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树上的男爵，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地面发生的一切。立于尘埃的男爵，拼尽全力让搁浅鲸鱼重返大海。

——题记

按照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于作家精神气质的划分，作家林檎无疑有着刺猬型人格，并将这种专注精神一以贯之地投射在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读他的小说，常常让人想到卡尔维诺笔下那“分成两半的子爵”与“树上的男爵”。在我看来，“分成两半的子爵”更多象征了现代社会中健全人格的分裂，“树上的男爵”则一定程度上象征着高于大地的凡俗众生相的超然凝视。而在林檎目前的叙事体系中，男爵显然并不在树上，而是“立于尘埃”。也就是说，他擅长用富有少年意气的笔法，来书写烟火大地上的传奇故事里，那些平凡而偏执、沉默而热忱的卑微者的尊严诗学。

《药师变》是林檎斩获第一届“鲤· 伏笔计划”首奖的作品，也是其首部中短篇小说集。一定意义而言，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文之元”，亦是其倾情打造的“江城”世情传奇的“人之元”。全书共收录《夜巡》《药师变》《啖鱼史》《重返暗河》（首发于《收获》2025年第1期）《背锅儿》《司号》《鲸鱼马戏团》七部作品，故事主角涵盖了小区保安、寺庙守门人、殡仪馆号手等群体。这些人披着看似迥异的职业身份外衣，却都面对着本质上相通的困境。透过这些书写，我们看到了庸常与光亮兼具、粗砺与荒诞共在、危机与困境并存、冷暖与笑泪相融、执念与烟火共生的市井传奇之中，作家所展露的少年锋芒与存在之思。

林檎将小说集取名《药师变》，显然暗藏匠心。“药师”这一词汇，出自佛家经典。据《药师经疏》等典籍记载，在很久远的过去，电光如来出世，在世间度化众生。当时有一位居士，被世间病苦、灾难、浊乱、烦扰所震撼，心生大悲，携其二子遁入佛门，立誓消除世间一切苦厄。后在电光如来点化下，居士修成佛果，“以相显法，以事喻道”化度众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林檎的文学视域中，其创作始终着眼于一个“变”字，怀着将高远佛理引入市井巷陌的雄心。在此，佛家一桩桩、一件件的救度行为，变为江城的梯坎巷陌里，那些被生活裹挟的普通人的一次伸手、一场坚守、一念慈悲。而正是在此过程中，林檎用文字完成了烟火人间凡俗个体的当代市井的行动与心灵的“经变”——在流变的人间、变化的选择、无常的生命中守住凡俗“执”与“善”的本真。

是的，这其中首先是“执”。在《药师变》中，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药师与男爵的共生抑或一体两面。在他笔下的“江城世界”中，那些小人物是药师与男爵的结合体，他们被世间困境劈成两半，却又执拗地站在尘埃里，坚定地守着自己的一颗本心。他们是生存与尊严、等待与决心的灵肉寄托，也是其存在意义的叩问对象：他们一半沉沦于生存的泥沼，一半坚守着精神的高地；一半在绝望中等待希望，一半在迷茫中坚定生活的决心。

在此，我们能直观感受到作家立足于“否定谱系”，所构筑的卑微者的“尊严诗学”。在《药师变》中，随处可见作家对于“老莫”这一未经驯化的野性符号的迷恋。很大程度上，老莫仿若作家在江城烟火世界中，构筑底层精神谱系的生存宣言。一定意义而言，“老莫”之“莫”，本身便是“否定”的象征。这个“老莫”在作品中，有诸多变体，比如“老庹”“老雒”“乔山”等等。他们往往深陷被碾压现实之中，需要在卑微中倔强挺立，需要抵御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异化、世俗规训所造成的对于“本心”的“否定”，需要以执拗姿态完成自我确证。这其中，《夜巡》里的老庹一半活在保安队长自我编织权力的幻梦中，一半却深陷亲情的荒芜与生存的困境中无家可归，最终沦为被时代抛弃的落魄者；《重返暗河》中的老莫，则在单位改革的浪潮中无所适从，一面相信正义与荣誉，一面又看透了世俗的虚伪与凉薄，最后在奋起反抗中落得葬身沥青池的悲壮结局；而《背锅儿》中的老雒、《啖鱼史》中的江老板、《司号》司号员、《鲸鱼马戏团》中的魏明等人物，也无一不是在“分裂时代”，在理想与现实、尊严与生存、坚守与妥协之间坚守原则，以底层世界人物“不被格式化”的姿态，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林檎所构筑的当代底层的“否定谱系”，当这些底层人物被世界碾压时，他们没有走向彻底的堕落或虚无，而是以卑微者“否定之否定”的姿态，在撕裂中寻找缝合的可能，守住了精神的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林檎正是以“否定”之执，在个体生命主体性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微观江城”这一现实寓言文本的建构。在此，作家以不虚美、不隐恶的粗砺、直观书写，揭开了我们熟知的现代小城温情面纱外的另一“疼痛”面向：职场倾轧、权力异化、道德滑坡、生存焦虑等悬浮时代个体灵肉的漂泊感与分裂感。在他的小说中，城市中那些“隐秘的地带”与“沉默的群体”被发现，地下车库成为欲望、贪婪与荒诞的滋生地，四海音像店成为时代淘汰的缩影，甚至丧葬行业也在的对生命的敬畏消散的利益算计中尽显冰冷。于是，此在的“老莫之否定”，便有了更多富有酒神精神的精神迷茫的直面、虚假荒诞的叩问，以及现代城市精神荒芜现实伤疤何以抚平的孜孜探寻。

也正是在此种孜孜探寻中，《药师变》又进一步写到了“善”。这是林檎小说世界中，“我在”主体性的另一重要构筑。

根据小说集“后记”中作家的表露，其主人公中“老莫”的灵感直接源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老莫餐厅。在此，老莫餐厅本就是主人公们挣脱日常规训、完成身份认同与自我确认的精神乌托邦。这一裹挟着特定时代青春记忆的空间符号，显然暗含了林檎柔软的善意内核的文本注入。在此温情性的“希腊小庙”乌托邦中，实质上隐含着作家向低处找寻崇高的生命礼赞。而这，也是其“药师”精神在现代城市温柔悲悯之“变体”的一种体现。

无疑，在林檎的小说集《药师变》中，“尊严诗学”的最美好呈现，便是对平凡生命的温暖书写。《药师变》中的乔山，为世俗财富与地位浮生幻想缠绕，一度产生轻生念头，却在一碗热面、一场大雪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温度，明白了活着本身的尊严意义；《背锅儿》中的老雒，驼背、贫穷、被人嘲笑，却用最纯粹的善良与仗义，守护了一个孩童的童年世界；《司号》中的司号员，在每一次为逝者吹响号角中，尊重着所有生命体的灵肉感知……这之外，还有诸多江城角落里的普通人，他们有挣扎又有坚守、他们陷入绝望又怀揣希望，他们在尘埃中坚守尊严与爱意。林檎以低处凝视的视角，为这些卑微者赋形增重，同时也彰显着自己的价值理念：崇高从来都是来自凡俗大地、街巷市井之间。这，是其小说世界最温暖的内核与最动人的艺术底色。

经由“执”与“善”的双重路径，林檎抵达了属于自己的存在之思，那便是“等待中的希望”，抑或“生活中的决心”。林檎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着很强的现实介入性，他们常常能从被动的等待救赎，完成主动的选择生活的行动性嬗变。这使得其主人公往往能从被生活劈成两半的“子爵”，演变为在理想与善良的坚守中完成立于尘埃、坚守精神高地的“男爵”。这，无疑隐含着其对于当代底层人物的存在之思。

这其中，在我看来，最能生动寄予并鲜活托举其“希望”与“决心”理念的，便是《鲸鱼马戏团》这部小说。在此小说中，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赋予笔下的“男爵”双重行动线：一面在现实世界里持续完成自我找寻的精神跋涉，一面倾力救助搁浅的鲸鱼踏上重返大海的旅程。这种叙事姿态，本身便是一种对于生命尊严的精神升华。正如林檎在其“后记”中所言说的那样：“等待没有结束，希望就一直存在”。依此出发，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诸多有意义的等待：等待救赎，等待转机，等待被世界看见，等待希望降临，等待大海的召唤，等待自由的呼唤，等待被尊重，等待成为英雄的时刻，等待尊严的降临，等待生活的意义，等待心灵的安宁……在他们的等待中，我们看到了被动的、迷茫的、无助的人们的蜕变的决心，过好日子的决心，挺直腰杆直面生活、勇敢活下去的决心，直面生存苦难、坚守道德之地的决心。这背后，一切的一切都仿若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重要的是，过生活的决心。”

正如《药师变》中老和尚凿下佛头卖给洋人，换三千斤小米熬粥救饥民的“鬻佛沽粥”，林檎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中，以“江城世界”的当下“药师变”中，生动书写了烟火人间活出的生命崇高。他以立于尘埃的男爵，和让搁浅鲸鱼重返大海的决心，让我们感受到了思想锋芒下的温暖与赤诚，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坚守精神完整性的重要意义。或许，这是《药师变》极为丰美的精神财富，也是作家林檎动人的文学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