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革命——王尧《桃花坞》论略
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1），内涵自然是丰富的。方家三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是小说的叙述主线，但也写了众多其他人物，有真实的历史人物，诸如柳亚子、章太炎、张一麐、李根源、朱自清、闻一多等，更多的是虚构的人物。《桃花坞》写了那么多人物，写了那么多故事，主题肯定不是单一性的。王尧通过对众多真实或虚构的人物的塑造，通过对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更多虚构的故事的叙述，表达了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些关乎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一些长期聚讼纷纭而迄今没有定论的问题。而20世纪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是王尧思考的问题之一。也可以说，王尧对方家三代人人生道路的描摹，引发我们对20世纪知识分子与革命之关系的思考。
方家三代人，祖父方黎子本是实业家，在清末，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以推翻清朝统治、创立共和制国家为宗旨。方黎子自然算是投身了革命。方黎子是浙江诸暨人，本来安家于杭州，立业于杭州。1909年11月，柳亚子、高旭、陈去病在苏州发起成立以反清为宗旨的南社，方黎子便成了南社的成员。南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方黎子当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方黎子加入南社，是方家与苏州结缘的开始。是革命，让本是生活在杭州的方家人，与苏州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是革命，让本来是浙江诸暨人的方梅初、方后乐父子两代成了以桃花坞为故乡的苏州人。革命，在方梅初、方后乐出生前便开始影响着他们的命运。加入了同盟会和南社的方黎子，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方梅初，用父亲方黎子的话说，“是半个革命者”；而到了第三代方后乐，又与祖父一样，成为又一个完全的革命者。方家三代人，三代知识分子，以“两个半”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在《桃花坞》这部小说中。“两个半”而不是三个，这也体现了王尧的匠心。对于表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三代人而“两个半”革命者，比三代人全是完全的革命者要更有深意，更能让人感受到问题的复杂。当然，所谓方家三代人，是从血缘上的“直系”而言。方黎子的长子、方梅初的胞兄方竹松，也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算上他，方家三代，便是“三个半”革命者。但这仍然出现了“半个革命者”。有一个“半个”，是富有意味的。
一
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注意到，《桃花坞》这部小说，是以对革命和革命者的叙述开启全篇。小说一开始，正在上小学的方梅初，先是随着母亲从杭州迁徙到苏州的十全街，又从十全街搬到了桃花坞大街。小学生方梅初，并不知道是革命让父亲方黎子与苏州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也是革命让幼小的方梅初从杭州人变成苏州人。作为同盟会会员和南社成员的方黎子，其行踪对于幼小的方梅初来说，自然是一个谜。暂时放下了实业而投身革命的方黎子，经常四处奔波，忽而到了上海，忽而到了苏州，忽而又去了武汉。这当然是在从事革命活动。但我说的小说一开始就叙述了革命和革命者，还不仅仅指对方黎子行踪的叙说。小说开篇不久，便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者秋瑾。小说特意说明方家在杭州的院子坐落在西湖边上的一处半山腰上，站在大门口能够看见西湖。已经初中毕业的哥哥方竹松，每个礼拜六回家，而这是方梅初和母亲最为开心的时候。方竹松颇有大哥风范，常常礼拜天上午便带着方梅初出门，到西湖边游荡。为了让母亲中午不至于忙碌，兄弟二人午餐总在外面解决。小说写道：
在白堤西泠桥西侧，方竹松说：“秋瑾之前葬在这里。”方梅初似懂非懂，父亲说起这个名字，好像认识秋瑾。
初中刚毕业的方竹松，还不是革命者，但之后投身革命，成为一个完全的革命者。西湖边“景点”多矣，可说之处多矣，但方竹松只给弟弟介绍了秋瑾墓旧址，应该并非偶然。在小说中遇到“秋瑾墓”三个字，就出现了一个潜文本，叙说着秋瑾与革命的复杂关系。秋瑾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牺牲得早，在她生前，个人命运并没有与革命产生十分复杂的纠葛，但在秋瑾死后，其墓地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异常复杂。方竹松对方梅初说，“秋瑾之前葬在这里”，那意味着，现在迁到别处了。为什么迁走，小说没有叙说。这不是秋瑾墓第一次迁移，迁到西湖边前，已经迁移过几次；这也不是秋瑾墓最后一次迁移，此后还将迁移多次。这些小说也没有说，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些，却不可能不想到这些。秋瑾刚牺牲时，葬于绍兴，在绍兴就葬过两处。1908年2月，从绍兴迁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后来，又迁来迁去。忽而迁回了绍兴，忽而又从绍兴迁往湖南。在湖南，也忽而葬在湘潭，忽而又迁葬长沙岳麓山。后来，又从湖南长沙迁回浙江杭州，葬回西湖西泠桥边。在这西泠桥边静卧了半个世纪，到了1964年，又从西泠桥边迁往西湖鸡笼山。在这西湖边上，东迁西迁，南迁北迁，折腾了好多回。1966年，秋瑾墓被毁，遗骸葬于杭州鸡笼山。秋瑾遗骸最后一次迁移，是在1981年。这一回，是从杭州鸡笼山迁回西泠桥畔。秋瑾死后，其遗骸被人在浙江绍兴、杭州和湖南湘潭、长沙这几处挪动，竟有10次之多。死后尸骸如此多次地被迁移，当然有纯私人性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政治因素使然。如果秋瑾活得足够长久，那与时代、与政治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就是活着的她本人了。我们能很自然地从秋瑾死后的命运，联想到方竹松后来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可能。方竹松后来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当时的方竹松不可能预见自己此后命运的坎坷，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知道，只要方竹松活得足够长久，活到了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他的命运必定是坎坷的。
《桃花坞》在叙述了方竹松带着方梅初游西湖而到秋瑾墓旧址后，又叙述了父亲方黎子带方梅初参加南社雅集的场景：
方黎子偶尔带着方梅初出门。1910年，方梅初跟着父亲去了西湖金沙港蚕学馆隔壁的唐庄。那是一座已显荒芜的小园子，他们走过曲水短桥，进入一座大房子。父亲和大厅诸位寒暄时，方梅初看见悬额上书“金沙泽远”。父亲落座后，方梅初站在椅子旁边，邻座戴眼镜的先生挑了几粒话梅几颗花生给他。父亲转身看方梅初惶恐，微笑着朝他点点头，他才从先生手中接过了话梅花生，给先生鞠躬。诸位先生说话时，方梅初出了门，走到香雪轩，坐在那里看随风飘荡的翠柳。回程时父亲说：“这次是南社雅集，你知道吧，明代浙江也有南社，现在这个南社是吴江人成立的，操南音不忘本。给你话梅花生的是柳亚子先生，吴江人。”方梅初不知道这些，过了些时日他在父亲书房里看到柳亚子先生的照片，觉得有些面熟，记得先生姓柳，母亲说吴江柳亚子先生。方梅初兴奋地告诉母亲：“柳先生给过我话梅呢，还有花生。”这位小学生美滋滋回味了话梅和花生的味道。
《桃花坞》虽然出现不少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正面描写得不多。这里算是对柳亚子进行了正面描写。这同样有一个潜文本存在，或者说，对于今天的读者，同样具有某种暗示性。此刻的柳亚子，是在从事反清活动。但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成功后，柳亚子并没有从政治活动中脱身，而是深陷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如果说，南社时期，柳亚子还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介入政治，那在后来，柳亚子则全身心地从政，成了著名的政治家。我们知道，柳亚子晚年的心境并不佳，在现实面前即便没有碰得头破血流，也受到了“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规劝。柳亚子1958年便辞世了，如果再活10年，那他会有怎样的晚年和结局呢？
二
而作为柳亚子南社战友的方黎子，便有着与柳亚子不同的选择。小说中写道：“辛亥革命成功后，方梅初才知道父亲是同盟会会员，这让方梅初后来怀疑父亲说是去苏州，其实未必。民国了，父亲并不做官，兴趣和精力仍然在他的实业。”方黎子在清末以实业家的身份加入同盟会，加入南社，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当这个目标实现了，方黎子便急流勇退，回归自己本来的生活状态。投身政治却并不迷恋政治，这是方黎子对待政治的态度。方黎子在政治问题上的清醒和明智，不仅体现在自身人生道路的取舍上，也体现在对儿孙辈人生道路的规划上。大儿子方竹松有一腔革命热情，也有从事政治的潜能，方黎子便任由其在政治活动中出生入死。而次子方梅初，父亲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也不是一点不像我，有是非，不付诸行动，是半个革命者。让我放心的是，他不会激进，也不会堕落。”
方黎子是从儿子梅初对待“浙江一师风潮”的态度，得出这样的结论的。1920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爆发了“风潮”。这次“风潮”是由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作者是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施存统也算是一个人物。其时的浙江一师校长是经亨颐，字子渊。浙江一师和春晖中学这两所学校都与经亨颐紧密相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经亨颐也算得上一个人物。1920年，浙江一师的学生施存统在刊物《浙江新潮》上发表了3000来字的《非孝》一文。文章发表后，浙江的文化保守势力怒不可遏，浙省当局决定免去经亨颐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另行任用。此举激怒了十分爱戴经校长的一师学生。浙江一师学生发起了“留经运动”，强烈要求省府和教育当局收回成命。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浙江一师风潮”肇始于1920年2月9日，至3月底平息，持续近两个月。其时浙江一师的学生虽然总共只有382人，但“风潮”不仅仅让浙省各界关注，更引发了全国性的热议。“风潮”发生后，各大报纸密切关注、随时报道相关情形。北京的《晨报》、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媒体，都及时报道“风潮”进展情况，发表评说。小说写到“风潮”兴起时，方梅初正在浙江一师就读。而方黎子正是从方梅初对待“风潮”的态度，对他是否适合投身政治做出了判断。“风潮”期间，方黎子与方梅初有这样的对话：
翌年3月，一师风潮正酣时，方黎子托人捎话让方梅初尽快回家一趟。方梅初匆匆赶回，见到父亲，问有什么急事。父亲问：
“你读过施存统的《非孝》吗？”
“读过。”
“你对教育厅的行为持什么态度？”方梅初没有想到父亲喊他回来是说这事，他告诉父亲：“我拥护经校长，反对开除施存统，反对解聘陈望道先生，反对解散一师。经校长说了，讲错了可以纠正，总比不讲好得多。”
方黎子明白了儿子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悬着的心开始放下。接着，方黎子要知道儿子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你去操场了吗？”
“我在外围看了看，没有静坐，但我赞同同学们的口号。”
“什么口号？”
“我们情愿为新文化而牺牲，不愿在黑社会中做人。”
方黎子便明白了这个儿子与长子方竹松的性情是很不一样的。方竹松是能够在革命的泥水里摸爬滚打的人，而方梅初则只能是革命理念上的支持者和实践上的旁观者。方黎子自己“在革命和实业之间游刃有余”，但他知道，方梅初做不到。于是，方黎子为这从浙江一师毕业的学生找到了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的职位。方黎子解释了为何这样安排方梅初的人生：“此事我考虑久矣。你不像竹松那样对政治感兴趣，这没有什么不好。共和几年了，时局动荡。你也几年没有看见竹松了，他在闯荡。苏州自古是温柔之乡，可大可久。你去苏州，先立业，后成家。”
方梅初从浙江一师毕业来到苏州，供职于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是方家扎根苏州的开始。此举当然意义重大。而方梅初之所以到苏州扎根，还是因为不适合投身政治。
三
而方后乐则在精神气质上接通了祖父方黎子。1935年夏天，快上初中的方后乐随父母到杭州看望祖父祖母，与祖父有了亲密的接触。祖孙二人感到情意相投。方后乐在祖父身边感受了另一种气息，这是他在与父亲方梅初相处时感受不到的。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者的气息。方黎子在孙儿方后乐身上，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而方后乐则在祖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于是祖孙俩“特别亲近”。在祖父的书房，方后乐翻开了一本相册。方后乐在那些黑白照片中，看见了“貌似孙中山”的人，这让他十分激动。方后乐又从相册里发现了章太炎先生。方后乐不知道祖父与章太炎是否相识，而祖父告诉他，自己与章太炎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祖孙二人终于谈到了鲁迅：
方后乐的兴趣在鲁迅，他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但好像更喜欢《朝花夕拾》。于是，他问祖父：“那您和鲁迅先生熟悉吗？”祖父说，有一面之缘。在北平的绍兴会馆。隔了一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祖父的话让方后乐有些失落，他告诉祖父自己很喜欢文学，崇拜鲁迅先生。方黎子说：“你也想做唤醒铁屋中沉睡的人？”方后乐倒没有想这么深，甚至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但近年来，他时常郁闷。北平遥远，上海近在咫尺，总有一种情绪不经意间弥漫到他的周遭。当祖父说铁屋子时，他脱口而出：“爷爷，现在还在铁屋中吧。”
这是1935年的夏天。日本还没有开始全面侵华，中国也还没有开始全面抗战。而尚未上初中的少年方后乐，就有了“郁闷”，就有了一种难以排遣的情绪。这显然是一种对时局的忧虑，是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心。方黎子对方后乐的如此精神状态，“大为惊讶”。方后乐的郁闷，方后乐的忧虑，都“远远超出了这个岁数的认知能力”。但我们知道，当日本全面侵华后，当全面抗战开始后，方后乐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必然会选择“左”倾的道路，必然会成为左翼队伍中的一员。在苏州，方后乐也热衷于与身份隐蔽的革命者接触。每与这几个革命者接触一次，方后乐就在思想上“靠近左翼一点”。一次，这几个革命者要在昆山举办纪念鲁迅的活动，方后乐决定参加这个活动，而女友黄青梅表示担心：
张若溪去门口柜台付钱时，黄青梅悄悄问方后乐：“你真的想去昆山参加那个活动？”方后乐回答：“为什么不去呢？”黄青梅没有因为方后乐的反问生气，只是低声说：“你现在像左翼青年了。”方后乐知道，黄青梅这句话隐藏了某种担忧，他拉起坐在板凳上的黄青梅说，我们走吧。
在苏州先是当初中生，后来是高中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力的提高，方后乐日益“左”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方后乐从苏州辗转到了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民主的堡垒”，也是左翼的堡垒。在这里，方后乐终于成长为完全的革命者，终于成长为不折不扣的左翼青年，终于在“西安”与“延安”之间选择了“延安”，就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了。
读王尧的《桃花坞》，一步一步，注视着方后乐的人生轨迹，我不禁想到韦君宜先生在《思痛录》里对自己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为何选择“延安”的叙说：
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觉得，我们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国人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
有什么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
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于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见往左倾，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2）
日本全面侵华的发动，左翼文化的兴起，使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在“西安”与“延安”之间选择了“延安”，而这对于“延安”最终战胜“西安”，无疑有重大意义。
在20世纪，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王尧的《桃花坞》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注释：
（1）王尧：《桃花坞》，北京，作家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韦君宜：《思痛录》，第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