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学术品质退化的矫正，更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努力，20余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倡导和实践已渐成规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理论构想、程光炜倡导的“重返80年代”，堪称引导这一研究潮流的“三驾马车”。但由于当代文学的进行性特征和开放性姿态，历史化研究仍存在不少难以达成共识的讨论空间。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来路，其出发点、学术目的和研究印记清晰而坚实，但问题实质不在于要不要历史化，而在于如何历史化，进而实现历史化。具体而言，历史化研究的初衷旨在摆脱主观化，乃至“言人人殊”的文学评论对于文学史建构的影响，但文学评论无疑是建构文学史的重要元素，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如何才能实现文学评论有效且合理介入？历史化研究更倾向于作品之外客观资料的挖掘、呈现和证伪，但作家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家作品的呈现和解读，无疑是文学史的核心，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如何才能“以文本为本”，推进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进行性遴选并趋于相对稳定？历史化研究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声势的研究潮流，但当代性亦应是当代文学的价值品格，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是否存在更多的价值指向和可能性范式？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诗性阐释与历史化介入

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萌发和展开，有其或隐或显的理论来源和更为明晰的实践指向。从理论来源上看，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倡导论证的“永远的历史化”，可谓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外源理论的核心；中国汉代以降直至乾嘉学派，推崇完善的汉学疏证则隐约构成了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内源理论的根脉（1）。从实践链条上看，历史化研究的萌发与1980年代末期之后的“重写文学史”“重排作家座次”“十七年小说再解读”等有直接关联。

中国当代文学自1980年代末开始的“重写”“重排”“再解读”等讨论，既是文化繁盛、思想多元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文学的知识重构、学科重整的肇始。但这种或秉持文学性标准，或高举现代性旗帜的做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十七年小说”，先后做出截然不同阐释的状况，在致力于寻求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学者看来，是需要认真审视的。于是，洪子诚在构建极富个人色彩的当代文学史时，将研究对象更多地转向了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乃至讲话、检讨等非虚构性文本，倾向于“以问题为本”，在历史化进程中“敞开问题”；吴秀明更重视史料的完善，倾向于在史料挖掘和研究过程中“稳定历史”；程光炜则提出了“重返历史现场”，以新时期文学为剖面，质疑批评家感性化的评价结论，将理性分析植根于对文学思潮、事件及作品生成机制的考察。无疑，洪子诚、吴秀明、程光炜所倡导并实践的历史化研究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说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对于詹姆逊或中国传统汉学的借鉴表现得或隐或现且各有侧重，其对于“重写文学史”“十七年小说再解读”等评论实践的警惕和纠偏则表达得明确而统一。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倡导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理性化，反对文学评论和阐释的随意性和主观化。但需要延伸的问题是，文学史研究是否可以或者能够真正摆脱文学评论的阐释性结论？文学评论是否可以或者能够完全排除阐释的主观化？如果说历史化研究作为一种思潮，是对1980年代以文学性为中心的审美研究范式的扬弃，这种范式更替是否能够无视文学的审美特质、诗性思维？答案似乎很明确，任何判断都不能绝对化。

这样的疑问一直伴随着历史化研究的始终。陈晓明从文学的本体特质出发，提出“应然”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创作本身蕴含着难以被历史化完全吸纳的内在的文学性属性（2），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根本方法还是回到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解释，‘历史化’还是要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的美学层面”（3）。张清华作出了陈述式的“已然”判断，称历史化研究“对科学性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文学性的理解”（4）。基于这种状况，对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质疑声越来越强。更有学者直接指出：“我们不忽视史料建设方面的成绩和价值，但面对当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危机，不能止于重视‘史’，还要走向‘诗’，即努力提升和当下现实有效对话的思想能力，建构出一种大境界、大气度的诗性审美理想。”（5）

回到历史化研究的倡导层面，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脱离文学本体、矫枉过正的研究现象，吴秀明早有警惕。吴秀明曾指出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学那里去，从文学那里再出发，而不能疏忘或忽略了它作为文学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素质的那些东西”，“因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或者是文学的历史（主要是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演变的历史），所以有必要强化和突出‘形象性’或‘文学性’的元素，并将其作为有别于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独特个性在研究中加以体现”（6）。

质疑和倡导双方给出了相似的观点，是否可以说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导向与文学性坚守本就不是对立的。上述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理论冲突的学术生态优化问题，是在具体研究层面秉持多元思维即可“息讼”的。

呼吁回归文学研究诗性特质的理论家，自然忽视不了历史化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一定不会无视历史化研究对于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历史化研究的倡导者也自然不能无视文学之所以称为文学的诗性特质，也回避不了文学评论作为一种诗性阐释已经渗透进中外文学史，成为其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事实。文学评论作为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再创造，尽管可能存在时代局限、主观偏狭，乃至偏离文本的强制阐释，但客观的、有创造性的，甚至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但富有时代性的文学评论，仍是文学史重要的构成元素。这里想重提一下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别车杜”作为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和符号，今天重提似乎老套，但俄罗斯哪一部近代文学史能够遗漏“别车杜”对于果戈里、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充满思想火花、饱含激情和时代力量的诗性阐释？可以肯定的是，“别车杜”作为评论家是俄罗斯近代文学史研究难以回避的对象，他们那些主观色彩浓厚的诗性阐释，也是研究彼时作家作品的导入因素，他们很多介入性很强的观点和结论，还是俄罗斯近代文学史的重要资源。其中，别林斯基倡导的“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7），今天看来不仅是文学评论的基本法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镜鉴。

所以，历史化研究要警惕的不是主观化的文学评论和阐释，而是所谓的强制阐释；历史化研究要摒弃的不是阐释的可能和多元，而是阐释结论的任意、无序和无限；历史化研究要遮蔽的不是带有时代色彩、体现不同理论指向的阐释性观点，而是偏执异端、功利短视的“捧”“杀”式批评文本；历史化研究应在客观、理性的理论基点上，关注文学特质，融合诗性阐释，在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框架内，达到对不同结论的整合、甄别和创造性的系统呈现。

二

经典建构与历史化途径

据统计，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已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已有近百部。这些史著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秉持不同的理论，也遵循着不同的编纂标准，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无论是体现出鲜明意识形态特性的史著，还是显现出启蒙现代性色彩的宏论，又或是倡导历史化研究，从而显现出客观性、开放性特质的新作，对作家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家作品的呈现和解读，无疑是文学史的核心。进一步来看，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不论如何强调客观、理性或回到现场，都不能忽视对作家作品的阐释、评价和定位，文本应当是最直接的“现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应当是作家作品及其经典化。

就文学史和经典化的目的而言，某种程度上说，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与经典化建构应该是异曲同工的。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提出与强化，就是因文学经典的“重评”“重排”等争议而起。也正是在何为经典、如何推进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研究层面，存在争论和完善空间。如果说当代文学研究要不要重视历史化已经无须争论，那么如何实现真正的历史化，包括其重要维度——如何推进作家作品经典化，尚且是一个需要探讨和赋形的问题。且不谈历史化研究中经典化存在多重途径，仅在实践展开前就应辨析以下看似常识实乃基点的问题。

第一，文学历史化研究的重心仍然应当是经典作家作品建构。何谓经典？《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这个宽泛的解释已有也将会有很多内涵指向。仅就内容深广程度来说，文学经典应当是蕴含具有超越时空、超越阶层的普遍性价值的优秀文本；是标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代表性文本；是内涵深邃，富有解读空间的多维度文本；是具有创新意义，体现文学规范，值得传承并得以传承的典型性文本，等等。所谓文学经典化，即优秀文学作品经历的或隐或显、或主动或被动的遴选、研读、讨论、争鸣、淘洗、积淀、形成共识、趋于稳定、进入历史、得以传承的过程。

对于经典文本宏观相对统一但微观千差万别的解释提醒我们，经典化的建构不能秉持一个视角、理论或观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思潮，一定程度上肇始于这一立场，虽然在阶段性研究过程中会存在对于经典文本认知的游移甚至矛盾，但伴随着时间的延伸和认识的螺旋上升，理性、系统的文学史对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会逐步趋于稳定并得以传承。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重视的，是对文学文本之外的制度、书信等非虚构资料的发掘、呈现，是对文学现场的重返，进而印证作家主体或作品本体意欲表达意义的情境性被动和历史性客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范式，其对繁荣于1980年代以审美为圭臬的内部研究的反拨，自有其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但正是由于对反拨对象过于警惕，历史化研究出现了可能并非本意但已既成事实的现象，那就是忽略了对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本体研究。对此郜元宝认为，1990年代以后，在一系列“向外转”的学术历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心逐步由内部批评转向以历史为核心的外部观照，是谓“由文向学”或“由文向史”（8）。文学研究范式“由内而外”的变化，暗含了一个未被学界重视的规约式存在，那就是可能带有主观性的文本阐释性研究，是没有学术品位的研究。这个规约带来的是研究者对文本关注的持续弱化，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脱离文本的不及物研究。在这种状况下，支撑文学史建构的作家作品经典化，逐步成了研究弱项，甚至盲点，以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经典化建构成为仍需加强的领域。

洪子诚曾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经典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等级的确立与评判。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学经典，实质上提供了一种思想与艺术秩序的参照框架，深度影响并塑造着同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整体取向（9）。洪子诚的这一看法，道出了经典对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性。经典既然是可以影响文化序列形成、左右一个时期文学走向的范本，文学史研究就必须重视文本经典化的科学性。文学经典化的途径不是单一的，出版、评奖、大众传播等都可能影响经典化建构，但没有走进本体研究的经典化一定是虚空的。

当然，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文学史建构以经典作家作品为重心，应该是一个并不复杂的认知。文学研究当然包括文学史研究，但“文学史处理的‘史’是在其他学科更大更确凿的‘史’的框架内发生的精神现象，它始终是从属性衍生性的，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10）。文学史的研究内容方方面面，但“主体精神史和心灵史亦即文学作品通过作家主体所反映的一个时代情感想象的流变，乃是确定不移的重中之重”（11）。看来，文学经典化也是一个超越历史化研究的进行中的话题。

第二，文学历史化研究不能弱化文学批评。从文艺学的构成来看，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品的阐释与评判、经典的发掘与传播、与创作主体的对话，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思潮中，囿于对文学批评品质退化的警惕和修正，文学批评似乎失却了学术色彩，同时也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薄弱领域。当然，圈子批评、红包批评、捧杀或棒杀式批评的间或存在，势必影响文学批评的学术可信度，但即使是程光炜这样的历史化研究倡导者也不无谦虚地说，文学经典的确立离不开文学批评的深度参与，“没有批评家对作品出色的认定和甄别，我们都无法知道哪些是重要作家、重要作品”（12）。

和前述文学历史化研究不能无视审美性类似，文学历史化研究不能忽视文学批评同样是一个无须理论论证但需实践矫正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当代文学研究正不断向历史化与史料化倾斜，这一转向使其作为文学批评实践的特质逐渐淡化，也导致文学批评在当前学术场域中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当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断扩张和揄扬之际，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却在悄然失落。”（13）

对此，历史回顾和未来设想两个维度都可推演，历史化研究或许不自觉地带来对于文学批评实践的弱化，乃至忽视，结果可能是未来新的文学史建构的无所依傍和贫弱。回顾历史，超越文学范畴看，“我注六经”固然迭出经典，但“六经注我”的历代典籍恐怕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的构成中，亦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设若没有众多的诗话、词话等批评典籍，唐诗宋词的历史轮廓可能依然迷离。近现代以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于《红楼梦》的经典化，茅盾的小文《读〈呐喊〉》之于鲁迅新文学史地位的奠基，充分展示了文学史对于文学批评资源的倚重；李健吾对于沈从文《边城》的推介、傅雷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偏爱、司马长风对于《围城》的品鉴，也早在夏志清之前初步植入了三位作家进入经典序列的种子。新时期以来，谢冕、孙绍振之于朦胧诗，陈晓明、南帆、吴义勤、洪治纲等之于先锋小说，雷达之于《白鹿原》，文学批评实践对于作家作品经典化的推动更是明确而有力，文学史建构对于文学批评结论和观点的追寻借鉴同样明晰而客观。设想未来，面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纷繁复杂，文学批评实践的萎靡、失落和无语，带来的将不仅是即时性文学欣赏、导引、传播、接受、品鉴、优化、提升的迷茫和无力，还可能是文学史经典化建构的困难和贫弱。

所以，在近年来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热潮中，强调客观性、知识化、学术化的同时，不应忽视主观化、时代化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队伍中，当然应有注重文学历史化等基础工作的研究者，同时也不能缺少同样属于基础性工作的文学批评的实践者。从开放性、进行性的当代文学史经典化建构角度看，即时性、当代性、思想性的批评实践更应加强。虽然时代性经典并不一定能成为永恒性经典，但经典的永恒性建基于经典的时代性。

第三，文学经典化期待文学研究范式的多元融合。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应当是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如果这个命题大致不谬的话，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需要在历史化研究的热潮中融合不同范式，吸纳多元成分。这一期待首先基于堪称经典文学文本的系统性、多义性、复杂性和多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同时基于不同范式对于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各自侧重，以及各自合理的价值构成。

首先，堪称经典的文学文本要具备多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回到关于文学的本质追问，尽管关于文学的本质界说众说纷纭，但基本可以形成共识的是，相对于政治、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形式，文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以有机统一的方式再现社会生活的图景，借助感性具体的形象体系进行审美表达，生成开放的意义阐释空间。具体来说，所谓文学展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表现在“文学不是从任何单一角度对社会进行理论解析，不是从某一局部对社会进行个案解剖，而是在特定时空中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喜怒哀乐、恩怨纠葛等进行形象展示……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概念来说，文学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异质同构的形象化、典型化、心灵化的语言空间”（14）。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文学在宏观层面上既呈现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也揭示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既承载道德意识与心理情感，又蕴含着法治观念与哲学思考。就如《红楼梦》被学界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体现了文学所具有的极大包容性。所以，文学研究可以有社会学评判，也可以有历史学观照；可以有心理学阐释，也可以有哲学层面升华；可以有社会科学式研究，也可以有自然科学式论证。正是不同时空、不同视角、不同理论的多样阐释，经典文本才能在再创造中展现其丰富性和经典性。

其次，与上述言说相连接，经典文本的价值需要不同研究系统呈现。基于经典文本具有多维度阐释的可能性，任何单一维度的研究都可能是不完整的；单一研究范式的结论可能存在盲区或偏颇，因而也可能成为其他研究范式质疑的靶点。回望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出场背景，这一现象似乎不言自明。在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看来，“十七年”经典小说的价值即在于这些文本所呈现的宽广的社会性、成熟的典型性；而到了80年代后期，秉持审美现代性立场的研究者则视其为时代的传声筒，认为其缺乏审美意义，相应的文学史也应予以解构和重写；再到90年代后期，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李杨、唐小兵等则又看到了其“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彼时，三种不同研究视角所呈现的截然不同的结论，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他们不同的结论也都有可资阐释的文本依据。但今天看来，相对于存在多维度阐释可能的文本而言，三种不同结论无疑都存在时代性局限，都存在研究视角的单一性和理论基点的排他性。事实上，在文学的整体框架内，无论社会性、政治性，还是审美性、现代性，都应当视为文学性的内涵元素，文学文本中体现的社会性、政治性、时代性、阶级性与审美性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红色经典”表现了政治观点就否认它存在文学元素，也不能因为《平凡的世界》或《人世间》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就视其落伍并在经典化过程中加以排斥。站在历史化的视角看，我们应该做的正是不同研究范式的多元融合，这才是达到文学研究客观化的可能途径。可喜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范式中吸纳或隐含了此前‘文学性’研究范式的积极因素，同理，新时代要重建的‘文学性’研究范式中也不能缺少此前‘历史化’研究范式中的合理内核”（15）。需要期待的是，新时代逐步重建的文学多元研究，应当是螺旋上升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文学性研究范式、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协调和整合。

三

历史化的价值指向与多种可能

经过20多年的倡导和实践，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已经取得堪称辉煌的成就。洪子诚、吴秀明、程光炜等学者推出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已然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基本廓清了理论来路、方法途径和价值指向。作为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首要践行者，迄今为止，洪子诚并没有关于历史化研究的直接倡导或宣言，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16））和研究成果，实际上构成了历史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洪子诚的历史化研究实践，吴秀明则更多地致力于关于历史化研究的理论建构，试图在重视史料基础上，辨析“为什么要历史化”的理论源流，回答“如何历史化”的建构途径。程光炜出于对当代文学研究过于“批评化”的纠偏，响亮提出“重返80年代”的口号，为历史化研究进程树立了新的方法论标志。

但是，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不应仅仅停留在给一定时期内的作家作品以相对客观、理性、稳定的厘定，还应彰显经典文本和历史化结论对于当下文学乃至精神建构的借鉴意义。对于仍处于当下发展逻辑链条之中的当代文学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作反向思考和延展阐释的话，可以说一切历史研究都应当能够指向当下的精神价值体系构建。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本应具有强烈当代性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表现出了热衷考据、脱离时代、缺乏活力等弊端。

这种弊端的存在，既源于历史化研究秉持的理念和方法，也与1990年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学术生态相关，或者说二者某种程度上存在互为因果的关联。当时的学术生态被李泽厚表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17）。这一态势自有其社会文化思想转型的基础和背景，但今天看来，文化的繁荣、中华文化世界性的可能性确立，需要优秀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更需要思想的创新和哲学的跃升。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当是：学问家需要凸显，思想家不能淡出。就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课题而言，既需要把握历史，更需要关注现实、昭示未来，“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对此，富有启示的言说和呼吁并未间断：“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8）“历史之所以是现在与过去的交谈，乃是因为：人们总是从现在的需要出发去研究历史，否则就没有意义。”“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迷惘和困惑，研究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解决这迷惘和困惑，故而每个时代的人都要重写历史。”（19）有学者甚至指出，历史化并非对既有经验的持守，而是在与文学研究对象不断对话中进行的探索，其关键意义在于文学历史经验内含的未来性，正是这种指向未来的可能为历史化提供了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如果没有未来性的引导，历史经验便难以形成评价文学的有效标准，即“‘历史化’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种依托文学历史经验‘未来性’的未来化”（20）。

对于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在当代性价值指向方面的薄弱，学界也有不少分析。1980年代以降，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知识分子在繁盛的文化大潮中所呈现和建构的“道”层面的诗性想象，的确存在先天隐患。其具体表现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西方思想的引入带有急迫的启蒙诉求，因而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重于内化的问题，很难经得起时代的深层叩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改革进程的艰巨、现实生活的复杂、精神领域的迷茫、道德伦理的滑坡、消费文化的盛行、资本权力的肆虐、生态危机的加剧等，深刻地冲击了上述精英立场与认知。面对剧烈变化的现实，当代文学研究也面临着困境，它既失去了对当下文学现象与文本有力阐释的理论效力，也未能在新的现实中建构出表达时代精神图景的诗学理想。这直接导致了“当前文学研究在主体演进方面正愈来愈深地陷入平面化、琐碎化与边缘化”（21）。

所以，对于当代文学持续繁盛20余年的历史化研究，的确到了需要反思总结的时候，而重视和强化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当代性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也应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至于当代性价值指向具体应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同样将是一个过程性和建设性的课题。

在当今多元的文化维度上，作为一种建设性设想，近代以来因蔓延全球的生态问题而兴起的生态理念，亦可成为当下文学评价和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尺度。这一设想的理论基点如下。

其一，生态精神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生态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正是在这个关系上，西方文化多以主客二分的视角主张征服自然，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则追求人与自然的交融共生，即“天人合一”。如徐复观所言：“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地亲和关系。”（22）“中国古人对于生态的体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恶化而产生的对应性的策略。在对于生态的认识成为‘生态学’以前，与自然亲和的观念就已浸入了中国古人的骨髓之中。”（23）对于中西方文化异同的论述遍及哲学、政治、伦理等领域，尽管众说纷纭，但在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更具生态基因这一认知方面，不同领域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基于此，仅就文学史研究而言，作为中国生态批评先行者的鲁枢元曾讲：“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史的书写或许可以忽略‘自然’这一维度，唯独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则是绝对不能无视于‘自然’的存在的。这是因为较之西方，‘自然’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含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并曾经在中国文学演替的历史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24）

其二，在生态观念超越自然环境领域而发生“人文学转向”之后，生态不仅包括自然生态，还包括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而这些正是文学作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意识形态所传达的“异质同构”的客体领域。进而言之，对于文学的研究自然不能忽略这些对象领域。就目前的资料梳理看，作为理论先导，中国内地最早出版的“生态文艺学”理论专著是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鲁枢元在系统分析自然生态危机及其在社会领域、精神领域的渗透态势之后发现，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蓬勃发展，严重冲击了人类“内在的生态规律”，“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更深层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25）。因此，他认为应当在众多生态学分支中建立专门研究人类精神与生态关系的精神生态学：精神生态学“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26）。虽然精神生态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尚是进行性课题，但其在文学精神核心把握上所显示的强烈当代性，成为当代文学多元研究范式中的一种文学研究方向，实践可行，成效可期。

其三，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当代性、通约性最强的严峻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逐步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愈发突显，生态危机已成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问题。生态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生态危机更严峻，解决生态问题的任务更紧迫、更艰巨。生态问题既是一个自然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精神问题，因为自然环境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精神根源。生态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因为解决生态问题既需要现实的环境治理，更需要科学理论的导引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正本清源。所以，作为最敏感、最本真，体现整体性和形象化的精神创造，文学无法回避这一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作为以经典示范时代、以历史昭示现实的文学史研究，生态的研究视角难以无视，并大有可为。

其四，生态文学已蔚为壮观，生态文学理论也渐成体系，文学史研究的生态视角和生态导向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资源，已初步奠定，并逐渐坚实和丰厚。从本质特征和内涵核心上看，古往今来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学艺术，其所反映和表现的无非是人在一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因此，面对所有的文学作品，生态批评的视角无不具有开放性的介入优势，一切表现人类生存状态的文艺作品，自然都可以借助生态学的视角加以检视、评判、阐释。例如，通过重读1980年代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不是将其视为幼稚幻想，而是提炼其中对“人的解放”的执着追问，以此激活其对当下技术异化、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启示力。时代需要文学，文学也不可能回避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或许会是“重建深度模式，再造宏大叙事”的又一契机。

以上散点式的思考旨在说明，作为一种富有创新价值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历史化研究应当在追求客观、理性的过程中，关注文学研究思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商性和互补性。“真正的历史化，它应该是在文化与审美、历史与现实、思想与事实之间，充满张力的一种自主性的学术活动。它们彼此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文性的、相互辩论和激发性的关系。”（27）这是一种进行性理论期待，也应落实在研究实践中。

注释：

（1）吴秀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2）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的客观化》，《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3）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5）（21）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6）吴秀明：《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第170-17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7）〔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595页，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8）（10）（11）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9）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2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12）程光炜：《文学史二十讲》，第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13）（15）李遇春：《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14）马治军：《“陌生人社会”与文学教育》，《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16）洪子诚：《前言》，《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李泽厚：《杂著集》，第3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8）〔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8页，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9）陶东风：《文学史哲学》，第39、4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0）姚晓雷：《“历史化”实乃“未来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范式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2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19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23）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第2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4）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5）（26）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第131、148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7）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第5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