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写下、能讲述的生活是值得的——读《抵达》
傅羽的长篇小说《抵达》，让我想起格雷厄姆·格林的书名《恋情的终结》。而他所写，乃是“恋情的持存”。小说更像恋人絮语，是情侣的沉思录、对白集，盛载了各种都市速写、乡土白描，它意欲呈现人物通往精神存在之路。作家以情感生活为外壳，连缀出“故事的集成”，使恋情变成一种叙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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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线索本是离散、游弋的。主人公“我”(原泉)是留在上海工作的外地青年，一位跑文化线的媒体记者。他的日常是参会、采访与写稿。一次偶遇中，他帮助地铁卡欠费的上海姑娘蓝羽。蓝羽在美术馆工作，从事艺术研究，兼做讲解员。二人互加微信后，有了一些交流。时隔近一年后，有一次，她发信息问原泉“知道奥菲利亚吗？”，由此再次深入交流，随后约定线下见面，在探讨各自生活和画家画作的过程中，引为知音，成为情侣。他们故事并不多，或可划为几个情节单元，如地铁相识、网聊升温、相约火锅店、自驾去看海、主动提分手、复合后返乡。然而，这些只是小说的结构框架，主体(血肉）恰恰是二人对话交往中转述的“他人故事”，犹如河道支流，末端毛细血管，供给了整个系统。
如果说，二人情感推进构成叙述的流向，那么大量文本中、艺术里，听闻的故事，就是“故事群岛”。傅羽的叙述特征是：在流动中，每遇到岛屿，就会停靠，登岛看看，讲述一番。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叙事迷宫的意象。然而，作家很可能有自己的意图，我想其来自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一方面，它回归到“街谈巷议”这类故事本色(《汉书·艺文志》以来对“小说家流”的界定)。另一面，是“讲述的故事”镶嵌于自己的故事，这种聊斋的风格。
我们要追问，作家的发挥是什么？在我看来，是“故事的比兴”——人物所讲故事，皆是铺垫与比附，目的是诱引、暗示自己的境遇。它从本质上，形成故事之间的召唤、触发与应答。如堂兄原游热爱历史，成为历史老师，因为车祸无奈离开讲台。他既是“我”的文学启蒙者，也提供了娶妻生子这一传统人生轨迹模本。姐姐原茵与外乡青年相恋，遭父母反对，不惜出奔而走，断绝关系。这种决绝，更像对“我”与蓝羽情感纠结的反照。
蓝羽父亲出走，心系云南，“搭救”下乡时已故恋人的女儿，对蓝羽而言，是爱的教育。安身(房子)与安心(寄托)，有时很难兼得，遵从本心才是解药。蓝羽远房叔叔的故事，虽有一个始乱终弃的开端，最终却化为良心发现，拯救初恋，抚养孩子，担当责任的结局。我认为，二人的转述故事，皆构成自我的劝谕、启示和照鉴。从《诗经》先言他物再引所咏之辞，到小说里顾左右先讲他人故事，最后落到自己身上，就是叙事的经营。
然而，作家或许有更深意图——人物依赖叙事在延宕、搁置并覆盖“现实的疑难”。即无车无房，不被女孩母亲认可，无法通往婚姻。我们发现，其与《天方夜谭》本质相通：不断叙事，故事接力，使人物无限期延迟死亡，征服了国王。原泉与蓝羽的情感，建立在故事讲述之上。叙事是逃避隐忧、拖延矛盾、转移目光的最佳手段。这使二人交往基于某种“故事的共同体”，他们常把自己投射在他人故事里(大量画家、作家身上），对现实进行“审美遗忘”(或谓坐忘、出神)。如米莱斯、罗塞蒂、康斯太勃尔的生平轶事，画作中的奥菲利亚、博尔赫斯、斯坦贝克的笔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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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报道的对象多是文化界的成功人士或风云人物，她要讲解的绘画也多是经典作品，都像是带了一些光晕的，反射到自己身上，会在某一瞬间觉得自己被照亮了，也似乎有了成就感了”。这一自白说明，人物的赋魅，如同给恋情注射了激素。同时，审美化移情也可造成“故事的投射”。从而，《抵达》呈现出诸多小说少有的特质：极大弱化了外部冲突、人物矛盾。因为未及谈婚论嫁，情侣间的冷战、内耗、鄙视与争吵，各方亲属的角力狡计，自然不是此作重点关注的主题。甚至，作家有意纯化(理想化寄寓）了情侣的爱欲关系：鲜有涉及利益的心理博弈、也没有狂热的性爱描绘，只有清朗疏淡的交往，精神契合的相伴。
某种程度上，由于小说主体依托于旅途与返乡过程，构成一种“闻见的穿插”。它自带某种游记样态，并赋予知识色彩，如关于方言、风物、习俗、饮食、绘画、文学的讲述，兴味盎然。这种写法如《镜花缘》之趣味，唐敖、林之洋，带上博闻的多九公，有问有答，把学识、观察都装进故事。“我”和原游的闲聊，也包含傅羽的诸多思考：好的小说比历史更能体现人性逻辑，写小说本质与写报道一样速朽，显得高级只是错觉。聊天涉及写作动机与动力，评论与创作之关系，写作饭碗与热爱写作的区别。
小说也形成一种新叙事风格，我将其概括为“闲谈的体例”。从柏拉图开始，谈话就成为思想与观点的载体。放置于小说中，故事进展亦可依赖人物的“聊天记录”。我们似乎从日常逗嘴打趣中，介入故事，沉浸于人物际遇、情感升温和困惑迷惘。有意味的是，人物随时都在“复盘”，对话不止是在场的沟通，更是事后回想的文本。“我还不免想，蓝羽虽然现在觉得此次旅行不同寻常，但以后回想，会不会也觉得有些缺憾。”
我认为，这意味着小说观念的变化——在叙事之外，可以同时对叙述做出阐释、评价和分析。原本读者和评论家的功能，被人物僭越了。如人物早已预判了读者的批评：“在某个事情上，我就是想多写几句，即使是没人想看，那又怎么了。我当然希望有人读它，但我是不是得首先满足自己多写几句的欲望？何况这事对你来说不重要，但对我来说就是那么重要，重要到明知你会觉得我啰嗦，我还是要啰里啰嗦写下去。”它是评论对叙事的介入，渗透与融合。作家完全可以一边讲故事，一边剖析故事意义、人物意图，以及“故事的发生学”(缘何如此）。
“或许是时候让看海这一节翻篇了……我不过是在写很多人熟悉的一件事，我已经写得够多了。”傅羽实现了对叙事时空分层，对叙事者进行分级。表面看，“我”既是小说主人公，同时又“在故事中写作”。这已有自传体或非虚构的形态，但实质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叙述者。叙述者派出“分身”，我称为“影子作者”，这是事实上的“二级叙述者”。其好处是，傅羽建立了过渡地带，一种介于故事和现实的缓冲转换区。于是，“我”在故事里成为虚构的说话主体，情节的行动主体；回归写作行为时，“我”又与作者所处现实的此在叠合。
时空分层与叙述者分级形成密切关联。傅羽用看似同一个“我”，偷渡了界限，弱化了作家和人物的二元结构。我们有理由怀疑，原泉和蓝羽是“功能化的作者”，他们分担了作者功能，恋情使叙述运作；反之，叙述使恋情不至于终结，二者依存。虽然，傅羽无意于元小说实验，但客观上，此作又具备元叙事的某些元素。他多次在小说里讨论怎么写小说，在故事里说明什么是故事。譬如这段讨论：“小说是要讲故事的，如果是长篇小说，得是讲很多故事吧。但单单讲一个又一个故事肯定是不够的……或者需要有一种精神，把一个又一个小水潭贯通起来，连通以后，可不就是一条长河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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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以书名隐喻人的存在之思。与抵达相对应的飘摇——亦是小说里写到的周迅所唱的《飘摇》，则隐喻无根的、易变的与离散的人生。与此同时，小说以人名“泉”指涉流动不居，以“羽”暗示漂浮散落。小说聚焦当代城市生活的两大焦虑——车与房。堂哥对车子的幻想，开车的执念，实质构成“我”的人生参照。然而，“我”不会开车，没有买车，却成全了恋情。因为乘地铁，才会偶遇蓝羽；蓝羽开车搭载“我”，才使情感推进。原本的“受限性”反而使“我”获得契机。与之相应，是房子与身份认知的内在关联，无房的现实，标记并强化了自我疏离。“很多时候不劳别人提醒，人也能敏感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我在上海没有房子，但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就有了上海户口，可以称之为新上海人了，但无论是语言、生活习惯等等，都会提醒我终究是外地人”。
作家有意增加了男女恋情的烦难。相较本地有房的上海男人与外地姑娘的组合，小说里人物的现实阻力更大。这种“对调设置”，当“我”面对一个上海姑娘，心理上难免产生天然的退守、拖延与迂回。这意味作家对男女情感结构进行了“去程式化”。没有什么“铁定规则”：蓝羽的主体性(开车、送花、逗笑及示意）意欲颠覆女性刻板印象，打破婚恋中男女行为的约定俗成。然而，傅羽是否在其中潜藏了情绪上的“代偿”？
故事里多次提及书生和缪斯的话题，是否在隐喻困厄的男性，期望在女性引领下得到梦幻飞升？“缪斯总是特别善解人意，她同情写作家的窘境，总是光顾狭小的阁楼、斗室，似乎过于宽敞的环境，她还不乐意前往”。我想作家对蒲松龄式的花妖精怪，但丁的贝阿特丽齐采怀有某种情结。他期待一种更成熟、更包容的母性会救赎男性。男性也可成为被凝视的欲望客体，女性的精神超越性，可以克服现实的困境。蓝羽是一个应然的、理想的女性，她几乎囊括了当下所有稀缺价值：善解人意、聪明漂亮、热情大方、富于精神追求。
小说人物同频合拍，兑在一起，就是志趣相投、灵肉合一的爱情。但作家并未陷入滤镜和幻象中，而是时刻剖析原泉的焦虑与煎熬：他通过辩解，使自我选择“合理化”。这是小说冲突“内在性”、隐匿化的根源——聚焦个体心灵对抗，潜在断裂。他用“新上海人”弥合了自己与本地人的身份意识，而语言却时刻在提示差异；他列举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好处，在旅行与返乡中，却反复“检讨”自己无驾照，使女友受累；他细数租房的划算与自由，没有婚房，却难有结婚前景。
自由并非能做什么，而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当人物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放弃拒绝，本质上就没有自由，只剩妥协。蓝羽和原泉，能成为知己，表面看是因为有话可聊，情投意合，实质源于二人都是“不彻底的人”。蓝羽所言顺其自然，与原泉的走一步看一步，都缺乏坚定信念。蓝羽的独立是有前提的，要基于母亲同意，照顾母亲感受。原泉所表现的精神松弛，是无奈的，并非自由意志的选择。原泉的潜意识还是在想婚房，蓝羽也是半道去试了相亲，为母亲所迫，或许只是推脱？
换言之，人物观念与行为并不同步，二者总有差距和背离。傅羽戳中诸多恋情故事的悖论，我谓之“关于例外的哲学”。人物总以为自己是现实的例外，对方是异性中的例外，最终发现未能免俗，一切都照例而行。“她也会说，少来这一套，一天到晚这个心那个心，我哪里看得到你的心，还不得靠行动、靠物质才能证明……这样思来想去，不能说蓝羽以后也会这样，反倒证明我再装作浪漫，骨子里也还是个俗人，到底没能摆脱那些庸俗的想法。”他们只是向往例外，并不意味成为例外。
结语
在小说尾声，二人返乡遇到走大路还是盘山路的选择。“她说，我们走大路，是有点让人失望呢。我这会儿都在想，我们是不是走盘山公路好一些。我说，就不多想了吧，哪怕回来走那条路也行。”我更愿将其视为寓言，原泉的回答说明他不愿选择，两条路都想试试。而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不走回头路，一是找不回来时路。当他们最终驶上盘山路，却陷于迷雾，没了天光，下起冷雨，困于山顶，此夜无法抵达。歌曲《飘摇》是谶语双关，“我”将歌词误听为“路还在缥缈”——可能无路可走，如同纪德让人物走向“窄门”。
傅羽使小说落于梦境、归于幻想，用意象世界替代了现实世界的终局。一只珠颈斑鸠，如同系上蓝羽的围巾，“像是确定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回应，或者我也不需要它帮什么忙，也就扑闪着翅膀飞了开去，终于消失在了如新鲜脸庞一般的朝霞里”。叙事包孕的可能性，永远超出生活的确定性，这就是小说的诱惑。我们不晓得他们何去何从，就像易卜生不管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重要的是，叙事使生活变得值得。这是道德哲学的叩问，何为值得的生活？傅羽的回答是，能写下、能讲述的生活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