的小说饱含情感，且贯穿始终，有一种很强的阅读吸引力。但她的情感表现又是含蓄的、内敛的，在丰沛与节制间形成一种张力。她对人物，特别是底层人物十分关注，怀有一种同情心、怜悯心，并把这种情感扩大到动物、植物、自然上。她对自己也有一种别样的情感，不追求物质生活，而崇尚精神境界，不断反思、剖析自己，期望自己能够变得丰富、纯洁、自强起来。
汤成难在创作初期，写过很多底层人物，如农村青年特别是女孩子，如走进城市的男女青年，如各种各样的打工人。她说：“在我的小说中，主人翁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组成了这个社会一个最大的群体，他们卑微而坚韧，他们让我担心和同情。”（4）她甚至宣称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代言人”。《荷花小区5幢601》是这一情感表现的代表作，作品以“我”为叙事人，讲述了故乡善良、乐观、能干的王大华，为了成为城里人而下嫁一个精神病患者，备受家暴，屈辱地活着，当男人不幸摔死后，王大华为了不担责任，继续待在城里，竟藏尸屋内，秘不发丧。作品中的“我”对王大华的人生与悲剧，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悲悯、担忧，也显示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对自我的态度与情感，是人情感世界中特殊的、重要的一部分。《摩天轮》就折射了汤成难的一种自我情感。作品写一位中年女性在风雨过后的傍晚心血来潮坐了一回摩天轮，联想到自己两次想坐而未成，联想到自己深陷困境的生存与精神，不禁感慨万千。汤成难说：“这是我的一次真实经历……是我第一次坐摩天轮，摩天轮缓缓地爬升，一直到达可以俯瞰的高度，霓虹灯在脚下，喧嚣远去……对于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女人来说，尤其在一个游人寥寥的夜晚，那种混杂着浪漫、欣喜、紧张、孤独甚至有点感伤的情绪裹挟而来。”（5）汤成难在此时，感受到身在高空俯视尘世的浪漫与欣喜，更感受到人近中年，世事无常，时间紧逼，人生孤独，前程渺茫。她把这种内心情感，赋予了小说中的中年女人，又强化了人物的生存困境、女人的韧性与抗争精神。这是一篇朦胧而驳杂的小说，但作品却得到了很多青年读者的共鸣，扬州大学文学院的本科生通过细读，写了几十篇评论文章，可见作品内涵的丰盈。
“70后”作家的思想观念是庞杂的、多变的，缺乏一种稳定的思想源头。汤成难同样如此。但这恰好给了他们自由探索的空间，这种探索扩展了他们取材的领域，加强了他们在理性世界的开拓。
汤成难的思想，不大关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人生问题，而往往聚焦在一些普遍的甚至是永恒的社会人生问题上。如传统农民的生存、命运、心理、精神等。《希望的田野》写苏北农村小王庄，从土改运动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与此相伴的是老农民贵喜与三代耕牛的故事，写出了农民同牲畜的相依为命、同土地的永不分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品格和精神？它与余华的《活着》可谓异曲同工。作家还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内卷、超越。《刻经》写“60后”的老马，从一个失败的商人到成功的刻经人的蜕变经历，着力呈现了主人公从追求物质金钱到投身文化事业的精神转化。亦如《天涯》“本期提要”中所说：“人的精神蜕变在刻经手艺中激活与完成，刻经是技艺，也是自我发现。”（6）汤成难在小说中思考、探寻的是社会人生中的一些真问题。
探索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是汤成难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月光宝盒》讲述了爷爷、父亲、“我”三代人与“耍猴”的故事。写出了人与猴子的荣辱与共、心灵相通。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父亲被当作贩卖野生动物的嫌疑人关进公安局，最后一只猴子被关进城市动物园。底层民众“耍猴”的时代结束了，人与猴子和睦相处的历史终结了。《天幕骑兵团》在更开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书写了父亲与一个马戏团中猴子、老水牛、大象、蛇、鹦鹉的故事。这个马戏团曾有热闹兴旺的时候，但最终动物被遣散，马戏团解体。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老一辈人朴素的动物观、自然观。现在明令保护动物、自然，但却反而出现了人与动物、自然分离、对立的问题。小说蕴含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前途的大问题。
阅读汤成难的小说，会发现作家有一种新异的哲理思考。这些思考也许并不深入、成熟，但却给小说平添了一种独特的光彩。中篇小说《收集词语的人》描绘江南水乡青年田无字，因疑心自己杀死了继父，逃亡到荒凉的西部高原，以“收集词语”为名义，与失去妻儿的牧民巴索之间所发生的相处、对话故事。作家说道：小说想“探讨语言如何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纽带，以及它如何塑造和改变着我们的身份与命运”（7）。故事情节有点荒诞离奇，作家所赋予的思想也有点艰深难解，大约普通读者是不易读懂的。
三
创造多维结构和诗性人物
小说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形象，是小说叙事学中的两项核心内容，是被着重论述的。汤成难的小说故事结构，看似是质朴井然的，但从深层看，却有一种内在的结构规律，即贯穿着社会人生的现在、过去、未来的多维型态。在这样一种结构框架中，她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走向悲剧的底层人形象、坚守信念的老一代人形象和探寻未来的年轻人形象。而这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种诗性特征和风貌。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流派，其中的理论家认为文学文本的“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的，无须作过多分析，深层结构是潜藏在作品群中的模式，看不见，摸不着，必须用抽象手段，把模式找出来”（8）。这一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洞察作品的故事结构，颇有启迪。
汤成难的小说故事结构，有一小部分，依然是传统小说“故事型”“人物型”“意境型”等几种模式，但绝大部分，特别是后来的小说，基本采用了现在、过去、未来的多维结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倡导一种“横截面”方法，而汤成难的多维结构，采用的是“纵剖面”方法。她写过一篇《一个女建筑师的小说认知》，其中谈了对小说故事结构的认识：“写小说就像造房子。……如果把长篇小说形容成建筑群，那么短篇小说更像是单体建筑。建筑物最终呈现出什么模样，取决于创造者的想法和实际能力。”（9）由此她展开阐述了小说的选材、构思、人物、张力、叙事、风格等。此外，她把硬笔画中的构图、画法，如简洁写实、严谨细密、虚实相映等，有意无意运用到了小说创作中。建筑设计中的建构规律、硬笔画中的构图方法，都影响着她小说故事结构的探索与创造。汤成难创造了一种融合的、多维的、井然的、抒情的小说结构型态，给人一种聆听交响乐般的感受。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总结出“故事型”等多种小说结构模式，其在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作家手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而到“70后”作家那里，此种结构逐渐被打破、扬弃，他们更多采用的是综合型、自然型方式。汤成难就把故事、人物、心理融合在一起，以人物的生存、命运、精神为主干，又突出了人物的现在、过去、未来等三个时段，形成了一种既统一又多维的故事结构。“表层结构”是人物的生存命运，而“深层结构”是人物的现在、过去、未来。譬如中篇小说《江水苍苍》，是一篇既富有现实意味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佳作，同样由现在、过去、未来三个维度构成。表层结构是作家杨欢——“我”，为写一部历史情景剧而寻找隐居的老杨去访古；而深层结构是古代人的抗争故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未来的迷惘人生。这样的设计真是别出心裁。明朝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民国杨家弟兄智杀长江段长，显得何等悲壮！这是过去的历史。而现在的“我”，身陷写作、生存、爱情的多重窘境；耄耋之年的老杨，为逃避年轻时的杀人命案，在长江边芦苇丛中的小岛上藏匿了数十年，这是现在的情景。未来也是看得见的，“我”为一份“稿酬”去写“遵命文学”，不温不火的爱情终于熄灭；老杨则还要在孤岛上藏匿下去，直到生命的耗尽。作家还饶有兴味地在小说中，穿插了恋爱中的年轻人，关于时间、空间、穿越、平行时空等的探讨与对话，更给这段传奇故事、现实人生蒙上神秘色彩。多维结构的营造，扩展了小说的时空，丰富了社会人生内涵，表达了作家对亲情、爱情、勇敢、坚贞等的赞颂、向往；对现代人生存、爱情、苟且、藏匿等的反思、否定。汤成难的少数篇章，也继承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方法，譬如意境小说，但其内涵依然是丰富、开阔的。
小说叙事中的人物塑造问题，已是当前积重难返、难以解决的问题。旧的模式依然还在，新的方法尚未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汤成难潜心探索，创造了多种类型的人物，一种是以写实性为主的人物，这种人物秉承了现实主义特征，具有一定的性格特点。如《我的舅舅刘长安》中那位从春风得意的建筑工人变成如牛负重的退休老人的刘长安；如《鸿雁》里历经爱情、婚姻悲剧走向觉醒、自强的女子何小玉；如中篇小说《立春》中从一位内向、自卑的中专生变成城市街头小流氓的女人而破罐子破摔的杨小竹等。这些人物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打拼，命运沉浮，人性裸露，呈现出很强的性格特征。作家自然也写了人物正面的、善美的、诗意的一面，但他们的总体性格是本色的、立体的、世俗的，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种个性化、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呈锐减之势。代之而起的是意象型、类型型、心理型、现代型等人物形象。汤成难创作前期刻画了一些性格型的人物形象，而从中期开始，就转向了创作意象型、类型型、现代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虽有一定性格，但性格已不是主要特征，作家把着力的重心放在了人的生存、命运、品格、精神等方面。人物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意象、共性的特征、理性的品格、抽象的精神乃至象征性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和人性内涵、更清晰的理性思想，也更富有诗性特征。但人物性格的淡化、模糊，使人物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鲜活的印象。阅读时为之感动，阅读后很容易忘却。
汤成难塑造了多位父亲的形象。如《失语者》中的父亲杨泉水，一个心灵手巧、闻名乡里的篾匠，但在新的时代却突然失业，从此变得无所事事、沉默寡言。如《行行重行行》里的父亲，一生离不开土地、劳动，农闲时到处修路，当他不能劳动、走路时，他留下自己的一双鞋子，不知所踪。还有前面论及的《奔跑的稻田》中的父亲，作家后来在一篇作品中插叙说：“小说有超现实的部分，我想表达一个热爱土地的父亲，像夸父追日一样四处寻找一片能够孕育粮食的土地。”（10）这些小说中的父亲，热爱土地、劳动、粮食、自然、家人，他们与自己的所爱融为一体，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生命，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至高精神，并成为这种精神的一种象征形象，且洋溢着一种诗意。这是汤成难对21世纪文学的一份贡献。
类型型人物也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物形象。如《巴塘的礼物》中那位粗犷、义气、仁厚的大货车司机；如《高原骑手》里两位不同性格的年轻兄弟，一位豪放勇猛，一位文静多智；如《咏叹调》中的癌症患者“我”，面对绝症，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爱心、智慧、超然的品格与精神。这些人物性格被刻画得鲜明、强烈、集中。但它只是某种人、某类人的一种共性特征，虽然精彩、感人，但它只是来自理念或书本，而不是来自生活本身、或作家自己的发现。
汤成难还有一种人物形象，带有作家自己的精神印记，折射了她对人生、精神、人的未来的探索和沉思。如《西西河的夜晚》中那位支教教师“我”，他在川藏地区的雪山草地，看到了边疆民众真实的艰难生存，看到了患麻风病的革命老兵同病魔、同生存的悲壮抗争，精神上受到了震撼和洗礼。如《红鬃烈马》里，写“我”在青海旅行，疫情期间被困草原，暂栖客栈，看到牧民一家的好客、从容，看到红鬃烈马的英武、彪悍，鼓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如《蓝色泪滴》中，写已过中年而痛失丈夫儿子的玉珍，孤身一人，一路远行，进入西藏，重走父子二人的进藏之旅，在旅程中“找到自我，找到信仰，或者，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她要在西藏的天路、大山、艰难、险阻、“圣洁的‘湖’”中，寻找到一种力量，化解她的生存和精神危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有的年轻有的不再年轻，他们已经摆脱世俗、功利的“现在”，走向了“未来”，努力寻找、建构着一种自救、自主、自强。这样的人物，是精神的，也是现代的。
四
在小说的叙事中铸成文本
当作家大致做好一部作品纷繁复杂的构思之后，就该进入写作——即叙述的阶段了。他要用自己谋定的、习惯的叙述语言，把一切稳固下来，凝铸成文本。语言并不是在构思完成之后，临时拿来的，而是在构思中生长，在写作中最后定型的。汤成难的小说看似朴素、流畅、浑然，但仔细观察、品味就会发现她运用了许多表现方法与技巧，运用了不少语法和修辞，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叙事方法和风格。
文学修养深厚的作家，在叙述中各种表现方法就会蜂拥而来。汤成难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是一个视野开阔、兼容并蓄的作家。她努力汲纳现实主义，取法现代主义，精心研习多种方法，在叙述的从容推进、展开中，按照情节、人物以及主题的需要，选择运用着得当的表现方法与技巧，使她的叙述既能“行稳致远”，又能“摇曳生姿”，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又一气呵成的叙述气象。
她的小说乍看是一种传统的、经典的叙述路子。诚实的叙述、细腻的描写（有时是白描）、节制的抒情、含蓄的议论，恪守着现实主义的规训。叙述中有景、有人，有叙事、有描写，还有作者暗藏的抒情，不正是现实主义的精心书写吗？
她的小说又蕴含着浪漫主义情调。叙述在从容、自由地推进中，有时会有出人意料的情节、细节迸溅出来，让读者立时紧张、惊诧。作家的情感、讲述也随之发生变化，直抒胸臆，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情感。这是一种地道的浪漫主义写法。这里特举《东北虎》为例：
越过这瘦精精的男人，东北虎继续奔向人群，脚掌与地面擦出沉闷又不易察觉的声音，脊背和前肢强劲的肌肉在耸动。东北虎加快速度，四肢轻触着草地，早晨的草皮带着泥土和青草在身后雨点般溅向天空。
这里作家描绘的是一只凶猛的东北虎，冲出虎笼，扑倒阻拦它的管理人员，咆哮着，飞奔着，冲出动物园，奔向园外的自由天地。其实，虎皮之内，是扮演老虎的动物园特型演员李毛豆。他是一个可怜的底层人物，生活窘迫，负担沉重，又遭遇邻居的欺辱，还受到动物园管理者的苛责、处罚。他忍无可忍，突然爆发，人借虎胆，虎神赋人，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成为一只威风的东北虎。这里把夸张、浪漫的手法运用到了一种极致，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对底层人物抗争的理解、赞颂。
在汤成难小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外表下，却蕴含着纯正的现代主义内容与精神。作家对人生、社会、自然、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想与理念，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方法与形式的大量运用，使她的小说具有了现代主义的品质和特征。而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表现出现代现实主义的特色与魅力。
现代小说对叙述视角、人称给与了高度重视与研究。童庆炳指出：“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叙述的魅力不仅在于讲述了什么事件，还在于是什么人、从什么角度观察和讲述这些事件的。”（11）在第一、第二、第三，三种人称视角叙述中，汤成难大约有七八成以上的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其中的“我”有的就是真实的作者自己，如《去珠峰看雪》《红鬃烈马》等，这些作品更带有纪实性，反映了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而更多的第一人称视角中的“我”，如写父亲的《火车穿过槐花镇》《行行重行行》，写母亲的《茱萸》等，视角人物“我”却是虚构的父亲母亲的女儿、儿子，用第一人称“我”去写，更容易让叙述者“我”入戏，抵达书写的真实、叙述的畅达。还有一些作品中的“我”，则是作家为了叙述的便利、集中，选择小说世界中的某个人物。多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使汤成难的小说显得更为真实、自然，也更加感人。但也带来一种缺陷，视角狭窄压缩、限制了小说的空间，难以更自由、充分地描写“我”之外的社会、人生；另外，“我”的视角叙述太多，也带来了作品格调的单一、重复，有碍读者的阅读、欣赏。
汤成难在小说叙述中娴熟运用现代小说的多种表现方法与手法，一路风景，给人目不暇接之感。譬如象征方法，《行行重行行》中的父亲，一生只知道在土地里劳动，就像把自己“种”在了地里。《风过茱萸》里的母亲，死在秧田中，儿女们好不容易才把她从泥水里“拔”出来。老一辈人就“栽种”在土地里，这一意象就是一种象征，象征了他们一生的追求、信念。譬如荒诞方法，《像鱼一样遨游》中的退休工人，妻子把他关切的鱼缸中的鱼放生了，他竟死在了鱼缸里。《寻找张三》写“我”寻找已经去世的父亲的踪迹，但到处寻觅，竟变得越来越渺茫、模糊。这些都是荒诞情节，但却折射了一种深刻的精神现象。譬如意识流方法，汤成难在小说中写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如在那些优美的意境小说中，但她笔下的意识流很少静态的、沉浸式的描写，而是与人物的行动、周边的环境交织在一起去描写，写得清晰而流畅。譬如作家还借鉴了许多类型小说的表现方法，如《江水苍苍》运用了传奇小说方法，《子弹穿越南方》借鉴了侦探小说写法，《J先生》吸取了科幻小说表现形式……现代的、新颖的表现方法和技巧，给汤成难的小说注入了现代特征和气息。
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汤成难也是精心营构、多方取法的。其特点一是叙述语言与描写语言浑然合一，作者在构思中就不断沉吟着自己的叙述，构思与语言共生长，最终在写作中完成。二是让叙述语言充满内在张力，如叙与描、实与虚、动与静、柔与刚、情与理、雅与俗、形与神等等，皆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使她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深切、饱满、抒情、超拔的艺术特色和风格。
注释：
（1）刘庆邦：《短篇小说的种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1997年第9期。
（2）汤成难：《十立方米的孤独》，《上海文化》2021年第6期。
（3）段崇轩：《“迷惘”中的期望、探寻》，《作家》2025年第1期。
（4）汤成难：《孤独，倾诉，以及名字》，《钟山》2017年第1期。
（5）汤成难：《引言：〈摩天轮〉的愿景》，王逊、冯晓斌主编：《日常的离与归》，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23。
（6）《天涯》编辑部：《本期提要》，《天涯》2024年第3期。
（7）汤成难：《词语与逃亡》，《当代》微信公众号，2025年3月25日。
（8）转引自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1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汤成难：《一个女建筑师的小说认知》，《鸭绿江》2020年第22期。
（10）汤成难：《江水苍苍》，《人民文学》2025年第1期。
（11）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第2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