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风来自何处，又将吹向何方——朱婧小说素描
可能在许多人的眼中，朱婧是一位文学新人。其实她的文学“年龄”远比人们想象的长得多，长得需要向前翻20多本日历，才能看到她当年写作的身影。虽然中间暂停了好长时间，但那个“当年”，还是若隐若现地存在于朱婧今天的文字里，只不过当年的“青春”与“少年”，是以主人公的“过去时”参与进来的。这样的显现方式，不仅是朱婧小说美学延宕至今的长尾效应，也是她对人物性格与命运认知的一个侧面，即任何一个人的现在乃至未来都有其来时路。《云上的孩子》中的“我”这样评价自己：“我拥有的也许不过是许多女孩子都曾有的一段回忆，只不过我较为心意执拗。”在经历了失去与曲折之后，她果然回到了过去。在朱婧的小说世界中，执拗的又何止她一个？只不过各自执拗的内容不同，结果也不同罢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说朱婧的一些作品是“成长小说”也无不可。她笔下许多人物的年龄起点都相当低，有的甚至是从懵懂的儿童走过来的。到了高中，他们的记忆才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而他们的人生也似乎有了一些底层的逻辑——他们要读懂父母长辈背后影影绰绰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演变成了另外的情节。他们更多面对的是伙伴关系，伙伴之间互为镜像，带着各自的戏份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既要解决与生俱来的疑惑，又要应对那些迎面相撞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呈现的疑惑、问题与境遇，带给人们对朱婧作品不同的认知模块，比如家庭，比如女性，比如学院或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多种元素的混合。
朱婧的家庭小说，属于典型的“轻家庭小说”或曰“小家庭小说”。所谓“轻”与“小”，首先体现在小说里的家庭人口极简：多为三口之家，更常见的是两人组合。事实上，朱婧笔下的家庭仅保留了家庭在社会学、经济学维度最基础的构成形态，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家庭小说的主题在朱婧的作品中是阙如的。
当然，更恰当的判断是，朱婧对家庭的书写更具当下性与现代性，贴合当前城市新生家庭的现实状态。她的创作目光更多聚焦于新婚不久，甚至徘徊在婚姻边缘的年轻群体，描摹他们的情感状态与内心褶皱，书写他们需要消解的婚前遗留问题，尤其着力呈现他们如何应对自我内心与外部现实带来的双重困扰，《危险的妻子》《一日与永恒》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一日与永恒”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对朱婧作品中刚进入恋爱或婚姻中的年轻人来说，“一日”是容易的，“永恒”就太难了，在当下不真实的世界，他们的家庭或婚姻要落地实在不易。他们努力过，但这种努力使他们的婚姻与家庭都近于一种戏剧性的虚拟。《一日与永恒》中的“我”这样自我道白：“无数的伎俩与浮夸在眼前演戏，我可以配合演出，认真道谢，也会在矫揉造作的成人世界里承认纯白岁月的最终远离。”在这样的情感与认知中，家庭与婚姻都可能失去重量与紧固。
演戏与演出是朱婧小说人物常见的状态，这与他们真诚与否无关。朱婧的写作关注女性，但既有的女性小说认读视角，或许都不适合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否则，以她们为另一半组成的婚姻与家庭故事，可能就得改写了。
首先让我们惊讶的是，朱婧作品中年轻女性那么的柔弱、顺从，且轻易放弃。也许，这些现成的说辞都不足以说明她们的复杂性，但从行动上看，她们确实让我们疑惑：她们从社会角色转变为纯家庭角色何以如此轻率？《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相当典型。如果不是这篇小说，我真的不知道“鼠妇”是什么。它与老鼠没有半点关系，原来就是我们俗话里的“西瓜虫”，更让我意外的是，它竟然是与虾、蟹类亲缘关系更近的甲壳动物。作为生活在阴暗潮湿中不见天日的昆虫，用它来比喻作品中的太太，实在是太恰当了。有意思的是，这个短篇以男性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是“我”发现妻子变成了“鼠妇”。我们不知道妻子的感受，只看到她的丈夫这么评价，说她是“良才”，而且强调是“天然”的良才：“天然，是天然让我的太太成为这个世代弥足珍贵的良才”。这个“良才”就是做一个好妻子。他眼中的她和他眼中她也这么认为的好妻子：“婚后我对太太提出不要出去工作的要求，她连软弱的抵抗也没有……她回报我对家庭的热爱和投入，她很容易建立起一种让生活流畅到丝一般滑顺的日常，她给了我美丽舒适的家。”如果换成女性视角呢？从自觉的层面讲，似乎差别也不大。比如，《危险的妻子》就是妻子的第一人称视角。小说中有许多家务、育儿的细节描写，处处可见妻子的投入、专注与享受：
这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好像会在这里，在这个房子里，在我每天赤着脚丈量每一寸地板的永恒里，在我熟悉的每个抽屉每个角落物品摆放的永恒里，过完我的一辈子。
但真的会如此吗？如果《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中的“我”不是在偶然之中发现妻子网购的秘密，也许一切都安然如常。但那间储藏室里不可思议、毫无必要的网购物品，将妻子逼成了黑暗中的一只“鼠妇”。这样的对照在《危险的妻子》中是让“我”的同学梨花夫妇去承担的，与“我”们夫妇不一样，梨花夫妇出了问题——丈夫肖出轨了。
朱婧的小说中除了“鼠妇”，还充斥着诸多其他的动物与昆虫意象，如狗、猫、蟾蜍、蜥蜴……是像狗与猫一样分担人物的情感，还是像“鼠妇”一样蜷缩到自己的空间中，抑或是如蜥蜴一样断尾求生？不管是哪种方式，朱婧的作品是安静的、温和的，她的人物在成长，是安静的成长；她的人物在寻找，是隐秘中的寻找；她的人物在反抗，也是温和的反抗。
在朱婧的作品中，像《吃东西的女人》《大声说话的女人》《当我绽放时》等已属风格相对激烈的作品。《吃东西的女人》以“进食”为核心，人物的情感起伏、婚姻境遇，人生各个阶段的意味、心性与体验，均在“吃东西”这一动作中得以显现。阅尽无数餐桌，别人的腹中可以丰富复杂，“相形之下，她显得贫乏而单薄，好像从来如此”。
可以是吃东西，也可以是说话。《大声说话的女人》中“我”的愿望都可以简化成“大声说话”。“我快速地更换男友，与其说在学习恋爱，不如说在学习说话。”直到最后，她都“不知道该如何大声说话”。但她似乎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流畅说话，其实是发生在权力结构中的落差的人之间。”
《当我绽放时》是朱婧难得的叙事跨度较长的作品，因为需要一个长时段以容纳一个人的历史，而这部个人史又不可避免地与上一辈的人生轨迹重叠，长辈的生命态度由此成为她自我认知的镜子、价值尺度与成长警醒。小说的中心词是“身体”，或者说是“女性的身体”，更准确地说是“两代女性的身体”。主人公目睹母亲从娇小变得粗壮，从瘦削变得肥硕，从紧致变得松垮，从羞涩变得无感……这一切不仅在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更在于生活的艰难，还在于她自己的放弃与不自觉，最终只能将传统的所谓“美好的期望”寄予下一代。到了“我”这里，似乎有了自觉的意识，形成关于身体“标准”“形态”与“风格”的认知，以及一切关于女性的美德，但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归谁所有？它们“何时会真正属于我，不是作为工具、不是作为盔甲、不是作为武器，我不知道，何时真正的我可以从自己的身体中绽放”。这样的心理状态是朱婧作品人物最终的精神归属。
我们和朱婧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哪怕有深切的感受，内心深处暗藏许多的不满与不甘，却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然而，这恰恰说明朱婧的实在与诚恳，她走在了我们前面，于生活的细微处，在命运的萍末之际，敏锐感知到“风欲来”的预兆，却未急于定义那风来自何处，又将吹向何方。朱婧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只是真实地呈现自己。作为小说家，她的想法是“只要把一切推至圆融动人足矣。我想慢一点，我不怕慢，我要多花点时间，给小说更多一点东西”。
说到底，我们并不比作家知道得更多。
（作者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