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言

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建国十周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陆续出版。作为这套献礼丛书诗歌部分的重要选本，《骆驼集》也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诞生深植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选本命名中的“骆驼”意象，不仅呼应了时代对战斗、坚韧和奉献精神的号召，也暗含了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身份转型中的自我隐喻，从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天狗”，到抗战时期沉毅耕耘的“牛”，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导引者”的“骆驼”，这一意象的演变折射出其个人诗歌艺术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复杂交织。然而，在政治抒情诗成为主流的背景下，郭沫若的新诗写作却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窘境：尽管他竭力贴合时代话语，却难以在政治热情、艺术追求与个体情感之间实现有机统一，致使许多诗作成为流于表面的单调政治叙事。

正是在这一困境中，旧体诗成为郭沫若平衡多重身份、安放个体情感与生命的重要载体。《骆驼集》中旧体诗占比显著，不仅是个人文学趣味的呈现，更因其内在“兴观群怨”的传统诗学功能，为诗人提供了在政治唱和、外交纪游与山水抒怀中迂回表达自我生命的空间。旧体诗既是郭沫若应对时代规约的策略性选择，也是其文人情怀与学者气质的诗意栖居地。本文通过对选本的梳考，试图揭示郭沫若如何在政治献礼的框架下，借助“骆驼”意象的象征意义、新诗写作的局限与旧体诗的抒情传统，保持了公共角色与私人情感之间的微妙平衡，从而呈现出他在特定年代中那些未被完全遮蔽的个体情感。

一、题名微探：“骆驼”意象与50年代的郭沫若

为迎接共和国第一个“逢十”国庆，文化部于1958年10月下发《文化部关于督促各出版社报庆祝建国十周年出版工作规划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指出“号召各出版社和全体出版工作者以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个节日，应该立即组织写作编辑力量，在节日到来以前出版一批总结我国革命斗争、生产斗争经验或反映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战线各个方面的成就的书籍”。为此，文化部出版局拟订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图书出版放‘卫星’的规划”，要求各出版社按照此规划编制“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出书计划”。随着文化部“献礼”书籍出版计划的提出，肩负着选拔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责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9年国庆前后，规划出版了名为“建国十周年优秀创作选拔本”的献礼丛书。郭沫若的《骆驼集》作为这套献礼丛书诗歌部分的重要选本，也因此具有着特殊意义。

1959 年12月，《骆驼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0年代所出版的作家选集，如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多由序言（后记），选目以及正文三个部分构成。“建国十周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也延续了这一做法。郭沫若在选本篇目编选完毕之后，于1959年10月25日写下了《前记》，篇幅很短，这里全文照录：

解放以来十年间，陆续地写了一些诗，已分别汇成了几个集子，如《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以及行将出版的《潮汐集》中的《潮集》。

这书是从这些集子中选了若干首出来编辑成的，其中有一首《骆驼》。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诗，因而名之为《骆驼集》。

诗的选辑，主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进行的，我只略略有些增删。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择时，可能一首也选不出来。

书将出版，应编辑部之嘱，写出这几句前记。

相比于其他入选诗集的序言或后记，《前记》的文字相当简略。按理来说，作为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献礼之作，又是对自己十年来诗歌创作的总结与回顾，郭沫若应该会为选本撰写较为详细的序言。然而，他仅以较短的《前记》对选本的编选做了简短的说明，并未像丛书入选的其他诗人那样对自己十年来的创作历程和思想状态进行剖析，显得过于简短而平实，并不符合丛书整体的献礼格调。不过，在简短的《前记》中却着重说明了自己对《骆驼》这首诗的喜爱，那为何郭沫若会对这首诗情有独钟且选择“骆驼”这一意象作为献礼诗集的题目呢？

正如有论者所言，五六十年代的诗集题名“作为一种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指代或表征性符号，既暗含着当代诗人对理想诗歌范式的理解与探求，又显示出特定政治文化语境规约下创作主体诗歌理念和心态嬗变的轨迹”，《骆驼集》中的“骆驼”意象也反映了郭沫若在50年代人格精神与诗歌理念的变化。《骆驼》写于1956年9月17日，发表于1956年10月14日的《北京日报》，全诗如下：

“骆驼，你沙漠的船，/你，有生命的山！/在黑暗中，/你昂首天外，/导引着旅行者/走向地平线。/暴风雨来时，/旅行者/紧紧依靠着你，/渡过了艰难。/高贵的赠品呵，/生命的信念，/忘不了的温暖啊。/春风吹醒了绿洲，/贝拉树垂着甘果，/到处是草茵和醴泉，/优美的梦，/象粉蝶翩跹，/看到无边的漠地/化为了良田。/看呵，璀璨的火云/已在天际弥漫，/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纵使走到天尽头，/天外也还有乐园。/骆驼，你星际火箭，/你，有生命的导弹！/你给予了旅行者/以天样的大胆。/你请引导着向前，/永远，永远！

作为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中突出骆驼作为“导引者”的伟岸形象。整首诗采用象征的手法，让情感由意象来带动，而不是简单直露地抒发，显得含蓄内敛，清新流利但又饱含情感力量。相较选本中收录的其它同类型诗歌，在艺术表现力上独树一帜。郭沫若写作此诗时，正值中共八大召开，《骆驼》也被看作是借由“骆驼”指代中国共产党，通过赞美骆驼的胆识、气魄与力量来达到对党的歌颂。由此可见，郭沫若确实对“骆驼”意象寄托了深厚的情感与用意。

从郭沫若诗歌创作历程的意象演变来看，“五四”时代的典型意象“天狗”和“凤凰”，体现了个体解放、自我重生的时代精神。正如闻一多所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作为五四“时代底肖子”的郭沫若，在这一时期人格精神上追求绝对自由，在诗歌理念上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如像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在诗歌形式上，自由体的新诗占据了主导地位。

20 世纪40年代，“牛”则成为郭沫若诗歌中的经典意象，多次在其题画诗中出现，而在1942年5月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水牛赞》中更是对水牛发出了极高的赞扬，认为它“坚毅、雄浑、无私、拓大、悠闲、和蔼，”，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牛”的坚韧，奉献与牺牲的品质既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精神的写照，又是这一时期郭沫若人格精神的追求。在纪念鲁迅时，郭沫若就多次倡导发扬“孺子牛”精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定着心，老老实实地来做水牛或黄牛的工作。虔诚地替老百姓耕田，拉车，出牛奶”，强调要用“牛”的精神为新生的中国出力：“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大家赶快把头埋下去，替新生中国做‘牛’吧，而且要做得十分地心甘情愿。”诗歌理念上追求“文艺为人民服务”，创作时“一切以人民本位”，强调现实主义；诗歌形式上旧体诗大量出现，展现了郭沫若接续传统文化的责任心以及强烈的民族情感。

20 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诗人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与艺术的表达者，更是人民与时代的鼓手，其创作需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共振。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要纳入到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人民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可供学习的典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牛”的韧性与牺牲就显得不合时宜，“骆驼”则成为“牛”意象的进一步演变。它既继承了“牛”坚韧、勤劳、牺牲的传统民族精神和高贵品质，更有永不停歇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品格，高度贴合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代精神。“骆驼”作为“导引者”象征了中国共产党，寓意自己将在党的指引下不断向前，改造自我，继续革命。

作为郭沫若个人来说，他自1949年2月北上抵达北平后，便开始参与到新政权的筹备中，并被逐渐推举为全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行政领导。1949年7月在文联全国委员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后又分别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此时郭沫若已处于时代风潮的前端，但是一系列身份与职位带给郭沫若的不仅是荣耀与喜悦，更是责任与压力。因为“从社会评判机制认可的社会角色和形象定位来看，郭沫若在思想文化战线或者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一种思想动向、一种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本来同类的文人知识分子们”。因此，在50年代的多次政治表态中，郭沫若都明确表示要改造自己，进行自我批判。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做知识分子的表率，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工人”。特别是在1958年12月27日，郭沫若与中央国家机关入党的300余名优秀分子一起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更能够表现出大家自我改造，追求进步的决心。

这种政治态度与信念也影响到了郭沫若50年代的诗歌创作。作为有着丰富时代感知的革命文学家，郭沫若对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气息有着敏锐的觉察，诗作中多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以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诗歌风格也多为洋溢着乐观气息的革命浪漫主义。《新华颂》《消灭细菌战》《在理智的光辉中》《五一天安门之夜》《宇宙充盈歌颂声》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诗歌形式上则是自由体新诗与体现民族风格的传统旧体诗并存。郭沫若以“骆驼”来命名自己的十年诗选，正是表明在经历了自我改造之后，诗歌创作与人格精神上的转变，突出这本诗选的革命性、政治性以及民族性，显示其对50年代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

不过，在《前记》中郭沫若也提到了选本篇目的编选主要由官方负责，让自己来选可能一首也选不出。这句在我们看来的自谦之词，却隐隐透露着郭沫若的某种怀疑和不自信，这种顾虑来自于何处呢？如果说题名里的“骆驼”意象是选本整体的合法性象征，那么在具体篇目的选择上，郭沫若又该如何处理艺术与政治、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呢？

二、篇目编选与新诗写作的“力不从心”

回到《骆驼集》的篇目上，从《前记》中可以得知篇目的筛选与编订主要由作为官方机构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导，作家配合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定大致的框架以保证诗集整体符合政治规范，保留了郭沫若对诗歌增删审定的权力以保证诗集的整体质量与灵活度。这种官方出版机构主导与个人有限参与的编选运作模式，反映献礼丛书编选的政治性，“它们的活动主体大都是政治化的国家机构、组织而非个人，它们在统一的政治目标的指挥下通力合作，让文选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运作。”这让选本的编选必须满足政治话语的要求，个人审美化的立场则被挤压。

具体篇目的编选上选本的入选篇目共92题239首诗，按年份排列。从1949年10月1日发表的《新华颂》到1959年7月18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豫秦晋纪游二十九首》为止，横跨十年。不过每个年份入选的诗歌数量并不是均衡的。1957—1959年的诗歌占据了总首数的百分之九十，共77题215首。我们很明显能从这一占比中看出，选本以“十年来的诗歌选”为副标题来表明它的总结性质，但在具体的选择中仍有所偏重，带有明显的政治指向。这符合十周年献礼图书出版规划中提到的：“出版社在编制计划时，应注意到整风反右、大跃进后在思想、政治、经济战线等各方面的成就……在文艺方面，应注意到反映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面貌的优秀创作。”，同时揭示了选本的编选主要服务于十周年国庆献礼的政治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彼时的选本中入选作品，是作为服务于某种观念和立场的次一级存在形态。即是说，入选的作品虽然是主体，但却是作为佐证和延伸存在的。”

除编排的年份问题外，从选本所选诗歌来源上看，全部来自于郭沫若50年代出版的四部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集》以及1957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二卷的《集外（二）》。不过，郭沫若在《前记》中却漏掉了《集外（二）》。那为何郭沫若选择漏掉这一集子呢？

这四部50年代所出版诗集带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指向性。相比之下，《沫若文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响应“双百方针”，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进行全面编选，从而推动共和国文艺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在编纂过程中政治性导向较弱。此外，出版说明中虽讲到“这个文集收辑郭沫若到最近为止40年创作生活中的文学著作”，但这一收集范围主要集中于郭沫若此前出版的著作，而大量集外作品并不包括在内。《沫若文集》中的《集外（二）》虽然是集外诗歌的收录，但也进行了筛选。根据相关文献的统计，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6年，郭沫若所创作的诗歌数量约为一百五十首，而《集外（二）》除去1945年所写的《红场观体育节》，共收录诗歌三十八首，入选诗歌不到1949—1957年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可见，这是郭沫若进行严格筛选的，一方面需要符合共和国的政治标准，另一方面由于《沫若文集》编纂目的和作者自选的性质诗歌的质量也在郭沫若考虑的范围之内。编入的诗歌，应是郭沫若在艺术性与政治性平衡后的选择。或许正是因为其政治性上的不突出和作者个人编选的问题，郭沫若选择忽略《集外（二）》。

郭沫若提到选本篇目的编选工作主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他只略做增删。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编选时首要的考虑是诗歌的政治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诗歌艺术性以及诗歌中个人情感表达的忽视。毕竟作为展现共和国十年来文学面貌的丛书，其最终面向的是读者。在诗集的其他诗歌有着明显政治指向性的时候，《集外（二）》的诗歌就是对诗集艺术性的最好补充。

诚然，郭沫若对于诗歌实用性的追求，对政治事件和重大社会活动的书写，成为其50年代诗歌写作的选择。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完全放弃了审美性这一要素。如果将目光放大到“建国十周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其他入选诗集会明显地发现：从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像闻捷、郭小川、张志民、贺敬之等，他们的诗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既能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能够在此基础上保证诗歌的艺术性，传递出浓烈的情感。如郭小川的《月下》，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闻捷的《白海鸥之歌》《在风暴中》等，而这正是《骆驼集》所选诗歌所欠缺的。

选本中所选入的新诗体现了郭沫若50年代所能达到的成就。这些诗歌在政治上往往能达到要求，但在艺术上却一言难尽。选本中所收录的新诗绝大多数是政治抒情诗，而这也是50年代诗歌创作的主流，正如谢冕所谈到的那样：“政治抒情诗是应时代的召唤而诞生的诗体，也是50年代最主要的诗歌体式。在政治意识高扬的年代，日益膨胀的阶级斗争的理念激发着全民高昂的政治热情，政治抒情诗为传达这种激情提供了适当的方式。”政治抒情诗写作需要高昂的政治热情，相比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们，郭沫若在这方面就稍显逊色。尽管他一再表明改造自我，追求进步的决心，展现自己对人民共和国的高度认同，却很难完成情感上的彻底转变。对闻捷、郭小川、贺敬之来说，诗歌写作中的情感、政治与艺术三者是统一的。这对于郭沫若来说却是想达到而难以完成的。五四精神始终在其心中留有难以消除的痕迹，这也让郭沫若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写作常常流于浅显，情感无法丰沛于诗中。而选本“编年诗史”式的诗歌序列在强化政治意义秩序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使郭沫若的诗歌陷入到单调的政治叙事中。我们很难从中捕捉到郭沫若的个人情感。在新诗写作中郭沫若展现的是在共和国文坛与政坛的公共形象，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写作的“人民诗人”。这能解释为何郭沫若在诗集编选时显得不自信，其在50年代的新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的写作确实有力不从心的一面。

因此，选本中一些诗歌的选择才显现出特殊的意味。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骆驼》，在诗集中所收录的《玛娜娜》《郊原的青草》《西湖的女神》《波与云》等诗歌中都表现出了迥异于诗集整体氛围的特质。如《玛娜娜》写于1954年6月14日的黑海东岸加格拉，郭沫若在此地旅游期间，结识了四岁女孩玛娜娜，收下了这位女孩送给中国客人象征友谊的礼物后，写下此诗以作纪念。诗中主要以自己与玛娜娜之间的友谊来歌颂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过在诗歌的最后一部分，郭沫若由玛娜娜想到了自己的儿女，想到了小女儿郭平英，父爱这种私人情感在这首诗中流露了出来，呈现出了郭沫若在“政治家”、“外交家”之外，作为父亲的个人形象。此外《西湖的女神》《波与云》中的朦胧感觉与诗意氛围也可以看出郭沫若依旧对诗歌的审美性抱有追求，且努力寻找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平衡。虽然诗集中没有给他留有足够的空间来保持这种平衡，但是以上几首诗歌的出现让选本在政治要求和诗人自我间产生了缝隙。

《骆驼集》除收录新诗，还收录1949年后创作的大量旧体诗，其在选本中的整体占比甚至于要超过新诗。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这显然是不寻常的，这一情况又透露出郭沫若与时代政治之间怎样的关系呢？

三、旧形式的用意与传统诗学中的情感安放

《骆驼集》所选篇目中，占比最高的诗歌形式并非是新诗，而是旧体诗以及以旧体诗为基础的新民歌，占了诗集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新民歌写作，显然与1958年毛泽东关于新诗发展方向的指示以及此后的新民歌运动有关。郭沫若在新民歌运动中多次赞扬新民歌的成就，甚至称赞其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亲手创作多首新民歌以响应运动。不过，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写作对郭沫若来说是政治化的应时之作，并且新民歌运动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化文学活动，其创作很大程度上带有紧贴政治的意味。虽然其中不乏有作者真心赞颂之词，但终归是趋时的政治化写作。然而，在旧体诗词方面，郭沫若所展现出来的用意就复杂得多。

选本中收录的旧体诗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唱和诗，外交诗，山水纪游诗。作为精通旧体诗词创作法门的老手，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相比于政治抒情诗来说也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其语言组合的程式性和固定的诗歌形式，往往在抒怀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其中大量的山水抒情诗都带着悠游吟诵，交游唱和的特性在其中。这些诗歌往往也是通过对祖国山水的吟诵来达到对人民共和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赞颂。不过在具体篇目中却能够容纳进诗人个体的情感。这种情感既与时代政治相连，又越过了政治的边界，显示出诗人审美个体的回归。在诗人身份之外，政治家、外交家、学者、文人等共同构成郭沫若五十年代的多重身份。而旧体诗独特的包容性恰好能够涵纳这些身份，让我们能够通过旧体诗的创作来捕捉郭沫若在共和国个人身份的多样性。

《试和毛主席韵（词三首）》里的《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和的是毛泽东《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诗词唱和作为传统文人间酬唱交际的手段，从抗战时期开始便成为郭沫若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特别是郭沫若1945年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唱和，可看作是他与毛泽东诗词唱和的开端。彼时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唱和，有对自身政治理想的维护，有文化人在关健时刻要承担政治责任”的坚守，其终极关怀是“家国天下”。郭沫若在此时依旧用“革命士大夫”的身份参与革命进程。然而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得以确立，毛郭间的交往也从诗人逻辑转变为政治逻辑。郭沫若成为毛泽东政治与思想的拥护者、学习者。在《学习毛主席》中，他向青年们号召要向毛主席学习，同时也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表示“我们生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最好能做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成为建设祖国的红色专家”。因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郭间的诗词唱和就有了很强的现实政治指向。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为诗为文气象磅礴，相比之下郭沫若的和诗更多是以一个低姿态来完成对毛泽东的唱和。《试和毛主席韵（词三首）》中毛泽东的三首原词的气象都极为阔大，因此，郭沫若从小处入手，以“小汤山”“看溜冰”“归途”三个方面来完成对毛泽东原词宏阔意境的承接，但更为贴近社会生活。这种唱和，其旨归依旧是落在家国天下的关怀上，只不过更符合意识形态、更政治化。这也是郭沫若从“革命士大夫”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家”后的必然变化。

在唱和诗外，选本中所收的郭沫若另一种旧体诗——外交诗歌同样值得关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多次带领中国科学文化界人士出访国外，成为五十年代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文化人物，对共和国和平外交形象的建构起到重大作用。而在外交工作中，郭沫若也留下了许多旧体诗，选本收录了其出访日本、朝鲜、埃及时创作了三组诗歌，分别为《访日杂咏（十首）》《游埃及杂吟十二首》《歌颂中朝友谊（选四十三首）》。

旧体诗在外交中的运用具有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日本、朝鲜都是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旧体诗写作在一定程度也是文化交流的手段。尤其是日本作为郭沫若曾经留学和逃亡十年的异国，郭沫若对其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同时作为曾经的侵略国家，感情又不可谓不复杂。对日访问中游览旧居、拜访旧友以及中日两国文化界的交流，都是以“和平”为主题基调展开，《游日杂咏》中的诗歌都是游景抒怀诗，情感浓烈。这其中有对外交往的政治用意，对和平愿景的表达，如《归途在东海道车中》“此来收获将何有，永不愿操同室戈”就明确表达了和平的意愿。1950年郭沫若在《访日之行》中就详细提到了访日之行在经济、文化、科学上与日本友好的交流，最后郭沫若表达了对中日两国和平的展望：

我们两国人民已都受够了战争的教训，两国对立和不和只能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而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不仅能够给两国人民带来幸福和繁荣，并对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也将有重大贡献。

更有故土重游的触景生情，如《访须和田故居》《别须和田》两首诗是郭沫若离开日本18年之后，重回故居所作。《访须和田》中诗人写到：“山朴余手栽，居然成巨材。”曾经亲手种下的两株小树，如今已是参天之势，颇有世事流转的沧桑之感。而在《别须和田》中既写到了重访故居，重见旧邻的激动与兴奋，又回忆到了1936年归国前夕内心的忐忑和前途未卜之情。《宫岛即景二首》中描绘了宫岛的山海佳景，青松绿苔，朝阳渔舟，清新流利中又有朴素平实之感。从这些旧体诗创作中，我们能感受到郭沫若在很大程度上褪去了政治抒情诗写作中张扬激越的政治激情，取而代之的是中正平和的文人抒情，诗歌写作也避免了浮夸之感，而显得含蓄内敛。

在上述两种诗歌之外，纪游抒怀诗也是选本所收的一类旧体诗。这些纪游诗，呈现出郭沫若“文人”和“学者”形象的一面。写景抒怀，本是文人墨客纪游诗写作的题中之义。郭沫若本有名士气，在游览祖国名胜中自然会有触景生情的一面，通过展示祖国河山的美景来赞颂共和国的发展。如《英雄树下花争放（选四首）》中就有“三十二年如反掌，人民公社遍江乡”，“请看新会长锋社，面面星旗映日红”等诗句。在《游西湖》《游孤山》中既描写了西湖、孤山的优美景色，又展现了古时美景今日普通人民亦可游览尽兴。而《豫秦晋二十九首》中更是将出游三省六市过程中的感触，以写景抒情，咏史鉴今的方式体现在旧体诗创作中。因此，郭沫若50年代的纪游诗写作，既是其文人名士与学者形象的再度展现，更是将学术、政治、个人情感融入旧体诗的方寸之间。

从对选本中所收旧体诗的分析来看，郭沫若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旧体诗书写，一方面是适应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文学趣味和个人情感使然，是“特定年代里寻找恰当的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达式”。在共和国时期，不仅是郭沫若，像何其芳、沈从文、茅盾等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现代作家，都有旧体诗词创作的情况。这些创作“不仅在诗歌艺术层面充实了文学史，还接续了传统诗学中的人文精神”。郭沫若的旧体诗，无论是作为政治家与领袖之间的唱和，外交诗词中的触景生情，亦或是纪游诗中的文人抒情与学者气息，都是中国传统诗教观的体现。《论语·阳货》中提到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在40年代，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多体现诗的“兴”与“怨”的功能，而在50年代“观”和“群”则成为主要功能。同时旧体诗词中的民族性价值也被郭沫若所认识，《论写旧体诗词》中郭沫若提到诗歌形式的新旧问题，他认为“诗歌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民族形式。这须得我们在思想上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在生活上充实服务的体验，而在形式上则当就现形的民歌民谣中求得民族的语言规律和生活情调而施以新的加工”。因此，深入地看待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旧体诗写作，便能认识到郭沫若在选本的篇目编选中对旧体诗青睐有加的深层用意。

旧体诗在郭沫若50年代创作经历中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旧形式既与他的创作兴趣相连，又能容纳足够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意图。它让郭沫若在新诗写作“难以为继”之时，在旧形式中妥善安放了自己的个体情感。

结 语

通过对《骆驼集》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郭沫若在筛选篇目时，主要遵循的是政治标准与时代导向。不过，在满足政治要求之外，郭沫若在全力扮演时代赋予的公共角色时，仍保留着未完全消退的艺术感受与审美习惯。

进一步看，这种需求与习惯在选本中得到了迂回却充分的展现。在旨在展示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诗歌面貌的选本中，传统旧体形式反而成为主导，这本身就富有深意。对于郭沫若而言，旧体诗是其娴熟掌握的一种诗歌形式，因其与传统士人情怀及人文精神的天然联系，为他这些多重的身份与精神面向，提供了一个合法、得体且自如的抒发渠道。因此，选本中的旧体诗写作，不仅是创作上的偏好，更是其个体情感与复杂身份在文学中的整合性呈现。

《骆驼集》为我们理解20世纪5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样本。它也揭示出，即便有强大的外在规约，作家依然会以各种或显或隐的方式寻求表达，在文本中留下个人与时代微妙错位的痕迹。郭沫若通过这部选本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被时代召唤的“人民诗人”，更是一个在政治中，巧妙地运用文学形式来安放其多重身份与个体生命，立体而真实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