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键之书”（五）：书海编舟，波涛拍打每一条岸
“关键”，原指闩门之木，字书上讲横曰关、竖曰键，二者和合戍守于宅前。这也构成了另一重想象，把门闩取下，铺陈在路上，从一个关键性的原点开始纵横交错，向广袤的天地延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键之书”，它是我们阅读史的核心，气质鲜明的精神背景，值得涵泳的生命实感。
书海无涯，编辑是船客，是水手，亦是岸边人。岸边人采斫杙椽，削蔓、裁芜、正骨，令一舟成，方能渡涉。2026年4月，“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的‘关键之书’”第五期邀请倪永娟、赵荔红、贠淑红、周明全、王月峰、陈集益、卫纯、杨爽、江晔、李嘉平等供职于全国各类图书与期刊社的编辑同道，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书事、记忆和恩典。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 摄，赵新那、黄家林 整理，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
倪咏娟（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江湖上流传的关于赵元任先生的传奇故事有很多，而这一次，他亲自端着相机，把他的人生、他的时代，拍给了我们看。在我的编辑职业生涯中，最特别的就是这本赵元任先生的影记《好玩儿的大师》。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时代记录。和很多学人热衷于记录自己的学术生活不同，元任先生特别热爱记录自己的个人生活。所以百年来只有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状态。透过这些照片，我们看到了他是怎样旅行、怎样访友，怎样带着钢琴搬家，怎样趁着调研玩耍。他不再是高山仰止的大师，而是一个可以亲近、有些调皮的大师。这本相册自然还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现场，譬如庚款留学、任教国学院、草创中研院、抗战内迁等等，他都是亲历者、观察者、记录者。透过这些静默无声的黑白影像，我们仿佛跟随一位学术大师，直击了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能够编辑这部悉心记录、穿越战火，又被后人仔细收存整理的影记，我感到无比幸运。
《植物学通信》，[法] 让-雅克·卢梭 著，熊姣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赵荔红（上海人民出版社）：我最近在写关于植物的文章，读了不少与植物有关的书。卢梭的《植物学通信》读过两遍。在《忏悔录》中，卢梭声称自己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植物学家，他说：“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哪项研究比植物学研究更适合我天然的品味。”26岁时，他在尚贝里跟随华伦夫人的药剂师一起采集植物；在后来流亡途中、写作过程中，一直没忘记采集、观察植物，在圣皮埃尔岛隐居时，他说，“我将整座岛屿当作我的植物园”；1766年，他开始与一些通信者讨论植物学。收入到这本书的八封信，写于1771年至1773年间，收信人是艾蒂安·德莱赛尔夫人，她闺名马德莱娜，卢梭早在瑞士时就认识她娘家一家，故而信中亲切地称她“表妹”。1800年后，才有这八封信的法文版。熊姣的中译本除收入卢梭完整的八封信外，还收入三篇“通信续篇”，一份“植物学术语词典注释”，是卢梭留下的粗略手稿，他原计划写一部植物学《词典》。这八封信，卢梭按照植物分科有计划地依次介绍了：百合科、十字花科、蝶形花科、唇形科、伞形科、菊科、关于果树、论压制植物标本。与卢梭那些伟大的引人瞩目的著作相比，这些植物学通信，似不那么亮眼，但依旧充满阅读的吸引力。我喜欢这本书，不仅仅因为其中介绍的植物学知识，更因为这些缘故：一是卢梭认为，对植物的研究，光靠认识、记忆一些词汇、符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自己亲身对植物作细致观察并记录之，实践远比通过植物学书籍获取知识重要。二是，书中洋溢着卢梭对植物的热爱，他常感叹造物主是多么神奇，每一种花草树木的构造都令人惊叹。一个人只有热爱植物，才会作细致观察，也才能拥有植物学的知识。三是自然，卢梭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对植物的观察、记录、写作，无不与他关于自然的理念密切相关。四是，卢梭用简明的语言，真挚的态度，举重若轻地介绍每一种植物，细致却不啰嗦，读来兴味盎然。这来自他娴熟的写作功力，更是他对植物深入全面的了解。这本书，还附有勒杜泰的水彩植物插图，他被称为“花卉界的拉斐尔”，曾是路易十六王后的绘图员，又为约瑟芬皇后画“玫瑰图谱”，卢梭这本《植物学通信》有他的插画，无疑更富价值。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美]乔治·斯坦纳 著，李小均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貟淑红（《钟山》）：阅读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个人品格，每个人阅读史中重要的书都有很多，我的“关键之书”则是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这是一本西方现代人文批评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对不同社会经典作品的研究批评，探讨着语言的彰显与遮蔽，现代小说的危机，文学批评和现实的巨大反差等等重要问题，也对经典作品的传承密码作出思考。当今天我们面对更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与浩繁无边的文学书写，怎样更深刻地认识那些语言表达背后的情感与思想，认识文学与喧嚣当下的距离，看见语言背后那些巨大的沉默空白，从而最终将真正富有创见的作品固形于期刊，这本书可以说切实提供给我多层度的深刻启示。
《吾命如此》，老村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5月
周明全（《大家》）：2006年，二十年前的夏天，年轻的我，正处在痛苦和叛逆的时期。时而把人生看得天花乱坠，时而又跌入深深的低谷，只觉得人生如戏，没啥意思。一日，酒醉的我撞进了一家书店。胡乱抓了一本书回到家里。半夜酒醒，是老村的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这本书让我一时拨云见日，悲喜异常。老村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个人艰难的成长史以及美学认同。还有，他表达了“痛苦”，关于小说《骚土》所遭受的忽视与不公。老村那种底层的色彩与我内心时时涌上的失败感一瞬间意外重合，让我感受到一种莫大的激励。从此，我将老村视为知己，他也成了自己文学上最初的启蒙。我从事文学批评，也是从阅读《吾命如此》开始的。我似乎也懂得了，活着，不论痛苦还是幸福，其实都是生命的奖励。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非常的努力，过一个超越自己人生的人生，才值得称道，值得活着。
《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吴小如 著，谷曙光 编注，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
王月峰（山东文艺出版社）：《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是我职业生涯中重要的实践经历。在出版从业多年的积累之上，这套书成为我从单一文学出版，向文学与文化出版结合转型的关键节点。吴小如先生是“多面统一的大家”，仅就戏曲学而言，他既精通文献考据，又饱览名家名剧、精于唱腔鉴赏，是戏曲研究史上“旷世难求之通才”。他的文章让我在专业领域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我配合主编谷曙光老师全程参与散佚文稿整理、内容校对与版块梳理，完整呈现吴先生在戏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见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为京剧文化的梳理传承与大众普及，贡献了自己的微薄心力，也收获了颇为知足的欣慰。图书出版后，得到学界、戏曲界及同行的认可。这更让我进一步明确了扎根传统文化出版、用心做好精品图书的方向与初心。
《怎样读书》，胡适 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9月（左）、2023年8月（右）
卫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别人问贝利，他最关键的进球是哪个，他总说“下一个”。编辑套用这样的说法，回答“下一本”也不会有错。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有一本对我个人编辑工作有开窍顿悟之功？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从业第四年编的《怎样读书》。2011年，我还是个入职不久的小编辑，之前做的书多是部门布置的常规选题，不好说焦虑，但至少憋着劲儿做点自己的书。那年我在选题会上讲了这本民国老书——胡适、蔡元培、林语堂、丰子恺等一众大家谈读书经验，文字诚恳平实，不空疏。没想到同事们很感兴趣，一些老编辑还专门为我开了一场讨论会，让我细讲民国阅读法这个概念。那种被认真对待、集体打磨选题的过程，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编辑”二字的分量。后来这本书纳入“中学图书馆文库”，一点点积累口碑，又做了新版，如今累计印了十多次，销量几乎达到10万册。它算不上爆款，却让我尝到了长销书的滋味，更关键的是，它让我相信：只要选题扎实、用心打磨，一本小书也能走得很远。对秉持“长期主义”的编辑来说，“下一本”的野望，可能永远不如“这一本”来得更笃定。而在AI时代的今天，再回看“怎样读书”这个概念，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创业史》，柳青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
陈集益（《中国作家》）：我从事写作已有二十多年，最初迷恋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但是2016年左右创作理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期间，认真阅读了该社出版的《创业史》有关。当时我对国内很多现实主义小说感到失望，它们太拘泥于个人情感生活的表达。同时我本人因过于注重荒诞与批判色彩的写作遇到了瓶颈。作为编辑，《创业史》在关键时候让我对小说稿件的判断，有了一个具体参照物——如果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看不到思想立场、责任担当，作者没有能力站在历史潮头去体察时代的脉动，光写那些“鸡毛蒜皮”还算是现实主义创作吗？二是我以《创业史》为榜样写了长篇小说《金塘河》——有了这段创作实践，我认识到现实主义依然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文体。我的观点是，既然要写现实主义就扎扎实实地写，需要深入现实的腹地去踏勘丰厚资源，在现实题材故事中反映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以及思想和审美的立场。不要嘴上说写的是现实主义，可扒开一看是精致的日常的现实，缺乏现实主义精神。面对《创业史》这样在字里行间洋溢赤子之心的现实主义作品，我的内心充满敬畏。它没有过时。
《我知道这关乎失去》，[美]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著，苏十 译，中信出版·春潮Nov+2025年7月
杨爽（“理想国”）：按理说应该谈谈源起，但临时还是把眼光投向了当下。《我知道这关乎失去》是伊丽莎白·斯特劳特“露西·巴顿”系列的第四部作品，也是我在曾就职的文学品牌春潮Nov+所策划的最后一本书。斯特劳特是一位带着写作“自觉”的作家，从第一人称叙述到取材于自己家乡缅因州小镇和大都市纽约的书写宇宙，她不吝于把自己的命运和生命碎片，交付给文学，编织进小说，几近坦诚。因此在《我知道这关乎失去》中，她以一个老年女性的视角，诚实记录下我们都不陌生的巨大变故，并向内推展，提醒每个人与他人之间内心的碰撞与封锁。作为文学编辑，这些年最打动我或说最终促使我做出决定的，总是这些以笔投心的作品，“小说不是身外物”（唐诺语）。这是我编辑生涯上一阶段里的“关键之书”，谈失去和分离，谈最质朴又复杂难解的感受，但它帮我们留存了一段共同经历的特殊历史，在一切已然改变的今天，老年露西在海边的临时生活还是如海浪般会不断拍打我们每个人的岸，令我们彼此相连。另外，译者苏十的译笔太好，我也很期待她的更多译作。
《北纬四十度》，陈福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平装版（左）、2023年5月精装版（右）
江晔（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上海交大理工科毕业、辅修金融，却转身投向文学——常有人问我为何如此选择。由阅读而写作，由写作而做书，对我是一条逻辑成熟的路径。2021年，学者、批评家陈福民老师的文化大散文《北纬四十度》，成为我编辑生涯转折的关键之书。这部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复合型文本”，既与史学写作血脉相通，又以文学的手笔赋予真实故事以动人的情感与美学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条横亘东西的地理坐标，“北纬四十度”已跨越国界，正在跨文化的文明视野中展开对话。与这本书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也得以锤炼从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到印制发行、营销推广的全方位能力，也为我后续参与《千里江山图》等重大出版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与作家从礼节性往来走向深度信任，并达成后续合作，更让我确信：编辑的专业劳动与情绪劳动终有回响，作家的信任有时比奖项、销量和好评都更加珍贵。
《最后的诗篇》，海子，《花城》1990年第4期
李嘉平（《花城》）：最开始的“关键”，可能是我在高中第一次读到海子的诗歌。在此之前，文学对于我来说，只是日常娱乐和考试加分的方法。读到海子让我知道，文学也是有人曾经投入生命、孤注一掷的事物。后来，我毕业、上班后，从一本90年代的《花城》旧刊上看到了《祖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作品，才知道我所在的《花城》杂志是最早发表海子作品的刊物之一。文学编辑的工作和我在大学里预想的很不一样：导向、广告传播、出版质量，审稿、填表、写稿、斟酌辞令，以及其他不足为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偶尔会想起海子。我读过很多比他更加宽阔、精准、深刻、细腻的作品，只不过，那个将文学作为目的而非方法、火中取栗的海子，对我来说他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关键”的开始。
我的“关键之书”往期：
我的“关键之书”（一）：“有我”意味着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真诚
我的“关键之书”（四）：“我仰望并需要，又因为畏惧她的光芒不时躲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