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铁长久致力于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以长篇小说《锦绣》《匠户志》为代表，可以说已经成绩斐然。这实在非常难得，因为工业题材小说具有特殊的难度。工厂、车间，复杂的机械、壮观的高炉，飞转的齿轮、四溅的火花……如果身临其境，很容易被那种金属般的、坚固的、崇高的工业美学震撼。但这是一种直观的、来自空间的震撼，要以诉诸时间的叙事艺术来表达，似乎就乏善可陈。工业生产往往是某种意义的重复性劳作，从中能够生发出什么有悬念、有高潮的故事呢？尤其对于外行读者来说，只看到一个个工人和他们身旁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其中的门道无法理解，就更感觉乏味了。

“匠”：精益求精的工艺是工人的底气与荣誉

或许正因为此，李铁特意挑选玻璃工艺匠人作为《匠户志》的主要书写对象。玻璃工艺品剔透明艳的美，照亮了过于硬朗的工业生产。但更具有美感的，或许是匠人们生产玻璃工艺品的过程。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仅仅靠着匠人们的手和口，高温下的玻璃就能听话地幻化出种种迷人的形态，生长出种种精细的花纹，冷却固定后呈现出晶莹璀璨，甚至如玉如钻石的样子，这不啻是一种奇观。将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作业转化为奇观化工艺的高光时刻，这就是李铁在文字中制造工业美学震撼体验的叙事策略。但这又不仅是策略，而且是相当一部分事实：对于手艺精益求精的磨炼，的确构成了工人的底气，造就了工人的荣誉感，让他们即便身处窘境，也有足够的自信与骨气，不轻易屈就，更不苟且沉沦。就像小说里“我”的父亲，宁可一家三口挤在局促的斗室里，也不肯低头去恳求厂长。他们珍视自己的手艺，崇拜工业大拿，也因此互不服气，彼此竞争。由此，李铁又从奇观化的工艺书写发展出《匠户志》中某种堪称结构性的存在：技术比武。

如果不理解那个时代工人们对技术的重视，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特殊的尊严感，大概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有那么多次比武。而且，有些比武是不是也太儿戏了？古塔厂和凌西厂同为东北重要的玻璃工艺品厂，通过比武决出技术高下，是关涉各自声誉的大事。在市场经济时代，或许直接影响到订单和效益。这样性质的比武，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红星厂仅有的三间库房分给谁家居住，居然也是通过比武决定——当然，比武的确好看，“我”的父亲蒙上眼睛也能用手锤精准铆接粉笔头的绝活儿，真是神乎其技，那种风采气度有如傲立华山之巅的盖世大侠。小说中屡屡提及武侠小说。全书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场比武，被“我”比喻为决战紫禁之巅，可见李铁是有意以“比武”的结构，制造一种武侠小说般的阅读快感。但是，职工住房分配不应该有更科学更复杂的办法吗？仅看手艺高下真的公平吗？工人的生产技术固然是重要的，但把它作为衡量一切事情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太粗暴和武断了？

事实上，小说中第一次比武，恐怕让今天的读者更加难以接受。古塔厂的骆秋生和凌西厂的欧阳铁同时爱上了吹花女工赵曼。感情的事本是私事，但两个厂的宿怨让厂领导都介入进来，强行要求以技术比武来决定赵曼的归属，似乎赵曼究竟属意谁，根本就不重要。尽管行政命令并未能完全桎梏个人的情感诉求，赵曼终于还是甩掉欧阳铁，和骆秋生走在了一起。但二人后来因骆秋生过分沉迷于技术提高而怅然分手，似乎更印证了工厂逻辑、工人思维那深刻的影响力。李铁将此作为小说开篇最引人注目的情节，显然是要刻意强调，那时候工厂的力量，的确可以深入到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这就涉及这部小说除“匠”之外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户”。

“户”：容纳工人群体生活的喜怒哀乐

“匠”是手艺，是技术，是工作；“户”是门户，是家庭，是生活。“匠”可以是个体，而“户”一定是群体，这群体不仅是“匠”的群体，也包含“匠”的家人、朋友、社会关系与生活结构。小说由宋体字、楷体字区分出两个叙事板块。宋体部分以第三人称叙事，主要围绕骆秋生技艺提升和个人成长、骆秋生与赵曼的相爱相离、古塔厂的兴衰变迁、国有工厂与民营企业的此消彼长展开；而楷体部分则以第一人称叙事，从宋体部分的主线蔓延开去，涉及不同工厂、不同工种的工人群像，更深入到工人们的家庭中去。这样的书写方式，这样的广度与深度，或许是《匠户志》较之其他工业题材小说尤为突出的创新之处。过去的国有大厂不只是生产单位，还为工人提供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一系列保障，工厂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态。工人不只去工厂上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工厂有关。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种客观的关系，才能理解为什么工人对自己的厂、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技术有那样深入骨髓的认同与热爱。“我”的父亲曾跟“我”抱怨企业改革之后的变化：“这样搞下来，厂里的气氛立马不一样了……以前在车间干活儿有娱乐性，工作也是娱乐，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讲笑话，嘻嘻哈哈的没完没了。”这话乍听不很靠谱：车间是生产重地，一边嘻嘻哈哈一边搞工业生产，这还能行？在改革文学盛行的年代，人们对国有工厂中这种涣散的纪律性可谓痛心疾首，深感科学管理的必要性。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工厂与工人全方位的关系，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父亲对往昔的怀念——要知道，“我”的父亲是钳工大拿，可不是《乔厂长上任记》里杜兵那样吊儿郎当的工人——既然工厂不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那么车间就不仅是生产空间，也可以是娱乐空间。父亲所说的那些工人，并不觉得自己在从事枯燥而高强度的劳作，而是在过一种能够容纳他们喜怒哀乐的生活。

当然，出于对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合理焦虑，这样的生活必然要发生改变。《匠户志》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以国有工厂和产业工人为焦点，细致地写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不过具体到国有工厂，尤其是东北的国有工厂，近年来的文学书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触及一个带有反思性的议题：国企改制中的“阵痛”。骆秋生这样一个技术工人出身、后来因为替广大工人说话而阴差阳错地成为企业管理者的形象，不能不让人想起曹征路《那儿》中的小舅——骆秋生恰恰也是叙述者“我”的小舅。如果李铁在塑造这个人物时确实受到了《那儿》的影响，骆秋生这一形象的突出价值恰恰在于以小舅所没有的机遇，提供了《那儿》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李铁没有一味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表达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满，尽管他也客观地反映了类似的现象。他以更加务实的想象力和思考力，让骆秋生做到了《那儿》中那个小舅竭尽全力也未能做到的事，那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因势利导地实现了集体控股而非个人控股的股份制改革，从而使古塔厂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再一次辉煌。尽管这一辉煌终因所有制问题中断，骆秋生阴差阳错入狱五年，古塔厂竟被马氏集团收购。但李铁似乎是有意利用这次挫折，进而探讨又一种可能性：即便民营资本收购了国有资产，是否仍可以在雄厚资本和现代管理的支撑下，延续前一个时代的梦想与传统，更好地利用国有工厂长达30余年的积累？——那不仅仅是资产的积累，更是技术的积累，也是一种精神的积累。

“匠”的精神气象与“户”的家国情怀

古塔厂在改革开放年代屡经周折，但又两度走向辉煌，究其原因，仍源自过去那种生产与生活和谐相融的日子里淬炼出来的匠人追求与匠人品格。骆秋生的公心、赵曼的执着，皆因他们出自“匠户”，认同“匠”的精神。这种精神包含勠力开拓的坚韧、对工业技术的信仰、对集体的认同，更包含着身为国家主人的荣誉感。因此，《匠户志》结尾处将骆秋生和欧阳铁对决的意义上升为民族工艺的尊严之战，丝毫不让人感到矫情。尽管在小说很长的篇幅里并未涉及民族国家的宏大话题，而似乎多在家长里短的小事里纠缠，但是共和国“匠户”的生活本身，就始终与集体、家国紧密相连。工厂的逻辑渗透进日常生活，国家的认同与文化的认知也就渗透进了日常生活。就此而言，品行卑劣的欧阳铁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尽管他对于技术的追求达到了一种无国界的偏执，但他恰因为这样所谓的“开放”心态而丧失了原则，混淆了大是大非。在中国传统中，对于“术”的过分沉迷从来无法让人臻于完善；只有达到“道”的境界，“术”的水准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超越性提升。这种“道”不仅包含着对“术”的信仰，也包含一个人的心胸、品格和道德境界。骆秋生最终绝处逢生，将道家智慧融入玻璃工艺，于炫目的灯光下闭上双眼打开更为灵敏的其他感知，堪称神来之笔。在此，李铁是将古老的智慧化入现代工艺，从而拓展了“匠”的精神气象，让小说的家国情怀有了更加厚实的历史与文化支撑。

以此而论，李铁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他写的是工业，却又不限于写工业；他写的是生活，是能够锻造出特殊的生活。他真正深刻地理解和表达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工厂对工人深入骨髓的影响力，以及工人对工厂、对工业、对技术的刻骨铭心的认同，并由此发掘出“匠”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抵达了哲学的高度。这样一种工业题材写作，可以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此前的同类写作，让《匠户志》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工业小说不可忽视的一块界碑。

（作者系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