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重庆这片山水跌宕的土地上，文学从来不是轻飘飘的笔墨游戏，它与城市的命运紧紧缠绕。王雨先生的长篇小说《开埠》，便是这样一部扎根巴渝、回望历史、叩问人心的厚重之作。重庆本土作家王雨在《开埠》的写作中，不玩弄花哨的叙事技巧，不做晦涩的理论推演，以一种沉稳、恳切、接地气的笔力，把1891年重庆开埠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写得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有情怀。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在当下众多的历史小说里站稳脚跟，被读者长久记住，正是因为它跳出了简单的历史复述和概念化书写。在宏大的时代框架里，装进了真切的人间烟火、复杂的人性以及地域魂魄；用扎扎实实的故事，完成了一次对重庆近代历史的文学重塑，也为我们理解一座城市的来路与精神，提供了格外鲜活的文本。

长久以来，提及重庆开埠，很多叙述都停留在历史教科书式的定论里，如丧权辱国、列强入侵、半殖民地。这样的判断固然没错，却也把一段复杂曲折、充满内在张力的历史，简化成了几句干巴巴的结论。王雨没有被这种固化认知捆住手脚。他深知，历史从来不是单线条的，一座内陆重镇被强行拖入近代世界体系，所经历的震荡、撕裂、阵痛与蜕变，远非“屈辱”二字可以概括。《开埠》的可贵，就在于它以小说的方式，重新走进了那段历史的褶皱之中，既不回避民族遭受的创伤与尊严受损的痛感，也不刻意遮蔽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观念更新与城市转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搭建起一条通往历史现场的情感通道。

小说以夔关监督宁承忠扣押外国走私商船为序幕。这一笔写得极有分量，一下子就把个人命运钉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宁承忠这个人物，不是被拔高的民族英雄，也不是被丑化的封建官僚，而是一个身处夹缝、有坚守、有无奈、有挣扎、有转变的传统士人。他有血性，敢在洋人面前挺直腰杆；他有担当，一心想守护川江航道与地方百姓；可他又身处腐朽颓败的晚清官场之中，朝廷软弱、各方掣肘，很多时候只能忍辱负重、左右周旋。正是这种不完美、不绝对、充满矛盾的人物设定，让宁承忠立了起来，也让整个开埠历史的叙述，摆脱了脸谱化与口号化，变得可信、可感、可共情。

王雨写历史，最擅长的就是把大时代落到小人物身上，把大事件揉进家族命运里。《开埠》以宁家的兴衰为主线，牵出了官场、商场、码头、江湖、市井等多重空间。宁承忠的四个儿子，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幼年失散流落江湖，有的投身商海应对洋货冲击，有的接触西医拥抱新知，有的追随革命走向时代前沿。一家四代的悲欢离合，恰好对应了开埠之后重庆社会的多元裂变。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的力量在生长，有人固守旧道，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奋起反抗，有人悄然蜕变。这种以小见大、以家写史的表达，没有刻意追求大场景的排场，却在层层递进的故事里，自然呈现出历史事件的格局。小说对巴渝本土文化的书写，完全是浸润式的，而不是点缀式的。很多地域小说一写地方特色，就堆砌方言、罗列民俗、贴文化标签，读起来生硬又刻意。王雨则不然，他笔下的重庆，是长在故事里的。川江的浪涛、山城的梯道、吊脚楼的烟火、码头的号子、茶馆的喧闹、袍哥的义气，全都自然流淌在情节推进与人物行动之中。女袍哥喻笑霜这一形象，更是为整部小说注入了一股刚烈泼辣的巴渝血气。她不拘小节，敢爱敢恨，遇事敢冲，遇难敢扛，既有江湖儿女的侠气，也有寻常女子的柔情，她与宁承忠之间跨越身份与礼教的情感，没有缠绵悱恻的矫情，多的是肝胆相照的厚重。正是这样的人物，让小说在严肃的历史叙事之外，多了一份鲜活的人间气，也让重庆人的性格特质，得到了极具生命力的呈现。

开埠带给重庆的，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现代化冲击。洋船来了，洋货来了，洋商来了，新的商业规则、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观念也跟着来了。本土商号受到挤压，传统手工业遭遇冲击，旧有的伦理秩序摇摇欲坠，整个社会处在躁动与不安之中。王雨没有简单站在排外的立场上一味控诉，也没有盲目美化外来文明，而是冷静地呈现冲突：主权受损的痛心、经济被操控的焦虑、民生凋敝的无奈，同时也客观写出新事物带来的变化：航运拓展、商贸繁荣、城市扩张、西医普及、风气渐开。这种不偏不倚、忠于生活逻辑的书写，让《开埠》超越了一般地域小说的狭隘立场，拥有了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

小说的叙事节奏沉稳从容，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也不滥用悬念博眼球，而是像川江的水一样，顺势而下，缓缓流淌。语言上更是平实恳切，文白相间，雅俗共赏。叙述语言稳重内敛，有人物的地方便生动泼辣，方言俚语点到即止，既保留了巴渝韵味，又不会让外地读者产生阅读障碍。这种朴素扎实的文风，在当下追求炫技、追求猎奇的创作环境里，显得尤为珍贵。王雨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上，他想讲清楚一段历史，想刻画一群人物，想传递一种情感，而不是为了炫耀技巧、迎合理论。也正因如此，《开埠》读起来顺畅、耐嚼、入心，既有长篇小说的磅礴，又有民间叙事的亲和。

在人物塑造上，《开埠》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拒绝非黑即白。宁承忠的忠与迂、喻笑霜的烈与柔、宁家子女的各怀心志、洋商的贪婪与精明、地方官吏的圆滑与自私，每个人物都带着自身的处境与生活逻辑，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彻底的恶人。乱世之中，每个人都在求生、求存、求尊严，人性的幽微与光亮、坚韧与脆弱，都在时代的大浪淘沙里显露无遗。这种贴近现实人生的写法，让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它不审判历史，不苛责人物，而是理解他们的局限，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情他们的命运，守住了文学最该有的温情与悲悯。

从更开阔的层面来看，《开埠》不仅是一部写重庆的小说，更是一部以重庆为样本，书写中国内陆城市近代转型的作品。沿海开埠多有文学呈现，而深入书写重庆开埠、书写川江流域社会巨变的长篇力作并不多。王雨以数十年的生活积淀与文学修为，做了一件文学所需的事、地域来路自我观照所需的事。他写的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成长史。从封闭到开放，从守旧到求新，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应变，重庆在开埠的阵痛中，一步步完成了自身的蜕变。这种城市精神的提炼，不是靠说教，而是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慢慢凝聚起来的。

从《开埠》这部长篇小说，我们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王雨对重庆这片土地怀有的深沉爱恋。这种爱，不是廉价的赞美，而是深入肌理的理解与呈现。他写山城的雄奇，也写它的闭塞；写巴人刚烈，也写人性的挣扎；写历史的伤痛，也写文明的进步。小说最终落脚的，始终是人，是在大时代里不屈不挠、顽强生活的普通人。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爱恨与悲欢，构成了历史最真实的底色，也构成了这部小说最能打动人的力量。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能够沉下心来，认真梳理一地历史、真诚书写一方人情、扎实打磨一部作品的作家，并不多见。王雨以《开埠》再次证明，好的地域文学，从来不是地域的附庸，而是以地域为根，长出具有普遍人性力量与艺术感染力的文学果实。这部小说既有地域的时代容量，又有烟火气的人生百态；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文学的轻灵；既守住了巴渝文化的魂，又打通了与更广阔读者对话的路。它不故作高深，不附庸理论，不刻意先锋，却以最朴素、最真诚、最扎实的叙事，成为重庆当代文学中一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品。

历史是过去的生活，文学是生活的回响。《开埠》所书写的，不仅是一百多年前重庆被迫开放的那段往事，更是一座城市在风雨中挺立、在磨难中成长的精神印记。它让我们看到，任何一次剧烈的社会转型，都伴随着撕裂与痛苦，也孕育着新生与希望。而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把这些被时间冲淡的记忆重新唤醒，把那些沉默的灵魂重新照亮，让后来者在回望中懂得来路，在共情中珍惜当下。王雨的《开埠》，正是这样一部有分量、有情怀、有人性温度的长篇小说力作，它值得我们静下心来细读，也值得被读者长久地记取与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