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海洋文学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域外，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由于地理区域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文化不同，世界各地处理人与海洋之间关系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有的勇敢征服，有的望洋兴叹，有的则在长期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带有海洋气息的生存哲学。而海洋文学所书写的正是这些，它承载着人类对海洋的认知和期许，也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胆识。

新时代以来，随着对海洋认知的加深，中国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而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新时代的海洋文学也应该呈现出与时代互动而产生的新景观。近年来，学界对“新时代海洋文学”的关注度日渐增加，其学理性和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同时，一批能够体现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问世，这些作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海洋观，以及对如何建设海洋强国的思考和设想。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界与评论界，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且成熟的作家与评论家队伍，集结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学海军”，促进了新时代海洋文学的良性发展。

但是，在目前有关新时代海洋文学的研究中，一些理论范畴往往沿袭了既有的海洋文学观念，其特质和理论框架仍需进行更充分的讨论，新时代的海洋观念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又该如何去呈现新时代的海洋观念，这些问题都值得新时代海洋文学的实践者继续深入思考。

一、国家战略的文学呈现

新时代之“新”既是一个时间维度，又是一个政治维度，而新时代海洋文学也是兼备此二者，它是国家战略的文学表达，是一种带有高度自觉性和方向性的文学创作。海洋本身不会“新”，“新”的是人们关于海洋的认识和观念。

在新时代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经济、军事、科技等成为衡量海洋强国建设水平的“硬指标”，而文学和艺术则构成了海洋强国的“软实力”。新时代海洋文学与其他时期海洋文学的最大的区分度就在于在其文学性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海洋战略作为支撑和依据，这也使得新时代海洋文学在书写人与海洋之间关系的时候呈现出更大的确定性。

曾经，人们在进行海洋文学创作时，总会惊叹甚至臣服于海洋的神秘与莫测，甚至常会带有一些无力感。在《精卫填海》的故事中，精卫锲而不舍衔木填海的壮举虽然令人动容，但是它“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终究是徒劳，除了纾解心中的怨气之外，对改造海洋并不能起到更多作用。而在希腊的《奥德修斯记》中，虽然英雄们早已掌握了航海的技术，但是一旦身处海中，他们还是只能把命运交付给所谓的神祇和命运。曹操是一代枭雄，但是在面对大海时也只有惊叹其有容乃大，“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一番感慨过后竟到了不知如何形容的地步，只好称“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到了工业文明兴起后，人类认为自己开始有了与海洋一较高下的能力，于是便出现了诸如《白鲸》《老人与海》等敢于挑战海洋权威的作品。人类就像作品中的亚哈船长、桑提亚哥一样，不断挑战着海洋的底线，在海洋的面前彰显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当《白鲸》中船长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时候，人类便已经在尝试征服海洋，而当《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带着大马林鱼骨安全抵达家乡的时候，人类便已经产生了能够与海洋一决高下的信心，小说最后，老人梦见了狮子便是其确证。在中国，由于晚清以降的积贫积弱，在“征服海洋”这一主题上并没有太多开掘，相反，由于对海洋缺乏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洋往往是作为承载知识分子文化与政治想象的“乌托邦”而存在于文学中。梁启超就曾将20世纪的开端放置在广袤的太平洋中，于是写下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陈天华的《狮子吼》也将背景置于舟山岛上的民权村，而冰心则是将海洋精神视作青年人们的效法对象，在《往事》中，年轻人们从海潮、海风、海舟一直谈到了“海的女神”，这实际上便是在探索精神领域海洋的意义，最后，她期望朋友们都能做“海化”的青年，这自然也是对海洋在精神领域“乌托邦”属性的强调。其实，在这类文学作品中，海洋本身并不重要，只要是能够承载其政治理想，海洋亦可，外太空也未尝不行，它只是一个脱离原有生活空间的地方，故而其“海洋性”并不是特别突出。或者说，海洋与其他异于人类生活着的陆地的区分度并不是很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海权意识的增强，海洋文学所呈现出的更多是对国家主权的彰扬和维护，而探索海洋的脚步也渐行渐远，从近海拓展到了远海，从东亚走向了世界。海军、海战成为一个时期的主题，在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张永枚的《西沙之战》中，都展现了解放军战士的飒爽英姿。而在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海洋也意味着突破封锁，象征着友谊与和平，于是，一些作家借由书写大海来向世界传达新生共和国的声音，传达来自东方的讯号。例如在艾青写给聂鲁达的那首《在智利的海岬上》中，就有“你爱海，我也爱海/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的诗句，在诗歌的末尾，艾青写道：“在红心木的桌子上/有船长用的铜哨子/拂晓之前，要是哨子响了/我们大家将很快地爬上船缆/张起船帆，向海洋起程/向另一个世纪的港口航行……”［1］诗句在表达艾青与聂鲁达友情之外，其政治寓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通过对中国海洋文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出，在进入20世纪以后，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观照下，海洋文学的书写实际上是具有一种合目的性的，作家们关注并书写海洋，是为了给当下生存境遇中的一些问题寻找答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海洋文学的确定性和方向性更加明显，作家们能够主动将个人对海洋的思考纳入国家的战略当中。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海洋文学便呈现出了与其他国家、与时代不同的精神景观，它不再是削足适履地迎合由西方文化传统构建出的海洋叙事，［2］那些打有殖民印记的海洋符号诸如水手、远征以及带有想象与歧视的所谓“海岛风情”并不适合中国人对海洋的定位和理解。

新时代，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海洋文学的创作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对2012年以来的海洋文学作品做一个线性梳理，便会发现这些作品中的自觉性和方向性是逐渐增强的，作家们的写作各具特色，却能在整理上形成一种合力，推动海洋文学的创作沿着时代的轨道不断前进。以林森的创作为例，2018年，林森开始了他的海洋文学系列创作，《海里岸上》是他的第一部海洋文学作品，此作的背景便是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潭门渔港；而以同时期海南西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建设为背景，林森又写出了中篇小说《岛》；随着对海洋文学和海洋文化理解的加深，林森另外两部海洋文学作品《唯水年轻》和《心海图》则涉及了更为宏大的海洋图卷，《唯水年轻》是一个“归去来”的主题，其中蕴含着几代人与海洋的复杂关系，体现了人们对海的复杂感受，《心海图》虽然涉及的是一个很少出现在中国文学中的“漂流”主题，而林森却将一个人与海洋的搏斗放置进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大主题之下，使作品具有了明显的中国印记。在这些有关海洋的文学实践中，林森一直在回应着时代，即便是《岛》或《心海图》这种充满了孤独感的作品，林森都能将时代的脉搏与人的命运结合起来，这也可能是林森能够成为新时代海洋文学的代表作家的重要原因。

同时，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作家们对海洋文学的边界也有了新的认识。海洋文学不仅仅包含个人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建构，还可以涉及尖端科技、渔业文化等各个方面。于是，在新时代，中国的海洋文学显得格外丰富多彩。许晨、臧思佳的长篇报告文学《全海深——中国“奋斗者”探秘深海》、盛文强带有掌故性质的《渔具列传》均在此列。文学作品引领着读者认识到了一个问题，即海洋文学所书写的范畴并不仅仅是在海面之上，它有可能是关于水下万米的“黑科技”，也可能是关于那些已经被陈列在民俗博物馆中的物事。在不远的未来，新时代海洋文学的边界很有可能被进一步拓宽，这是中国科技与文化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战略与文学进一步结合的必然要求。

二、主题写作的艺术突围

新时代海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题写作的意味，但是，就目前的成绩来看，伴随主题写作而生的种种问题并未在新时代海洋文学的创作中出现，不仅如此，无论是与不同年代的海洋文学的纵向比较，还是在与同时期文学的横向比较中，新时代海洋文学都呈现出了较高的素质。

虽然作家们在创作时未必会抱有很明确的“主题写作”的意识，但是，身处同一个政治文化语境，新时代的文化特质在不同作家们的创作中都会打下深深的烙印，显示出相对稳定的时代风貌。之于海洋文学的创作也是如此，在新时代，作家们对“海洋”这一写作对象有着相对一致的认知，所以，在创作时，其情感指向、审美偏好也都会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这种相似性并非对政策的图解，而是一种基于共同生活经验与生存思索的共鸣，这种共鸣使新时代海洋文学形成了一条主航道，作家们正像一条条各具使命的航船，沿着航道并肩前行。在新时代海洋文学的创作领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力”，这种合力并不是因受到某种政策或者组织创作的要求而产生，而是作家们基于自己的感知和兴趣形成的。

林森在论及自己的海洋文学创作时称，他最初涉足海洋文学创作时并没有系统的规划，而是出于一颗作家“求新求变”的心，他甚至称“此前那片深蓝的诱惑有多大，此刻我渴望走出深蓝的决心就有多大”［3］。可见，在林森的海洋文学创作中，几乎是完全不存在“赶任务”的心态，这种相对宽松的创作心态也促使林森的海洋文学系列创作对海洋文化和历史背景挖掘得很深，他的四部海洋文学创作都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浅薄，而是对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梳理，这也呈现出他对历史与未来的思考。对于林森的创作而言，海洋是一条通路，它所通向的是人类生存的种种可能性，向海而生意味着一种与陆地生活完全不同的生存模式，当陆地生活遇到了瓶颈，海洋则能够成为人类反思自己生存状态的一面镜子。

同样是海洋文学创作，盛文强就有着和林森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盛文强的创作很难被归类，他的文本中所涉及的内容庞杂多样，更具有宋人笔记味道，他善于在自己的文字中隐藏自己，在他的著作中，“我”这个字是极少出现的。但是，这也正显示了盛文强对书写海洋的态度，在他有关海洋的民俗学考证中，陆地的经验与想象力在很多时候是失效的。于是，便出现了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有关海洋的传说，盛文强通过对这些传说进行考释、还原，并钩沉那些由于认知偏差而谬之千里的海洋风物。在接受采访时，盛文强强调人们要去学习一种“在野的知识”，他所做的其实正是在用这些知识来消除人类对海洋的猎奇心态，去带领读者见识真实的海洋，去领略那种祛魅之后的海洋文化。在盛文强的著作中，很多篇目的主角并不是人，而是一些承载了人与海洋交互智慧的器物，这在当下文学的创作中是不多见的。以“海洋学者”自况的盛文强正在努力打破一种由陆地而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尝试以海洋来思考海洋。

当然，在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命题之下，有组织创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新时代海洋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报告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裁门类，许晨、臧思佳的《全海深——中国“奋斗者”探秘深海》、叶曙明的《南方启航：从“南海Ⅰ号”看海上丝绸之路》便是这些报告文学中的代表。作为曾经兴盛一时的文体，毋庸讳言，报告文学近年来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略显颓势，而在新时代海洋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报告文学却又重新吸引了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就内容而言，这些报告文学的主题显然都是要逼迫作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的，万米深潜、水下考古，这些都在挑战着作家们的知识储备。但是，这些最新的发现与尖端的科技却正是报告文学在新时代海洋文学领域得以新生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海洋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大众对海洋文化的日益关注，人们期待着有一种能够时时查阅，且能将中国在海洋科学方面的成就讲述清楚的媒介，于是，报告文学的朴拙反而成了优势，较之观看影音的快捷，报告文学在阅读上的延宕反而能够让读者更好地感受中国在海洋科技方面的进步，同时，也能够通过文字更好地感受这些海洋科研工作者们的人生选择与心路历程。而这些报告文学绝大多数都是有组织生产的成果，这毕竟是一件“吃力未必讨好”的工作，有些时候，需要有组织生产来倒逼一些作家来接触相关主题，而这些主题的深度与难度也决定了相关作品一定会成为纪念碑式的存在。相比较小说、诗歌等个人色彩浓郁的虚构式或抒情式的海洋文学作品，报告文学凝聚着这个时代对于海洋科技与文化认知的最前沿。

在新时代海洋文学的作家群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因去与海洋接近，每个人对海洋的观察与表述方式也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海洋是他们创作的主题，但是这种主题是松散的，在这种拥有高度创作自由的主题写作中，作家们的个性也得以凸显。所以，新时代海洋文学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海洋文学形式都要丰富，在同一个海洋主题之下，读者能从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看到形态各异的海洋。而这也正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海洋赋予文学的重要特质与使命，沟通、包容、和而不同，新时代海洋文学中所呈现出的这些特质也正契合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需求。

三、海洋观念的哲学思考

新时代，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人们对有关海洋的一系列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反映在海洋文学领域便是海洋之于文学的意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通过文学对海洋的思索越来越深刻，海洋之于人类文明的不可替代性也日益凸显出来。

在传统的海洋文学创作中，海洋只不过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无论是历险、行商或者是战争题材，海洋大多是人类活动的背景空间。诚然，人类与海洋相关联的活动一定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很好地呈现海洋之于人类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作家有关人与海洋之间关系的认知只有两种，一则是相互对抗，人类在与海洋的搏斗中彰显自己的主体性，海洋往往作为人类发展的障碍而存在；二则是平行发展，人与海洋仿佛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虽然人类在海洋中活动，但是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强关联性，人类只是换了个环境继续从事自己在陆地上所做的事情而已，而海洋亦不会因为人类的介入而变得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海洋之间在文学中的交互实际上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人们在面对海洋时，放置了许多自己在面对陆地事物时所思考的问题，海洋的特殊性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人类并不想和海洋过多对话，他们只是在继续做着那些千百年来未完成的事情而已。

人类深度思考海洋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起步的。20世纪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当目睹海洋的污染、渔场的萎缩、海洋生物的灭绝时，人类开始反思自身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于是，《白鲸》中那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类偏执变成了贬义词，作家们更多是通过揭示这种偏执背后存在的种种问题来重塑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当雷切尔·卡森的《海风下》《海之滨》《我们身边的海洋》提出了“谁知道海洋”的命题时，人们才关注到看似浩瀚的海洋也在慢慢萎缩，并因此开始针对海洋的保护进行思索，同时，因为思索海洋的生死存亡，人类也在哲学领域更新着对海洋的认知。在中国，此类文学作品的集中出现是在新时代之后，这也成为新时代海洋文学深度介入“海洋”这一范畴的重要逻辑出发点。邓西的《鲸歌岛的夏天》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鲸歌岛上，人与自然看似和平相处，但背后却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在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之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的选择实际上不仅事关大海的生死存亡，也事关下一代人对海洋乃至自身的认知。在邓西的小说中，海洋是不同代际、不同身份的人，甚至是不同物种之间的重要纽带，这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态文学的基本框架，向着人类生存更深层的问题去探索。

新时代海洋文学深度介入海洋不仅仅是关注到生态，而是真正意识到了海洋作为文化空间上的独特意义。文学不是自然科学，它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改变世界，却能够通过引导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来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水汽氤氲的《潮汐图》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林棹以一只蛙形生物为主人公，使整篇文章充满了魔幻的色彩，而在这种魔幻色彩中，一幅晚清岭南风情画被绘制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种亦真亦幻的氛围可能真就是当时生活在珠江潮汐拍打之下的人们所切实感受到的。当海洋的涌动带来了巨大时代变革的讯号，一切都是未知的，这种气氛令人兴奋，同时也夹杂着巨大的恐惧。当故事的主人公随着海图一路从广州深入欧陆的核心时，他吞食着来自大海的万物，也在吞食中努力理解着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被祛魅，一种新的经验也因此生成。在作品中，林棹想要呈现给读者们的是她对历史、对生命的深度思考，而这一思考的出发点便是海洋。20世纪的世界风诡云谲，以陆地为视角看到的是一个样子，以海洋为视角看到的又是另一个样子，《潮汐图》试图补全岭南历史的海上拼图，将读者带回那个海风吹拂的文化场域。

而更多作家则通过对海洋的深入理解建构一种人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不再是那种单向输出式的“伪交往”，而是一种双向奔赴式的理解与共情。在新时代有关海洋的实践中，人们在以海洋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并理解海洋，赵德发的《黄海传》、孔见的《海南岛传》有关海洋的部分都呈现出了这种特点，这些作品打破了以往由陆地看海洋的单一视角，开始尝试以海洋的视角去理解那些隐藏在故事与传说之中的秘密线索，这些作品的厚重感也因此应运而生，而一种历史哲学的意味也随之充斥在整部作品之中。林森的《岛》《海里岸上》《心海图》等则擅长设置极端环境，为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建模，使人单独面对海洋是他的常用写作手法，但是，在他所建构的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中，“人”不仅仅是主人公所代表的单一个体，同时也折射出一些带有共性的“人类”特质。林森的这些作品并不仅仅反映出一个人在面对海洋时的思索，更是折射出了整个人类在面对孤独与未知时所要承担起的重量。而在林森的作品中，这种孤独与未知由海洋而来，相较宇宙或者其他虚构空间而言，这是一片对人类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空间，在海平面不远处，希望始终存在，而能否坚持到希望所在的地方，则要看人类与海洋之间的磨合了。这不仅仅是一种意志与体力上的磨合，更是一种世界观的破碎与重建，人类在面对海洋时，需要更新自己原有的陆地经验，并建构一套认知海洋的哲学方能够站得住脚。

当然，哲学观念上的重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有关海洋观念的重构过程中，新时代海洋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在新时代海洋文学作品中，大部分是有关海洋对人类精神重塑的作品，而对人类如何反作用于海洋则言之甚少。这可能是取决于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人类对海洋的认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海洋文学未必要被科学技术所束缚，在人类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驱使下，新时代海洋文学通过海洋对包括人类自身的宇宙万象进行着哲学思考，这种思考推动了人类对海洋认知方式的革新，而方式上的革新也必将促使海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新时代，文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链条，互相促进，互相生成。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海洋文学之所以被冠以“新时代”之名，则必然要与新时代的精神与要求相合拍。在新时代海洋文学中，“海洋”不仅仅是题材和背景，更是用新时代的视角去思考问题的路径，同时，写“海洋”也不是目的和终点，是在于折射出新时代中国的所思所想。

注 释

［1］艾青：《在智利的海岬上》，《诗刊》，1957年创刊号。

［2］张志忠：《怎样构建中国化的海洋文学理论——我的读书札记》，《厦大中文学报》，2023年第1期。

［3］林森：《深蓝的诱惑》，《文汇报》，2025年7月13日。

王学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吴辰，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海南省作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