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枝”在城乡中国
付秀莹的新作《青枝》依然以芳村为叙事背景，讲述一个叫刘米子的女孩在“乡村—县镇—城市”间的几度往复。这个成绩优秀的女孩骄傲地、自尊地甚至不乏几分自负地往返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城乡之间，她爱故乡和亲人，但打定主意要“远走高飞”；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城的大谷实验中学，却因巨大的精神压力不得不休学；心有不甘的她拒绝家里安排的相亲，去到石家庄同乡女老板的商场里打工，又因遭遇男人的欺骗和凌辱而返回故乡。
这是付秀莹关于乡村记忆的再度书写，用段义孚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恋地情结”，即对“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的深度情感依恋。作为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乡的作家，“70后”的写作总是不期然地包含着其自身由“乡/县”而“城”的奋斗经历。正如付秀莹在《青枝》创作谈中所说，这部小说“试图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留念”，米子“走过的道路满是一代人跌跌撞撞的脚印”，她的身上“有很多人包括你和我的影子”。作为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一代人，“70后”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他们成功地改写了高加林、孙少平“失败”的进城故事，在城市扎下根来。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瓦当的《到世界上去》、阿乙的《模范青年》、魏微的《烟霞里》等小说都在反复讲述这一典型的代际经验。因此，这个叫米子的女孩会让人想起付秀莹《他乡》里的翟小梨，或可将米子视为翟小梨的“前传”。小说结尾处，在米子经历了城乡的几度往返并决定重回学校读书时，翟小梨的人生故事才刚刚开启。
但仅仅如此理解未免褊狭，《青枝》的魅力不仅来自于一代人依然葳蕤的青春记忆，更在于女主人公的坚韧、顽强及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这恰恰与“城乡中国”的发展路径构成了高度的同频共振。这种一致性亦体现于书名，“青枝”的葱郁蓬勃指喻着青春的个人，也指喻着青春的国家。周其仁在《城乡中国》中这样描述1984年国家进行城镇化“试点”带来的变化，“‘农民中最不甘心永远当农民’的活跃分子，从此多了一个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合法机会”，这个政策打开了“数亿中国农民由乡入城的机会之链”，激活了中国乡村内在的原动力和自我修复功能。《青枝》所聚焦的，便是通过少女米子的读书和打工经历，真切而生动地“复原”了1980-90年代的城乡中国充满发展热力和沸腾活力的时代情形。在乡村，从土地承包到外出打工，村民们忙得脚不沾地，后来纷纷做起了皮革生意，小米家成了万元户；在城市，一切都方兴未艾，建筑工地日夜轰鸣，商场、饭馆、酒店生意兴隆，人们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南来北往，各行各业都在激烈地竞技和博弈，将偌大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巨型“舞台”。
《青枝》的另一重魅力来自于它的叙事策略。付秀莹的古典美学风格历来为人所称道，她一方面运用温婉古典的抒情手法皴染出乡村的优美景致和四季风物，另一方面采用多重对比的方法将米子“离乡进城”的经历立体化地呈现出来。在抒情与叙事、风景与习俗、理想与现实的多元变奏中，米子对城市的向往及其付诸行动的过程被勾勒得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充满了情感和戏剧性的张力。在付秀莹笔下，米子出生成长的芳村历来便有“城乡差异”的意识，就像村人所感叹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由于父母对读书识字有天然敬畏，米子的主业不再是种地而是读书，她和翟小梨一样都是依靠读书这条“上升通道”才走出了乡村。这正是“70后”一代与陈忠实、路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最大的不同，他们不再面朝黄土，胼手胝足，与土地的联结由身体性转换为了情感性，这也决定了其乡土叙事的题材和面相与前代作家迥然不同。
在《青枝》中，米子的进城愿望是被老师所唤醒并不断形塑而成的。在芳村读小学时，米子被毕业于县城师范学校的小张老师所吸引，他那干净的气质、时髦的装束、好听的普通话、锃亮的自行车都让她心醉神迷。与其说米子为之心动的是小张老师，毋宁说是神秘的“远方”的气息。至于进城读书的同学环环、嫁到城里的小杨老师，都从不同侧面向米子隐隐昭示着“远走高飞”的美好未来。当米子进入大谷实验中学后，原本骄傲的她被城里人所展现的丰沛的精神景观所震撼：城里孩子皮肤白净，眼神明亮，神情从容；教英语的孟老师才华横溢，谈艺术、诗歌、历史和五光十色的时代生活，让米子领悟到拥有审美力的人是如此迷人；从大城市转学来的叶知秋着装中性，表情松驰，姿态潇洒，备受老师宠爱，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属于广阔世界的美，诸如此类的“陌生化”景象一再刺激着米子的“雄心壮志”。
对米子来说，“城市”是想象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国还未出现成熟的城市文明，但那一鳞半爪的光影足以让乡村少女心驰神往。就此而言，她朝着城市的“单向奔赴”是一场身体的成长史，也是心灵和情感的成长史。如果说米子在“乡/县”因读书成绩好而一帆风顺的话，那么她在城市的谋生之路却是危机重重。与米子一道去石家庄的还有同村女孩青青，与颇有想法、身姿伶俐的米子相比，青青的傻气一览无余。有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傻”保护了青青，反而是米子不断落入男性的情感欺骗和险遭凌辱的困境。另一重对比来自商场老板小钗，她是全村人羡慕的嫁给城里人的幸运女人，漂亮、聪明、有才干，是经商的一把好手。然而，在她那金枝玉叶的生活下，密布着情感、物质和家庭伦理的“险滩”。在《青枝》中，米子的城市生活便在这种种对比之下渐次呈露出了难以为继的穷途末路。她愿意接受城市的深度改造，但女性的自尊与羞耻形成了一道坚韧的底线，不容僭越。与其说这妨碍了她，毋宁说挽救了她。
喜欢乡土文学的读者会注意到，不少作家对乡村风景的描摹往往诗意而浪漫，而在面对城市时难免有对峙之意，这在沈从文笔下有着典型体现。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主题在付秀莹的《红了樱桃》《如果·爱》《现实与虚构》等作品中曾经出现过，但这一次，她祛除了单一的价值评判，她注意到城市生活在带给人们丰足物质和情感享受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残酷的城乡、阶层、工作的分野以及精神上的种种压抑和贬低。米子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并在目睹军子的变化后决定重返学校读书。这个结尾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因为对于“70后”来说，读书这条“上升通道”是最有效的，或可以说是唯一有效的。从这一点来看，付秀莹所记录的米子的青春实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横截面，一种折射。
《青枝》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放性的小说。我不确定付秀莹是否有“续写”的可能，但考虑到《青枝》将句号打在20世纪90年代，不妨这样说，比起翟小梨作为知识女性的前半生的故事，“米子在1990年代”的故事更值得期待。因为那是中国城镇化和改革开放走向高速发展的时期，是“乡土中国”向着“城乡中国”转型的重要时期，它那深藏于历史洪流中的面相依然生机勃勃，召唤着一场场工笔细绘或浓墨重彩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