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过了。”这句话出自脱口秀演员于祥宇在《喜剧之王单口季》上的一段表演，讽刺某些专家喜欢给年轻人提建议。当有专家问他：“在人生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名校哲学系出身的于祥宇“语出惊人”：“我看的是《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那些崇高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你说你累一天，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大部头，费脑子，砸脑袋贼疼。我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过了。”

曾几何时，《平凡的世界》还是成功人士心目中改变人生的书，如今，“励志型读法”已被转移至“升级流”爽文中，只不过它仅仅作用于夜晚，以玄幻世界的快感机制疗愈白日里的一地鸡毛。这幕极具反讽意味的关于“青年必读书”的喜剧，也表现在年轻一代对《活着》与《平凡的世界》的比较阅读中。当豆瓣网《平凡的世界》的短评区出现“凤凰男精神指南”“慕强者的白日梦”等批评时，不再对孙少平共情的青年读者，选择为福贵的“活着”感动流涕。有论者指出，“高速上升期的社会，悲剧带来的是不死的激情和理想的赞歌，而在社会结构基本稳固的时期……悲剧对应的更多是承受”[1]。这些路遥接受中的新现象，折射出当代青年的处境与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变迁。如果说此前提及“路遥现象”，还是指“路遥作品的广泛接受性和专家对它的冷淡形成的反差”[2],那么时至今日，所谓大众读者也不再是一个整一性的概念。特别是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尽管《平凡的世界》仍稳居各大学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前列，并入选统编版语文必读书，但都不足以说明路遥的作品是否还能触动当代年轻人，又以何种方式被化合进他们的现实感中。

关键还是读法问题。在今天的语境中要如何阅读路遥，才能与当代青年达成有效连接？要如何转化路遥研究的路径，才能让《平凡的世界》持续它作为经典的价值？

一、“失败青年”的读法：“重读路遥”的代际视野

若从代际角度回顾新世纪以来的路遥研究史，在由“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催生的“重读路遥”[3]现象中，“80后”研究者的读法本身就是对这一代青年经验的再认识。与作为路遥同代人、曾视高加林为时代偶像的前辈研究者不同，一方面，他们的审美趣味不自觉地继承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知识，往往将路遥视为一个“过时”的作家，因此，修正阅读经验的过程必须从自我反思及对当代文学体制的重估开始。另一方面，他们的主要成长经验植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实际是在变化了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回望路遥笔下青年们的命运，现实焦虑必然涨破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在历史化的学术范式中，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意识。

杨庆祥就曾详述过这种代际经验的自觉。他曾回顾，自己在整个本科阶段，都认为路遥“是一个很‘土’的作家”，“认为余华、莫言等先锋作家更‘洋气’，更能证明我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的优越感”。[4]沉浸在走出农村的解放感中，倾心于以“去历史、去社会的审美经验”抹除来路，直到2006年重读路遥，才由个人经验透视社会历史，认识到同代人的精神变迁。“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进入大学时大概都是在2000年前后，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快速融入全球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对于世界和文学的想象，实际是带有某种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但是这种想象一旦和严肃的现实生活碰撞在一起，其脆弱性和幻灭感可想而知”。[5]杨庆祥用“重生般的体验”形容他与路遥的相遇，重读路遥意味着重新确认一代人的历史位置，重新思考文学变革社会的能量。

参与“重读路遥”的“80后”研究者基本共享了这一问题意识，并开展出两种研究方向。一是梳理路遥所继承的社会主义文学遗产。所谓“柳青的遗产”不仅包含着路遥如何从史诗性追求、深入生活等方面接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还意味着他如何转化如劳动观念在新中国“尊严政治”中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续写“改革时代的《创业史》”[6]。二是聚焦路遥作品所关涉的青年问题。一面追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以“潘晓讨论”为背景指出高加林形象作为“经济理性人”的登场；一面又立足当下，重评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再造新人的努力。

这批青年研究者格外重视语境与读法的关联。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我实现与社会改革的 同一性来看，《平凡的世界》应当被读作一部改革文学，《人生》中“能力+恶”[7]的个人抗争被《平凡的世界》中“劳动+善”的共同体想象所替代，体现了路遥对高加林式个人主义的警惕与突 破。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励志型读法”，却将孙少平们“改造世界的劳动”，解读为 “以承认既定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奋斗’”[8]。小说之外孙少安、孙少平们不容乐观的未来，如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倒闭、矿难等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检视读法的重要场景。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 经济奇迹曾给“励志型读法”以底气，那么当这种自我实现之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神话面前变得 愈发艰难时，“励志型读法”也逐渐暴露其问题性。在这样的后视镜中，重读路遥无疑为“80后”研究者提供了照亮当下青年处境与认知局限的契机。尽管有论者批评，孙少平的“苦难哲学”仍是将克服匮乏的途径放在自我完善之上，对造成不平等的生活障碍缺乏思考，但其“不安分”的文学青年气质，又使苦难哲学不同于“活着哲学”与“奋斗神话”：“孙少平拒绝种种‘隐藏的强制者’试图为他设定的条件，为他‘发明出来的生活形式’”，“在今天……回望孙少平愈发让人觉得意义深长”。[9]

上述两种研究方向都由历史延伸至当下，“重读路遥”也就为这些“80后”研究者开展“同代人批评”提供了参照。在他们最初有关“‘80后’写作”的讨论中，如黄平提出“我们时代需要有巴尔扎克式的写作”，杨庆祥以当代文学传统中的“强历史写作”批评青年作家内向型写作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等[10],都可见经由路遥研究对“文学性”标准的反思。而在始于2015年围绕“70后”“80后”作家笔下大量涌现“失败青年”形象的持续讨论中，高加林的进城故事更成为石一枫的“陈金芳”、甫跃辉的“顾零洲”等人物谱系的前身。金理指出，“《人生》讲述的也是一个起于失败的故事”，“那时的‘世界’还允诺着希望兑现的可能性，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实现的。而今天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却看到这样的转变轨迹：同样身处失败的境遇，从迎难而上、具有主动精神的‘大写主体’，到今天暮气沉沉、自认‘卢瑟’的自轻自贱者”[11]。在这篇对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一篇讲述“北漂”青年从都市逃遁到丛林的小说）的精彩细读中，金理指出，失败者自觉的关键，是要对自己“所追求的‘成功者’逻辑及获取成功的方式”进行反思。而这一观点早在金理2012年对《人生》与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比较中就已萌芽：剧中人物石小猛式的屌丝逆袭“在《人生》中已经‘预演’过”，就像高加林因大队书记高明楼滥用私权被拿掉了民办教师的位置、却又靠走后门进城，石小猛也只是更娴熟地操作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在试图‘逆袭’的那一刻被其‘反噬’”[12]。

可以说，“80后”学人“重读路遥”的起点，就是“失败青年”。在文学边缘化的年代从事文学研究，名校博士毕业的光环已不能缓释“青椒”的生存焦虑，他们在教学中与更年轻一代所发明的“屌丝”（2012）、“丧”（2016）、“佛系”（2017）、“小镇做题家”（2020）、“躺平”（2021）等流行话语相遇。尽管也有研究者只是在学术训练中偶然接触到路遥，但如何从失败感中重建主体性，重新追问有关“幸福”“尊严”“平等”的含义，的确成为他们反复阅读路遥的潜在动力。

还是以杨庆祥研究轨迹中路遥的位置为例。2007年起在“人大重返八十年代课堂”完成两篇路遥研究的代表作[13]，2011年开始写作《80后，怎么办？》，开篇对照孙少平与涂自强，说明一代人“失败的实感”。杨庆祥这样讲述自己2006年设计“东莞普通工人精神生活调查”后的思考：“回不去”的高加林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踏上“进城”之路，但资本和消费意识形态已经剥夺了城市农民工像孙少平那样进行自我教育的能力；小资产阶级只有从中产生活的白日梦中醒来，才能在与底层的联合中，承担起“唤醒主体，重塑意识”的责任。[14]2015年“五一”劳动节改定《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路遥的“方法”》，他总结路遥如何不完全服从于现实的规则和秩序，在文学想象中建构出“另外一种改革的方向”“另外一种改革的伦理”“另外一种新人的想象”[15]。如何既内在又外在于历史，可以说杨庆祥近年来关于对新南方写作及对青年创作现象的分析等，也都在践行来自路遥的启示。

正是对个体生命经验及世代位置的不断反刍，使得这些“80后”研究者能够将路遥的创作强有力地召回到当下，将其转化为有生产性的认识资源。然而，这种读法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者过于依赖对当下现实的直观把握，容易从自己的观念、立场出发，对路遥作品作出过度阐释。如郜元宝就指出金理对孙少平缺乏结构性批判的苛责，“多少有点忽略了小说的具体描写而过分苛求‘白天劳动夜里批判’的孙少安们了”[16]。若细读《平凡的世界》，可以发现路遥对改革全面展开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已有前瞻性探究。

二是这种向路遥借力的思想工作，还是基于研究者谈论青年及青年写作出路时固有的思考图式，去概括路遥的启示。这种思考图式包括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如个人与集体、自我与社会、个人化写作与公共性关怀、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小资美学与总体性等。在一定阶段，通过重估路遥的价值的确可以矫正这些关系的失衡，但这种思考图式能够开展出的有关青年主体的建设性意见，又非常有限。一旦现实处境的复杂与困难超出预期，研究者对路遥的兴趣及阅读重心就会自然地转向别处。如杨庆祥近年重读《兄弟》后，就改变了以前认为路遥比余华要好的观点：“我认为路遥的宏大叙事里面有一种‘不真实’东西，尤其是站在后设的视野来看。它以一种奋斗励志的方式呈现出来，发挥很多作用，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孙少平和孙少安的路走，我们就走到一个完美的世界，然后人人得到幸福，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好，从此以后大家都幸福生活在一起了。余华的《兄弟》则以一种反讽、撕裂、预言式的方式揭示了这样一个狂欢的历史进程里面个体真实的感受。”[17]这种在主体性认识及美学趣味上的调整，多少反映了“把路遥作为方法”的因时而兴、乘势而变。

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突围：从高加林到孙少平

“80后”研究者重读路遥的重要启发之一，是不再囿于从城乡关系、乡土文学等角度去理解路遥笔下的青年形象。从后设视野来看，“高加林难题”的实质不是“如何进城”，而是“进城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与高加林共情的读者不一定出身农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来说，他们能够实现向上流动，但作为“小镇做题家”与“读书的料”，他们还是会遭遇“金榜题名之后”的出路分化之谜[18],还是可能在人生的岔道口上面临高加林式的困境。

也就是说，从路遥身后更长时段的现实发展来看，字面意义上的“农裔城籍”已不足以概括高加林的后辈们。在新近发表出版的路遥研究成果中，蔡翔用“成为小资产阶级”重新定位高加林的追求，并将怀揣中产阶层理想的“小镇青年”视作高加林的精神后裔。受李陀启发，蔡翔从北岛的《波动》中追溯当代小资文化的起源，认为其改写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小资产阶级改造叙事，“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1980年代成为知识青年一种潜在的社会愿望”[19],而《人生》则流露出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焦虑，并暴露了七十至八十年代生产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化的问题。首先，小资产阶级文化强调“个人”的崛起、“自我”的发现，但高加林形象的独特性在于他以平民阶层改变命运所必需的物质性基础，戳破了小资产阶级追求纯粹的精神自我的臆想。另外，正如蔡翔所指出的，高加林的进城，实际上是“认同既有的符号和符号系统，也认同进入这一空间的方式，只是被迫以造假来复制进入的口令”[20]；并且，“当‘个人’的概念进入平民阶层，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前提一定是职业、户口、收入等等，简单一点说，就是怎样‘进城’。在这里，小资产阶级被阶层化，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类型或者文化类型，它预示了一种可能，就是小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演化的可能性”[21]。

蔡翔的上述分析，其实道出了小资产阶级理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育时的先天不足。当高加林迫切地与原生阶层切割，把进城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方向时，他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未能反思与超越新启蒙主义对文明与愚昧的指认，他对高级文化的理解，也只是对某个阶层生活方式的外在模仿。

若将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爱情故事与《红与黑》对读，对于黄亚萍经常“即兴地浪漫一下”的恋爱要求，尽管高加林感到疲惫，还是选择了服从；而于连最终“征服”玛蒂尔德，恰恰是击垮她的虚荣心，“朝着她意愿相反的方向去做和她的期待相反的事情”——有论者在于连身上读出十九世纪欧洲精神革命的原型，“他从来就不是要通过在上流社会谋求一个位置来改变自己的相对地位，而是要彻底毁灭这些价值”，“征服爱情，扫荡时代，肃清历史，甚至重塑信仰”[22]。相较而言，高加林不是于连式不择手段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却也缺少了于连在征服中完成自我教育并且重构对待社会、文明等态度的强烈意志。高加林进城之后的状态呈现出一种撕裂感，一面是如他报道救灾时被点燃的献身精神、篮球场上的英姿勃发，县城生活不断生产着激情，让精神处于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状态；但另一面他所享受的生活又如此世俗与实际。路遥写黄亚萍如何用物质去装扮与填充高加林的生活，奶糖、咖啡、逛大城市……“亚萍并且坚持让他穿上了那双三接头皮鞋。第一回穿这皮鞋走路，他感到又别扭又带劲”[23]。路遥虽然以叙事者的权威阻断了高加林的路，写他走后门被告发，回归到由巧珍与德顺爷所象征的美与善的乡土世界，但路遥也在最后一章标题下注明了“（并非结局）”。

借用蔡翔的读法来看，高加林不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的新人，也预见到一种新阶层的未来。高加林们终将跻身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行列，可是成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并不必然获得幸福感与尊严感。这一“高加林难题”，还没有得到解答。而路遥的前瞻性在于，他不仅在八十年代个人扩张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中揭示了阶层流动所必需的现实条件，也敏锐感知到高加林们还没有真正做好文化上的准备，以新的文化构想去参与建设理想社会并成就理想的自己。

因此，从高加林到孙少平，考察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的改写就格外重要。比如，高加林和孙少平都是知识青年，又都爱好文学，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特别是在阅读行为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人生》里文化的习得及高加林文化才能的施展被严格限定在城市空间。高加林在文化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黄亚萍谈论能源危机、在撰写广播稿时调动起对红色经典《红旗谱》的阅读记忆……这些都与高加林在农村艰苦的体力劳动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有文化、有知识”的表述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是高加林与巧珍的分界线，也是高加林进城的动力，文化资本直接对应着阶层差异与权力关系。而“读书”虽然也让孙少平不安于农民的活法，但以“卖力气”进城的情节安排从一开始就阻断了将有文化、有知识直接标记为身份与地位。少平刚进城时有求于诗人贾冰却不撒谎说自己对诗歌有什么特别的喜爱，在工地时隐藏自己读过书的身份，这些细节都将文化追求限定在非功用化、非物质化的层面。路遥以一份长长的书单贯穿孙少平的成长史，阅读给孙少平带来的是友情、爱情，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观察世界的视野。路遥并不刻意渲染孙少平白天劳动、晚上读书的矛盾与挣扎，而是以“关于苦难的学说”统一他从谋生与阅读中获得的认识。于是，本来是由田晓霞借书给孙少平，“教导”他的精神世界不“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但孙少平的读法，反倒给田晓霞的生活世界“树立了一个‘对应物’”，“一个奇特的‘坐标’”，让她“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24]《平凡的世界》以杜丽丽的三角恋对黄亚萍式城市现代青年做出了更尖锐的讽刺，也以孙少平对田晓霞的启蒙，指出了小资产阶级应当完成的自我教育。路遥就此改写了《人生》爱情故事里由单向启蒙决定的强弱关系与城乡区隔，进城故事也不再是孙少平理解个人实现的全部参照。

如果说创作《人生》时期，路遥关切的还是农村知识青年对更高文明的追求应当被重视的问题——即“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具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25]；那么到了《平凡的世界》，路遥已经让孙少平主动去思考应当追求怎样的文化、什么是更高文明的问题。

《平凡的世界》结尾围绕孙少平的情节安排就是一整套有关文化价值系统的理想方案，并且调动起多种历史资源。孙少平在井下事故中为救人而受伤，选择回到大牙湾煤矿、惠英嫂母子身边，继续他作为矿工的事业，这既是对革命伦理中利他主义、将个人投身于更大事业之中的献身精神的践行，也是对强调劳动者尊严、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故事的续写。而少平的选择之所以圆满，又是因为有孙少安和兰香构成其理想实现的基石与远景。孙少安不仅在农村托举起弟弟远行的梦，还在弟弟的启发下建学校，将支配财富的问题转化为以文化参与乡村的公共生活。这既使得孙少平与农村的关系，不再重复高加林在刷牙与漂白粉事件上失败的启蒙，更融合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引导新时期乡村改革中被松绑的民间力量朝向共同富裕。而成为大学生的兰香与吴仲平的恋爱，也以教育实现平等的时代信念，使孙少平的价值观在城市中继续生长。“二小子”的身份设计，既说明了少平独特精神气质的现实来源，决定了他驻足于城乡两个世界之间的主体位置，也使他如同天平的底座，通过对哥哥和妹妹的影响，以他的价值选择与文化理想来锚定改革的方向。

值得商榷的是，蔡翔认为孙少平“从改造社会退回到个人的自我拯救”[26]，这一观点又简化了路遥以孙少平为支点重建社会的考虑。读者易从时过境迁中判定路遥太过理想，但也忽略了路遥对理想所需条件的把握、调动与安排。比如叙事上选择矿区作为孙少平的归宿，不仅是因为有弟弟王天乐的经历作为素材，还因为煤矿可以凝聚改革开放初期尚能支撑劳动之美的各方面因素：路遥特意写到井下环境严酷更需要协作，指向的是集体劳动的价值；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贫民出身，同工种只看出煤量，强调的是八十年代重返按劳分配制度的意义；写孙少平第一次坐火车去省城想到是煤让列车滚滚向前，因此能以优越感环视周围的旅客，是以现代化的宏图伟业来肯定体力劳动者的奉献；写孙少平考虑去煤矿技术学校学习，则是因为有技术革新加速现代化的时代精神作为后盾。路遥围绕少平成长道路的叙事设计不仅是美学上的追求，也是从时代中提取理想生成所需配合的各个环节。

回到蔡翔的读法，蔡翔关注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李陀等人提出的观点，即随着新中产和小资群体呈现底层化趋势，重构一种新型小资文化，才能承载变革社会的力量[27]。路遥并不会像蔡翔那样去认识小资产阶级问题，但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在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28]的意义上，路遥已对“高加林难题”做出了不同的解法，也就意味着历史纵深处另一种意识自觉的可能。

三、平凡何以伟大：是“生活的强者”，还是“普遍的同情”？

如前所述，由高加林到孙少平，路遥的改写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来安置青年的理想追求。《人生》之后，路遥多次提到社会上大讲实惠的风气，还考虑过要写一部题为《寻找罗曼蒂克》的小说，认为“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29]。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你怎么也想不到》《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后续作品中，路遥一直在探索这种罗曼蒂克精神的构成，但又呈现出模式化倾向。一是特别重视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遗产，如援引红色经典、让主人公践行“毛乌素精神”等，强调集体与献身；二是重复使用超阶层的爱情与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同构的故事设计，将城市处理为主人公在私欲驱使下走上的迷途，带有更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平凡的世界》则试图突破这些模式，以“普通人并不等于平庸”的设问，直接触及新时期重构理想主义的结构性难题。

以往研究者多从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角度，去关联《人生》与“潘晓讨论”。其实“潘晓”自述中理想主义信念的形态及其受挫，同样可以成为解读《平凡的世界》时的重要背景。有论者指出，“潘晓”的困扰反映了打造新人的典型方式存在的问题，即“召唤人们的崇高感、使命感，但与此同时，却对人们真实的日常社会生活问题、自我身心状态问题着力不够”；而这样一种方式在八十年代后，又“以摆荡到另一极端的样式存在着”，即“过于不把人们的日常经验与叙述放在一个给着视野、心胸、崇高感、使命感以适当位置的结构性状态中来看、来分析”。[30]如何避免崇高感变成空洞的修辞，又不落入活着就好、吃饭哲学的另一种极端？路遥无疑以孙少平形象给出了答案，“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31]。

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主潮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识，但路遥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底层视角出发，延伸出两方面思考：

首先，区别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纠偏个人主义思潮而直接号召青年献身伟大事业的主体建构逻辑，路遥提出了个体境遇的差异问题，也就提出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应有不同层次的考虑。《平凡的世界》不再宣扬某一种抽象的崇高精神，而是在家庭、友情、爱情等一系列日常生活情境中，写不同处境下各个青年的选择以及这些成长故事中所形成的价值认同。具体的个人生活，而不是外在于生活的道德教化，构成了人生意义感的来源。

另外，在青年形象塑造方面，路遥始终聚焦于人物的精神内面，因而格外突出底层生活中因客观条件所限人物所感受到的“窘迫”“煎熬”等种种情绪，苦难叙事的重心也就从展示生活的贫乏转向意识的磨砺。正如田晓霞所说，“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她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32]。有研究者指出，“‘生活’在《人生》里呈现为刻板的、不可违逆的原则和条件，与‘个体’出于自然正当的要求形成冲突”，而《平凡的世界》中个体和生活之间却是一种“动态促进关系”[33]。由此看来，孙少平的“关于苦难的学说”就不是苦行僧式的忍耐，而是主人公在生活中的一种意识能动性——一种不被不理想条件下的情绪所困、不停留于直观经验感受去把握现实的能力。

饶有意味的是，这种能力在《平凡的世界》中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是个体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引下不被生活的重负压垮，在精神上变得强大。另一种则是写个人如何因具备这种穿透生活表象的能力，而能摆脱阶层、身份等束缚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精神上的交流。两种方向都在建设有尊严感的主体，却又带来相当不同的影响。

在对《平凡的世界》的“励志型读法”中，前一种即孙少平作为“生活的强者”的形象被更加凸显。“强大”一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与感情、思想、意志等内在力量关联在一起，如“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34]。读者往往只从自强不息的方面去理解这些人生格言，然而，已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强者逻辑隐含的危险。《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写到孙少平因井下劳动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其他人却不得不为了吃饭把值钱家当转卖给他，孙少平成了“宿舍的领袖”，路遥接着写道，“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被征服者丧失的不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35]在对这一情节段落的精彩分析中，研究者指出，孙少平没有意识到，“在一个过于强调劳动—致富的时代观念意识中，劳动所连带的感觉意识就不再是互相帮扶，而是自保和不断占领”，“‘宿舍领袖’的地位不是依赖孙少平的自尊自立自强的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在人际关系中的正面引导所获得的尊重来建立的，而是依赖了‘劳动’的征服和占领的单线逻辑”[36]。这一分析丰富了过去对路遥的劳动书写的一般认识，事实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劳动虽然使个体感到了尊严与价值，却并没有像柳青《创业史》中那样在人与人之间结成劳动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成为“生活的强者”不仅会不自觉地内化有问题的时代观念，还可能发展出对所谓精神孱弱者的傲慢与隔阂。小说中有一段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十分相似的场景。路遥写孙少平在井下因班长王世才的提议，给矿工讲《红与黑》中于连的故事，没想到安锁子“像发情的公牛那般嚎叫了一声”，夺过书扔进了煤堆，“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就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呀”。[37]在这个场景中，有精神生活的孙少平和仅仅有着动物本能的安锁子形成鲜明对比。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当保尔给红军战士读《牛虻》时，大家讨论的是英雄的行为何以发生；有人讲到自己认识的一位牺牲的小伙子，“从外表看，他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的呵！在我们弟兄们中间，这种人可有的是”[38]。尽管孙少平没有像于连那样“向上爬”，而是“向下”走进底层生活，但他似乎从未对揽工汉与井下的工友们产生兄弟般的感情。其实小说中有过两个片段，写孙少平如何看见这些没有多少精神生活的人的精神世界：元宵节工匠们喝酒唱曲，“他真惊叹过去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编出这样美妙而深情的歌”[39]；安锁子专门拿手电来为田晓霞和孙少平照夜路，孙少平先是感觉到“这令人厌恶的举动似乎还不包含恶意”，之后又想到“有些人的某种行为也许永远使别人无法理解”，最后“对他这粗鲁的师兄倒也有一丝怜悯的温情……”[40]当孙少平不再仅仅专注于自己不凡的精神追求时，反倒发现普通人不寻常的生命表达。

精神的强大不必然表现为困境中不坠其志的磨炼，也可以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对自我、对他人、对生命有更宽阔的理解。这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建立自尊的另一种面向。与高加林的极度敏感、强烈的情绪波动不同，孙少平虽然也有丰富细腻的情感，但其成长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急于对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龃龉、误会、隔膜等做出情绪性的反应和本质化的定性。路遥写孙少平初到黄原县城为寻个过夜的地方，去找诗人贾冰。他原想曾在参加地区故事调讲会时与贾老师有过一面之缘，去后才发现贾老师已经不记得他了；贾冰的爱人“既没看一眼少平，也没说话，看来相当不欢迎他这个不速之客”，而“少平并不因此就对贾冰的爱人产生坏看法。他估计这家人已经不知接待了多少像他这样来黄原谋生的亲戚和老乡，天长日久，自然会生出厌烦情绪来”。[41]可以将路遥对少平心理活动的这段简短描述，与《人生》中高加林拉粪时遇到张克南母亲的反应做个比较。面对张克南母亲不记得他、只把他当作一身臭气的农民的情景，高加林“强忍着泪水”“心中也燃烧着火焰”，“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42]而孙少平虽然也敏锐感知到诗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借宿的凡夫俗子，还是以感激和设身处地的理解来应对，最终，连贾冰夫妇也感到过意不去，明白这后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高加林的自卑感使他急于从外在武装自己，放大个体与环境的冲突；孙少平的不卑不亢则源于能首先整理自己的认识，而非寻求他人的承认，也就能在具体情境中理解现实问题和不理想的关系，将人与社会都放到一个可以被转换的位置上去。

不只孙少平的形象塑造，路遥用许多笔墨去写他理想中青年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人生》多次写到高加林以更换着装表明自己的身份认同，《平凡的世界》却以“化妆”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贴：润叶为了让少安不拘束，把两根漂亮的辫子剪成了短帽盖，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蓝罩衣；少平担心自己揽工汉的破烂行装惊吓到好友金波，特意收拾一番，没想到“敏感的金波猜出他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不刺激他，才故意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他处在一种同等的地位”[43]。路遥常给人物安排如成人礼一般的重要时刻，是个人面对艰难处境时的毅力与坚持，也可以是同情和担当。就像润生听着大漠里金波和姐夫一个在哭，一个在唱，自己也忍不住涌满泪水，“别人的痛苦感染了他，他也很痛苦。痛苦啊，往往是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一种男性的豪壮气概在田福堂这个瘦弱的儿子身上苏醒了”。[44]个人成长的重心不再只是对苦难的承受，还包括对他人境遇的同情和疼惜。在《平凡的世界》里，叙述者甚至直接向读者呼吁，“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45]。

叙述者曾以一句格言式的议论——“人啊，忍、韧、仁……”来鼓励受到挫折与打击的青年。以往对孙少平“关于苦难的学说”的理解，主要突出了忍和韧，却遗漏了“亲亲，仁也”的部分。当“苦难崇拜”越来越被当代青年视作美化现实、自我规训的精神枷锁，当成为“生活的强者”有可能加剧丛林法则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时，或许更应重视《平凡的世界》里对同情的召唤。当然，对小说中同情发生机制及其边界的理解，仍需进一步研究。如有研究者提醒，相较于《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门路”与“人情关系”被更正面地呈现，路遥既写乡土社会基于亲缘、地缘、利益形成人情世故的庸俗的一面，也写人情的支援如何能补偿现实中的不平等，而孙少平与曹书记发展出的雇佣以外的关系，与同学间超阶层的互相扶持等，更体现了路遥对“以教育为主要上升渠道，以劳动为道德基准的启蒙主义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展望”[46]。对普遍的同情的强调，不仅是对个体提出的道德要求，也明确了普通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不仅依赖个人的精神强度，更需要重建社会的情义联结。而在对社会关系的主动建设方面，普通人推己及人的实践可能，或许才真正诠释了“平凡何以伟大”。

结 语

回顾路遥研究中关联青年问题对《平凡的世界》的读法，“80后”研究者由“失败青年”的生命体验出发，通过对世代位置的自觉，将“高加林难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语境延伸至当下。研究者在后设视野中提出青年的出路问题，则进一步拓宽了路遥创作不限于城乡关系的价值。而以往着眼于劳动尊严与人格淬炼去诠释孙少平的“关于苦难的学说”，既简化了路遥与左翼传统的异同，不能进一步分析八十年代重构理想主义的结构性难题，还可能因过分突出“生活的强者”的逻辑，越来越远离当下青年读者倍感倦怠的身心状况。《平凡的世界》是经得起细读的。有必要在变动的语境中，重新梳理小说中“平凡何以伟大”的其他面向，即在重建社会关切的意义上，重释路遥立人的理想。

对读法的重勘，是为了继续发明新的读法。《平凡的世界》不是“高加林难题”一劳永逸的答案，但路遥的启示在于：始终“寻找社会生活中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部位”，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放在一个“过渡、转折、斗争、矛盾”的变动的状态中去理解[47]；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才不是某种易过时的理念的图解，而是以历史感为根基，“努力体察生活未来的流向”[48]。这不仅是现实主义美学在文学创作和认识社会方面的价值，也有着帮助个人在社会中安住的生命实践的意义。卢卡奇在评价托马斯·曼时说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这些经验和情感放在了与整体的生活语境相适应的地方。他展示了引起这些情感和经验的社会领域，以及这些情感和经验所要到达的地方”[49],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创作中作家所创造的丰富的生活图景，“可以为读者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答案——生活自己提出问题，生活自己给出答案！”[50]从这个角度来说，发明一种读法，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活法。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时期对外文学交往中的‘中国经验’研究”（20BZW14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项静：《〈活着〉的读者接受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小说评论》2023年第6期。

[2]吴进：《“路遥现象”探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3]参见王仁宝：《“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4][5]杨庆祥：《阅读路遥：经验和差异》，《重读路遥》，程光炜、杨庆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71页。

[6]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路遥研究专著《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即以“柳青的遗产”为主题，也受到“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的影响。

[7][15]杨庆祥：《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路遥的“方法”》，《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88页。

[8]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9]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10]参见杨庆祥、金理、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上）（下），《上海文学》2011年第6期、第7期。

[11]金理：《失败青年故事的限制与可能——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12]金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13]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14]参见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6]郜元宝：《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

[17]杨庆祥：《哪怕在漫长的无聊期也要兴高采烈地生活》，“潮新闻”2023年12月7日文章，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2655068&source=1.

[18]此处提及的均是近年来从教育社会学角度研究相关问题的著作名，包括谢爱磊《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版）、郑雅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

[19][20][21][26]蔡翔：《1980年代：小说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74页、96页、108页、109页。

[22]张巍卓：《征服者于连：〈红与黑〉和19世纪欧洲精神革命》，《社会》2021年第2期。

[23][42]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109页。

[24][31][32][34][39][41][43][44][4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189页、334页、448页、265页、113页、147页、303页、306页。

[25]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27]相关研究有李陀：《〈波动〉修订版序言》，《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李云雷：《新小资的“底层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28][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37页。

[29]路遥：《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30]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33]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35][37][40]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63页、83页。

[36]何浩：《与“现实”缠斗：〈讲话〉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周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294页。另外倪伟在《平凡的超越：路遥与80年代文化征候》（《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中也分析了同一个片段。

[38][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46]陈湘静：《以人情为根基的总体性世界——论路遥〈平凡的世界〉》，“1980年代的文学、戏剧与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2024年10月26-27日）会议论文集（未刊）。

[47]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一）》，《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48]路遥：《对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几点认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页。

[49][50][德]西奥多·阿多诺等：《美学与政治》，谢俊、李轶南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7页、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