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阅读《红星歌》，起初以为是在读散文。龙仁青以诗性、华丽的语言描摹草原上季节流转、万物相生的自然伦理，将高山雪融、河流苏醒、蒲公英绽放，铺展成一场有意志、有情感、有对话的生命仪式。高寒草原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板，而是拥有主体性的生命共同体。作家的叙事匠心，首先体现在散文性的文本肌理与独特的视角选择上。龙仁青以铁卜加草原上八九岁牧童达西的限制性视角串联全篇。达西的世界由查美河、蒲公英、牦牛、小牛犊构成，所有的一切都具有拟人化的灵性。对达西梦境浓墨重彩的铺排，奠定了小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叙事基调。

按照现代小说观念，《红星歌》叙事推进的速度太过缓慢。三页纸翻过去了，主人公达西小朋友才刚刚露脸。读到结尾方知，小说中大量描写自然风物的笔墨其实都是在铺垫，凸显生命坚韧顽强的同时，更展现出时间的自然节律对草原上人们生存轨迹的擦除是多么无情，又是多么顺理成章。个体生命无从抵抗，唯有顺应、敬畏。直到电影放映队的到来，电影，这个本不属于草原经验的异质性文明载体的出现，强力改变了小说的叙事走向，将一段与红军长征相关的革命记忆，以“红星”的符号形式植入小达西的头脑、观念，进而引出一段湮灭于草原深处的女红军的隐秘故事。蒲公英的意象贯穿始终，从开花到飞散，既象征着红色记忆的传递，也隐喻着田春芽的命运如同蒲公英种子，被战争的风吹到草原，在牧民的庇护下扎根，又将“红星”的故事播撒到达西心中，完成革命精神的代际传递。这种将自然意象与精神存在深度对位的写法，建构起一种温润、诗性、具有强烈生命存在质地与哲学思辨意味的“草原红色诗学”。

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对达西而言是遥远模糊的，是隐秘幽微的，是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反复渲染的一枚“红星”，是阿妈沫沫（田春芽）口中的陌生故事，是那顶被珍藏多年的缝着“红星”的旧军帽。小说含蓄而深情地为远去的革命历史赋形，一步步揭开红军女宣传员田春芽悲壮、痛楚的命运遭际，将红军长征的革命历史转化为孩童可感知、可理解、可共情的日常生活经验。

小说的核心叙事动力，源于个体身份的撕裂与历史记忆的复活——汉族女红军战士田春芽与藏族“阿妈沫沫”的身份叠印，构成了一道无从倾吐、无法解答的精神疑难。作为红军前进剧团的宣传员，田春芽曾怀揣着奔赴延安的梦想，却在征战祁连山的战斗中被捕、受伤，最终被藏族牧民救助，在铁卜加草原隐姓埋名，成为独居的阿妈沫沫。她给母牦牛取名“军装”，将小牛犊命名为“前进”，珍藏着缝有“红星”的旧军帽，记得《国际歌》的旋律，这些细节看似平淡，却蓄积起巨大的情感势能。“田春芽走了，已经不在了，她已经在我的梦里回到了延安”，一句轻淡的话语，道尽了阿妈沫沫现实身份的撕裂与精神信仰的归宿。龙仁青没有将这一人物塑造成单纯的受害者，也没有刻意拔高其英雄形象，而是以大量留白简化其苦难经历，重点书写她在草原文明的庇佑之下，对渐行渐远的革命历史艰难却也坚韧的守望。

进入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创作主体往往自觉将革命历史与之后延续的“现实”作为一个时空整体进行叙述。“现实”作为历史的镜像，引发了较之以往更加深邃、锐利的省察与思辨。

《红星歌》以草原牧民与红军流落女战士的生命相依为线索，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底层逻辑。在生命层面，达西一家帮阿妈沫沫代牧牦牛、照看小牛犊，乡亲们接济她酥油、牛奶、生活物资，草原社会的互助传统与红军为劳苦大众解放而战斗的宗旨形成观念对话；在文化层面，田春芽学会藏语、融入牧区生活，成为“阿妈沫沫”。达西学会汉语、唱红色歌谣、加入少先队，草原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互接纳、渗透，地域与民族差异的鸿沟被填平；在历史层面，小说以民间视角还原了红军女战士的平凡与伟大，以草原的纯净洗去历史的尘埃，让田春芽这样的无名英雄获得情感寄托与心灵慰藉。这种温情脉脉的日常叙事着重从个体经验、情感投射出发，对革命历史进行个性化的全新书写，其核心在于让历史话语回归人的生命存在本身，从而将草原上的革命历史及之后延续的“现实”，升华到了生命相依、精神共鸣、文化互鉴的命运共同体境界。

《红星歌》的思辨意涵指向的是生命伦理与信仰伦理的融合统一，这在新时代的“长征叙事”中显得较为独特。小说始终围绕“生命”展开叙事，草原的生命、牦牛的生命、人的生命、信仰的生命层层递进，最终完成从珍视自然生命到坚守精神信仰的思想拔擢。牧民挤奶前让小牛犊先吃奶、吟唱《牛恩颂》，体现了游牧文明“不掠夺、知感恩、惜生命”的朴素伦理，这既是达西善良天性的来源，也是他能够理解红军精神、接纳红色记忆的情感基础。达西主动帮助阿妈沫沫，牧民们接济伤残、流落的田春芽，这种超越功利的、对他人生命的关切与扶助正是革命信仰的本质力量所在；田春芽在绝境中珍藏军帽、不放弃歌唱。达西在成长中主动追寻红色故事、加入少先队，则体现了对信仰伦理的守望——红星成为“信仰生命”的象征，照亮了平凡生命的意义。

小说结尾呈开放性，以温情、平静、留白的笔触收束。达西从学校放假归来，戴着红领巾，在雪天看望阿妈沫沫，两人对唱《红星歌》，田春芽写下自己的名字，达西终于明白英雄就在身边。而那顶红星已然褪色的军帽被“一时忘记”，未被取出、未被凝视、未被仪式化展示，没有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如此，恰是作家匠心所在。小说并未将田春芽从草原上身体残缺的普通人还原为舞台上的革命者，而是将英雄性隐匿于日常，让信仰内化于生命。“红星”从具象信物升华为精神底色，完成了物象祛魅到精神显形的审美升华，这恰恰印证了精神的传承是融入日常、刻入心灵的生命自觉。小说探讨了革命历史以及革命者如何与草原自然伦理、藏民族文化观念对话，抵抗岁月磨损，进而完成从革命历史到生命存在的“当代性”转译，在草原文化的砥砺和滋养下实现记忆的重生与精神的传递。

何谓“当代性”？意大利美学家阿甘本说，“当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距离的存在，使得主体既能凝视历史的断层，又能在当下找到历史的“进入点”，实现过往经验向当下生命的回归与扎根，进而达成历史对当下的铭写。《红星歌》对革命历史的“当代性”转译，重心不在于对革命历史的复刻与宏大叙事的重述，而在于突破巨大的时空、地域、民族、文化乃至主体身份的阻隔，让革命历史从“过去时”的抽象符号，转化为“现在时”的生命体验——田春芽的革命身份与草原身份的叠印，正是这种与时代“不合时宜”关系的极端呈现。她的个人命运是复杂且悲壮的。她的生命承载着长征的革命记忆，却未被历史的宏大叙事铭刻，而是作为异质性的“阿妈沫沫”扎根草原，将理想信仰隐匿于养牦牛、唱歌谣的日常生活之中，反身成为革命历史与草原伦理对话、融合的中介。红星不必被看见，却已照亮达西与草原；历史不必被重述，却已融入年轻一代的血脉基因；英雄沉默无言，却传递出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红星歌》通过达西的儿童视角，将“红星”从革命符号转化为可触摸、可共情的生命印记，达成了对革命历史的唤醒——这种唤醒基于生命肉身的尖利痛感，使得历史话语、革命精神重新成为当下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星歌》无疑为新时代的“长征叙事”开辟出了新的思想向度与表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