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的漫游——读索耳新作《伶仃世》
这几年在朋友圈里经常见到索耳游走于世界各地的身影，彼时我还以为这只是他在写作之余放松身心的娱乐，直到读到他的新作《伶仃世》，我才意识到，他其实在践行一种“在路上”的写作。得益于他的亲身游历，《伶仃世》呈现出显著的地域色彩，闽南语、粤语、湖北方言、西南官话、现代白话形成多声部的语言景观，漂泊离散的人物遭遇勾连起南方以及“更南”的南洋，整部小说携带着潮湿闷热的亚热带气息扑向读者，饱含着旺盛的生命意志。小说首尾两章，主人公自述阿嬷的身世，并发现了阿嬷记述的光怪陆离的故事；中间四章，主人公重新编写了四则故事，故事中主角的遭遇使其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世波折的南洋商人、水上生存的懵懂少年、饱受流离之苦的越南姐妹以及在“世界工厂”谋生的外省青年，他们身处不同的时空，身份各异，经历也大相径庭，但是流徙的生命体验将他们贯穿起来，他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然后又迅速被遗忘，终于在大写的历史中成为不被看见的微末。
《伶仃世》中的语言随着时空以及人物的转换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序曲和尾声两章带有知识分子写作的风格，文中不仅涉及文学、雕塑、电影、绘画、摄影、历史等方面的典故，在表达方式上也融入了文人式的智性思考，“记录即流失，因它们本就是你不可理解的造物”“新的未必进步，旧的未必是错”，这些对于记忆与记录、历史与发展的论述也构成了理解小说虚构和现实关系的重要线索，而这也是索耳熟悉和擅长的话语模式。在“炎荒·故国·甬道·际会·蛾摩拉：1923—1942”这一章中，语言的古朴与雅致则将时间瞬间拉回到具有古典风情的旧世界。随后的“水流柴，叹哥兄：1956”一章展开了陌生而又奇异的“水上世界”，十五在水中受孕而生的荒诞经历、流传在渔民口中的水马骝等，在索耳的叙述中，仿佛是在一个无比遥远的时空发生的故事。对越南姐妹以及外省务工青年的讲述，与之相比显得更为平实，尤其是在以李超明为主人公的故事里，语言的隔膜陡然消失，仿佛轻易就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中。
阅读《伶仃世》，就是将自身放置在需要不断去探究、发现、辨查的冒险游戏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产生不一样的阅读“体感”。在序曲以及尾声里，阅读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思考的乐趣，在虚与实组成的双重奏中来回逡巡，愈是虚构则愈是真实、愈是充满魅力。在四个主人公的故事里，由章公串联起的五光十色、走马观花式的人物构筑了一个真假莫辨的历史迷宫，历史中的“大人物”侧身出现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小人物”身处历史的外围，却又同“大历史”产生羁绊。越是深入这些小人物，就越是深陷在迷宫带来的困惑中，对小说的阅读是一场持续进行的“解谜”行动。
“水流柴，叹哥兄：1956”中，那些超出日常经验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理解难度，迫使读者抓住每一个细节，本是稀松平常的日常之物，却需要付出无限的耐力去把握和识别，因而阅读此章节容易遭遇身心的巨大耗费。这样的挑战延续到越南姐妹的故事中，被历史的强力所作用的英和珠分别走向“北上”和“南下”两条道路，她们被赋予历史的象征意义，或者说她们本身就是可以被反复解读的文本，姐妹二人的命运轨迹事实上浓缩了离散化的南洋世界，而还未诞生却又如先知般存在的“阿细”使得英、珠的离奇经历更加神秘诡谲，同时也使文本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前面三则故事呈现了瑰奇异质的南国图景，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骤然出现的超现实力量接连不断地制造令人惊诧震颤的阅读体验，它们如同暗礁，一次又一次使得读者在阅读中停滞不前，或是绕行或是迎难而上之后，读者又将前往未知的滩涂。进入到第四章，眼前的景象突然变得十分开阔，仿佛在历经一段曲折而惊险的旅途之后回到熟悉的故土，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被抛诸脑后，迎面而来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世界，阅读的过程也开始轻松愉悦起来。这种状态的变化，首先得益于这一章的故事最切近我们当下的生活（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意义上），同时，小说中通俗明晰的市井语言也清除了阅读的障碍。李超明“打工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其他各种文本中，从而进入大众视野。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这一章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带出意识流式的风格，最大程度还原主人公的真实状态，而在前面三个故事里，第三人称叙述使得读者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试图传达出越接近现在就越接近真实的意图，相反，它努力证明所有的叙述都是被操控的，真实同样也是被操控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也是体验这部小说的路径方向，并影响着小说的“体感”。
阅读《伶仃世》的“体感”是复杂的，它绝非是一种愉悦的体验，而是夹杂着诸多困惑、费解的情绪，而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看来，这些感受恰恰是文本的魅力所在，亦即“文之悦”，它指向一种强烈的自我体验，是身心的双重“淬炼”。在小说当中，超现实以及非日常化的存在溢出现实经验的边界，也将读者放置在变幻无形的迷阵中，在触摸到坚实的地面之后，旋即又被形形色色的传说、秘闻、异事带入到无边旷野；在流动中走向分叉的历史叠加着迷影重重的虚构和想象，轻与重的失衡迫使读者在眩晕中重新调整历史中的姿势与坐标。阅读的过程像是展开一场未知的漫游，读者在跳跃的时间结构中随时遭遇无法被历史定义的人和物，从而被迫去正视他们，在这当中自我的精神世界不断出现否定的时刻；同时，旁逸斜出的支线叙事随时接管读者的注意力，无数条小道弱化主线的情节，模糊了在文本中行进的方向。就此而言，进入这部小说中的读者其实也就化身成为故事中漂泊无依的主人公，被命运牵引的他们就是在阅读小说的“我们”，在离散的结构中失去重心，在自我世界的坍塌与重建中辗转往复。
小说中主人公对阿嬷身世经历及其所讲述故事的探究同样也是一场冒险，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持续刷新和改变着对阿嬷的认知：“年幼时，她对我而言，既高深莫测，又和蔼可亲，随时间推移，我们接近她，变成她，那些最早施加在她身上的印象也随之一一消除。”小说中所呈现的人物其实就等同于历史，接近他们就是进入历史。相较于“大写的历史”中的秩序感，阅读这些人物，总是伴随着强烈的失重体验，继而通过轻盈的姿态漫游在缥缈的时空中。
（作者系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