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不能代替人的创造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樊芸提出建议，将“物业管理”调整为“物业服务”，以彰显业主主体地位。将“管理”置换为“服务”，一词之差，意味着物业企业必须关注业主感受，在专业管理与服务沟通之间找到平衡点，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两天后，她的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这一创见的原创性，显然不属于“服务”二字本身，而属于提出者樊芸。因为看似只是文字层面的调整，其实是“人”基于责任担当和洞见而提出的系统性革新。从知识产权与公共建言的价值而言，此类具有开创性的建议，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如果说樊芸代表的建议是人在制度理念上的主动革新，那么作家们在AI领域的探索，也是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动创新。作家王刚近日谈及人工智能创作实践，言语间充满探索热情。他表示，已着手运用AI进行短剧创作，身兼编剧、导演与表演者身份，通过构思情节、设置悬念、撰写提示词生成影像片段，并计划持续创作、组接成片。他坦言，早年便有执导影像的心愿，如今AI技术的成熟，让这一夙愿得以实现。其实早在去年，作家姬中宪凭借与DeepSeek共创的作品《团雾与横风》，获得由《十月》杂志主办“县@智”在出发返乡叙事征文大赛终奖首奖，这是较早明确标注人机共创并获得文学奖项的案例。授奖词很有意味：“作者在AI的镜照下痛下决心，亲力亲为，完成了从素材至上到艺术自律的跨越。作品本身及创作备忘录，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创作本质的清醒宣言：技术是工具，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抉择、情感与判断力，只能属于人。”
作家的AI创作实践，与樊芸代表的建言异曲同工。二者均非表层文字或技术工具的微调，而是对既有模式的革新，恰似程序迭代升级。他们的成功，绝非文字改换或技术生成之功，而是源于心系民生的责任担当、敏锐超前的艺术洞察，以及敢想敢为的实践精神。
识字遣词，本是创作者的基本功。从古至今，作家无不借助字典、文献等工具积累词汇、明晰字义。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再到当代辞书，均为创作辅助之用。从未有人因查阅字典而被否定原创性，亦无人因参考资料、借助检索工具而丧失创作主体性。当下人工智能功能日益强大，看似无所不能，但其终究无法替代人的生命体验、个性表达与原创冲动。樊芸的建议旨在推动国家治理理念升级，而作家的创新探索，开启的是文艺创作的形态革新。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突破中累积跃升。
工具终归是工具，无法承载思想情感，更不能取代灵感与想象。《中华字海》收字逾八万，远超通用字典，却始终只是查阅工具，无法生成独立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工具终究不能替代创作者的精神劳动与艺术创造。
前不久，由国内团队创作的AI短剧《波斯复仇记》，在海外平台上线72小时就取得了高额的用户付费总额，刷新了纪录。清明节期间，一部AI生成的短片《纸手机》在社交平台上爆火。这部短片以纸手机为意象传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全程由AI完成画面生成，但创意构思、情感节奏与叙事逻辑均由人类创作者反复打磨，而手绘的纸手机作为剧中唯一真实道具也包含了作者巧思。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引领潮流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驾驭技术的人。30年前，曾有编辑朋友对我说：别写诗了，百年后，中国新诗可能只有一首。20年前，一位编剧同学曾对作家徐贵祥说：还傻写小说啊！赶紧改写电视剧吧？百年后，世界文学史，将以电视剧为主来写，小说那时候怕是找不着了。时至今日，歌词、影视佳作迭出，诗歌与小说依旧精品频现，文艺版图愈发开阔。人工智能再度重塑创作生态，发展速度超乎预期。但我们不必盲从“唯有善用AI者方能立足未来”的论断，更应坚守：无论工具何等先进，都无法替代写作者发自灵魂的书写与精神层面的创造。
（作者系诗人、散文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