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而言，“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熟悉的说法，它们往往围绕重大事件和政策展开，以社会改造和群众变化为中心，试图呈现历史转折处的情势和人心，并配合彼时的政治（当时也称之为“配合政策”“赶任务”）。这既是彼时诸多作品的突出特点，也奠定了学界对这一时段文学的思考基础。不过，承认这个大前提并不意味着文艺在“为政治服务”之下就没有值得继续分辨的东西。政治/政策并非固定不变，它恰恰需要灵活赋形，针对不同的历史难题和社会结构而展开，又随着情势变化而发展。如果不大而化之地理解“政治”，而是从一个个鲜活顿挫的历史情境出发，将文学还原到历史的结构中考察，捕捉其在政策、生活和人心间周旋的痕迹，或许可以补足对革命文学的化约式理解。

譬如，随着194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翻身”实践，“翻心”“思想翻身”“刷脑筋”作为《邪不压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解放区小说的一个问题浮现出来；而在土改后中国农村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的新情势下，一场新的心灵革命也有待在《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合作化小说中展开。关于前者，“翻心”已成为学界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针对后者，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前提下，或许可以用“安心”一词来描述。

一、“翻心”与“安心”

“安心”指人寻找生命之寄托、心灵之安顿的过程。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也是一门“在中国的宗教与哲学中具有实质性乃至根本性的意义”2的学问，亦有学者以“‘安心’的战争”来命名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人心”状态3。将“十七年”合作化小说描述为“安心”的革命，这一提法既源于上述知识的启发，也与笔者在档案馆查阅农业合作化档案时的感受相关。与报纸上具有宣传鼓动性质的文章不同，这些曾流通于党和政府内部的文件，旨在发现并解决问题，并不惮于直言工作中的困难。面对那些纸张泛黄、字迹模糊的档案时，能较为直接地看到当年政策开展时遭遇的阻力：

每个农民入社，几乎都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河北区在摸底（即了解情况）时，发现一心一意入社的只有部分党员和一小部分团员及群众，而大多数群众和一部分团员还是三心二意，至于另一部分群众则根本不打算入。4

青年人嫌老年人话多唠叨，表现骄傲，老年人不服青年人的领导，认为娃娃家懂得啥，还有个别人遇见社里处理问题有缺点，或自己吃了一点亏，不是很好的提出商量，而却是不服从社的领导，尽口胡骂，表现得不讲道理，造成社外群众不好的评论及社员之间的不团结。5

不难看出，在土改后，已分得土地的农民对“合作化”并不熟悉，在入社上“三心二意”，即使入了社，也有“不服从”“不团结”的表现。事实上，群众这种“心里打鼓”“不安心”的状态并非北京、西安独有，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农民之所以如此，并非人性向恶，而是其身心还不足以适应这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20世纪50年代伊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打破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农业模式，在五亿分散小农的“汪洋大海”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私有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公有/半公有的集体经济，给农民的思想带来冲击——种种“新”的因素在天翻地覆的革命中产生了，这种变化该如何在心里辨认和安放？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运动的成败。因此，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把宣传教育工作视为关键：“普遍深入的宣传贯彻好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首要关键。”6“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

这并非单纯的政治辞令，而是在实践中得出的认识。在新事物初现时，保守脆弱的小农尤其害怕风险：“他们在生产中就表现出较多的保守性和患得患失心理。他们对于生产上任何一种新的改革，一定要经过反复计算比较，确知其有得无失，有利无害时才能接受。”8可见，新的生产关系只有经得住农民观念上的反复较量，才有在“旧”的土壤里落地生根的条件；那些从远方传达下来的政令文字，也必然要与民间伦理、情感化合后，方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总之，欲建设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培植新的思想和伦理为其水土。农业互助合作不仅仅是牲畜的分配、工分的计算和组织的建立，更意味着思想的调整和人心的安顿。

被称为“沉浸在理想王国的史诗写作”9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其“理想”是配合和表现这场农业运动，假如不能使广大农民在此过程中“安心”，这场革命便无法成功。如果说“翻心”指的是伴随土改发生的“民众心理在自我身份认同与秩序认同等层面从‘老理’向‘新理’转变”10的心理历程，那么在土改后中国农村转向农业互助合作的新形势下，也必然有一个政策与农民的心灵世界产生接洽、融合的过程。如何让农民改变私有制意识，把“翻”过来的心在“公”的组织、秩序里安顿下来，就是另一场“安心”的革命了。

二、农村小说和“工业中国”

如前所述，农业互助合作是一项面临重重阻力的艰难事业，但其推行却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必然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形势看，农业问题已不仅仅涉及数亿农民的温饱，更直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安全：“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11因此，富国强兵，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先进的工业国，既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夙愿，更是新生政权在面临外部封锁与内部压力时，为求生存发展而做出的必然战略抉择。

可是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往往倍加艰难，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短缺。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最务实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全面推行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增产节约”和制造工农业“剪刀差”的办法，为嗷嗷待哺的工业化积累资金。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12并非虚言。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农村必须发挥空前重要的作用，这具体表现为四点：一是为大量新增的工业和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粮油副食，保障劳动力和城市的稳定；二是让工厂获得生产必需的原料作物；三是为工业产品（如机械、化肥）提供广阔的市场和销路；四是依靠农产品的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

“工业中国”的远景就这样与中国乡村的春种秋收联系了起来。这一切，都离不开千百万个村庄的配合和响应，也成为彼时合作化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在周立波的短篇小说《盖满爹》中，楠木乡的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盖满爹就是带着1955年的粮食统销任务回到乡上的。他在乡人民代表会上说：“今年是一次统销，决不补销，不要以为旧年补销了几次，今年也一样，旧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只有这些米，饭在这里，菜也在这里，一张牛皮摊开在这里。”13之所以强调“决不补销”，是因为农民自然希望国家通过统销方式输送给乡村越多的粮食越好，而“一次统销，决不补销”显然是与这种愿望相悖的。因此，尽管盖满爹拥有不凡的说理才能，楠木乡的农民也喜欢听他说话，但真到了统销粮食的环节，矛盾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缺粮户大吵大闹，都想多销。一联组平常开会都平静，这回在小学校里，也闹翻天了。”14

作为一部高度写实的小说，这并非作家臆想出来的局面。周立波在1954年返回益阳后就发现了农村存在“粮食问题比较严重”“口粮不够”15的情况，并写信给刘少奇反映。可见，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农业和工业的矛盾都真实存在。然而在“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更多的粮食要留给城市、留给工厂，怎么办呢？政策上的表述是清晰而坚决的：“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16当新中国将工业化视为最高利益时，这一目标便难免与其他利益产生暂时的冲突。问题的关键落到了教育工作上。刚刚写出长篇小说《铁水奔流》的周立波自然明白提升国家工业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尽管他在生活中看到了益阳农村的问题，却没有把重心过多地放在呈现和暴露问题上，而是试图以文学为方法，来寻求一种弥合矛盾的途径。在此意义上，可以把《盖满爹》看作是周立波对此问题的描述和回应。

群众向盖满爹倾诉的缺粮原因很多，有水、风、旱乃至迷信……当统销进行到关键时刻，如果干部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因素，工作是很难推进的。此时的读者自然会对盖满爹“怎么理解这些矛盾并向农民解释和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7产生好奇。结果是，盖满爹没有一如既往的幽默或冷静，而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我说，”盖满爹走下讲台，站在教室里的人堆中间说，“我们把公家粮食都吃光算了。台湾不要了，社会主义也不要搞了，好不好？”18

对比他之前打趣、开玩笑的方式，这个处理明显有了更好的效果——“这几句话一说，课堂里鸦雀无声”，可能是作家要向读者强调这一点，在小说中特意安排了“我”来向旁边一个农民发问：“何解都不做声了？”那个农民悄悄地说道：“他话来重了。台湾不要还行吗！社会主义：铁牛耕田，机器车水，哪一个不想？”19

盖满爹能平息这场冲突，首先是凭借不一般的气势打破了混乱的会场氛围，其次是他在内容上提出了两个“重”的、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东西来，即解放台湾和工业化远景，一下子就压倒了农民多销粮食的诉求。在“铁牛耕田，机器车水”的美好想象里，“政策”不再抽象，矛盾也变得清晰了——多吃统销粮，就等于台湾的丢失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溃败，这样一说，没人再敢反对。加上盖满爹对各家情况“摸了透彻”、动员党员带头不要统销粮和鼓励群众充分评议后，这场统销的风波在小说中得到了平息。

作为盖满爹原型的楠木塘农会主席徐盖平是否真有此“高光时刻”很难考证。不过，在乡村出现的新难题面前，周立波很大程度上把情感投射在了盖满爹、李月辉这样公道能干，又能因地制宜、善于把国家逻辑和乡土人情结合起来做工作的基层干部身上，塑造他们在乡村中如鱼得水的状态，追求一种融政治于生活的抒情风格。用唐弢的话说，周立波是用“风和日丽”的风格，替代了“暴风骤雨”的形式。20

然而仔细辨析，也可见出此叙述的限度所在。因为周立波预设了台湾和社会主义在农民心中不容置疑的分量，这是盖满爹那些“重话”能生效的前提，但这个前提真的如此可靠吗？也许绝大多数群众会被说服，然而台湾、铁牛和机器这些抽象之物未必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当盖满爹的两个儿子不同意入社时，这套话被盖满爹继续搬出，他说：“你一个人作了这几丘豆腐干子田，将来好用机器吗？”儿子松森轻松挡了回来：“机器还是洞庭湖里吹喇叭，哪里哪里”，盖满爹只能“气得说不出话来”，“再也不回家”。21如果“台湾不要了”“社会主义也不搞了”真的百试百灵，盖满爹还会对两个儿子无可奈何吗？统销冲突能得到平息的玄机，恐怕还在于盖满爹“调整了各户的销数，该减的减，该添的添了”22的分配措施上。但是，具体是谁的粮食减了，谁的粮食添了呢？这才是工作真正的重心和难度所在，周立波把这个关键轻轻带过了。如果把这个过程展开（尤其是盖满爹将怎样说服减粮者牺牲自己的利益），作家恐怕还要多费一番斟酌。

文学的世界该如何周旋于政治和生活之间，来有效回应现实的难题呢？柳青从另一个方向展开思考。在《创业史》第一部第二十五章中，作家一下子把工农业的矛盾放到了1953年农历三月十九的黄堡镇集市中来写，跟着富裕中农郭世富赶集的视角可以看到：围绕着粮食贸易，集市上呈现出了两种力量对峙的局面：其一，对贯彻国家政策的国营粮站而言，自然希望能说服农民把粮食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国家，从而支援工业和城市；其二，对粮商、牙家和粮户而言，则想要提高粮价，增加私人收入。

柳青设计的文学情形相当程度上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私两股力量争夺粮源的现实。中宣部在1953年的报告中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投机商人的捣乱，就影响到农民贮存观望，妨碍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23。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到30%。那时，国家经济实力很弱，人民收入低微，很难承受这样的价格。”24为了不让私商抬高粮价，也为了国家的工业化，政府自然会动员农民卖粮给国家。从《创业史》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粮站营业员对群众的教育是认真耐心的；粮站站长也非等闲之辈，他对着粮商和经纪人讲话，从历史的教训到利益的计算，再到爱国精神的熏染，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效果并不理想——“粮食市场沉闷了片刻。接着，不知从哪个角落开的头，渐渐地全市场活动起来了”25，最终，郭世富还是顺利地“把细粮粜给粮客，去剥削城市里广大的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家属”26了。在黄堡镇的粮食市场上，国家的声音仿佛一块石子，陡然投入私有经济的池塘后，只泛起了一阵涟漪，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对此，作者感慨：“除了森严的国法和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一般的思想教育能影响商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生意吗？”27同样，在蛤蟆滩统购粮食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只有一个中农名叫虎头老二，不愿意一下子出售五石余粮。蛤蟆滩能说会道的宣传鼓动家、代表主任郭振山，把肚里所有关于总路线的学问，统统向老汉说尽了，老汉还是只出售三石……热心的郭振山宣告失败了。”28

相比粮站的工作人员，被称为“轰炸机”的郭振山对基层工作更知根知底，但他在动员农民出售粮食的工作中，同样失败了。至此，柳青呈现出了政策和农民生活之间的一个断裂：富国强兵需要工业化，工业化又需要农村的改造来配合，政治的逻辑是很清晰的，似乎向农民做好思想教育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是，当政策推行到郭世富和虎头老二这样具体的农民身上时，都遇到了抵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柳青否认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在小说里，还是有很多群众受到了粮站宣传的感染。但柳青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自然是能让政策顺利推行的润滑剂，不过在具体工作中也一定会遇到仅仅靠思想工作无法解决的问题，碰到郭世富、虎头老二这样说理说不动的“硬茬”该怎么办？是否还需要打造其他能切入基层伦理和农民心灵世界的途径呢？

《创业史》把答案寄托在梁生宝身上，统购粮食的难题在他那里发生了转机。当梁生宝来到虎头老二家时，老二很快说出了真心话：“想不到你侄儿来哩。罢罢罢！就是哩！五石就五石！”29事情居然出奇顺利地解决了。在小说里，梁生宝做思想工作的本领是不如郭振山的，但他何以能说通虎头老二这个“硬茬”呢？关键正在“面子”上，从梁生宝一进屋，虎头老二就惭愧地低下头，在他看来，“郭振山再来说服十回，他可以不应。但他怎么能折梁代表的面子呢？折了这个人的面子，全蛤蟆滩的庄稼人都会对他孙兴发老汉冷淡的。”30

何谓“面子”？指的是“现在蛤蟆滩人人尊敬他，个个喜爱他”31的事实，显然此时的梁生宝在乡村世界里已经拥有了比郭振山更高的威信，这既让老二惭愧，也让他接受了统购粮食的安排，因此他不敢驳了梁生宝的面子，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梁生宝的“面子”来源于互助组丰收的事实：“生宝互助组密植的水稻，每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五斤，接近单干户产量的一倍”32。这不仅改变了组员的贫困命运，也让他们在乡村世界得到了尊严。高增福、任老四这些组员尊敬、喜爱他们的带头人是很自然的，如果虎头老二回绝了梁生宝，当然会引起这八户组员的不满。

不过，八户组员毕竟是少数，虎头老二忌惮的是“全蛤蟆滩的庄稼人”，说明更多的、没有在互助组得到经济利益的群众，也同样尊重梁生宝。这要从乡村伦理和基层运转层面来谈。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极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出于“追求承认和尊严、抗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33，也往往会相互激荡而形成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有社会学家将此称之为“为气而斗争”的图景，所谓“不蒸馒头争口气”“咽不下这口气”，这口“气”往往会成为“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34不过，“气”往往又是潜在的，是有待某种力量来引导和激活的。

在柳青笔下，梁生宝承担着激活农民“气性”的角色。他与贫苦人同甘共苦的事业，既让困难户追随，也让世代受辱的农民看到了拒绝羞辱、获得尊严乃至成为“生活主人”的希望。郭振山这样精明能干但缺乏公心的干部可以在某些时刻（如土改）激发起这种气势，形成所向披靡的力量，而一旦到了统购统销粮食这样公私纠缠的事情上，“给自家当家，不给贫雇农当家”35的他就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柳青借虎头老二对郭振山和梁生宝的不同反应想要表达的是：政策的铺展和落地，不仅靠干部的能说会道，更需要公道、能干的带头人具备一种自下而上地调动群众状态、形成集体气氛的能力。

这种气氛一旦被激发，力量是巨大的，“蛤蟆滩的几家富裕中农，连一个晚上也抵抗不住贫农和普通中农拥护统购统销的气势。”36统购任务之所以顺利完成，关键在于互助组丰产的事实和合作化运动的加速调动起了困难户们摆脱贫困、扬眉吐气的热情，如作者所言：“在分散的庄稼人面前，富裕中农有时会神气十足的。但在沸腾的群众运动面前，富裕中农要多听话有多听话。”37这不仅让虎头老二感到惭愧和害怕，连郭世富、姚士杰也莫之能御。

分散的贫苦人因“气”得到联合，当蛤蟆滩群众运着统购的粮食去镇上时，“初冬的温暖阳光，照着二里长的运粮队伍。牛车上，红色的和绿色的三角纸旗，在前进中招展着。周围所有村庄的庄稼人，男女老少，都涌到村外，来看光荣的蛤蟆滩群众。”38除思想教育外，柳青所着力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工作中扎实把握和有效调动农民状态的感觉，群众的沸腾气势终于喷薄而出，连山川也为之动容——“这个热烈的场面，终南山啊！你不受感动吗？你在这里蹲了亿万年了，你倒见过什么呀！”39伴随着一种空前畅快的气氛和“加速”状态，蛤蟆滩的统购难题迎刃而解，革命文学“用艺术的武器来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40的抱负，也得到了某种落实和展开的途径。

三、“分家”和“搬家”

以此而论，为“工业中国”而斗争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一个“硬核”，也使其与“五四”和新时期的文学区别开来。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彼时的革命文学倾向于站在城市和工业的立场看问题，而忽略了农村自身的发展呢？这就需要从工业化引导全局的国家视野抽出，回到文学对乡土本身的描写，把乡村作为一个主体来观察其变化、体会其悲欢。在此过程中，家庭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分析单位。

之所以要从家庭来讨论，与它在基层社会里所占据的关键位置有关。“在传统中国，国家主要是通过地主士绅与农民发生关系的，普通农民除非缴纳赋税和卷入诉讼、刑事案件，几乎不与官府发生直接往来”41，这种情况随着土改和合作化的相继展开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到了合作化时期，它要求“社员家庭之土地除各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园由自己经营外，其余土地全部入社，实行统一经营”42。土地入社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统一经营动摇了家长的权威，这就从根本上与千百万个以家长制和私有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家庭/家族发生了冲突，也容易遭到抵制。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许多人物都面临家社难全的苦恼。新生的力量往往要通过一个“弃家从社”的过程来获得成长，在家与国的纠葛中，也颇可为文学牵引出闪转腾挪的空间。因此，可以把家庭看作考察“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另外一个切口。合作化事业究竟该怎样面对家庭的挑战，克服家庭的阻力呢？革命文学在这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得出了哪些经验呢？不妨分别从一个“分家”和“搬家”的故事说起。

首先是“分家”的故事，它来自孙谦的短篇小说《伤疤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我”（陈有德）是一个孤儿，由大哥含辛茹苦地养大，1944年参加了八路军，1954年退伍返乡后与大哥一起搭伙生活。在“我”离家的十年里，勤劳的大哥和钻营的大嫂把日子过得很红火，但大哥的性情也随之大变。很快，兄弟俩在入不入农业社的问题上发生矛盾，大哥因为不想入社，与“我”分了家。为了发财，大哥做起了粮食投机和放高利贷的买卖，“我”前去阻拦，被大哥用锹头砍伤肩膀，落下了伤疤。虽然到最后，“我”念及哥哥的养育之恩宽恕了他，哥嫂也“随着大溜涌进农业社里来了”，但兄弟俩的差异依然存在：“现在我才明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件简单事情，和在战场上打仗差不多。所不同的：在战场上只是和敌人作战，在村里除了和敌人斗争以外，还得和自己人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也会流血的。”43

这个令人唏嘘的分家故事并非向壁虚构，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运动极大改变了中国乡村的家庭形态。把兄弟俩的分家看成公私两种思想的对峙和决裂，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读法。然而，这样一个旨在“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作品，在当时却遭到了严厉批评，被当作是鼓吹“人性论”的作品：“陈友德总是把个人的感情代替党员的原则性。”44“哥哥用一铁锨‘斗争’了他；而他呢，却用‘宽恕’和‘怜悯’对付了这个‘斗争’。”45评论者不满的，在于“我”的无产阶级立场总是受到“温情”“恩情”的干扰，没有对哥哥展开坚决的斗争，更没有发挥党和群众的力量。

这自然是特定时期的批评观，但也在无意中把小说的特殊之处提示了出来：“我”和哥哥的家庭冲突，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公”“私”对峙，其实还暗含着“情”与“思”的矛盾。换言之，当“我”面对哥哥砍的伤疤时，一面固然是强化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一面又忍不住地顾念兄弟之情。这种思想和情感之间的暧昧既引起了评论者的不满，也是令“我”乃至作者纠结的地方，而撬动《伤疤的故事》的关键恰恰在这里。

如前所述，家庭虽然往往以落后、保守的面貌出现在合作化小说里，但以家庭为本位和重视伦理亲情是中国人极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因此，家庭对合作化小说的挑战不仅在私有观念的桎梏，还有血缘伦理的纠缠。在“十七年”时期，“公”“私”的对立是很好在道德上做出判断的，可当“思”与“情”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呢？政策的思路是简洁明快的：“要教育农民群众把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统一起来”“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错误的。”46孙谦直接征用了这番政治叙述，当哥哥思想不通的时候，“我说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我说了社会主义农业的远景——我把所知道的都说了。”47

在“我”的这番言语中，社会主义的道理固然是光明而不容置疑的，哥哥也无法反驳，但它仿佛是一种漂浮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物，没有切入哥哥的心灵、有效地回应他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我说我的，他想他的，两个人根本弹不到一条弦上”48。或许连孙谦都没有自觉的一点是，相比政治话语上的抽空感，作者在写“我”回忆兄弟亲情时，那种伦理感觉和情感氛围却是具体而饱满的：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哥当时那股苦干劲儿呢。我还睡得不知道呢，他倒做好了早饭，揣着窝窝头上地去了。

……他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也没有买过零食；出去赶庙会，老是饿着肚子回来。我记的他长的（“的”应为“得”——引者注）挺漂亮，身体也很壮实，可是他从来不和姑娘们厮混。除了每天必须吃饭和睡觉以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劳动。他就是这么生活的。

他就是这样的把我养大成人。49

在政治逻辑上，推行合作化的原因是明晰的，不过文学毕竟是有关情感人伦的事业，其摇曳人心之处也往往在此。在“我”的潜意识里，对温馨亲情的感觉远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得扎实，“‘宽恕’和‘怜悯’，代替了‘斗争’；‘人性论’代替了阶级观点”50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每次与哥哥发生冲突后，这种令人动容的骨肉之亲都会冒出来，影响“我”的判断。这番朴素的情感虽然有时会与革命文学的旨趣相悖，但并不是道德上的缺陷，文学究竟该如何处理和回应它们，并使之得到安放的位置呢？

同样是有关“伤痕”的叙述，家庭之亲构成卢新华《伤痕》里动人心魄的力量，却是《伤疤的故事》中纠缠不清的难题。笔者在翻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火花》《延河》《东海》等杂志时，对李文珊的短篇小说《八十三搬家》（《火花》1957年5月号）印象较为深刻。

与“分家”不同，这是一个有关“搬家”的故事：魏家圪台村的八十三年轻时是个爱说爱闹的小伙子，却因生不出儿女满心愁苦。他一看到旁人阖家其乐融融，就会勾起自己的心事，为避开这样的场景，他决定搬到山上居住。农业社的成立使事情发生了转机，当八十三看到村里名叫“老奶奶”的一个寡妇在农业社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尤其是在她死后社员热心地为她准备后事时改变了独居的想法，他把给自己准备的棺材让给了老奶奶使用，也借着这个机会下了山，重新回到村里生活。

在这个故事中，八十三经历了两次搬家。第一次是从村里搬到山上，原因是没有子女；第二次是从山上搬回村里，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和妻子发生了如下对话：

“不再当孤人了。”八十三一边说，一边爬起来找他的羊腿烟袋，看来，他正在大费脑筋。接着他又说：“如今全村八十四户人家都过成一家人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啥咱还在这里窝火憋气的过这种灰光景！”

“你不怕给众人住在一起再惹你伤心了？”

“那是过去的事了！”八十三说：“有了农业社还怕什么有孩子没有孩子？老奶奶还不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这回社员们埋葬她比她亲生的儿女还要热心哩！”51

令八十三回心转意的，并非社会主义的大道理，而是合作社成立以后给农民生活带来切实改变。具体而言，就是和八十三有着相同命运的老奶奶的命运。不仅是老奶奶死后社员奔波二十多里路为她打棺材、安排后事，还有生前的照顾：“三年前，魏家圪台办起农业社以后，社员们就把她吸收到社里，社里种上她那三亩多地，把她的生活全部包起来。”每逢八十三想到老奶奶的这些事，“就要低下头来半天半天的思索”52。

八十三思索的是农业社给他生活带来的新可能，而老奶奶就成为他观察的对象。并非说在农业社出现之前，老奶奶这样的弱势人群就无人奉养。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文化，社会上也设有“养济院”“义庄”“救济院”等慈善机构。但碍于国力所限和宗族之别，这些机构普遍有“救灾资金严重不足”“救济缺乏普遍性”53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国的基层运转以血缘和财富为核心，这对大部分无权无钱或没有宗族传续的人而言是残酷的。20世纪40年代，每年数以十万计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及残疾人流落街头，行乞度日，老奶奶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四季拾柴捞禾，吃不饱也穿不暖。冬天下了雪，还得到山根底扒拉开雪堆去拾柴”54的命运皆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后代，老人的命运往往是悲惨和没有希望的。八十三的“心病”正在于此。

这样的情况在合作化运动以后有了较大改善。截至 1958 年，全国农村共有413万户、总计 519 万人享受五保待遇；各地兴办敬老院 15 万余所，收养老人300余万。可见农业社的意义在于，它带来了一个由“工业中国”重塑过的农村社会，使乡村的物质力量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让老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得到供养和尊重。因此当八十三“听魏坐官说社里要好好安葬老奶奶，他又习惯地低下头来”55，老奶奶生前身后的命运成为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撑，也促使其做了搬回村子的决定。

事实上，像八十三、老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往往和贫下中农一样，都是支持农业合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缺乏财产和亲人，渴望能在新的共同体里让身心得其所“安”。而大规模地照顾孤寡老弱，也是推行合作化运动的动力之一：“由于农业合作化，也便利于解决孤寡老弱的生活问题。”56“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57

当八十三回村时，“家里早被人们打扫得干干净净，被褥、家具也都安置得妥妥贴贴。窑里窑外挤满着大人和小孩，大家都象是迎接一位新人，又好似他们村里刚添了一个新媳妇那样高兴。”58婚丧嫁娶本来是一家一户的事情，但现在变成了全村给老奶奶办丧礼，全村像迎接一位“新媳妇”一样把八十三迎回来，弥补了他亲人缺失的遗憾，这激发的是八十三的喜悦和对家庭的温情体验。当八十三给众人递烟、给孩子拿山果子吃的时候，千丝万缕的情感在全村人的心里流动了起来，“家”与“社”的通道由之建立，小说结尾，“就在八十三搬回魏家圪台村的当天下午，按当地的习惯，老奶奶出殡的时刻到了。社里的娱乐班把粗笨的乐器拿出来，在老奶奶的门口奏起了哀乐。这时间，人们从哀乐声中，突然听到了八十三响亮的喇叭声。这是十多年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了！”59八十三搬家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更为整个村子带来了喜庆的氛围和全新的风貌。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的实践，八十三对亲情的向往，也只会在山洞里沉沦下去；农民的这份温情，也只会封闭在单门独户的小家庭之中。

这种情感的转变和凝聚在“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并非孤例。李天恩的《回家接姥姥》中，姥姥从农村来到太原，却在城市里倍感冷落，“那皱纹蕴藏着不知多少痛苦呀”60，而唯有当家乡成立了农业社，她成为托儿所所长，才在公共事业的需要中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位置和意义，拒绝了再去城市“享福”。同样，徐慎的《种瓜得瓜》里，种瓜能手刘永济在为公社种西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感觉：“他眼看着这一群七姓八家的孩子，吃着自己亲手扶植的大西瓜，心里涌起了千丝万缕的感情。一种深远无穷的幸福，在血管里轻轻蠕动。”61

按通常的认识，农业合作社似乎与传统家庭伦理有所对立。社会主义思想和个人亲情的纠葛，也令孙谦的创作陷入两难。在规模巨大的农业合作化浪潮中，此类矛盾的确存在，其发展进程亦并非全然呈现温情包容的面向，这构成了历史进程中难以回避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十七年”时期的部分作品才试图以文学叙事弥合这一裂隙。《八十三搬家》《回家接姥姥》等说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并非以消解亲情为代价，反而可以吸纳像八十三、姥姥这类在山野或城市中无处安身的边缘个体，将小家庭内部的亲情温暖，延展至整个村庄与集体。无论是“分家”还是“搬家”的合作化故事，都通过描写个体农民的命运起伏和心灵嬗变，凸显出叙事层面的创造性，为革命文艺研究提供了文学与历史互现的辩证视角。

结语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学实践中，无论是知名作家如柳青、周立波，还是没有被学界过多关注的作家如孙谦、李文珊，“政治”都是他们共同关心和呼应的问题。诚然，上述四篇小说远非四位作家创作的全部，“工业中国”和家庭生活也只是彼时合作化小说所处理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但此类作品至少提示的是，“文艺服从于政治”未必是一种机械僵化的反映论，如何寻找二者之间的“接口”，在文艺和政治之间的“中间地带”做文章，以丰富、深化乃至撬动对中国20世纪40—70年代革命文学的理解，不妨成为一种富有挑战又可堪期待的选择。

从“翻心”到“安心”，都是文学在不同政策下对不同情势的应对姿态。在这个过程中，“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既呈现出其对政治实践的独特理解，又因情势的变化而校准自身的形态。尽管政策在文字上是坚决的、在逻辑上是清晰的，但政治话语往往是有待填充的——如果它不跟农民的切身经验发生联系的话，就有凝固为套话的危险。因此，“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任务就不仅是宣传政策，还要用文字的血肉来灌注它，使政治能与农民的生活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联系，变成生气淋漓的东西。可见，“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既非政治的简单传声筒，更不必反人之“常情”而为，它恰恰可以在政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把重心放在人民的生活中谈，让话语层面的东西转化为富有日常经验的叙述，跟群众的认知、情感融合，创造出具有肉身感的叙事和动人心扉的感觉，是谓“安心”的革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编号：21&ZD25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2 李洪卫：《安身、安心与诚敬——兼论儒家在家庭孝亲中获得的“本体性意义”》，《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

3 参见罗成：《“安心”的战争——作为建国史诗的〈铜墙铁壁〉及其文明论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 《中共京西矿区委关于在产麦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总结及在全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1954年10月16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4-00250-0002。

5 《目前郊区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社员的思想情况，及对她们进行加工补课的几点意见》（1954年8月10日），西安市档案馆：Z108-1-0206-0001。

6 《海淀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工作总结报告》（1954年3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4-00250-00035。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人民日报》1954年1月9日。

8 《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人民日报》1953年3月26日。

9 董之林：《沉浸在理想王国的史诗写作——关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0 张均：《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11 周恩来：《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12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7日。

13 周立波：《盖满爹》，《人民文学》1955年6月号。

14 同上。

15 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页。

16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712页。

17 萨支山：《风格变化的背后——周立波短篇小说〈盖满爹〉细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6期。

18 周立波：《盖满爹》。

19 同上。

20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21 周立波：《盖满爹》。

22 同上。

23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第718页。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25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10页。

26 同上，第413页。

27 同上，第410页。

28 同上，第495页。

29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96页。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第495页。

33 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34 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35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81页。

36 同上，第496页。

37 同上，第497页。

38 同上，第502—503页。

39 同上，第503页。

40 《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闭幕 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用艺术武器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人民日报》1953年10月8日。

41 李金铮：《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晋阳学刊》2011年第11期。

42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附：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史敬堂、张凛、周清和、毕中杰、陈平、李景岗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38页。

43 孙谦：《伤疤的故事》，《火花》1958年3月号。

44 《读者对孙谦一些作品的意见》，《火花》1960年2月号。

45 葛琴：《从“人性论”到“写真实”——评孙谦的三篇小说》，《人民文学》1960年12月号。

46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

47 孙谦：《伤疤的故事》。

48 同上。

49 同上。

50 葛琴：《从“人性论”到“写真实”——评孙谦的三篇小说》。

51 李文珊：《八十三搬家》，《火花》1957年5月号。

52 同上。

53 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申请博士学位），2001年，第93页。

54 李文珊：《八十三搬家》。

55 同上。

56 邓子恢：《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页。

57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58 李文珊：《八十三搬家》。

59 同上。

60 李天恩：《回家接姥姥》，《火花》1957年4月号。

61 徐慎：《种瓜得瓜》，《延河》195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