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创作《污点》的过程中，我真正意识到，那些曾经满腔热情地诉说着生命感受的年轻人们，那些对现实处境有着义无反顾般的茫然的二愣子们，那些喜欢把同样的事喋喋不休地跟不同人分享的朋友们，如今在这座城市已变得弥足珍贵。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要被赋予强烈意义感和目的性，才能活下去的地方，那些与此背道而驰的年轻人，也就是世俗意义上被成功学视为对立面的人们，他们活在怎样的日常里？这是《污点》带给我的课题。也正是创作这篇小说的机缘，让我有机会回溯他们的过往，走进他们的生活。我才发现，从前那些令我不耐烦，令我退避三舍的二愣子们身上，有着跟我同样的困惑和不甘心。

从前，我说我喜欢写那些被“时代列车甩出车窗”的人，就好像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就好像那些说“只为个体写作”的人，他们还能有所选择一样。从前，我喜欢写英雄迟暮，喜欢写事与愿违，写了十年之后，那样的叙事令我心生羞愧，虚构权力带来的优越感令我羞愧，所谓“举重若轻的文学性”令我羞愧，因为我想触摸的是和世人一样的二愣子们，那份在迷茫背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执念和自我确信。于是借助这篇小说，我可以举重若重，可以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波拉尼奥式的“绝望的记录”，看作是一本记录那些注定要消逝且被人遗忘的永难找到的失落之物的登记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