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路径
摘 要
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报刊数据库，编纂《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当代文学副刊目录索引》《中国当代作家笔名录》等工具书，以文献学的方法开展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信日记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阅读史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交游研究，将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深入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文献学；目录学；版本；阅读史；交游
“材料”之于“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一些已经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使是曾有“以论代史”风气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近些年来也兴起了所谓“史料热”，相关文献保障体系得以建构并在渐次完善中。但就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而言，尽管有程光炜、吴秀明等学者大力提倡史料研究，“史料”共识却尚未真正形成。可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献学建设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相较于已经日趋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还有广阔空间值得开掘。
一 中国当代文学的“目录学”
我们只有广泛地搜集载有作家作品的当代报刊，按照一定规范整理出作家作品的文本原貌，才能对其进行评价、研究，也才有可能取得评价、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搞清楚中国当代文学的家底、库存，那么这“第一步”的“第一步”则是广泛地搜集与中国当代文学密切相联的当代报刊。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有哪些？每一期刊发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只要你翻阅一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唐沅、韩之友、封世辉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的吴俊、李今、刘晓丽、王彬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期刊发表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往往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去图书馆查阅原刊，要么去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络平台购买原刊。有时候，即使去了图书馆或孔夫子旧书网，也未必就一定能找到这份刊物或特定的某一期。中国当代文学已有76年的历史，“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分类编纂及数据库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也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大型资料丛书，只有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的张光芒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了不少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值得我们格外关注。但是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远不是几种代表性期刊所能穷尽的。随手一翻《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就可以注意到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地方期刊也可能刊有重要作家的作品。比如《青春》刊有从维熙、韩少功、范小青、肖复兴的小说，《现代作家》刊有艾芜、汪曾祺、贾平凹、陈忠实、阿来的小说，《绿风》刊有唐湜、阮章竟、舒婷、叶延滨、公刘、骆一禾的诗，《诗神》刊有臧克家、贺敬之、雷抒雁、王蒙、李瑛、西川的诗，《作家》刊有孙犁、宗璞、骆宾基、刘心武、阿成、高晓声的作品，《东海》刊有巴金、茅盾、聂绀弩、唐湜、余华、张抗抗的作品，《北方文学》刊有艾青、萧军、冰心、邓友梅、谌容的作品，《丑小鸭》刊有顾城、刘心武、贾平凹、王小波、张辛欣、刘索拉的作品，《朔方》刊有张贤亮、刘恒、贾平凹、梁晓声、郑万隆的作品。试问，你知道《青春》《东海》《诗神》《丑小鸭》这些期刊是哪里的刊物吗？主编是谁？发刊词是谁写的？开设过哪些特色栏目？刊发过哪些作家的哪些重要作品？一连串问题问下来，估计你和笔者一样茫然。《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统计了1976年至1989年的112种文学期刊，一般研究者能够叫上名字的已然非常有限，遑论对它们有什么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所提供的，正是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生态多样性”的契机。
五卷本《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为我们解决的，主要是当代作家作品发表情况的定位问题，而研究者想要一览某种当代文学期刊的全貌或某篇作品的全文，仍然殊为不易。《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文学期刊，高校图书馆大都收藏齐全，但类似上文枚举的那些并不出名的期刊（尤其是传播范围和印刷数量都非常有限的地方性报刊、内部报刊等），获取问题就成为研究者面前的一只“拦路虎”，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持续深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因此，当代文学报刊的数字化问题应当尽早提上日程。相较于大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当代文学报刊，中国现代文学报刊的数字化程度较高。全国报刊索引、大成民国图书全文数据库、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数据库，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便利。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数据库的建设就相形见绌了。虽然我们在全国报刊索引、读秀、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也能检索出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但是由于它们都不是专门的当代文学期刊数据库，所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因此，建立一个甚至几个搜罗较全、准确可靠、检索方便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数据库，编制、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当代文学副刊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工作刻不容缓，亟需付诸实践。
当搜集过程中的报刊问题解决以后，另一个问题也呼之欲出——那就是作家的笔名问题。在翻阅中国当代文学报刊或查询数据库时，我们往往会在作家的笔名“密林”中迷路，而不知道某一篇文章（甚至可能是很重要的文章）出自谁的手笔，当然也就无法在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判断、定位、阐释。因此，对于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了解和熟悉中国当代作家的笔名是一门重要的功课，也是基本的功夫。
1988年10月18日，《文艺报》刊出一篇题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文章，署名“阳雨”。这是一篇在当时引起过巨大反响、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名文，它的作者“阳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经查考，这位神秘的“阳雨”不是别人，正是作家王蒙。除了“阳冰”，王蒙的笔名还有哪些呢？单是华艺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10卷本《王蒙文集》附录的《王蒙作品目录索引（1955-1992）》，就提到王蒙还使用过“石山、思芳、伊方、方正、岳岭、郑同”等笔名，而实际使用的数目，当不止如此。关于笔名，作家自述当然是相当重要的线索、参考乃至凭据，许多研究者在考察笔名问题时也会选择直接向作家求证。但有些时候，作家的回忆也并不总是那么准确、可靠。譬如，余华在与洪治纲对谈时有如下表述：“因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当时还用了一个笔名，叫毕献文，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但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孙伟民考证，“毕献文”不是余华“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他还曾以“花石”为笔名在海盐文化馆编印的内部刊物《海盐文艺》（1982年度）上发表过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后经修改在1983年《西湖》第1期上刊出时，才署本名“余华”。此前，根据海盐文化馆自编的《作品年鉴》的相关记述，李立超认为1987年《萌芽》第11期上这篇《小镇很小》的作者署名“寒冰”即余华的又一笔名，但在孙伟民看来，这一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尚需要其他资料进行佐证”。
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有一类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那就是网络作家。基于网络文学的特殊发表机制，网络作家的笔名（马甲）就显得更为复杂，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猫腻、千羽之城、月影风声、水千丞、冰天跃马行、意千重、我本风狂、伯乐、我爱小豆、江月年年、柳翠虎、我会修空调、晴了、城城与蝉、红刺北、吱吱、杀虫队队员等网络作家究竟有多少笔名（马甲）更难确认。由此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的笔名，虽然不像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那么“纷繁复杂，千变万化”，但也不能不引起注意。而在凿定新见笔名的真实性、准确性之前，贸然将相关署名的作品纳入该作者的文学谱系加以考察，恐怕会造成作家研究的某些错位。
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3月印行的袁涌进编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周锦编的《中国现代作家本名笔名索引》，山东大学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健戎、跃华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的张静如等编著的《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苗士心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钦鸿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三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武德运编著的《港澳台暨海外华人作家笔名通检》、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的钦鸿、徐迺翔、闻彬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都是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的重要工具书。尽管它们不可能十全十美，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但毕竟为我们查找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提供了巨大便利。一位中国现代作家拥有几十个笔名甚至上百个笔名并不鲜见，而中国当代作家虽然普遍笔名不多，但是我们也应坚持“有些事，要弄清楚”的原则，对每个中国当代作家的笔名首次使用或具体使用的情况（如使用时间、报刊卷期、作品篇名等等）进行考证、核实，汇编成《中国当代作家笔名录》等工具书，以飨学林。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研究
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之间有所歧异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倡导者、先驱者之一樊骏曾经这样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文学的版本问题，在密度上反而比古代要高，在难度上也反而比古代要大。这些乃是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所面对的基本事实”。而中国当代文学看似“不应该有什么版本问题，至少不应该有多大的出入，造成什么疑难和混乱，不需要作为专门课题研究解决”。但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不仅存在版本问题，而且密度未必低于中国现代文学，难度未必小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一部作品可能存在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修订本等不同的版本形态。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当然包含个别字句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还是作品深层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变迁。比如余华的《活着》，最初在《收获》1992年第6期发表时，是一部不到6万字的中篇小说，而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推出的初版本，已经增写、修订为一部逾10万字的长篇小说。据罗先海考证，相较于初刊本，初版本的修订多达400处，增幅近5万字，“增写了大量历史叙述内容”，对“故事情节作了重要改动”，并“对叙述节奏进行了修改和调整”。这一修订过程，还与余华参与《活着》电影剧本的生产息息相关。再如《繁花》，初题《上海阿宝》，作者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为网名在“弄堂网”上进行连载，后删改为《繁花》，初刊于2012年8月的《收获》长篇小说增刊秋冬卷；后经修订，于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又经增补，于2014年6月推出精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推出特装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推出批注本。以上种种，“呈示出了较为清晰的版本谱系，且每一版都有经作家修改形成的异文，几乎不同版本都可视为不同文本”，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版本的复杂性。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所以存在复杂的版本谱系，可能有某些技术上的原因，但更为普遍的，则是一些远比技术因素深刻、缠绕的历史成因和作家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复杂考量。总体而言，文学作品的版本变迁，包含着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美学、语言等多方面的丰富含义。经由不同版本的比对而发掘出的许多富于考察价值的素材和案例，“不仅有助于具体细致地认识作家思想艺术的变化”，也能作为我们编写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变迁史、文学体裁演化史以及文学作品出版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史料。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深入、系统地开掘中国当代文学版本研究的潜在学术价值。
相较于中国当代文学版本研究的稚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版本、校勘问题，并且已经迈向成熟，如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陈子善的《〈呐喊〉版本新考》、段美乔的《版本谱系：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以〈日出〉版本谱系的建立为例》、鲍国华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记录稿到改定稿》、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分别在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小说集、话剧、文论、书信集的版本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些优秀的学术成果，都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版本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
版本研究，不只是文献史料的有无、多少的问题，而是与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休戚相关的重要问题。一句话，版本研究内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各领域。但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郑重其事地进行版本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也不是所有的版本都值得研究。因此，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版本研究，必须具有清醒、明确的问题意识，不能“为版本而版本”。相比于中国现代文学版本研究，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版本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出现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林白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目前共有11个版本，程光炜对照了《花城》1994年初刊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4个具有重要价值和历史相关性的版本，注意到了版本差异、印刷错漏、编校讹误等基本问题，但他更意识到“1994年至1997年间，文学界围绕‘个人’‘女性’和‘私人生活’等问题（含作品封面、插图）频发的争论，以及小说版本修改和1990年代政策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版本研究应以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为基点、为旨归，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把握、阐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提供有效的文献保障。
三 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研究
21世纪的今天，绝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都已改用电脑写作，坚持用铅笔、圆珠笔、钢笔或者毛笔从事文学创作的当代作家越来越少。换言之，中国当代作家手稿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实际上，即使书写方式未曾迭代或中国当代作家依旧手写，及时保存、整理、出版、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也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关注中国当代作家的手稿问题，书法美学层面的赏鉴并非重心所在，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热点、新焦点，手稿研究主要是为了“考察一个文本从手稿到成书的演化过程，从而探寻种种事实证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审核形式、创作中的合作与修订等问题”，也是深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就中国现代作家留下的手稿而言，保存最好且整理、出版、研究最充分的，当属鲁迅手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分为文稿、译稿、书信、日记、金石、古籍、杂编，共7编78册，收录了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等馆藏机构，以及鲁迅家属、相关单位和其他私人手中的目前已知的“鲁迅所有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论文），译稿、校勘（辑校、校改、校译、校对），书信、日记、笔记（课堂笔记、读书笔记），书法、绘画、设计、题签、题赠，以及收据、便条、名片等等”的手稿，多达32071页，真可谓卷帙浩繁。除了全部影印呈现外，《鲁迅手稿全集》还一一注明了手稿名称、数量、尺寸、收藏者等相关信息，为鲁迅手稿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和极大的便利，可以说是一项奠基性工程、示范性工程。与鲁迅相比，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徐志摩等其他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手稿的搜集、整理与影印出版仍然遗憾多多，但较之于乏善可陈的中国当代作家手稿的出版和研究，却也称得上可观。以当代中国著名作家莫言为例，青岛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文踪墨迹》，收有莫言《我的大学梦》《吃的回忆》《望星空》《三岛由纪夫猜想》《战友重逢》《听取蛙声一片》《学书漫谈》《杂谈读书》《从传统中来，到传统中去》《红床》《关于〈蛙〉的京都演讲》《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怪物》《贫富与欲望》《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猪刚强（电影梗概）》《英雄浪漫曲》《地道》《模式与原型》《初恋》《屠户的女儿》《童年读书》《会唱歌的墙》《英雄·美人·骏马》《酒后絮语》《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白狗秋千架》《讲故事的人》《蝙蝠说：超越故乡》《〈蛙〉草稿第一部》《雨夜来客》《读鲁迅》《二姑随后随到》《霸王别姬》《紫檀刑》的手稿，既有长篇历史小说、话剧、散文，也有演讲稿、电视系列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上述的每一份手稿，该书基本只影印了第一页，完全无法作为我们对莫言手稿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基础。不过，从前文罗列的清单中，不难看出现存莫言手稿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按照《鲁迅手稿全集》的体例将其影印出版，必将极大地丰富、深化我们对莫言手稿的认识与理解。
关于作家书法，莫言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大作家大诗人未必是大书法家，但从能够找到的墨迹看，他们写得都不错，都具有自家的鲜明风格”。虽然未必专业，但莫言的书法也可以称得上独具一格。除了传统的传播平台、方式、机制，笔者还注意到莫言与好友王振合开了一个名为“两块砖墨讯”的公众号。关于开设这样一个公众号的缘起，莫言自言：“我和王振深感艺术之魅力，书法之有用，遂商定申请一公号，名‘两块砖墨讯’，以此为平台与书友文朋通声气。”自2019年11月12日“创刊”以来，“两块砖墨讯”已历五载。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既有莫言的书法作品，又有大量的作家照片、视频、音频，成为我们研究莫言手稿、书法、声音、影像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重要窗口。
应当说，中国当代作家手稿影印出版有着良好的物质基础，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等馆藏机构，收藏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不少手稿，期待相关机构与出版界能够强强联手、精诚合作，为中国当代作家手稿研究提供更多基础性“文本”。在手稿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的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了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并定期联合组织召开手稿学研讨会，已然成为中国学界手稿研究的生力军。但上述研究机构的关注重心多在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当代作家手稿基本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大量影印出版中国当代作家手稿，成立中国当代作家手稿研究中心，定期举办中国当代作家手稿专题研讨会，既是中国当代作家手稿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其前提条件或者说必要条件。
四 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信日记研究
书信、日记研究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支点。经过几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作家书信、日记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日趋成熟。相较而言，中国当代作家书信、日记的系统性搜集、整理、研究亟待全面开展。本文以书信为例，对此略作说明。
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相比于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公开出版的书信、日记数量较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其中4卷是书信。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又增收了集外书信19封。黄山书社2013年出版的《茅盾全集》，其中3卷是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的《巴金全集》，其中3卷是书信。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佚简新编》又收录了《巴金全集》失收的书信324封。虽然，与这些作家一生写过的书信的庞大总量相比，收入全集或文集的只是一小部分，但已有的规模、数量仍然可观。可是，不少当代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往往不收书信，即使编入，也少得可怜。以路遥为例，广州出版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合作出版的《路遥全集》收录书信32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路遥全集》收录书信32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路遥全集》收录书信43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路遥全集》收录书信56封。另据梁向阳统计，已经发现但尚未收入《路遥全集》的书信还有37封。编入全集或被发掘出来的路遥书信的数量在逐渐增加，但几部分相加，路遥书信的总数还不足百封。由此不难见出，当代作家书信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空间还很大。
根据收信人的身份来划分，作家书信可以分为：作家与亲属的通信、作家与作家的通信、作家与文学编辑的通信、作家与学者的通信。关于书信失收的原因，不妨以当代作家与文学编辑的通信为例来进行说明。由于职业、工作的特殊性质，资深编辑常常与作家们鱼雁往来。这些书信主要涉及约稿、选目、编书、广告、装帧等一系列文学生产环节，具有极为独特的文献价值，作家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某些真知灼见就蕴藏在里面。同时，基于充分的信任，作家有时会向编辑友人吐露自己的心曲，从中或能窥见作家的幽微意绪，或能感受到作家的人格之光，为我们更加切近地体贴、触摸作家生命，提供了某种可能路径。但在作家全集、文集、作品集编纂的实际情况中，作家与文学编辑（尤其是普通编辑）的通信较少收入，往往只有在通信的另一方是著名编辑，或者不仅有编辑这一重身份，同时也是作家、学者的时候，才被作品集的编纂者纳入考察视野。此外，文学编辑日常需要处理大量书信和稿件，有些对编辑本人来说不具备重要意义（但可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的作家书简未必能够得到妥善保存，以致全集、文集、书信集收录不全，遗漏多多。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作家书信、日记的重要价值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毋庸置疑，中国当代作家书信、日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当代作家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演变轨迹的重要依据，对于重建文学史现场，透视作家思想、情感结构，梳理作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深入理解、阐释作品，均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常常将其忽略在外，没有认真地纳入考察视野，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当代作家书信、日记，业已成为深入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新的学术增长点，而这样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同时也值得）更多研究者的更多投入、付出、坚守。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笔墨纸砚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出生活。事实上，手书信札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罕之物。在纸质书信、日记正在成为远逝风景的今天，对这些私人性珍稀文学史料的抢救性发掘，可以与当代文学的作品、文学批评等公开性史料一起，共同完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保障体系，同时有助于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家风，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书信文化、日记文化。
五 中国当代作家的阅读史研究
此处所谓“阅读史”，乃指作家对于各类书籍的阅读，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知识的接受或“不接受”，本质上是一种着眼于作家主体经验生成过程的“影响研究”，是“作家本体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不是以普通读者的阅读、接受经验为主要对象的“眼光向下”的接受美学研究。六十多年来，鲁迅、胡适、巴金、唐弢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阅读史研究、藏书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我们不妨“清点”一下：1959年7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定了《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其中第二册为“鲁迅藏中文书籍目录”，第三册为“鲁迅藏外文书籍目录”，以“清单”的方式展示出鲁迅藏书的基本情况。2011年8月，中国书店出版了金纲编著的《鲁迅读过的书》，编者“一页页阅读《鲁迅全集》，发现鲁迅提及引用某书，就记录某书；而后讲书在鲁迅著作中的出处、文字、鲁迅关于它的前后说明也记录下来，再另据鲁迅对该书的提及背景、引用文字和鲁迅自己的评语、说明和意图做一些发挥，构成了一个条目。总共4233种书籍，即4233个书目。全书完成后，再做分类”。并在著录过程中坚持“鲁迅藏书，凡《鲁迅全集》中未曾提及、引用的不收”，由此呼应题目中“读过”的限定。当然，《鲁迅全集》未曾提及、引用的藏书，鲁迅未必没有“读过”。只是宁缺毋滥，确保收录的每一本书都是毋庸置疑的“鲁迅读过的书”，并对其思想、文学活动产生过切实的影响，实在省却了研究者的许多烦恼。2016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韦力撰的《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以鲁迅藏书的古籍部分为对象，逐一撰写书志，并附书影八百张，以求全面反映鲁迅的古籍收藏情况以及这些古籍自身的价值”。2021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漱渝、姜异新编的《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这“百来篇外国作品”指的是“鲁迅在留日时期以异国语言为工具的文学阅读活动，也就是周树人通过日语或者德语、英语阅读的外国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乃是鲁迅写作小说——不只是小说——的基本资源、背景。以上是鲁迅阅读史研究、藏书研究的基本文献的构成情况，可以说是目前学界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
相较于鲁迅，胡适、巴金、唐弢等人藏书目录的出版规模、体量没有那么大，但也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的四卷本《胡适藏书目录》，著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胡适藏书，并以附录的形式“列出了196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移交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书目清单，以及从北大图书馆藏书中发现的，胡适1948年底离开北京之前，陆续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部分图书清单”。再如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陈建功主编的《巴金文库目录》，这些书“都是经过巴金先生亲手整理之后，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分数十批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本书目，便是在校核入藏原始编目之同时，又补录了一些相关信息而成”。两年后，2010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建功主编的《唐弢藏书·图书总录》。该书，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所藏全部图书（报纸、期刊除外）之目录。此外，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书衣文录全编》虽然意在展现孙犁的“书衣文”写作，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孙犁藏书目录”的效果，为孙犁阅读史研究、藏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实际上，在此之前，借助其晚年写作的“读书记”等材料，孙犁阅读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比较出色的成果，如李建军《在“会己”与“异我”之间——论孙犁对〈史记〉的阅读与会解》（《文艺研究》2016年第7期）、王彬彬《当代作家与〈聊斋志异〉——以孙犁、汪曾祺、高晓声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谓的“中国现代作家”，既包括鲁迅这样1949年以前已经故去的作家，也包括巴金、唐弢、孙犁等1949年以前成名、1949年以后仍然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而所谓“中国当代作家”，则指文学生命开始于“当代”时期的作家，如杨沫、萧也牧、浩然、王蒙等，自然也涵括1949年以后出生的所有作家，如史铁生、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出土文物”汪曾祺，虽然他在1940年代已经发表若干小说，但其主要文学活动却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因此才取得了文学史经典地位，所以本文将其列入“当代作家”之列。这些“现代作家”，因其人生旅程已告终结，并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定的经典地位，所以亲属或相关机构往往注重其生平史料的搜集与保存，其中当然包括藏书或者所谓“阅读史材料”。相较于“中国现代作家”，仅就藏书目录等相关文献的出版情况而言，纯粹的“中国当代作家”的阅读史研究、藏书研究还有不少亟待开掘的空间。
经笔者统计，截至目前，曾被纳入阅读史研究视野的中国当代作家，包括汪曾祺、高晓声、王蒙、张贤亮、陈忠实、阿城、史铁生、莫言、余华、毕飞宇、张悦然等，但基本上处于“一人配一文”的状态，只有少数作家兼为两篇及以上的阅读史研究论文的讨论对象，无论规模，还是深度，都还远远没有穷尽这些作家的能量，何况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没有获得“阅读史”的观照，如贾平凹、铁凝、苏童、邱华栋等。郭洪雷是一个在当代作家阅读史方面用力甚勤的研究者，他的《阅读史、修辞与小说创作的源初思维》（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辑，既着眼于陈忠实、刁斗的阅读经验之于小说《白鹿原》《蟑螂》的深度形构，又对莫言、毕飞宇的阅读经验之于其小说创作整体的影响轨迹进行了勾勒，此外还对当代作家阅读史研究的一些前置问题与学术价值作了基本探讨。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作家阅读史研究的内在空间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甚至可以说，有许多地方还需要研究者白手起家：中国当代作家买了哪些书？藏了哪些书？读了哪些书？他们的阅读又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王蒙、王安忆、莫言、余华、铁凝等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藏书和阅读情况进行“田野调查”，编制藏书目录、“阅读情况一览表”之类的资料与工具，为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这些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只有夯实基础，才能将中国当代作家的藏书研究和阅读史研究落到实处。任何脱离文献基础的“影响”研究都可能只是研究者的臆想或过度阐释，只有拿出实在的文献证据才能令人信服，也才可能将相关研究具体化、深入化。
六 中国当代作家的交游研究
解志熙在《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一文中对文学互动行为的文学史意义做过深入阐发：“文学互动行为当然既可发生在个人之间，如作家与作家、作家与读者或批评家之间，也可表现为文学社团流派内部的集体交流，甚而可以扩大为跨社团、跨流派以至跨地区和跨国度的文学之间的交集与互动，而其互动的效果和影响，则既可能积极地推动文学的发展，也可能产生刺激性的反作用，却不可能没有作用——只要互动当真产生了，就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效应和影响”，“不同的文人及社团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有时可以纷争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有时却又可以宽容互动到积极互助的地步，并且即使相轻相斗的交锋也未必只有负面的效应，倒可能刺激相关者暗自反省、激发对立者加强交流，从而推动文学在‘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交游的历史细节，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八卦”作家之间的是是非非或“花边新闻”，而是对作家的人际关系、互动行为、主体意识、情感结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生态、语境的关注，并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之所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事实上，“交游”是对传统说法的借鉴与沿袭，其本质是“关系研究”，核心在于对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亲疏、友仇关系的描述，以及这种关系在文学史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由于时间距离较近，现当代作家或现当代文学团体之间的“交游”或“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着复杂的纠葛、缠绕，因此许多交游研究往往避开灰色的一面，着重谈论积极的部分。但这并不是学术研究应该采取的态度。学术的原则，应如沈从文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初刊于1934年12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中所说的那样：“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评论不在阿誉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我的文章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话必求其合理且比较接近事实。文章若毫无可取处，至少还不缺少‘诚实’”。我们在梳理作家的交游史时，也要秉承“诚实”的理念——“每一句话必求其合理且比较接近事实”。这不仅是史实考订层面的追求，也是在文学史语境中讨论、阐释作家交游行为所需要的研究意识，乃至信念。
相较于古代文人的交游（如诗文唱和、宴饮玩乐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交游既有传统样态的延续，如书信往来、作品签赠、笔墨交锋等，也有伴随着社会迁变而产生的新型方式，如编辑出版刊物、经营文化团体、参与组织生活等。从事中国当代作家交游研究，一是要梳理作家与作家、作家与文学编辑、作家与读者、作家与批评家交往的过程，并发掘这种“交往”之于交往双方的影响；二是要将作家的互动行为放置在文学史的总体视野中加以把握和阐释，通过具体的实例，呈现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细节，社团流派的“聚”与“散”的动态图景，发掘作为独特个体的作家的思想行为逻辑，从而实现文献学研究与中国当代作家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有效互动。以孙犁为例，我们可以爬梳孙犁与文坛前辈茅盾、丁玲，与文坛后辈徐怀中、贾平凹、莫言、铁凝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层面的影响与接受；或以作家交游中的“事件”为切入点，在一个具体而微的语境中重新认识特定生命段落的作家与特定时段的历史，如阎庆生《一桩搁置了三十年的诗坛公案——围绕〈玛金诗选序〉的评述》，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坛生态、作家心态，乃至整个时代的情感结构都得到了一定观照。
中国现代作家交游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诸如朱正的《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陈子善的《签名本丛考》、谢泳的《钱锺书交友考》、夏明亮的《朱自清的朋友圈》、王道的《友朋从文》、陈洁的《鲁迅北京交游研究》等等，都可以为中国当代作家交游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实际上，中国当代作家交游研究已有的一些成果，正是在中国现代作家交游研究的延长线上生长出来的，比如1949年以前形成的周扬、丁玲、胡风之间的复杂关系，对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学管理机构内部的话语权争夺、人事纠纷以及某些作家的个体命运来说，都有不容小觑的影响。而研究者在讨论1948年初郭沫若撰文批判沈从文这一事件时，有时也会将郭、沈之间的“宿怨”作为其中一种原因加以探考。请注意，“作为其中一种原因”意味着某些事件的发生、演变及其最终结果并非单一原因的线性发展，而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因素之间并非彻底排斥的磁极，而是兼存引力与斥力的分子，基于多种作用力的综合，才导向了某一事件的“这一种”结果、“这一种”结构。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作家交游研究的重要之处，它所提供的“偶然性”对于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或事件发展逻辑“必然性”的“单因谬误”，可以形成一定的对话与制约。
钱理群在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前言中强调：“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这篇“前言”最初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时，此书拟定的题目还是《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后来取消“文学史”字样，或许与这种强调作家、作品的自觉意识不无关系。无独有偶，黄发有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没有文学的文学史料研究”。这种观察和批评是切中肯綮的，因此有必要强调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史料研究”如何激活“文学研究”。本文谈到的六个方面，其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作家与作品：其中期刊、版本、手稿部分构成了“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的完整谱系；书信、日记作为作家本体研究和作品周边研究的基本材料，值得研究者重视；交游部分将作家放置在历史语境与社会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更有助于研究者“知人论世”；阅读史部分关注作家主体经验的生成过程，探索文学作品的对话、互动。其出发在“史料”，其旨归在“文学”。概言之，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是一个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上面六个方面的研究只是其中的某些面向与路径而已，此外还有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广告研究等多个维度，都值得当代文学史料工作者投身其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