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什么样的失败才能让人无憾无悔？我想，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一切只有在经历过后，才有魅惑般的呈现。小说中，晓臻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广州、上海的闯荡经历，以及恋人郜玉在西安等地的人生求索轨迹，都是某种叙事呈现。有人会说，这显然是作家给定的叙事套路。如果不带倾向性地去看，它更像现实世界照进文本的必然投影。当然，现实世界也是如此照进一个写作者的内心。一面有着心灵曲度的镜子，像眼睛一样不安地张望着眼前贸然涌入的一切。

作为写作者，内心永远充满疑顿与迷惑。他无法克服这种疑顿与迷惑带来的灵魂躁动，便频繁地在内心深处无休止地向着一个黑暗深处叩问。他不可能得到答案，只有保持这种持续内省的矛盾状态，心灵才会得到片刻安宁慰藉。我的写作一直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其实，所谓的完成不过是短暂从中逃离，而下一次写作的开始，毫无例外地又陷入到像命运裁决的既定路数中。在《紫藤花架下的陶艺家》的写作中，我把同样的困顿附体在小说人物身上。显然，他们也和我一样，没有一个神赐的咒语或密码来破解由命运遭际带来的所有难题。这是在写作中，写作者和小说人物最能达成认知一致的地方，也更像同谋。然而分道扬镳才是更现实也是更残酷的结局。作品完成，写作者退隐，小说人物开始无所依帮地在无边孤独空旷的世界漂泊，写作者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远行或沉寂。这时，无由地想到崔健在《假行僧》这首歌中唱到的一句：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显然，作为写作者，我无法享受歌声中那个“我”的幸运。我的小说人物会有吗？我也只能如此默默一问。

小说中还提到了一首歌：《站在张家楼看世界》。它同样被小说人物喜欢，引一段小说原文：“这首歌有段歌词我印象深刻，它是这样写的：站在张家楼看世界/世界就是一个球/我在球的表面种花养草/和夜里的精灵们偷吃一颗香桃/甜蜜的果汁装满了日子/我幸福地站在桃树下不再伪装/不再伪装……现代摇滚的波涌节奏，煽情意味的田园歌词，低徊缠绵的暗哑嗓音，有段时间，我被这首歌迷住了，喜欢它具有后现代意味的颓靡和腐朽气息。它似乎具有神秘的唤醒功能，撕开了梦幻通往另一片心灵世界的幽邃小径。”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才是关键，它像是来自歌曲的启示，似乎又与其无关。如果单纯地把两段歌词并置，放在一起比较，显义是明显的。按正常的文本叙事逻辑推理，也会得出较为明晰的答案。再联想到小说人物当下的生活情状，结果不言自明。此际的晓臻已在彭城这个北方陶瓷重镇彻底安顿下来，恋人郜玉也回到身边，并且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可谓事业小成，生活安逸。这似乎与歌曲中所蕴含的闲逸情调颇为应景。但阅读完整个小说，真正沉静下心神，再去思考，就会听到一声低徊幽冥地询问：真是这样吗？

这声音让人惊怵。

显然不是。那又是什么呢？谁也无法回答。如果写作只是这样线性明了地单一呈现，它存在的价值将无从谈起。那一个写作者又能做些什么呢？我觉得他能做的极为有限。一个写作者唯一的价值就是尽其所能把作品呈现出来。通俗点讲，就是认真负责地写出来，这个写出显然更像生诞。然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小说的命运，已经完全脱离作者的掌控，开启陌生刺激的旅程。回到小说本身，一首歌所能寓意的短暂安逸，并不代表什么。生活永远是一个变数集合。在小说叙事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我在张家楼等你！在这句话中，作为名词的张家楼可以被任意替换，并不违和。而真正要追问的是，小说人物那颗年轻的心，以及无数类似的灵魂——内部频仍的躁动止息过吗？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中，一直认为故事从来都是一棵树，一棵在默默生长又被生长困扰的树。

写作何尝不是。

毫无疑问，小说从来不仅是一个故事，写作的丰富性远超想象，它对写作者的内在要求同样苛刻。小说家在追摹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往往已在内心完成对另一个故事的精神形塑。这是一种精神性的逆向拓展。

面对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无由让人想到拓片——一个神秘获取的过程。在一个故事的底模上（更像生活底本），刷上墨，再铺上一层白纸，一阵看似凌乱却精致用心地槌击后，墨色的肌理润透显现，故事就带着新的模样脱壳了。这不是机械性地复制吗？对于充满创生力的作家来说，显然不是。他早在获取这一拓模之前，就已在内心赋予了它生命，不然这与复制与袭仿有何区别。这道理像土里会长庄稼，水里会有鱼，没人说这一茬庄稼复制袭仿了上一茬庄稼，也没人会说水里的这一群鱼复制袭仿了另一群鱼。作家的心灵中深埋着一片厚土，荡漾着一片净水，想象的光照进来，故事就犹如生命开始萌动生长。

生活的底本才是写作赢取的宝藏。

由此看来，《紫藤花架下的陶艺家》这个小说，写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经验之物。它经由内心生长，又不断给内心带来折磨。这样的过程可能漫长到无限，又短暂到刹那。现在它落地了，带着类似新生的羞怯与迷茫，待在原地，小心张望眼前——那个在故事之外，却又给予故事无限遐想空间和危机困顿的世界。

而在此刻，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又心怀忐忑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