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试图对2025年的北京文学创作做出综述本身是艰难的，且多少带着“荒诞”的意味，我们总是“傲慢”地认为我们可以观察到某种创作规律，发现某些创作主题，但文学创作的美妙总在于其不可预测，在于其超出往常的先锋。对这项工作勉力为之的理由，可能在于人性之中对于回望来时路的渴望，在于释放未被阐释的文本活力的批评愿景。即便脑海中已经早早闪烁“挂一漏万”四个大字，能够短暂地明晰我们正身处的文学时空，依然让人觉得充满力量。

一

2025年，对于北京文学创作的观察，依然要首先提及《北京文学》自2023年开设的专栏“新北京作家群”，本年度专栏共推出刘汀《富贵如云》、徐皓峰《神速》、古宇《形莫若就》、阿乙《狂妄》、伍倩《舌锁》、宁肯《鸟》、石一枫《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西元《种子》、杜梨《小耳木兔失落于永定河》、乔叶《雪打灯》、常小琥《污点》、马亿《一号位》等十二篇作品，除了杜梨的一篇是散文外，其他均为短篇小说。按照《北京文学》副主编张颐雯的表述，“‘新北京作家群’以青年作家为主体，至少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在北京用北京话写作，结合北京传统和城市生活的新京味作家’，如石一枫、杜梨、孙睿、凸凹、常小琥、李唐、侯磊等；第二类是‘以北京作为精神背景，能够融汇多种文学经验的新北京的书写者’，特别是‘到北京求学留在这里的’，如徐则臣、刘汀、马小淘、文珍、张天翼等；第三类是‘长期在北京生活，但是写作的主要对象是他们的故乡’，‘从北京这个视角去打量他们的故乡’的作家，如阿乙、郑在欢等。”［1］这是从写作者身份层面来定义，而在写作素材/内容/主体层面，“‘新北京作家群’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又大于这个空间，有鲜明的地域性指向，又大于这个指向。它总是大于我们的言说和想象。复杂性、开放性、流动性，反倒是新北京作家群的特色。与老舍、沈从文、汪曾祺、王朔等京派、京味儿作家相较，他们置身于新北京复杂、开放、流动之中”［2］。在这样的意义上，这十二篇作品无疑都属于题中之义。只不过在这十二篇作品中，徐皓峰讲述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日常，阿乙沉浸于与外国作家的互文游戏，伍倩关注校园内的恋童癖问题，乔叶继续着对豫北乡村疗愈的描摹，西元的目光则聚焦于军旅，他们都是“新北京作家群”成员，但他们的作品显然具有“北京文学”之外更为广泛的普适性，剩下的七篇倒是和北京的关系更为密切。

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宁肯继续着自己“城与年”系列作品的创作，《鸟》作为他的童年回忆，向读者展现了六十多年前北京市井生活的真相，那是某种意义上“前现代”的“老北京”，有着历史叙事的意味。对宁肯来说，即便生活于“新北京”，他念兹在兹的恐怕仍然是童年时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带给自己的生命痕迹，在今天重述历史，宁肯别有一副属于当下视野的笔墨。

也是在这一年，宁肯在《当代》第4期发表长篇小说《冯所在》，书写以数学家冯康为原型的冯所在的人生故事。这一虚构小说的创作当然是发表于2017年的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的回响。身为作家的宁肯心系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中关村的发展史，执着于为那些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时代先锋正名。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宁肯关注的冯康、陈春先、王洪德等人都是陌生的，但我们可能正享受着这些陌生人的成果带来的进步和便利。宁肯以拳拳之心为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标”作传，也是在为这个作为共和国首都的城市的“来时路”保留历史的记录。

同样执着于具有年代感的“老北京”书写的还有林遥的《生死一诺》，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2025年第4期，同期还发有魏市宁的《匕首洋枪》，两篇小说讲述的故事都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都以丰富的细节呈现了北京市井胡同的日常生活，唤醒了诸多被遗忘的历史传统与民风民俗。更重要的是，两篇小说都指向了某种正在消逝的“人间情义”，《生死一诺》讲述“为人谋忠乎”的现实实践，《匕首洋枪》则指向难以言表的“民族道义”，“小说千变万化，各有巧妙不同。《匕首洋枪》和《生死一诺》同写故都北京/北平，由于作者的文化差异，则表现得各有千秋，但都写出了昔日北京/北平的神韵和滋味”［3］。

老作家肖复兴也对滋养自己的“老北京”充满感情，他在《当代》2025年第3期发表散文《老街五记》，重返自己幼时生活的北京老街西打磨厂，详细描写这条街上的粤东会馆、同泰店、乡村饭店、和平饭店、培英醋房等店铺，讲述与这些店铺有关的街坊们的人生故事。肖复兴在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他的“故乡”景况，“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有百年沧桑的历史，更在于一次次返乡时，让我逐渐有了一些能力，不断地看到它、感知它与体认它。那些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融入了记忆和感情。”［4］北京作为大国首都，似乎很少被置于“故乡”的位置，而是更多被作为“世界”和“远方”，肖复兴由此赋予北京另一副面孔。

更为年轻的作家的作品中，如刘汀的《富贵如云》、石一枫的《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常小琥的《污点》等也多少具有“老北京”色彩，只是和肖复兴、宁肯等前辈相比，他们显然走在另一条“京味儿”赛道上，或是语言风格，或是人物形象，或是环境变迁，他们关注这些历史的遗存与当下的“新北京”发生的碰撞与产生的张力。局气的富贵哥、自私的刘乔治、赤诚的阿改等人身上的故事向我们呈现着文学时间与社会时间的时差，呈现着另一种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与主流话语之间构成的参差不齐之美。

相比之下，古宇的《形莫若就》、马亿的《一号位》表现的内容更为“年轻”，关切的是更为普适性的“职场”，在人人被日常工作异化的时代，两篇小说正是触及了大家最为敏感的神经。在今天的职场中挣扎的樊斯如、王采苓、陈涛、秦松恐怕正是当年徐则臣笔下的敦煌、保定、夏小容，只是他们在天桥上卖假证、在超市门口卖盗版光碟，而“樊斯如们”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钩心斗角，在五彩斑斓的直播间里挣扎求存。不管是多年前的“打工文学”还是今天的“职场牛马”，“新北京作家群”的作家们无法忽视这座超大型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数”，而导致他们焦虑内耗的，除了工作与考核压力，更多是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两篇小说将这些冗杂繁复的问题或隐或显地埋藏于小说叙事中，向读者展示着“你不是一个人”的终极抚慰。严彬发表于《当代》2025年第3期的《汪静怡小姐的客厅》有异曲同工之妙。写了多年诗歌的严彬开始写小说了，并且以相对诗意的设计——北京城里一个年轻女性的客厅——浓缩式展现当下都市青年人生活的实际窘境。

这一年，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承继徐则臣“中关村系列”的可能是作家孙睿。这个当年以《草样年华》等青春文学获得广泛认知度的80后作家近年显然转移了关注焦点。2025年，孙睿出版小说集《抠绿》，收录八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孙睿熟悉、读者们倍感好奇的影视剧行业，孙睿捕捉了导演、编剧、替身、小美术师等并不出现于聚光灯下的小人物，呈现他们在幕后经历的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和古宇、马亿、严彬的关切类似，这是孙睿笔下的“京漂”故事、底层故事、现实主义故事，是随着时空的转移而在“新北京”不断生长的“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新北京作家群”的讨论在本年度依然火热，这个概念可能试图囊括几乎所有处于创作活跃期的北京作家，但关于“老北京”“新北京”的书写永远不是某个作家群体的特权或责任。我们期待“新北京作家群”生发出更为深刻、有趣的时代话题，但“新老北京”的面貌则永远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刷新。

二

杜梨的《小耳木兔失落于永定河》是前述《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专栏中唯一一篇散文，是当下颇为“时髦”的“观鸟笔记”。在这篇长达两万五千字的作品中，杜梨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大量的观鸟细节，百望山、乐活中堤、永定河、六郎庄等北京地标也不过是观鸟活动中无关紧要的地名，杜梨的创作在时间、空间双重意义上获得了某种独特的“当代性”：我们生活于同一个客观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北京，但我们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我们感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北京生活”。那山间、郊区、河边、荒野等处的清风、明月，以及不知何时出现的“小耳木兔”，和写字楼、地铁站、飞机场、堵车、雾霾一样，向我们昭示北京生活/北京文学的多种正义。

也是在这一年，杜梨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漪》，收录七篇小说，而几乎每一篇里，都有“鸟”。这位本名王蒙的年轻作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同时在“皇家园林”颐和园里有一份工作，或许是因为长期与古建筑、湖泊、树木亲密接触，杜梨笔下总是自有野趣，但在这些野趣之中，杜梨又总是融入许多“现代”技艺，如梦境、迷幻、音乐、想象等，但杜梨借之处理的，却是家庭、情感、伦理、人际关系等严肃的社会议题。在杜梨笔下，家庭暴力、精神障碍、失独父母、动物保护甚至移民问题、帮派斗争等都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得到呈现和讨论，杜梨展现出青年作家丰盛的一面，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写作技能，同时可以游刃有余地运用技能在文学中处理自己真正关切的话题。

在2025年和杜梨一样表现出“丰盛”特质的青年作家，还有李唐。李唐于2025年10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神的游戏》。同样出生、成长于北京，但李唐不仅本人讲话不带京腔，也鲜少在作品中表现出北京地方特色。在此之前，李唐已经出版多本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大多立足于个人的阅读经验与想象力拓展，致力于营造精神性的别样乌托邦。然而，在这本最新的小说集中，身为90后的李唐“开始回忆”了，在被他称为“系列中篇”的《神的游戏》《存在之虹》《星辰坐标》中，李唐都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为主角，讲述“中二”时期的成长与家庭故事。这故事里不仅有忧郁的文学少年和作为理想生活象征的“外来者”，更有深潜其间的作为成长见证的“环境”，李唐罕见地处理了“劲松”“拆迁”“庙宇”等具有北京特色的空间和概念。事实上，李唐这一代的成长见证着“中国崛起”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北京更适合充当这一社会历史的缩影。往事如烟，这座城市的这段过往已经开始以“梦境”“回忆”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李唐以“造梦”的方式致敬生养他的城市和家庭，这是又一代青年作家的自我抉择。

作家辽京比杜梨、李唐稍微年长，处理北京生活与家庭故事的手法也相对质朴，可能也因为这份质朴，辽京显示出其沉隐的独特力量。2025年对辽京来说可能是相对重要的一年，她在202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露春分》于这一年荣膺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为她赢得了巨大声誉。小说讲述一个有着三代人的北京家庭在第一代家庭成员老去时面临的养老困境，当前社会的结构性难题以家庭情感伦理的面貌铺陈。也是借助这个故事，我们得以窥见在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角落中，独生子女一代如佳月、佳圆在“又新又旧”的转型时代家庭必须担负的沉重责任以及伴随而来的个体精神困境。2025年9月，辽京出版小说集《在苹果树上》，继续深耕她熟悉的家庭叙事。小说集由四篇小说构成，以四个不同视角讲述一个家庭三代女性不同时代的人生经历。辽京笔触细腻，一次次触及中国式家庭氛围中那些难以言表的情感与不安，如小说封面所示，“我们终此一生，都在血缘的迷宫里寻找出口”，辽京深谙其中的复杂变奏，更勇于在呈现复杂的同时做一个寻找者。

同时可以提及的，是淡豹发表于《小说界》2025年第5期的短篇小说《请照顾好你妈妈》，同样是书写几代人成长、纠葛的“家庭故事”。和杜梨、李唐、辽京等人笔下的家庭不同，淡豹笔下的人物并非北京的“原住民”，却因为工作、就医、旅行、探亲等各种原因与北京发生联系。作为这个大家庭的“第三代”，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二楠和辽京笔下的佳圆、佳月一样，是社会历史、新旧家庭转型时代的“历史中间物”，承受着来自上下代际、新旧观念带给她的多重温情与压抑。资深作家刘庆邦在《北京文学》2025第2期发表的《京京爷爷》也触及了此类话题，小说讲述来到北京帮儿子儿媳照看孙女的一对农村老人的生活故事，他们是这座大城市的另一种“外来者”，和底层京漂打工人或通过升学留下工作的白领们都不同，但他们的数量却并不稀少，他们带着相对前现代的价值观念与儿子儿媳、孙女共同生活，再次构成新旧交织的家庭氛围。这些故事中不被看见的隐微情感与伦理处境，也因为浸润于若即若离的北京，因为与这座城市产生或大或小的张力而构成另一种重要的文学风景。

重要的“京味儿作家”——也是“新北京作家群”的一员——石一枫在本年发表长篇小说《一日顶流》，一向被冠以“硬核现实主义”标签的石一枫再次强攻现实，讲述互联网时代一个无业的北京青年“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荒诞故事。石一枫以幽默的笔触书写一对北京父子的日常生活，“京味儿”语言风格之下埋藏着他擅长讲述的家庭隐痛。石一枫将现代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与传统价值观念下家庭伦理杂糅书写，和辽京等人一样致力于呈现复杂多元的“北京家庭故事”。当然，石一枫总是更为“时髦”，他不惮于使用明天可能就过时的名词或概念，他追求当下此刻的“反映”，追求对于同时代人的即刻关切。

《一日顶流》最终还是落脚于一个“美好结局”，石一枫内心纯良，他依然在相对传统的观念中试图挖掘我们生活的流量时代的温情与爱。与之相对照的，是何许人在《当代》2025年第2期发表的小说《兼职儿女》，同样以北京为背景，却将当下家庭面对的多种问题直白呈现，将亲自陪伴、情绪价值等传统家庭担负的功能转化为简单粗暴的商业行为，“儿女”成为一种职业，“兼职儿女”成为一种创收方式，成为可被评估、打分甚至内卷的新型就业路径。如此讽刺，如此真实。

从杜梨、李唐、辽京到淡豹、刘庆邦、石一枫、何许人，他们一遍遍向我们强调，我们生活在如此荒诞的时代，生活在如此丰富的北京，但不论新、旧，我们始终生活在“家庭”之中，在想方设法地维系家庭存在的正义与尊严。时移世易，北京总是瞬息万变，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生活的家庭也总是呈现不居的状态。文学的着力之处，正在于捕捉这些新旧家庭的故事，捕捉这些故事中“人”的进步与堕落，“人”的忍耐与爆发。

三

2025年1月，故宫博物院的专业研究馆员祝勇出版长篇小说《国宝》，以虚构的方式再次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恢宏历史，也与此前的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形成有趣的互文。在小说《国宝》中，祝勇通过守护国宝的普通个体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呈现复杂的历史时期人性的纯洁与卑琐、无私与贪婪。这部小说或许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北京文学”，但故宫、国宝、南迁等关键词又都在提醒读者，这一切与北京密切相关。或者说，与作为首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北京有关。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正是因为担负了这样的功能与责任，“北京文学”注定携带其他地方性文学不具备的气质，“北京文学”总是会与历史、责任、灾难、省思等“大词”紧密相连。

今年在这一层面有所贡献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他在《北京文学》2025年第12期发表三万多字的散文《大雨落幽燕》，视野开阔、气势恢宏。韩毓海从金元依水定都写到康乾“西部为体，东南为用”，再写近代海疆危机，全面梳理北京城绵延千年的“水脉”，最终落脚于近现代以来共产党人修建十三陵水库以“为人民服务”的伟业。在韩毓海笔下，“北京”是一种象征，北京的“水”以及与“水”有关的建设更是，韩毓海采用了历史散文的笔触，重述历史，意在当下，深情称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盛世景象，也寄托了个人的历史之思与情感震荡。

在这里也必须再次提及青年作家刘汀。同列“新北京作家群”，刘汀其实属于张颐雯所说的第二类，而除了《富贵如云》等短篇小说外，刘汀在2025年出版了相对厚重的长篇小说《生活启蒙》。小说讲述在北京开设纪录片工作室的“北漂”丛牧之的故事，以她个人家庭生活和追寻父母过往经历两条线索推进情节。如小说标题所示，刘汀秉持着具有传统价值意义的“启蒙”动机，他有意书写两个家族三代人于半个多世纪中的精神史，有意在相对宏大的结构框架中清理代际的遗产，讲述遥远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微妙互动。据说小说原题《逆旅行人》，最终修改为《生活启蒙》，诚如批评家刘诗宇所说，“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编辑、期刊抑或出版社将书名改成《生活启蒙》，这其中一定蕴含着特别的考虑——我很希望是他们相信在202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会有足够多的人付出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从这样一部超过五百页的作品中感受到文学对于生活的启蒙力量。”［5］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刘汀，也开始书写代际历史了，和他的50后、60后乃至70后前辈作家不同，他对宏大历史的回溯只能从个体出发，以寻找、探索以及后设的理解、共情的方式发生。只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生活启蒙”的重任能否由文学完成？刘汀给出了个人的实践和答案。同样给出个人答案的，是以“铁西三剑客”闻名的青年作家班宇。这一年，班宇在《收获》2025年第2期发表短篇小说《清水心跳》，依然是讲述“东北往事”，但“讲述故事的年代”却是北京的当下时刻。班宇依然使用他擅长的悬疑叙事与细腻笔触，呈现个人、家庭与时代的记忆和遗憾。和刘汀的人物故事类似，这是“外省人”在北京，是“外省人”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对于往事、创伤的重新梳理，是“外省人”对于文学、叙事力量的又一次信任式使用。

此处需要着重提及的，是作家陈建功于2025年发表的《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以他本人在1968—1978年的十年矿工生活为素材，呈现特定年代的生活经历与社会观察。作品冠以“长篇非虚构小说”，将“非虚构”和“小说”放在一起本身就是颇为吊诡的设计，或许是想要强调其中的“自传性”与“虚构性”并存，而这一借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小说标题也正构成陈建功的某种“文心”，是今天的陈建功回首往事时的“判断”。作为老同学的黄子平深情撰文：“这正是一种‘找乐’：于今可以说人话，可以不装孙子，把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转化为文学和小说，一大乐子呀。作为同窗和同龄人，我阅读建功这部‘非虚构小说’的体验，其实相当五味杂陈。首先是高兴，老同学终于把酝酿多年的‘十八岁遇见侏罗纪’写成了；其次呢，就是勾起了我自己‘脏的时候’很多非常相似的记忆，并立马希望自己也能具备建功式的诚实反省的勇气。”［6］京西煤矿的艰难岁月或许与今天的“北京文学”无甚关联，却是陈建功这一代作家重要的文学启蒙与精神修炼。因为记得，所以书写；因为书写，所以自省；因为自省，所以深刻。

在深刻自省的叙事层面，还需要提及梁鸿于2025年9月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是一本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采访笔记”，其中有关北京海淀的部分尤其触目惊心。不知道从何时起，“海淀”成为当下教育体制中的某种代名词，“海淀妈妈”更是有了另类/非正常群体的标签。梁鸿在这部作品中直面“房间里的大象”，通过具体真实的案例、实际发生的悲剧将孩子们正在经历的精神困境呈现给“掩耳盗铃”的“大人”们。北京，容纳着成年人的悲欢，更装载着未成年人成长的伤痛，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他们今天面对的一切将在他们的心底留痕，也将由此塑造“明天的北京”。在这样的意义上，梁鸿在为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中的人艰难守望。

最后，或许也可以稍微提及徐则臣于2025年8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域外故事集》。曾经以新世纪初底层人的“京漂”故事享誉文坛的徐则臣自然被纳入“新北京作家群”的谱系，而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北上》采用宏大叙事，以运河串联起家国民族的恢宏历史，《域外故事集》则返归短小精悍的篇幅，返归以“我”的视野讲述北京人/中国人于世界各地的见闻。小说题目可能致敬了鲁迅、周作人当年翻译的《域外小说选》，也确实是徐则臣早年念兹在兹的“到世界去”实现为主体意义上的“在世界中（worlding）”。我们对于外国资源、经验与某种社会生活的认知想象从自卑、自强到自信、自傲，再到平和、自然，正是徐则臣这一代70后作家思想观念的成长轨迹，可能也是北京/中国文学于近二十年发展变化的重要呈现。

不得不说，从《国宝》到《要有光》，这一年书写“北京”的作家们依然深受人文精神的约束，或者说，他们依然经受不住历史的诱惑，依然想要担负“士”的责任，想要挖掘历史的遗产，想要回应历史给予我们的难题，更想要借助文学叙事省思当下，发出或响亮或微弱的声音。

我们不妨以《北京文艺评论》开设的北京研究专栏《北京来信》为这篇综述结尾。这一年，合计六期的专栏分别讨论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两个作品专题、现代作家的北京情结、北京的当代艺术、“新北京作家群”、“新京派”研究等话题。《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于2023年，在2025年依然处于讨论之中，除了专栏中涉及的数字北京、媒介平台、非虚构等问题，可能多少与在2025年成为重要热点的“新大众文艺”思潮密切相关，而这一思潮显然不仅仅关乎北京。“新京派”的概念在“新北京作家群”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了两年多之后被讨论显得有些陈旧和不合时宜，著名学者孙郁对此有多篇论述文章。和当下的地方性写作思潮相区别的是，“新京派”指向审美层面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风格的艺术传承，指向当下时代知识分子作家对文学美育理念的贯彻。或者说，“新京派”的梳理和研究试图回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功能。现代作家的北京情结、北京的当代艺术等话题当然超出本文的讨论范畴。我们也正由此可以发现，六个话题称得上“南辕北辙”，却又都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的意义上拓展边界。可能这也是2025年北京文学创作呈现的真实状况，丰富、多元、野蛮生长，同时在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艺思潮发生微妙的龃龉与互动。这一年，与这六个话题有关和超出这六个话题的学术会议、作品研讨会开了几十、上百次，当代文学似乎比往年都更“热闹”，我们不能确定，这是风暴到来前的征兆，还是风暴本身。由此，北京文学于2026年的发展，在任何意义上都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参见赵天成于《新北京写作：为一种常新的精神性文学》（《北京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中的概括总结，张颐雯的论述参见《北京的巴尔扎克们——北京作家及“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浅谈》（《文艺报》2023年5月17日），《同代人沙龙：“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多重指向》（《北京文学》2024年第5期）。

［2］师力斌：《〈北京文学〉：在笃定创新与敏锐开放中前行》，《文汇报》2025年2月21日，第9版。

［3］谢玺璋：《为朋友者义为先——读小说〈生死一诺〉和〈匕首洋枪〉有感》，《青年文学》2025年第6期。

［4］肖复兴：《为什么一次次重回老街》，《光明日报》2025年3月26日，第14版。

［5］刘诗宇：《21世纪，文学还能启蒙读者吗？——评〈生活启蒙〉，兼及刘汀的文学世界》，《上海文化》2025年第11期。

［6］黄子平：《写小说，也是个乐子——陈建功〈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北京文艺评论》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