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以个体经验传递公共价值
新时代以来，以网络文学、短视频、素人写作等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强势崛起，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中体量庞大、极具活力的重要现象。“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得到强调，并被写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新大众文艺已从文化现象上升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是技术赋能催生的文艺变革，深刻触及“文艺公共性”命题在数字时代的价值重塑与潜能开拓。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新时代文艺公共性建构的核心场域，其潜能激发及品质提升，既关乎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质量，也关乎文化强国建设与人民精神富足的实现。
文艺公共性的时代新变
“公共性”是一个开放且内涵丰富的概念。它让人想到古典时代的广场辩论，想到诸多现代学者提出的“公共领域”。譬如，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这表明，公共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理念。它总是寄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在中国语境中，公共性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持公守义”的价值追求，到“公事公办”的行事准则，无不蕴含着对公共性朴素而深刻的认知。文艺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载体，其公共性体现为作品能否突破个体经验的边界，为不同主体之间沟通情感、共享价值、建构文化共同体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并非凭空而至，而是内生于中国文艺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历史脉络之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从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新时代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建构文艺的公共性始终是中国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促使当代文艺公共性发生了深刻转型。诚然，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并非传统文艺公共性的简单延续，而是随着时代和场域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新特征。
我们谈论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首先想到的是，文艺活动的参与者更加广泛了。这背后是从精英主导到大众共创的主体之变。传统文艺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专业作家、艺术家，大众则主要作为被动接受者。这些专业创作者被视为大众的代言人，其公共性建立在专业作家为大众代言的基础上。而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专业壁垒，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大众接受”向“全民创作、全民共享”的根本性转变。亿万普通群众借助移动终端成为文艺创作者、传播者与接受者，“人人皆可创作”成为新常态。这一变化使得文艺公共性模式不再是精英的单向输出，而是大众多元声音的汇聚与碰撞。
文艺公共性的展开场域也发生了变化，即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跃迁。具体说来，传统文艺的公共性有其特定的空间逻辑，书店、图书馆、剧院、展览馆等物理空间构成了文艺进入公共视野的通道。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彻底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壁垒，让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载体转向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APP、网络文学社区等虚拟数字场域。这些数字场域的无边界、即时性、交互性等特征，让文艺公共性从“小众参与”走向“全民在场”，公共对话的规模与效率也实现了新飞跃。
新大众文艺所开拓的公共场域，拓宽了新时代的价值表达空间。一方面，新时代文艺依然延续一贯使命，聚焦价值引领与精神凝聚，强调文艺对公共价值、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伦理的传递与塑造；另一方面，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得以通过新大众文艺展现出来，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拓展趋势。这具体体现为，新大众文艺随着时代发展覆盖了更广泛的公共议题，回应了大众更丰富的精神需求与社会关切。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容纳了更多元的价值表达与审美取向，形成了更多样的公共话语景观。
当前，新大众文艺已成为多元主体参与、多方力量协同、多重价值交融的文化实践场域。这一转型意义重大，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存在一些可能的误区，诸如将“大众性”等同于“公共性”、将“流量热度”等同于“公共价值”等情况。因此，辩证审视新大众文艺公共性的内在张力，对于进一步推进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尤为重要。
新大众文艺公共性的辩证审视
新大众文艺所催生的公共性，是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公共性的一种新形态。要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发展特质，需辨析好三组关系：大众性与公共性的张力、个体经验与公共价值的转化、技术赋能与算法逻辑的悖论。这也构成了理解新大众文艺公共性至关重要的维度。
第一，大众性与公共性的张力。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主要体现为创作主体、传播渠道与接受群体的大众化，这为其公共性的生成提供了基础。但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大众性”并不等同于“公共性”：大众性往往指向参与的广度与规模，而公共性则指向价值的深度与共识。如果作品仅仅局限于个人化的情绪宣泄、私人化的生活记录，没有触及公共生活、未能传递公共价值，即便受众再广泛，也难以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反之，虽然作品的受众范围有限，但如果能够回应公共议题、传递人文关怀，引发部分人的情感共鸣，也就具备了公共性的核心特质。诚然，大众性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性，应当辩证看待二者之间的张力：没有大众性，公共性将失去根基；而没有公共性，大众性就可能沦为碎片化的情绪表达。
第二，个体经验与公共价值的转化。新大众文艺公共性的实现，必然落实到个体经验与公共价值的联结上。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多为普通民众，其表达往往从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体悟出发，这使得个体经验成为文艺作品最直接的素材来源。然而，并非所有个体经验都能自然生发出公共价值。要真正提升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关键在于将新大众文艺中的个体经验向公共价值进行有效转化。事实上，实现新大众文艺个体经验的公共性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创作、传播与接受三个方面协同发力，使个体经验真正转化为承载公共价值的载体。创作维度关乎个体经验如何被转化为具有公共性潜质的文本，传播维度关乎这些文本如何进入公共视野并获得流通的条件，接受维度关乎文本如何与更广泛的读者相遇并激发公共对话。可以说，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个体经验向公共性转化的完整链条。
第三，技术赋能与算法逻辑的悖论。当前，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壁垒，构筑了更加开放的数字公共空间，让文艺内容实现跨圈层、广覆盖的传播，为新大众文艺公共性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技术赋能并不能直接推动公共性的提升，算法驱动也可能强化商业逻辑对公共价值的侵蚀。事实上，技术赋能始终伴随着算法逻辑的隐性制约，二者形成悖论关系。算法逻辑既可能提升公共对话的效率，扩大文艺公共性的覆盖范围，也可能因“信息茧房”效应形成圈层壁垒，割裂公共对话。这一悖论提醒我们，在肯定技术对公共性起支撑作用的同时，必须警惕算法逻辑带来的隐性风险。唯有把握好技术赋能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方能促成二者的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要把握好以上三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大众性、个体经验与技术赋能对公共性的正向支撑，也要清醒意识到其中可能暗含的某些“不足”，才能在辩证平衡中更好地培育新大众文艺的公共性。
新大众文艺公共性的实践路径
当前，新大众文艺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因专业门槛降低带来的品质参差不齐、算法推荐制造“信息茧房”等问题也日渐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大众文艺公共性的充分彰显。面向未来，需要深刻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规律与价值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多方协同推动其从“娱乐供给”向“公共服务”升级、从“规模繁荣”向“品质深耕”转变。
坚守价值引领，筑牢文艺公共性的人民根基。价值引领是我们激发新大众文艺公共性潜能的重要目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树立正确的文艺观，大力弘扬主流价值、培育公共精神，引导创作者聚焦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公共议题，创作更多反映人民心声、凝聚社会共识的文艺作品。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自觉抵制流量至上、低俗庸俗媚俗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作品不仅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更能为社会提供积极向上的精神滋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推动“算法向善”“科技向善”，引导平台正确处理流量与质量、商业收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将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公共关怀等因素纳入算法推荐机制，对具有较高公共性品质的作品加大推荐权重，提高其能见度。
深耕精品创作，夯实文艺公共性的载体基础。作品是文艺公共性传递的核心载体。没有优质的作品，公共性便无从谈起。要树立“内容为王、质量至上”的创作理念，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将个体经验与公共议题有机结合，让新大众文艺作品既饱含个人温度，又承载公共价值。要注重艺术表达与形式创新，无论是现实题材的素人写作、聚焦社会议题的微短剧，还是传递人文关怀的短视频，都应在内容上坚守价值底线，在形式上贴近大众传播特点，使优质作品既能引发公共讨论，又能潜移默化地涵育公共精神，真正成为文艺公共性落地的坚实载体。要搭建专业引领与大众共创的交流平台，推动专业力量主动介入新大众文艺现场，帮助素人创作者提升艺术素养与公共性表达能力，引导创作者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主动传播优质内容，形成崇尚文艺精品、传递公共价值的良好氛围。
提升审美素养，厚植文艺公共性的审美意蕴。新大众文艺要具备高品质的公共性，必然要求更多作品实现审美价值与公共价值的统一。因此，需引导创作者注重审美引领，让健康的审美趣味成为公共审美生态的主流，让文艺公共性在优质审美体验中得以彰显。这就要求创作者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抵制低俗化、同质化的创作倾向，立足自身生活体验，提升作品的审美层次感与艺术感染力，让接受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接受价值熏陶。与此同时，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宝库，通过数字化技术激活蕴含其中的民间智慧、审美范式与公共价值，使之有机融入当代价值理念、大众审美追求，让作品兼具时代感与文化底蕴，使之成为滋养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
作为新大众文艺研究者，我们应立足新大众文艺现场和实践，深入挖掘新大众文艺的公共价值，让新大众文艺真正成为传递公共价值、凝聚公共情感、培育公共精神的重要力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