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相伴 并肩共行
今年是我在译林做编辑的第十四年。在此之前，我先做了译林二十多年的读者——如果从幼儿园时我从爸妈房间里翻出《译林》杂志开始算起的话。我始终觉得，要讲起和译林的故事，绝不能从正式入职说起，那样实在太“班味”了，不够有趣，也会错过许多有意思的呼应和回响。
从木刻版“经典译林”说起
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并不懂什么是出版社，只是单纯看封面图画好不好看，书中的故事精不精彩。十岁生日时，外婆送了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扉页上题了字：“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生活、工作！”我至今仍记得那本书的封面：庄重典雅的黑底金字，富有韵味的木刻版画，硬壳精装，书脊下方印着绿白配色的“三棵树”图标，十分灵动。作家创作文学作品，那么是谁把这些文字做成一本书的呢？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一本本书背后，有一群看不见的人，在为了阅读这件事忙碌着。多年以后，我来到译林，还专门找美编老师问起这套木刻版“经典译林”的情况，了解到那套书是资深美编洪佩奇老师设计的，采用了艺术家杨春华的版画，每一本的图案都与内容契合，精挑细选，深藏巧思。这就是编辑的功夫，于无声处力千钧，穿透时间。
记忆中，少年时期还有一件与图书相关的大事，依然与译林有关——希拉里回忆录《亲历历史》中文版首发。那是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夏日炎炎，我从报纸上读到这本书发售的消息，兴奋不已。中学正是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十分旺盛的时期，体力也好，对国际政治十分感兴趣。新华书店柜台前人头攒动，我硬是排了一圈一圈队，才买到了这本传记。多年后有幸与老前辈施梓云老师吃饭，谈起往事，我说到这本书，施老师眼睛瞬时亮起来：“那时我们直接给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写邮件！”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这本书当时由三位年轻编辑共同负责，使用两间办公室，一间用来连轴转编校稿件，一间用来轮流短暂休息。翻译问题、编校问题、版权方提出的各类问题蜂拥而至，而这一切都需要编辑以极大的责任心、专业能力和自信一一化解。当了编辑以后，想起当年三位责任编辑以这样的意志、心意和技艺做书，还是觉得十分感佩。
到了大学，读了中文系，自以为要开始读一些不一样的。就这样，本该好好去读古典文献的我，被人文社科图书深深吸引。当时读的一套书，是刘东老师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米歇尔·福柯、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克利福德·格尔茨，《比较的幽灵》《浪漫主义的根源》《传统的发明》……几乎写满了我的图书馆借阅记录。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对图书尤其是社科图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不仅会读内容，做译本对比，还会关注版式、设计、用纸和工艺。因为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借阅，经常会发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比如，我注意到“人文与社会译丛”在初期曾有不同的封面设计，后来才固定为“米白色底+棕红金图标”的经典设计。不知不觉间，在读者身份之外，我似乎也做好了成为一名编辑的准备。
为了进入译林，读了两周杂志
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我就想来译林出版社做编辑，更具体一点，则是想做社科编辑。不巧的是，我应聘那一年，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出版中心并没有招聘名额。其他招聘岗位则来自外国文学、教育分社和期刊分社。我仔细阅读应聘要求：外国文学要求英语专业八级，这让非英语专业的我只能遗憾退场；教育分社要编写英文教材教辅，这对颇为头疼英语考试的我来说，挑战也有些大。最终，我把目光投向期刊分社，也是我的阅读原点：《译林》杂志。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那一年期刊分社招聘特别提到了“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主题，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在顺利通过笔试后，我抓紧研究期刊分社出版的各类杂志的情况，认真准备面试。
现在回想起面试的场景，仍然觉得青涩而珍贵：第一次来到出版社的新鲜与兴奋，面试时学日剧穿搭了小西装外套和套裙，甚至还穿了高跟皮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职业面试，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记得当时坐在中间的一位非常美丽而有气质的老师提问：“有没有读过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办的《国际博物馆》杂志？”我老实回答，在应聘前确实不甚了解，但在准备过程中了解到这本杂志，发现南京大学图书馆有，但不在鼓楼校区，而在仙林校区阅览区，不能借出，于是连续半个月去仙林校区的图书馆把近两年出的杂志都读了。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当时在社里分管杂志的副总谢山青。在一次与新进青年员工的座谈会上，她还特别提到了我回答的这个问题，说这个女孩特意找杂志来研读，还跑去那么远的图书馆——能有这样的用心，下这样的功夫，正是译林所需要的。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也更体会到译林对于“做编辑要用心”这一点的重视。其实，我当时就租住在仙林，仙林校区在我租住小区的对面；确实用心，但实在不好意思说下功夫——还远远不够呢。
工作第八年，再次成为“新编辑”
就这样，我顺利入职译林，到期刊分社学习做《国际博物馆》杂志和文博类图书。现在想来，那段工作经历对我编辑能力的训练影响深远：做杂志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双月刊要求从策划、组稿、编辑、印制都有严格的进度规划。做文博图书，除了要有大量的知识积累，在原创组稿和编辑工作方面尤其注重人和人的沟通交流。厚重精美的博物馆图册，则让我一个新编辑得以很快接触到复杂的装帧工艺和印制工作，不仅是从文字和图像上，更是从可触可感的纸面书页中，不断加深对做书的理解。当时带我的编辑部张遇主任特别注重带着编辑去观察，去感受，去实践。记得编中英双语的《中国博物馆手册》时，除了线上联络几百家文博单位，我们编辑团队还实地探访了云冈石窟、大云山汉墓考古现场等。采访博物馆馆长、策展人、考古专家、讲解员、学者和研究员——在与不同专家的交流和交往中，撷取倏忽即逝的灵感，沉淀到扎扎实实的案头上去。
工作第八年，我从期刊分社调入人文社科出版中心。换部门的申请是我提出来的，这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译林的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大家认真倾听我的想法和规划，提出各种中肯的建议。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的很多预期和想法，实在有很多不成熟的部分。而让我尤为感激的是，译林的领导和前辈首先看到了编辑眼里的光和心中的火。记得时任总编辑袁楠问我，有没有这个觉悟，在工作的第八年重新成为新人，在新领域从头开始？我说，我可以。“心态上做好新人。”她补充说，“状态上要拿出工作八年的实力。”
就这样，我开启了作为社科编辑的新篇章，终于编上了心心念念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当时编的第一本书就是对我影响深远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我也有机会求教于这套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刘老师思想深邃、才思敏捷、精力过人，除了推荐最新选题，也常分享他个人的最新创作，我常先睹为快，乐在其中。
当时在部门主任陈叶的带领下，我们部门运转井井有条、发展欣欣向荣，全体编辑各有所长，选题安排周全。作为新人的我，在自己策划选题之前，也需要在部门既有资源中找到兴趣点。就在这时，我在部门存量选题中发现了一部《樊锦诗访谈录》。那是2019年初，“敦煌热”还未升温，樊锦诗这个名字也远没有如今这般家喻户晓，但对于一个在文博出版领域工作多年的编辑来说，这个选题实在令人激动。我立刻准备材料，向陈老师报告了对选题的兴趣，希望可以有机会参与编辑工作。陈老师介绍说，这个选题最早诞生于译林社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的合作，已经存在多年，因为各种原因立项后一直没有启动，正好就在近期，作者联系可以推进，并有意将原来的访谈文本作为素材，创作一部人物传记。“欢迎加入编辑组！”陈老师真挚地对我说。那一刻，我感到有光闪过，记忆中的很多场景旋转、交叠、浮现眼前：从小阅读译林社图书的美好回忆，在期刊分社编辑文博书稿的日日夜夜，汇聚到当时当下——我，有机会作为一名译林社的编辑，参与樊锦诗老师传记图书编辑工作。
后面的故事温馨而充实。在陈叶老师的带领下，编辑团队与两位作者樊锦诗老师、顾春芳老师密切合作，最终诞生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有一次，樊老师给我寄来出版合同和参考图书，附上手写便笺：“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各位同志，为编辑出版、发行《我心归处是敦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对于这部由众多译林人倾注心血的“中国好书”，樊老师始终无比谦逊地、细致地表达着她的认可与感谢。做图的设计师、对接印厂的印务老师、直播荐书的主播、推介图书到海外的版权经理、线上线下奔走不停的营销发行老师、库房发货的师傅……樊老师细细地一个个过问，嘱托将她的问候带给每一位译林人。
心归处，在林中
今年是我在译林社做编辑的第十四年，我想再做些新的内容。译林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已耕耘近三十载，有着“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人文精选”“译林思想史”“伯林文集”等成熟产品线。如今，AI时代全面降临，信息的捕捉、知识的获取变得愈发便捷而混沌，而对“人如何之所以为人”的追问，也变得尤为珍贵。在越发多变的图书市场面前，如何盘活、重组、激活和创新，坚守和传递人文之光，是编辑部的责任与挑战。我们正在策划创立一个译林旗下的全新社科子品牌，名字就叫“林中路”——既来自海德格尔的《林中路》（Holzwege），寓意在反复思辨中不断追求被遗忘的“存在之真理”，又是一条由一代又一代译林人走出的“林”中之“路”：以澄明的心灵联结作者与读者，与书相伴、并肩同行。这条路，我想继续热切地、踏实地走下去。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