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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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安忆曾言：“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给了她们最好的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有活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①新世纪以来的上海作家，承续着自张爱玲至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等人开创的“女性上海”书写传统，通过塑造一个个鲜活的上海女性形象，既展现都市日常生活的特殊情态，也揭示上海这座城市内蕴的“女性化”品格。在新世纪上海都市的日常叙事中，上海往往被建构为一座“属于女性的城市”。女性以其坚韧、独立与担当，不仅塑造了自身的生命经验与主体姿态，也凝练为这座城市的灵魂意象与文化表征。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上海城市小说的考察可以发现，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已成为一座“她城”，亦即“属于女性的城市”。在这一叙事空间中，女性不再是社会边缘的被动陪衬，而成为占据主体位置、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角色；女性与上海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彼此形塑、互为映照的同构关系。这种叙事趋向的形成，大致可归因于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女性作为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与核心参与者，对都市日常经验具有独特的敏锐感知力。她们不仅自觉回应现代都市生活的内在吁求，更在高度流动的、异质化的现代城市空间中，将琐碎日常转化为意义生成的场域。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她们有自己的替代物，和她们就是替代物……她们是日常生活的主体或者客体和替代品（美丽、女性气质、时尚等）。”②在上海这一高度符号化的现代都市中，女性既承受日常之重，又以其身体、消费与情感实践成为都市文化的表现者乃至替代符号，从石库门家庭的精打细算，到南京路橱窗前的时尚展演，女性形象深度参与了上海都市意象的建构与流转。因此，要捕捉上海都市日常的肌理、解码其文化样态的内在逻辑，女性无疑是最具穿透力与表现力的叙事视角与意义载体。

其次，女性与消费文化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共生关系，使她们成为新世纪上海作家呈现“魔都”现代性的重要叙事载体。自近代以来，上海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消费文化的持续浸润，塑造了市民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消费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不仅主导着都市日常生活逻辑，也深刻影响了其性别角色的建构与展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全球化的深入，使消费文化以更为系统化、符号化的方式重构上海的都市景观，并将都市女性从传统伦理的遮蔽中推向商业浪潮的前沿。

而在上海这一高度商品化的都市语境中，女性往往处于消费主体与被消费符号的双重位置：她们既是时尚、家居、育儿等消费领域的主要决策者与实践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都市景观中被凝视、被赋值的性别意象。这种双重性非但没有削弱其主体能动性，反而使她们在消费主义的缝隙中发展出独特的协商与展演策略，从而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物质欲望与自我表达之间。也因此，女性自然成为作家描绘上海都市物质文化、欲望结构与现代性矛盾时最为鲜活、最具张力的形象载体，其消费实践与身体展演亦构成解读“魔都”文化性格的关键符号。

最后，上海独特的现代都市文化为女性主体性的生成提供了尤为适配的土壤。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女性在生理特质与心理机制上与现代城市生活有着内在的契合性。都市化进程弱化了农耕文明对体力的刚性依赖，使女性得以凭借其智慧、韧性与应变能力，在高度分工的都市空间中开辟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前沿，其城市文明体系——包括契约精神、匿名性交往与职业化网络——为女性提供了与传统宗法伦理进行博弈、协商的制度化可能，从而系统地强化其社会参与度及主体地位。恰如王安忆所指出的：“社会分工全过程解体为琐细的、灵巧的、只需少量体力同智慧便可胜任的工作……女性在这个天地，原先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了认可和发挥。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韧性，使得她们适应转瞬万变的生活比刚直的男人更为容易见成效。”③

由此可见，女性与都市空间、消费文化及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多重互嵌关系，使得新世纪上海城市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女性化审美向度。在这一书写范式下，女性不仅是城市经验的叙事主体，更成为上海都市气质、消费逻辑与日常肌理的核心表征与意义载体。她们以其情感、身体与实践，生动诠释着这座城市的现代性张力与文化精神。

二

纵观新世纪以来上海城市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其文本氛围始终被一层浓郁的阴柔气质所笼罩。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作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女性形象，借由她们的故事描摹出上海这座都市的日常图景与生活伦理。在这些作品中，最为鲜活、饱满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往往是女性，男性形象则在整体上显得萎靡、怯懦甚至消极，尤其是在遭遇历史拷问或现实困境时，他们往往缺乏女性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韧性与智慧。正如张惠苑所言：“上海文学中的男性留给这座城市的，不是躲藏在他们时髦外表之下的空洞的躯壳，就是一个纤细身躯包裹的孱弱内心。”④这种性别气质的倒置与叙事倾向的偏侧，在新世纪的上海女作家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王安忆、陈丹燕、唐颖等成熟一代，还是滕肖澜、任晓雯、张怡微、钱佳楠等青年写作者，她们笔下的女性常被赋予婉约、聪慧与坚韧的光彩，成为超越男性的情感载体与精神象征。她们对笔下的男性角色——那些在生活与命运前时常表现出怯懦、退缩与颓唐的人物——往往并不轻易施以批判，反而流露出近乎包容的审视，甚至略带欣赏地勾勒出这些男性身上特有的阴柔与颓废气质。

其中，唐颖的《初夜》以感性温婉的笔触，勾勒出特殊历史背景下上海女性的坚韧与执着。主人公徐爱丽虽不乏小市民的习气，却也被赋予临危不惧、泼辣果敢的摩登气质，成为少女蝶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引领者。蝶来的母亲则在动荡年代谨言慎行，以隐忍包容的姿态维系家庭，身上凝聚着上海女性负重前行的生存智慧。这些品质在成年后的蝶来身上融合绽放，使她成长为一位敢爱敢恨、从容不迫的典型上海女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身边那些犹疑、怯懦的男性形象——初恋阿三因缺乏为爱牺牲的勇气而与她分离，暗恋者海参因软弱终生未敢表白，丈夫李成则在婚姻中渐失热情，关系日渐疏离。然而，蝶来依然以包容的姿态接纳这些男性，或在情感上给予慰藉，或在精神上施以援手。这种女性承载、男性退守的关系模式，在唐颖的《阿飞街女生》《随波逐流》等作品中亦反复出现，构建出一种女性在场、男性趋于“第二性”的伦理图景，悄然改写了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

张怡微的《细民盛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性别叙事。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如懦弱顺从的父亲与缺乏主见的“妈宝男”小茂，往往成为女性命运波折的源头。袁佳乔的母亲因无法忍受家族冷眼与丈夫的怯懦最终选择离婚，而父亲在筹备与梅娘的婚礼时，甚至引来女儿对其性格的尖锐讽刺：“父亲是个胆小怕负责任的男人……唯诺利己的性情，就像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品牌产品，值得我一再收验，从未失手。”⑤与之相对，小说中女性往往展现出乐观、坚韧与包容的生命力。这种男性萎靡与女性坚韧的对照，折射出上海日常伦理中浓厚的女性化特质，也凸显了男性在都市叙事中逐渐边缘化的趋向。

列斐伏尔曾说：“人的生命本质上是一个献身的过程，女人的献身不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抽象的观念，而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指向一种时间性的、似乎是一点一滴的东西。”⑥对于上海女性而言，这句话尤其贴切。正因如此，当她们面对历史的浪潮与现实生活的阻滞时，所展现出的那份世故、从容、机敏、精于盘算且能屈能伸的坚韧，便不难理解。她们鲜少沉溺于时代遽变下的宏大忧患，而更倾心于日常中琐细的悲喜与微小的实利，在点滴消费与生活实践中，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与实现。

在这方面，薛舒的《残镇》便是其中的典型。小说以上海浦东常氏家族三代变迁为线索，细腻呈现了历史进程中性别权力的流转。小说前半部分以常冀昌的创业发家史为主线，此时的浦东尚存乡土中国的伦理余韵，男性仍占据家庭与社会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时代巨变，常家男性在政治风浪中逐渐失语，儿媳妇程美珊却以寻常百姓的生活智慧撑起家族的生存空间。无论是通过人情周旋解决外孙女的入学难题，还是在琐碎劳作中保持豁达心态，程美珊都展现出远超男性的适应力与韧性。就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程美珊是那个沦为草民却依然生存的皇帝，是那片不管被谁拥有亦兀自肥沃的土地；常明义是丧失了高贵身份后一蹶不振的皇帝，是那片因为沦丧而形销骨立的土地。大凡人们总是认为后者更有气节、更有尊严，不管倔强得对还是错。倔强总比阿谀好。然而生活却更善待那些愿意退让、愿意丢弃梦想的人，所以，程美珊看起来要比常明义过得快乐，也更左右逢源。没有朋友、没有外交的常明义相比程美珊，显得严重缺乏驾驭和掌控全家生活的能力。”⑦这种生命力恰恰源自女性与日常生活的深刻联结。她们的情感反应更为直接，却也更具韧性，如同常患小病者获得了免疫力，在重大困境面前反而更不易崩溃。小说借此暗示：女性之所以能在历史跌宕中掌握生活主导权，正因她们更懂得变通，更善于在具体而微的日常中寻找生机。在程美珊身上，我们看到了上海女性特有的生活态度：历经动荡却未变得畏缩，反而愈发坚韧通透；表面上天真的乐观主义，在实践中却转化为积极、善良、易于接近的美好品质。这种将生活智慧融入日常细节的能力，正是上海女性在特殊历史时期掌握生活主导权的关键。

王安忆的《富萍》则讲述了一个扬州女孩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重塑自我的故事。富萍自幼寄人篱下，被安排了一桩看似安稳的亲事，然而当她来到上海、接触到淮海路精致的都市生活后，却对返乡成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她的抗拒不仅出于对婚姻自主的渴望，更源自内心价值体系的悄然转变——上海赋予了她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富萍最终选择留在梅家桥，与本地青年光明结婚，表面上是屈就于贫民生活，实则是为了扎根这座能够赋予她主体性的城市。小说的结尾，富萍怀上孩子，完成了身体与身份意义上的双重落地，也暗示着她以生育为纽带，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

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则进一步展现了外来女性“反客为主”的都市生存术。江西女子姚虹为了成为“上海人”，不惜嫁给残疾人卫兴国，并经历婆婆卫老太的重重考验。从学习沪语、本邦菜到模仿穿着举止，她的“上海化”过程充满刻意的自我改造。即便因假怀孕被逐出家门，姚虹仍以坚韧甚至略带算计的方式重新叩开卫家大门。她的征服不仅是婚姻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婚后她迅速与婆婆结成利益同盟，甚至在身怀六甲时仍为拆迁款奔波。而隐藏的女儿秘密，则暗示着她的身份策略中始终包含着未明的维度与自主的保留。

耐人寻味的是，两部小说均以女主角怀上“上海血统”的后代收尾。这不仅是情节上的闭环，更象征着一种隐喻：当女性以身体与生育为媒介介入城市，她们也在悄然改造着这座城市的基因，“上海在改造女性的同时，女性亦在改造上海”⑧。上海都市的“女性化”特质，正是在这种双向的渗透、协商与博弈中逐渐成形，而外来者的闯入，往往使这一过程显得更为鲜明，也更充满张力。

三

新世纪以来，上海女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婉约聪慧、坚韧包容的女性形象，与之相对的男性则往往显得委顿、怯懦。这种鲜明的性别对照，使她们笔下的上海都市日常生活浸染着浓郁的“阴性”气质。有人或许会将此视为女性作家刻意采取的性别立场，认为她们是在以女性主义的姿态刻意贬抑上海男性，为叙事添上批判的注脚。然而，如若细加审视便会发现，上海都市文化中这种阴柔缠绵的气质，并非女作家刻意建构的性别“乌托邦”，而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倘若我们将目光转向新世纪上海男性作家的创作，便更能确认这一点：上海都市日常生活的女性化文化特质，并非女性写作主体的单向彰显，而是一种普遍的城市经验在文学中的自然流露。即便在上海的男性作家笔下，上海也经常被赋予阴柔的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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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安忆：《上海女性》，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③王安忆：《疲惫的都市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18—120页。

④张惠苑：《1990年代以来消费视阈中的上海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6期。

⑤张怡微：《细民盛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⑥吴宁：《列斐伏尔的女性观》，《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⑦薛舒：《残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以下略）

特邀栏目主持：李德南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于《青年文学》2026年第4期“城市·瞭望”，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