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年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许多具体的挑战。本期邀请六位深耕文艺理论、批评实践与学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回顾文艺理论评论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辨析理论资源、梳理逻辑起点、探讨路径方法，以期在对话与碰撞中凝聚共识、开拓视野，共同为加快构建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嘉 宾：
白 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春青（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谭好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王光东（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
黄尚恩（《文艺报》记者）
思想引领与十年新变
主持人：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十年来的文艺理论评论工作有了哪些崭新的气象？它对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白 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为思想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针，使新时代文艺具有了强劲的思想引领力和远大的发展目标。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学习贯彻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一方面学以致用，积极开展相关的文学艺术研究和理论批评，推动了文学艺术观念的适时更新。比如，大家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系列重要论述，“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文艺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还有，文学研究领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提出后，积极开展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时代文学研究。大家从时代背景、历史方位和主体特色等多个维度去深入理解新时代与新时代文学，从而超出惯常的思维，思考时代发展与文学的关系、民族复兴与文学的关系，使胸怀“国之大者”的意识日益成为共识。
谭好哲：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新时代文艺理论评论工作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等方面均取得一批重要成果，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蜕变。这可以从三重关系维度上加以概括：一是在中外文论关系上，更加强调主体立场。当然，坚持主体性、原创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国外资源。当今时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潮流中，中国的文艺发展成为多元化世界文艺景观的重要构成，文艺理论评论的国际交流互动日益密切。自觉地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文艺理论和批评成果来发展自身、壮大自身，是一种应然之举。二是在古今文论关系上，进一步强调对传统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经验进行有效的学理提升。这些历史性新变体现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自主意识日益自觉，体系思维日益拓展，传统根基日益巩固，实践指向日益强化，方向道路日益明确，中国特色日益彰显。这些都为中国当代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
鲁太光：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新时代的文艺工作更加具有一种“理论建构”意识。通过有效的引导，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现场展现出了新风貌。在我看来，最鲜明的有两点：一是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有效地调整了文艺生产关系，有力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使新时代文艺活力奔涌。过去，我们也强调文艺大众化，但终究还是以专业化的创作为主，无法很好地发掘文艺新生力量。现在，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艺走出去，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二是“新时代文学”的提出，引领文学事业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这尤其体现在，我们更加强调文学与广阔现实的关联、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文学与多样媒介的互动以及深刻的读者意识等。经过大力倡导，新的文学理念、文学力量、文学成果正在生成、涌现。
主持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文艺理论评论工作中有何具体体现？
谭好哲：“两个结合”为新时代文艺理论和批评确立了方法路径，打开了创新空间，催生了两大显著变化：一是以外来观念和方法来剪裁或曰强制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现象大为减少，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艺实践和审美新变为基础提出新观念、建构新理论逐渐成为新常态。中国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紧密结合跃升至一个新的阶段。二是“第二个结合”促成了中国古典学的复兴。在大量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和美学资料的整理、发掘之外，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体学、中华美学精神、中国古代文艺和美学命题等理论问题都获得了深入研究。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以往那种总是处于边缘化、附属性地位的处境，也使中国对世界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贡献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展现于学界。
李春青：十年来，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基本上避免了以前那种用西方文论中的某个概念、某个提法来简单解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况，能够发现并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独特性及其现代意义。譬如，对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研究，对古代文论概念、范畴之模糊性特点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我们提出、论证并且运用了“中国文化诗学”“文学图像论”“中国文学阐释学”等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而且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其中的每一种，都形成了较大影响，有相当一批学者参与其中，有一大批论文和著作问世。这些均可视为古代文论研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努力和成绩。
鲁太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理论动能，产生强大的理论推动力，深刻地影响了新时代文艺理论风貌，首先在于其为新时代文艺理论评论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广大理论评论工作者积极求索，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深拓了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概念。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聚焦点；而在“第二个结合”的视野下，大家在继续深化原有研究路径的同时，更加注重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思想脉络中，发掘在中国漫长历史中不断层累、积淀、更新、发展的民本思想，发现蕴蓄于其中的朴素的人民意识，以及这一意识在近现代以来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相结合，实现飞跃，推动中国革命文艺、人民文艺发展的历程。经由这样的研究，我们对“人民性”概念的理解更立体、更辩证、更有历史纵深感。二是提升了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意识”（或者说“中华文明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静默的客体，而是蕴含丰富的活的因子，能够为今天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提供烛照、动力的因素。在“第二个结合”的视野下，研究者不仅能够从整体的、能动的角度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视中华文明历史，而且还自觉地将其上升为理论范式，在中华文明的理论视野中观察中国与世界，既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灌注绵延动力，又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三是释放理论能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用现代意识、现代眼光观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进行创作，推出了一批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
标识性概念与自主创新
主持人：十年来，在文艺理论、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等领域，涌现出哪些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命题？这些概念、范畴、命题，展现出怎样的学术气象、文艺气象？
白 烨：十年来，文艺理论评论领域涌现出的标识性概念很多。2025年，由《文艺报》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评选发布的“文学理论评论高频词”，共有2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新概念。如“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写作”“地方性写作”“跨媒介叙事”等。这些使用频率较高的新概念，表明已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反映了理论批评力求切近新现实、发现新现象、研究新问题的活跃景象。我认为，当前文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是“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和“大文学观”。“新时代文学”并非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有着特定的意涵。它是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历史起点、以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思想原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变迁、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文学。它与时代同行并进，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崭新阶段。一些专题研讨会和一些文学理论批评报刊专栏，就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基本特征和重要经验等，进行多维度的探讨和全方位的梳理，使行进中的新时代文学面目逐渐清晰。“新大众文艺”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媒介语境的交互作用下，应时而生、顺势而起的新的文艺活动与文艺形态。“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既是对一种文艺现象的新发现，也是一种文艺理念上的新认知。有关“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既有对代表性现象的评说，又有对新趋势、新走向的评估，显现出议题的丰富性和研讨的开放性。“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密切相关。但是，大文学观不仅仅指向文学边界的扩容，更蕴含着一种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谭好哲：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评论界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理论原创能力不断增强。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曾繁仁的“生生美学”、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姚文放的“生产性文学批评”、赵宪章的“文学图像论”和“文学书像论”、刘方喜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程相占和赵奎英等的“生态艺术学”等，都是新时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系统性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创新方面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着力强化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实践品格，提出了“电影工业美学”“温暖现实主义”“心性现实主义”“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等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展现出为发展中的中国文艺实践命名的高度热情和把中国文艺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时代追求。这些新概念、新范畴的提出以及相关理论观念的建构，既体现了新时代文艺理论评论与时俱进的姿态，也显示出其日益自主与自信的精神气象。
王光东：十年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持续推进。学者们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等概念运用于文艺理论评论实践中，拓展了批评话语的新空间。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大家坚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强化文艺批评的价值功能。“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非虚构文学”“中国阐释学”“算法批评”等一大批概念活跃于新时代的批评现场。这些新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和研究思路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气象。具体表现在，学者们注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践建构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避免对西方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的简单套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思考古今文学的变与不变，发现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及其特点。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于中国文化主体立场，重视传统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体现出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近十年的文学理论评论与当代的文学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回应时代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符合创作实际的崭新理论话语。当然，强调文化主体意识，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排斥。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能力在不断提升。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又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中国经验”？我们依托这样的问题、经验，应该建构什么样的评论话语体系？
鲁太光：归根结底，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核心“问题”还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呼吁文艺界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构建人民文艺，推动人民文艺的发展。到了新时期，进一步调整文艺政策，确立了“二为”方向，进一步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针对文艺领域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民文艺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文润心、以文化人，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这个层面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者倡导、建设人民文艺的百余年实践，就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中国经验”。正因如此，如何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新时代的“人民文艺”理论体系，是当前应思考、解决的重要问题。
单小曦：文艺理论的发展，需要及时跟上时代的变迁。借用福柯的“知识型”和库恩的“范式”理论，当前主流的文艺学知识体系，其核心范畴、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是“书写-印刷知识型”的产物。而当下的文艺已越来越多地转型为“数智文化型”，新媒介艺术、超文本文艺、自媒体短视频文艺、网络文学、数字动漫等新媒介文艺现象不断溢出旧范式的解释边界。特别是AI文艺生产的崛起，将范式转换的压力推向临界点。生成文本不再依赖作者的“具身性经验”和意向性主体结构，而是基于海量数据的算法处理。传统的“创作”“作者身份”“文本意图”等范畴纷纷失效。面对这一现实，我们的理论工具显得滞后而陈旧。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知识型转型和范式转换的内在要求，大力发展能够适应新媒介文艺特别是人工智能文艺发展现实需要的新理论话语。当然，这并非全盘抛弃既有文论遗产——人文学的范式变革往往是“新的已来，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我们要做的是：在继承既有文论有效成分的基础上，构建真正能够解释新现象的文论范式。
如果说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特征是话语体系从“追随西方”转向“自主创新”，那么，“媒介文艺学”或可作为适应这一转向要求的案例之一。十多年来，媒介文艺学领域涌现出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与范畴，譬如五要素文艺活动论、媒介存在论、新媒介文艺生产论、融入式审美经验论、复合符号文本论、合作式批评论等。近年来，我提出了“数字现代性——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范式”，以区别于传统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文论范式。这种文论话语范式对应着中国新媒介文艺现实。其中，“数字人文主义”是其价值追求，“数字化‘星丛’”则是其叙述模式，超越了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二元对立。这说明，中国学者不能仅仅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而是要基于中国新媒介文艺的丰富实践，提出具有自身理论辨识度的原创性范畴和体系。
未来路径与基本方法
主持人：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地建构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原则、态度与方法？
李春青：我理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是指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面对我们独特的历史和现实，运用具有独特性的研究方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建构起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知识话语系统。“自主”即是独创的而不是拿来的；“知识”就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和认识；“体系”是指一种言说、一套话语自成一体，其命题、范畴和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逻辑严密且有自洽性。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标准是原创性和本土化。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
要真正建立起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做出巨大努力。首先，在研究环境方面，要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要是成熟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形成各种各样的流派或学派。学派或流派应该是在学术争鸣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学者互相尊重，重视别人研究成果，有强烈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学术伦理意识是很重要的。人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最正确、最重要，别人都不值一提，那永远不会形成学术的“合力”，永远只能是一盘散沙。其次，要在“元理论”上下功夫。所谓“元理论”，是指一种理论话语的基础，它不是具体的理论观点，而是决定着理论观点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对文学理论来说，那些更具普遍性的理论话语，例如某种哲学观点，就有可能成为它的“元理论”。譬如“天人合一”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就是一种“元理论”。它不直接涉及文学现象，但能够决定文学的创作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第三，要合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处理好古今中外融合的问题。这样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本土化的学问，既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也不是人云亦云地模仿；是有用的、有根基的学问，而不是天马行空的臆想。这样的学问也是最有可能、有资格真正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学问。
白 烨：建立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新时代文学研究者和理论批评家的共同历史责任，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和长期性的学术任务。用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中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要求来衡量，可以说差距甚大，任重道远。我们的文学理论有自己的深厚传统和丰富资源，但在实际的理论评论活动中，还起不到主导和引领的作用，目前影响较大和在起作用的，主要还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思想。因此，确立文化主体性，激活传统的文论资源，在融通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文论自主话语体系，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和长期的努力。我个人认为，文学理论概念的“中国化”、文学批评方法的“本土化”、文学创作风格的“民族化”，应该是要着力追求的大目标与总方向。
谭好哲：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文艺理论评论应该在对文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反思中形成专门化的科学知识。其二，这种知识不应是零碎的，而应该是系统化的。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这种专门化、体系化的知识应该具有中国自主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其理论建构要立足中国现实，其知识生产的主体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要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其知识生产的内容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主要应该是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所生产的知识要能够阐释中国的现实，满足中国人的需要，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改变盲从各种教条或照搬外国理论的状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在具体实践中，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遵循“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护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创新文艺理论评论的思路、话语、形式与方法，在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为求得学术真理的畅想和学术共识的达成，学界和全社会要鼓励创新、支持争鸣。每个学者都应确立对学术负责、对时代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积极构建既充分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具有人类共性、世界品格的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
鲁太光：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按照我个人理解，“自主”强调的是一种主体意识和主动作为的精神。回顾历史可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曾长期、广泛、积极地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理论等，推动中国进步。今后，我们肯定还要继续坚持开放包容，主动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理论等。但问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今天实践已走到理论前面去了。那么，如何把这些实践背后的理论提炼出来并普遍化，发挥理论指导作用，就是“自主”的核心要求。由此前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的百余年实践中，有哪些实践、经验、理论可以学术化、普遍化，也是我们应不断深化思索的课题。更进一步，我们还得再往前推，看看中国漫长历史中，特别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哪些因素可以学术化、普遍化。这就说到“知识”层面了。长期以来，我们在知识活动中，缺乏学术化、理论化、普遍化意识。这导致我们可能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大量著作，可散乱无序，不但无法以一根或几根理论的红线贯穿起来，甚至无法以整体“知识”的面貌、“学术体系”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由此延伸，就到了“体系”的层面，我们要以学术体系建设为引领，推动学科体系建设，进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这些年，我们在材料整理、编辑出版等层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知识化、理论化、普遍化的工作，做得相对较少。这也正是今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发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