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前文学批评领域正在悄然发生着一场不温不火的“态度”转型，这当然无法从无数隐在背后的准作者、作者那里获得准确信息。倘若经常浏览文学批评刊物，这种悄然进行的“革命”势头就会露出水面。它们是充斥在学术期刊珍贵版面的以“价值中立”自诩的所谓学术论文。作者通过调遣学术知识的一招一式，如同戴着纯白手套解剖文本，用手术刀般的术语肢解作品，却始终回避最根本的问题——这部作品究竟是好是坏？这种病症在核心期刊尤为显著。学者们沉迷于构建理论迷宫，将文学批评异化为术语的狂欢，最终生产出大量“正确而无效”的学术标本。

这种病症的病理机制源于双重误判。其一是对科学方法的拙劣模仿，将文学批评等同于实验室操作手册，幻想通过方法论的消毒处理获得绝对客观。于是我们看到，论文中堆砌着“能指链”“话语矩阵”“传统文化密码”等概念护身符，作者如同化学实验员记录反应数据般罗列文本特征，唯独缺少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勇敢言说。其二是学术评价体制催生的异化写作，在核心期刊发表的压力下，学者们精心计算着理论工具的引用频次，却遗忘了批评本应具备的公共性与介入性。

若把这种精心培植、细心呵护的批评“新生儿”比作“无菌化”暖房，话虽不好听，恐怕没有多少业内人士真能举出反面例证来证伪。不幸得很，当前这种批评正在掏空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当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的“避重就轻”被阐释成舌尖上的盛宴或“物性叙事”的楷模，当孙甘露《千里江山图》反复强化的意义感和信仰价值机制的双重难产，被理直气壮解读为一部近现代革命史长卷；或者当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被编码为符号系统的博弈，文学批评实际上已沦为学术产业链上的标准化零件。更危险的是，这种趋向正在制造批评的失语症——我们拥有庞杂的理论武器库，却丧失了判断《红楼梦》比网络爽文更值得阅读的学术勇气。

问题的核心不在是否应该保持学术客观，而在于我们是否诚实地面对文学经验的本质。任何有价值的文学批评都必然包含着批评家隐秘的审美契约，这种主观性不是需要清除的污点，而是批评得以成立的前提。当学术论文将“价值判断”视为方法论杂质时，文学批评早已在自我净化中走向了意义的真空。

一、矫枉过正的“客观性崇拜”对文学批评生命力的消解

当前文学批评领域正经历着评价体系的深刻变革，量化指标在学术评价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使文学批评逐渐偏离其本质属性。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日益倾向于可量化的学术指标，导致文学批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术语堆砌+理论套用”特征。这种标准化生产模式将文学批评异化为符合特定学术规范的产品，过度强调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和学术术语的规范性，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

在研究方法层面，“远读”算法模型与数字人文技术，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然而，部分研究者过度依赖数据抓取与量化分析，将文学作品简化为数据库中的研究样本，专注于文本的统计分析与模式识别，却忽略了作品中蕴含的情感脉络与语言艺术。理论征用上，古今转化、中西转化似乎是一条途径，但当我们看到过多当下长篇小说的评论，为追赶某种话语时髦，搜索出奇奇怪怪古书中的只言片语，以证明当下小说接通传统文化气脉时，表明的不再是文学批评是不是人写的问题，而是它何以变得如此之烂？这种研究方式不但背离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属性，还理直气壮地滋生了某种恶劣的投机主义风气。

“客观性”在当代文学批评中逐渐演变为一种学术权力话语。当批评者以“学术严谨”为由回避价值判断时，实则反映出对既有学术权威与利益格局的妥协。在学术研讨与批评实践中，“思想史定位”“叙事范式分析”等安全化表述被广泛使用，虽然符合学术规范，但往往缺乏对作品的深入剖析与真实评价。这种现象导致文学批评在面对作品缺陷时难以展开实质性讨论，理论话语的空洞化与审美感知的缺失并存。

学术评价体系对“主观感受”的排斥，进一步加剧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困境。在学院评价标准下，批评者往往需要套用西方理论框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大众对生动鲜活的文学批评的需求，与学术话语的专业化、晦涩化形成鲜明对比，文学批评的公共性与公信力在这种矛盾中逐渐被消解。

“客观性崇拜”的实质是批评主体性的弱化与消解。文学批评本质上是批评主体与文本之间的审美对话，需要批评者投入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判断。然而，当前对“客观性”的片面追求，使得批评实践演变为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机械复述，致使批评作品普遍缺乏个性与锋芒。这种现象与鲁迅强调的批评应有的“热烈”精神形成鲜明反差，文学批评遂沦为缺乏生命力的学术综述。翻看小视频，偶然看到鲍鹏山的一个演讲，他说，现在我们读到的学术之所以是一堆死知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硕博，早已摒弃了观念冲突，一上来就是划重点。所谓重点，无非一些知识点。我不知道，今天文学批评对客观性的崇拜，是不是与这个教育背景有关。反正，从文学批评的后果来看，客观性崇拜的极端化，留下来的只是一堆第三个人（作者和责编除外）即使翻阅资料都不见得能弄明白的“知识”。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算法批评逐渐兴起，这种批评方式将文学作品简化为数据变量，进一步消解了文学的情感体验与人文价值。当批评者放弃以个人生命体验与文本对话时，文学批评失去了与读者心灵共振的能力，最终沦为理论推演的工具。这种“去人性化”的批评生态，不仅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审美价值，也威胁到文学的学科生命力。

反思“客观性崇拜”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重新认识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文学批评既需要保持必要的学术规范，更要重视批评主体的审美判断力与现实介入性。在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中，应建立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既认可规范的学术研究，也包容富有个性的审美批评。同时，需要引导批评者在理论运用与审美体验之间寻求平衡，使文学批评既能体现学术深度，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二、学术外衣下的世俗妥协与文学批评的价值迷失

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对“客观性”的过度追求正在引发深刻的学术伦理问题。这种追求原本旨在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但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异化，导致文学批评陷入价值迷失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体现在理论运用、学术规范认知以及研究范式选择等多个层面，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生态的深层矛盾。

在理论运用方面，部分文学批评存在将理论工具化、表面化的倾向。近年来，核心期刊发表的文学评论中，相当比例的文章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框架，机械套用“叙事结构”“话语权力”等概念。据统计，某核心期刊2023年刊发的50篇当代小说评论中，约70%的文章以理论套用为主，真正涉及文学价值评判的内容不足15%。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批评者往往用“文本多义性”“阐释空间”等表述回避对作品的真实评价。例如，一些艺术水准有待提升的作品，常被冠以“某某主义本土化创新”“某某文学范式突破”等标签。这种将理论框架作为“保护伞”的做法，使文学批评逐渐脱离文本本身，沦为概念游戏，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判断功能。

学术规范认知层面也存在明显的偏差。当前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学术话语权”与“批评话语权”失衡的现象。在学术评价体系的影响下，强调主观审美体验的“体验式批评”逐渐边缘化。以某权威文学批评刊物2024年“当代文学”板块为例，采用体验式批评的文章占比不足10%，且多被置于次要位置。这种现象源于对学术规范的片面理解，将主观感受简单等同于“非理性”表达，甚至视为“攻击性”。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本应以批评者的审美体验为基础，但在实际运用中常被简化为单纯的叙事技巧分析。当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和《乌托邦诗篇》等被极简单、极粗暴却无比繁复地解读为张贤亮等“复出者”自恋、“替人民受罪”的道德优越感的别样文献考古，余华笔下的苦难书写被转化为“创伤记忆数据”，文学批评不止蜕变为冰冷的“文本尸检报告”，还成为了改写历史的最直接手段。虽能精准解剖结构，却丧失了感知文学温度的能力；虽能勾连许多当事人的历史遭遇，却屏蔽了文学反思国家民族命运的基本功能。这种倾向导致文学批评丧失了对作品的情感感知能力，虽然能够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却难以触及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

在研究范式选择上，部分学者将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考据范式机械移植到当代文学批评中，造成研究范式与研究对象的错位。简单将“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史料考据范式机械移植到当下批评，就是典型例子，造成严重的时空错位。这种过度依赖历史考据的研究方法，表现为对作家创作过程的过度挖掘、对文本细节的过度解读，甚至将作家偶然言论进行过度阐释。这种“以史鉴今”的错位研究，不仅使学术研究与当代创作语境严重脱节，更成为消解现实批判性的工具。当“新伤痕文学”对现实的尖锐反思被纳入“非虚构写作谱系”淡化锋芒，当网络文学中的大众情感被简化为“文化研究样本”，批评者实际上用学术考据的方式，掩埋了文学现场的鲜活生命力，忽视了其中蕴含的鲜活的大众情感与时代精神。

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前文学批评界的现实困境与价值选择。在学术生产机制与公共文化责任的双重要求下，部分研究者为了适应学术考评体系，选择以理论套用、规范遵循等方式进行研究，而忽视了文学批评最本质的价值判断功能。正如布迪厄所言，当“学术资本”积累取代“文化批判”成为首要目标，文学批评将逐渐丧失其应有的生命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在保持学术规范的同时，恢复批评者直面文本的勇气与能力，使文学批评回归价值判断的本位，真正发挥其在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符号的征用折射价值判断的悬置与失语

在2023—2025年间，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对中外文化符号的征用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局面。从西方理论符号的引入来看，美国诗歌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的“辨微阅读”理论，凭借其对诗歌语言细节的精准捕捉与创新性解读方式，为中国诗歌批评开辟了新路径，推动诗歌批评从宏观主题分析转向微观语言肌理探索，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革新。可是，分析借鉴其理论方法的诗歌批评文章，发现它们倒都在“辨微”，可是帕洛夫“辨微”中的微言大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者干脆屏蔽了诗歌本来就有的“微言大义”，仿佛诗歌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训练原子状态的字、词的搭配。同样遭到误读误用的还有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及其学说。德里达对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强调虽然打破了传统的文本解读范式，激发了对文本多重阐释空间的探索，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变异。部分研究者将解构主义简单化为语言层面的拆解游戏，过度关注文本的能指滑动，沉迷于复杂的术语堆砌与逻辑推演，将文学批评异化为脱离文本内核与现实语境的知识表演，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在这种语言狂欢中逐渐悬置。俄国形式主义者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初衷是为分析叙事规律提供科学严谨的框架，揭示叙事结构的内在逻辑。但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这一理论常被简化为对叙事技巧的表面化阐释。批评者往往止步于对故事中的功能项、行动元的机械划分，而忽视了对叙事背后深层意义与文化价值的挖掘，导致叙事学理论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与批判性。原型批评家弗莱的理论，本可借助集体无意识与文化原型的视角，打通古今文学之间的文化脉络，构建起文学传承与演变的宏大图景。然而，许多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中符号与原型的简单对应层面，未能将原型分析与当代社会现实、文学创作的时代诉求相结合，使得原型批评沦为空洞的文化符号比对，掩盖了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价值。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文学批评中的征用热潮同样值得深思。儒家的“仁”“礼”思想、道家的“道”“无为”哲学，唐诗宋词的古典文学形式，龙、凤等神话形象，长城、黄河等精神象征，以及传统节日、手工技艺等文化形式，都成为解读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参照。这些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文学作品的文化基因与历史渊源，加大文学批评的文化厚度。但在实践过程中，大量批评陷入了程式化、机械化的符号对应模式。批评家们热衷于在当代文学文本中寻找与传统文化符号的契合点，将鲜活的文学作品强行纳入预设的框架中，把复杂的文学创作简化为传统文化的展示橱窗。例如，在分析部分乡土题材小说时，批评者仅仅因为作品中出现了传统农具、民俗活动等元素，便直接贴上“乡愁”“传统文化传承”等标签，而忽略了作品对乡村现实问题的深度剖析与独特艺术表达。这种简单化、表面化的符号征用方式，搁置了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使得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作品的独特洞察与深入理解。

近年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一股风似地扎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号，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诸多弊端。首先，许多批评东拉西扯，牵强附会。为了彰显批评的“文化深度”，部分批评家不顾文本实际，强行将一些与作品关联甚微的传统文化符号植入解读之中。例如，在分析某些都市题材的网络小说时，批评者为了体现作品的文化底蕴，牵强地将小说中主人公的偶然善举与儒家的“仁”联系起来，却忽略了作品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这种做法不仅无法准确解读作品，反而模糊了作品的真正价值，使得文学批评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其次，这种符号征用行为暴露出投机取巧的心态。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注重文化底蕴与理论创新的背景下，部分批评家试图通过简单套用传统文化符号，快速构建起看似高深的批评话语体系，以获取学术认可。他们不愿花费精力对作品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而是依赖于现成的文化符号资源，进行模式化的批评写作。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文学批评的专业性与严肃性，使得文学批评沦为一种功利性的学术生产。

从本质上看，这种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滥用与误用，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注重主体感知、感受乃至直抒胸臆的精神背道而驰。中国古代文论强调“以意逆志”“感物吟志”，注重批评家在阅读作品时的个人情感体验与主观感悟。钟嵘在《诗品》中评价诗歌时，从自身的审美感受出发，对诗歌的“滋味”进行品评；司空图提出“韵味说”，强调诗歌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而当下的文学批评，过度追求文化符号的客观对应与理论框架的套用，将批评家的主体感受排斥在外，使得文学批评失去了温度与个性，变成了冰冷的文化符号分析与理论推演。批评家不再是文学作品的真诚解读者与感悟者，而沦为文化符号的搬运工与理论的传声筒，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精神的背离。

无论是西方理论符号的不当运用，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滥用，其本质都反映出当下文学批评将自身降格为技术分析或文化考据的倾向。批评家们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过于关注理论的套用与符号的对应，将文学批评简化为对文本的技术化处理与文化符号的考证工作。他们热衷于在文本中寻找理论的注脚，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去切割、肢解文学作品，而回避了对文学作品最本质的价值评判——对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创新、社会意义等核心问题的探讨。

这种现象背后，是文学批评陷入“价值中立”迷思的体现。部分批评家认为，保持“客观中立”才能彰显文学批评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因而在批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避免主观价值判断，试图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进行文本分析。然而，文学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充满温度与锋芒的价值判断活动。它不仅需要对作品的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更需要对作品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社会意义等进行评判。当批评家放弃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满足于文化符号的镶嵌式阐释与理论的机械套用，文学批评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力量与锋芒，沦为没有灵魂的学术表演。长此以往，文学批评将无法发挥其引导文学创作、提升审美水平、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陷入严重的失语困境。

四、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重建文学批评的公共性与专业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建文学批评的公共性与专业性，需要在文化现代性的理论视野下展开深刻反思。这一重建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调整，更是价值理念的重构——既要直面现代性带来的理性分化与专业壁垒，又要保持文化价值的整体性与人文精神的温度。文化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它既要求建立普遍有效的规范体系，又必须尊重文化传统中那些难以被标准化处理的精神内核。正是这种张力，决定了文学批评必须在专业性与公共性、客观标准与主观感受之间寻求创造性平衡。

从制度层面看，构建开放包容的批评场域需要超越简单的技术性修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一个健康的文学公共领域应当实现多元声音的理性交往。当前批评制度中的学术资源垄断和评价机制僵化，实际上反映了文化现代性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为此，我们提出的“双盲评审+社会评价”双轨机制，本质上是在制度层面重建“交往理性”的尝试。比如，近期某重要文学奖项引入普通读者评审团，在专业评审之外设立大众投票环节，这种制度创新使得批评话语不再局限于学术精英的内部循环，而是真正向公众敞开。同时，“现实回应力”“文化传承度”等评价指标的引入，也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将文化现代性所倡导的“价值理性”重新注入已被“工具理性”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

在方法论层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批评活动中感性与理性的复杂关系。文化现代性的核心困境之一，就是理性化进程导致的情感与理智的分离。本雅明曾警示我们，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灵韵的消逝；而在文学批评领域，这种危机表现为批评与鲜活生命体验的日渐疏离。我们倡导的“具身化批评”方法，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当批评家解读余华的《活着》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叙事结构或象征手法的技术分析，而应当首先让自己沉浸于福贵命运带来的情感冲击中，感受那种跨越时代的生命痛感，然后再运用理论工具解析这种情感共鸣的美学机制。这种批评实践，实际上是在重构一种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的智慧——将个体感受与集体记忆、感性体验与理性分析有机融合。就批评标准而言，文化现代性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既尊重普遍价值又包容多元声音的评价体系。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醒我们，文化认同从来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断建构的过程。这一洞见对文学批评极具启示：评价标准不应是永恒不变的教条，而应是历史性生成的动态体系。面对传统文学，我们既要珍视“风骨”“境界”等古典范畴的独特价值，也要认识到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新诠释的。比如，对《红楼梦》的批评，既需要传承脂砚斋评点中的审美智慧，也需要结合现代性别理论、阶级分析等新视角。对于网络文学这样的新兴形态，则需要发展出更适合其媒介特性的评价语言——“沉浸感”“共情力”等指标不是对传统标准的背离，而是在数字时代对批评话语的必要拓展。

在实践维度，文化现代性要求批评重新建立与生活世界的血肉联系。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指出，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价值领域的分化，但这种分化不应导致文化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彻底脱节。当前文学批评对网络文学、短视频叙事等新兴文化形态的“失语”，恰恰暴露了批评与实践的断裂。我们倡导的“批评-创作”双向反馈机制，就是要打破这种隔阂。例如，在讨论《山海情》等脱贫攻坚题材作品时，批评家如果仅仅在书斋中进行文本分析，而缺乏对农村实际的了解，就难以真正把握作品的历史深度。只有当批评家走进创作现场，与创作者共同探讨，与普通观众深入交流，批评才能恢复其作为文化对话的本真状态。

文化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学批评重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批评主体性的深刻变革。这种主体性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向历史传统、时代精神和社会实践全面开放的。它要求批评家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又要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既要尊重理性分析的权威，又要珍视感性直觉的价值。正如巴赫金所言，真正有生命力的批评永远处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之中。那些将传统文化符号简单拼贴的做法之所以缺乏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中断了这种对话，将丰富的文化传统简化为空洞的能指。这一重建过程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是文学批评自身的革新，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内涵的积极探索。通过重建批评的公共性与专业性，我们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新型的文化现代性——它既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保持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联系；既尊重专业领域的自主逻辑，又维护文化价值的公共品格。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成为引领时代精神、滋养心灵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力量。

最终，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温度的理性”——这种理性既不失专业的严谨，又饱含人文的关怀；既尊重客观的标准，又为主观的创造留有充分空间。这或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文学批评的最深刻启示：真正的现代性，不是用冰冷的规则取代鲜活的经验，而是在规范与自由、普遍与特殊、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那个最能激发创造活力的平衡点。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