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线之外测量自己的经纬——读刘康的《大航海》
海洋，曾是“世界”的“边缘”，在中国的农耕时代，它拦截了幻想文学对于“世界”所做的延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国策里的一方“险地”，海洋总是意味着对秩序的叛离，逃亡、走私、寻仙问药，这些建立在海洋里的“生命通道”几乎都与不归途等同。至少，在古代中国，对个人来说，海洋很少意味着机遇。而15世纪以来，作为历史名词的“航海”则在全球范围内与“乡愁”和“个人冒险”脱钩，并逐渐被特殊化为“航线建立”“殖民地开拓”“全球贸易视野”等一系列象征着集体行为和国家力量的语汇。不可否认，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民族的崛起与衰败，但在这类关于海洋的官方叙述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种“海洋”？是否存在一种为想象力保留了余地、剔除了超真实与非世俗性质的海洋？是否存在一套关于海洋的另外的讲法？答案看似不言自明，从《白鲸》（麦尔维尔）、《黑暗的心》（康拉德）、《老人与海》（海明威），到“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艾略特），“海洋”无疑被文学作品经典化为了一种“特殊知识”。即“海洋”作为一套象征系统，当个人从陆地（社会秩序）中脱离出来时，作家往往通过诉诸“海洋”来锚定现代理性与沉沦的边界，因为海洋不论是作为自然力量还是社会规训的一部分，它始终对个人意志与生命尊严构成极大的挑战。因此，以海洋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镜像，本身就暗合了现代文学的母题：宏大叙事及其价值的坍塌、对进步神话和征服神话的反叛、个体意识与心理真实的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里的“航海”母题是一种对传统中心观念的挑战，因为“航海”能够将独异的个人很好地从一切“庞然大物”中筛选、标注、解救出来，从而使脱序者更好地发现、维持自身的秩序。
然而，对于一个在文化传统和取譬设喻的惯性上很少将“海洋”作为文学基因的民族，以及对于一个常年生活在内陆的当代诗人来说，世界文学里的“海洋”资源应该得到怎样的整合和转化，似乎仍是一片尚待探索的“新大陆”。“九十年代诗歌”以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日常生活写作和叙事性已经成为大部分写诗者的基本认识装置（相对而言，“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仍是一种可以得到继续阐发的诗学范式，但日常生活写作与叙事性作为两种策略，很难说不是当下诗歌现场里的一种普遍沉疴），当这一装置逐渐固化为一项“传统”，那么大多数诗歌也就容易沦为一种不用多加思考便能完成的写作，即使这种“传统”仍然是暂时的、权宜的。刘康的几组以《大航海》为题的组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上述“传统”的阴影。这里所说的“一定程度”，是相比于今天的写诗现场所言。借用陈超的说法，今天的文学现场中，数量众多的文本依然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和“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虽然这两种写作策略本无高下之分，但它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筑起高墙，同时也划定了自身的限度。相比之下，刘康的诗便具有了一种从“小处”抽身的意味，形象地说，他很像一个想要借助自身的波澜去突破海防线并独自面对深海和新世界的人。
在刘康过去的写作谱系中，他偏爱铺陈，借用对话和事件来搭建极具实用效果的叙事场景，《骑鲸记》《巡夜人手记》《U型生活》等系列的诗歌中，诗人所处理的基本是生命体验中的“虚焦”时刻，即把日常状态模糊化，以诘问和辩白的串联来将生活拆分为各具顿挫的“蜃景”。而历时创作多年的“大航海”，不论从材料还是文本的具体情境中看，刘康都更乐于把“航海”行为给实化、主观化，从而使一切地理符号和历史记忆不再外在于“人”。在《大航海：西亚之钥》中，之所以“失重感让/阿拉伯海的下颚越发紧窄”，是因为“伊朗友人”面对一场“虚妄的战争”向“我”捎来了问候与劝告，谶语般的“入春后就请绕开阿拉伯海”使“我”获得了安全，但诗人的友人（也许是想象中的）则不得不因为“海洋”的幽深而继续承受历史的重力。这首诗中的历史纵深感和个人交往记忆是一体的，刘康并没有把公共议题简单地置于日常生活场景中，而是借助“航海”的主题将“我”对实事的关心转化为一次具身体验。在这种空间想象力下，诗人的身体和情感有了新的选择，诗歌情境也摆脱了扁平化和游戏色彩，因此读来让人既能够直面历史的失重感和战争本身的压抑，同时又能因为跟随诗人“在颚口闭合前重新回到了/峡外”而获得一种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全”。刘康“大航海”系列中的多首诗作，都通过局部的空间位移对他过去的写诗路径做了调整和新的延伸。《大航海：美好的一天》以妻子对海腥味不适的细节，拉开了渔民生存状态的帘幕。“一筐又一筐大海/被运往陆的四面八方”，在“我”看来，靠海而生的作业是清洁的，虽然这种建立在捕杀之上的生存技能是难闻气味的来源之一，但不可否认，出海者的冒险决定了他们自己的柴米油盐生活。然而，婚姻生活也是一种相互对位的生存，因此在诗歌结尾处，诗人让夫妻二人回到了“海洋的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的中央”本身是漂浮不定的，但这种不确定与海洋自身的宽阔，反而使得夫妻之间的距离在这一高度意象化的场景中变得极其之近。刘康曾在《观影仪式》中写过：“人群开始消散，/我和妻子缓缓起身，朝着相反的方向/汇入人流，那儿有且只有一个出口。”而如今他借用“大航海”的主题与视角，补写了另一种被“爱”所附丽的生活。可以说，“航海”意图使得刘康在写作中发现了过去写作在题材和思维结构上的剩余物，而对这些剩余物的重新理解，让他在叙事性诗歌的延长线上走得更远。
刘康“大航海”系列的写作，对于从过去缠绕至今的各种诗歌教条和“庞然大物”来说，可能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益的“离散”。在《黑夜史》一诗中，他曾写下：“正是因为白昼沉积了/太多黑暗，我才会在夜晚将之分辨清楚”。刘康在开拓自己的诗歌疆域的同时，已经使他曾经的写作积累获得了一种结构性的“隆起”，如果说“大航海”系列是诗人刘康自己的“地貌”，那么当更多青年诗人找到自己的“经纬”时，新的“版块”与“大陆”也就会形成。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