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记忆与时代面影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写了三十多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终于‘创作’了一部散文集”《生涯琐记》，因为书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从出生到求学、工作的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故事，所以书名副题为“从顽童到教授”。
“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郜元宝肯定熟悉鲁迅《破恶声论》中的这句话，以及鲁迅所称赞的那些书写“心声”的“自忏之书”，因而在写作回忆个人生平的散文时也不免像鲁迅一样“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不仅对自己少年时代的“恶作剧”真诚忏悔，也对成年后一些自觉不够得体的行为自责甚重，比如《蒋孔阳先生》中“但就在几乎忘记他的时候听到了他的噩耗。我对先生的愧疚，再也无法释去”，又如《怀念李子云老师》中“她关心大家的文学雅集，胜过关心自己。我热心‘赶会’，胜过关心长者”。其实，有几个少年不是顽童？又有几个成年人回首往事时不曾有过愧疚？“人生过处惟存悔”，王国维未及而立之年就已发出了如此感慨，有愧疚，有忏悔，这恐怕也是很多人，尤其是知识人，回望人生时最普通的情感。或者，这也是知识人最可宝贵的性格之一。“从顽童到教授”的郜元宝为读者留下了这些“往事如烟，回想起来并不总是那么惬意”（《五十年前那粒小石子》）的回忆，《生涯琐记》因而是一部展示当代知识人之情感记忆的可贵之作。
书中所写更多是关于作者个人成长经历：1966年出生于长江之滨的皖南圩村少年，父亲是“退职回家”的曾经的“国家（公办）教师”（《我的第一所小学》《篮球、胃药与小零食》），母亲来自近百公里之外的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山村（《山村“泉栏”入梦来》），兄弟姐妹八人，居然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出生月日的具体记录（《我扫过多少地啊》）；少时家境贫穷，常与小伙伴们“由着性子随便玩耍”（《小学校外“放牛滩”》），1971年不到六岁就读小学，1980年以和平中学全校第一的成绩初中毕业，因体检不合格未能进入“技校”（中专）读书，只得进入铜陵市第一中学读高中（《死马当活马医》《“八十年代的新一辈”》）；1982年以铜陵市高考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暂别乐园》《初到上海》），本硕博连读（硕士生导师应必诚、博士生导师蒋孔阳），1992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逐渐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我怎么做起批评来》）……
岁月迁流一甲子，多少人事记念中。
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位作家的人生自传都只记录自己早期的人生经历，鲁迅的《朝花夕拾》记录的是其“前鲁迅”时代，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只记录他到北京开启自己的文学之旅的“前作家”时代，尤为著名的胡适的《四十自述》也只写到1917年回国参加文学革命运动，也是大名人胡适的“史前史”。也许，回忆需要时空的阻隔，越是久远的过去越能唤醒作者的记录冲动，切近的事情反而不容易成为写作的素材了。这些关于早年生活的回忆，既是作者解读自己何以成为当下自己的“却顾所来径”，也为读者理解作者何以成就后来的事业提供了“疑义相与析”的参考资料。
胡适在1933年6月27日所写的《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他希望这些“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的自传，可以引出“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自传，尤其是散文型的自传，的确是具有文学与史学的双重意义。而且，岂止是“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的自传可以“给史家做材料”，普通人的自传也同样是社会史、生活史的重要材料。
郜元宝当然已经是事业有成的人了，即使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物，《生涯琐记》中很多关于当时社会生活的记述也同样值得珍重。比如关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中小学教师以及学校生活的回忆，关于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的回忆等等，都留下了大时代中普通人的真实面影。这些私人记忆中的时代面影，或许更能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也是宝贵的社会史、生活史记录。不妨夸张一点说，较之作者对自己生平史实的记录，为逝去的时代留下这些细节丰富的面影或许是《生涯琐记》作为文学文本更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