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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柱林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其新著《同时代人的文学》尝试打通文学文本的内部与外部，从文化人类学、叙述学等多重角度探究作家作品的丰富意蕴。专著不仅带领读者解开小说叙事背后深广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这个时代的精神征候，还深入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从创作心理学的层面揭示艺术生发阶段的复杂机制。

专著第一章《远去的猎手，永恒的文学》主要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切入点，分析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世界。人类之间的差异，既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更与其生产方式相关，因此，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理解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原先过着采集、狩猎、放牧生活的民族地区人民，对于生产方式的剧烈变化，体会当然更深。与外界的接触，生活环境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影响到猎人们的生活、情感与世界观。因而，乌热尔图的小说对民族生活巨变有着深刻的表达。张柱林认为，乌热尔图接受鄂温克族面对面的口传文化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常采用对话的形式来结构文本。其变体就是，故事的当事人、亲历者或见证人向叙述者讲述，叙述者就相关的故事提出质疑和意见。这种对话体的叙述使故事呈现出断断续续、前后错杂，并留下大量悬念与空白的特征。然而，仅仅是在小说创作中确认“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对乌热尔图来说远远不够。他真正关心的是“我们到哪里去”。所以，1986年之后，乌热尔图创作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猎人的困境上。1990年，他从北京返回呼伦贝尔，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写作随笔和整理鄂温克族历史、语言等工作，从虚构性写作转向纪实性写作。张柱林援引乌热尔图的相关采访，指出这一转型的现实原因是小说写作所依托的那种诗意、甜美、抒情的民族生活土壤已经不存在，虚构的诗意写作已然失效，甚至显得矫情和不真实。在乌热尔图看来，更重要的是，小说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个人的情感，而不能非常有效地表达群体的情感和命运。

专著第二章《“越界写作”的可能性》以阿来为例，讨论作家在语言及文化认同上的选择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阿来的“自然之子”“越界写作”等实践，张柱林在书中对其含混与暧昧之处进行了深入辨析，特别指出阿来对引领自己走向“自然之子”的两位美洲诗人聂鲁达和惠特曼的误读，其实带着相当自觉的策略意味，就是只强调自然的影响而对其背后的文化历史背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仔细分析《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对民间文化的借鉴和改写之后，张柱林提出，阿来在描写文化交融地带中找到了写作的最佳位置。

即使从小说家东西刚开始文学创作时，张柱林就一直跟踪评论，专著第三章《多重的回响》仍然有新的发现和探索。东西的小说风格冷峻、深邃，往往关注人性的幽微复杂。在东西作品所揭示的“全球风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减弱，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增强，并试图努力降低生存的风险。当然，小说中也表达了人们重建秩序的努力。张柱林提出，面对这样的世界，东西采用了“寓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将寓言、幻想、现实有效地交织在一起。东西重要的长短篇小说，均具有“寓幻现实主义”的特征。与此同时，张柱林以《回响》为例，分析东西在小说中对复杂人性的勘探。人物命运之诡奇、小说结构之匠心、语言运用之深意，构成了其小说的“多重的回响”。

专著最后一章“小说的辩证法”涉及的作家作品比较多，但最终落脚在田耳的创作上，重在阐述一种小说美学。张柱林先讨论沈从文、汪曾祺的创作，既暗示出生于湖南凤凰县的土家族作家田耳与沈从文同属湘西，又可映照田耳小说的人物与汪曾祺笔下的“异秉”的精神联系。接着，讨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的辩证叙事的主动推动者，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参与了现代小说的演变进程。在最后一部分，张柱林用“凉薄与情动”“命数与肉搏”“大地与星空”三对关键词进入田耳的小说世界，准确地把握了田耳小说的气质。田耳试图在小说中揭示社会与人性的复杂，展示人物与命数的肉搏，在冷眼中饱含热情，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努力在追寻理想与适应现实之间达成平衡。

总之，这部评论集有效融合文学文本和时代征候，用鲜活的批评语言表达对于同时代人的理解。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