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采购人：在书商尺牍里议价的顾廷龙
孙博纯致顾廷龙尺牍一（其上有顾廷龙复信的草稿）
孙博纯致顾廷龙尺牍二
顾廷龙复孙博纯尺牍底稿
曾长期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1904—1998），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更是功德俱隆的图书馆事业家。晚年的顾廷龙在回首平生志业时，用“我的光阴在收书、藏书、编书中度过”一言以蔽之，其为人风节之高迈一如他所信奉的“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的学术理念一样，让后之来者怀想追慕、敬仰不已。
对于顾廷龙一生的“收书、藏书、编书”实绩，近十数年来，学界对后两项确有相当的挖掘与梳理，而对其“收书”的事迹却苦于“文献不足征”的困境无法具体推进。庆幸的是，近来一批合众图书馆时期的书商尺牍的发现将有助于破解这一困境。这批尺牍不仅向学界提供了顾廷龙代表合众图书馆购书的具体细节，其中所凸现的顾廷龙作为古籍采购人的身份也尤为显眼。
1939年7月，应著名藏书家、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的邀请，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的顾廷龙举家南迁，以总干事的身份全力投身合众图书馆的建设事业。可以说，合众图书馆从无到有，顾廷龙要张罗之事甚多，但图书的购藏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从新见的这批书商尺牍中，我们可见文禄堂王文进、敬文阁乔景熹、遂雅斋董金榜、籀经堂孙博纯等书商给合众图书馆送书、配书、换书的书籍交易细节，更可见以顾廷龙为代表的合众古籍采购人与这些书商打交道时精准的专业眼光与圆融的处世方法。
在此，择选籀经堂书店经理孙博纯致顾廷龙的两通尺牍以及顾廷龙的回信进行解读。我们可以从中大体还原出顾廷龙、孙博纯在书籍交易过程中以书抵账、价格博弈的全过程。
孙博纯的第一通尺牍如下：
起潜先生大鉴：
顷接来示，敬悉。《笺经室遗集》叁部，我吃亏太大也。我与先生多年好友，不在此小事。如肆部方合，其中如实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结。请先生随意看着照办即可。因小事，故日后事情互相帮助是盼。《古匋文字》，因与友人伙购之书矣。京市有无用何种书籍，来示照办不误。此致
近安
弟孙博纯启
民国卅一年五月十四日
《笺经室》京市所售者，不过拾壹弍元也。又及。
孙博纯写作这通尺牍的时间为1942年5月14日。尺牍中所说大抵是顾廷龙欲以王欣夫所印《笺经室遗集》三部来抵扣之前所欠籀经堂书店的书账一事，孙博纯在信中则认为这样的抵账他“吃亏太大也”，如实要抵账，当用四部《笺经室遗集》来抵扣他之前的账才是合适的。当然，孙氏除了直白地表达了不满，又笔锋一转表示“其中如实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结。请先生随意看着照办即可。因小事，故日后事情互相帮助是盼”。毕竟合众图书馆是当时东南地区广收古籍善本的大买家，这次是吃亏，孙博纯还是希望顾廷龙在以后交易中对其“帮助是盼”。可以说，孙博纯在信中的表达是比较有策略性的，他在要求顾廷龙给与补偿的同时，又不无诚恳地以退为进，希望双方能长期合作、互相帮助。那么关于这次不太公平的抵账，顾廷龙又是如何回应孙博纯的呢？
尽管我们现在无法获睹顾廷龙写给孙博纯的回信，但在孙博纯这通尺牍的左侧空白处有两行与孙氏笔迹不同的行书，仔细一读，竟是顾廷龙所拟的回信底稿，具体如下：
来书阅悉。寄上《笺经室遗集》三部，想已收到。准即以此抵账。兹另奉赠《谐声谱》一部，则兄必不致吃亏矣。书另挂号寄上。
卅一，五，廿
顾廷龙这通拟稿的落款时间为1942年5月20日。在收到孙博纯这通“吃亏帖”之前，顾廷龙已将三部《笺经室遗集》寄去。至于孙博纯以为抵账使其吃亏的说法，顾廷龙的回应是“另奉赠《谐声谱》一部”，这样的话“则兄必不致吃亏矣”。而顾廷龙之所以没有按照孙博纯的要求再寄一部《笺经室遗集》给他，检《顾廷龙日记》可知，1942年5月8日，顾廷龙得王欣夫信，王欣夫要求从存放在合众的二百部《笺经室集》中取出三部。《顾廷龙日记》5月9日记：“寄籀经堂《笺经室集》三部抵账。”也就是说，当初以《笺经室遗集》三部抵籀经堂的书账其实是王欣夫的意思，而现在籀经堂认为这一抵账不公平，要求再增加一部，顾廷龙则势必还要相商于王欣夫，况且还有书商吃亏之议，如此往复传递不仅徒增口舌，亦可能多出不必要的是非，甚至会让王欣夫不悦。所以，顾廷龙才决定从合众所存的叶景葵印书中取一部《谐声谱》奉赠孙博纯而了结此事。
与此同时，这批尺牍中还有一通孙博纯致顾廷龙的尺牍，孙博纯在这通尺牍中是标明其售书具体价格的：
起潜先生大鉴：
顷接来示敬悉。实君由申代回赵氏拓片业已售去，先生欲购《攈古录》廿册壹书，敝存孝廔所藏《古匋文字》二册，同两书结包交邮奉上，请查收是荷。《攈古录》实价卅二元，《古匋文字》实价卅元，不知先生要否？如不要，请介绍售之均可。如用何种物色均可代办不悮。共结包贰件，查收示覆是盼。专此
文安
弟孙博纯启
民国卅年三月廿七日
欵暂不用汇京，因须贴水。
孙博纯这通尺牍是对顾廷龙来信的回复，其内容为顾廷龙欲购《攈古录》《古匋文字》两书而向孙博纯询价，孙博纯在尺牍中的报价分别是《攈古录》卅二元、《古匋文字》卅元。同时，孙博纯又展示出他作为文化商人的精明之处，在询问了顾廷龙“不知先生要否”以后，又退一步讲“如不要，请介绍售之均可。如用何种物色，均可代办不悮。”这样的话，孙博纯不仅可以先寄书给顾廷龙，就是顾廷龙检收书后价格谈不拢，也有寄售与托卖的回旋余地，不至于直接被对方退回。
笔者甚至以为，孙博纯的这一开价与寄售的组合方式是他商业经营中的惯常套路，其具体步骤是他先开价，买家还价如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则成交，还价过低则以寄售的方式委托买家帮助出售，这样买卖双方也不会因价格认知不同而伤害彼此的和气。
顾廷龙对孙博纯的报价进行了还价：
博纯仁兄鉴：
示悉。《攈古录》并《古匋文字》拓本均收到，勿念。惟索价甚大。《攈古录》鄙意十六元联钞，如蒙见允，当托平中友人付上不误。至《古匋文字》拓本均常见之品，在碑帖中绝无此价，如能让至联钞十元，吾亦留之，尚祈速复定夺为要。孝廔何人，请示一二。近来尊处有何书籍收得，甚念。致文殿阁笺请转交为荷。此颂
日祈
起潜
四月一日
孙博纯来信落款时间是1941年3月27日，那么，顾廷龙回信时间就是1941年4月1日。考虑到北京至上海邮路需两三天时间，孙博纯应当在写信当天就将两书及上信同寄至沪，而顾廷龙这通回信也应是他收到孙博纯寄书后第一时间所拟的。其次，信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孙博纯所寄两书进行议价，相对于孙博纯所开的《攈古录》卅二元、《古匋文字》卅元的价格，顾廷龙在信中给出《攈古录》十六元、《古匋文字》十元的价格。应当说，顾廷龙的还价力度相当大，《攈古录》一书直接来了一个腰斩价，《古匋文字》拓片更是斩去三分之二的价格。最后，顾廷龙在信中陈述了他还价的理由，他认为孙博纯“索价甚大”，《攈古录》他只能看到十六元价格，而“《古匋文字》拓本均常见之品，在碑帖中绝无此价”，所以，他只能出到十元之价。尽管古籍的价格并无一致的标准，笔者以为，顾廷龙从燕京到合众，长期从事古籍采购工作，对古籍的价值与价格是有自己比较精准的认知的，如不是特别珍贵的古籍他一般不会跟书商反复议价，而直接还至他认为的合理价格，书商认可他即付款，不认可就奉还，估计也不存在孙博纯所说的寄售的可能。
由上文可见，书商孙博纯精于营销策略，报价留有余地；而采购人顾廷龙则胸有定见，依据专业判断，精准估价、果断还价，维护馆方利益。同时，在抵账纠纷中以赠书息事，不伤书商情面。可以说，这种刚柔并济、专业与人情兼具的处事方式，为书籍交易中的双方找到了彼此共存的平衡空间。
通过对顾廷龙的古籍采购人身份的梳理，对于学界从书籍史角度理解其志业与人生，以及他与合众图书馆事业的衔接都将有所助益。当年，叶景葵之所以力邀顾廷龙主持合众图书馆，除了看重他精通版本目录之学，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采访部主任，并为燕京大学采购古籍的专业身份也是很重要的。因合众图书馆馆藏图书以古籍为主，建馆之后其馆藏古籍除了叶景葵及部分友朋的捐赠，主要还是依靠主事者大量购置，这显然要求在古籍采购方面有相当经验者才能胜任这一工作。顾廷龙不负叶景葵所托，合众图书馆从最初的“空无一物、空无一人”的状况起步，在相当复杂的书业环境中征集到大量的珍贵典籍，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抢救性地购置东南地区珍本藏书，进而一跃而成现代中国私家藏书的重镇，其原由或可从顾廷龙与书商的这些往来尺牍中寻找到部分答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