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全本《金石录》“失而复得”记
宋代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共同编纂的《金石录》三十卷，是中国金石学研究的经典之作。《金石录》原书三十卷，在南宋时有淳熙间龙舒郡斋刻本及开禧元年浚仪赵不谫刻本，但明清两代，世人已难见宋刻真容。清乾隆年间卢见曾雅雨堂刻本流传较广，舛误仍多，学者每每引以为憾。七十余年前，龙舒郡斋宋刻本《金石录》三十卷重现于世，并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是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浓墨重彩的书林佳话。此仅存之珍本一经发现，便震惊学界。其流转、购藏、鉴定与捐献的传奇过程，幸赖张元济、冒广生、徐森玉、马衡、邓之诚、周叔弢、顾颉刚、陈乃乾、郑振铎、夏承焘、顾廷龙、潘景郑、冀淑英等数十位文史及图书馆界巨擘，以日记、信札、笔记、题跋等形式详加记录。这些出自亲历者笔下的文字，共同编织成一部跌宕起伏的珍籍流传史，极大地丰富了这部宋刻全本的文物价值与传奇色彩。
津逮遗珠
从“论斤称卖”到“慧眼识珍”
故事的开端充满戏剧性的偶然。甘氏津逮楼藏书曾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经甘元焕搜求复积万余卷，这部《金石录》为元明清四百年间秘藏孤本，奇迹般幸存。1951年3月，南京甘氏津逮楼后人出售藏书。此前甘汶托病中亲戚、前中央大学教授卢前鉴定，卢介绍书商马兴安前往。马兴安与水利专家赵世暹等人同至甘宅后楼，以旧币每斤二千元的价格，购得南宋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等书。甘汶事后翻阅，将书中“嘉䋭”误作“嘉靖”年号，经卢前误判为明版，便未再深究。马兴安与赵世暹皆知其为宋版珍本，价值不菲。马欲出售获利，赵则执意自藏捐公，两人争执后终归赵世暹所有。这部宋刻全本《金石录》遂由“明珠暗投”转为“慧眼识珍”，成为藏书史上的传奇。
沪上名儒
宋刻全本《金石录》版本鉴定
赵世暹自南京津逮楼意外获此宋刻全本《金石录》后，虽心知其珍，然于版本真赝未敢遽定，亟欲请益于著名版本学家张元济先生。据丁小明、柳和城整理的赵世暹致顾廷龙书札四通可知，赵氏致函顾廷龙时，已决意将此国宝捐赠国家。
1951年4月中旬前后，原书送达张元济寓所。彼时的张元济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且正卧病在榻。然而，当这部奇书置于案前，老先生精神为之一振，几易其稿，最终完成一篇长达1600余字的考证长跋。5月2日，张元济特意邀请老友冒广生同赏。冒广生当日日记“得菊生书，约看宋板明诚《金石录》”，寥寥数语，却可见其事之郑重。
为了写好这篇跋语，张元济用功极深。据其哲嗣张树年先生回忆，父亲不仅设法借到了苏州潘氏滂喜斋旧藏的十卷宋刻残本（即冯文昌旧藏本），还比对家藏的清吕无党抄本等诸多版本。他在跋文中详细考辨了《金石录》自宋至清的版本源流，揭示了十卷残本将“卷十一”改为“卷一”的作伪痕迹，认为此书正是洪迈《容斋四笔》中所载的“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的龙舒初刻本无疑。感叹曰：“三十卷本尚存天壤，忽于千百年沈薶之下，灿然呈现，夫岂非希世之珍乎！”他亦对赵世暹“以此罕见珍本，不愿私为己有，将以献诸中央人民政府”的“崇古奉公”之举，给予了高度嘉许。这篇跋文，不仅是严谨的学术鉴定，更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护书宣言”。顾廷龙先生后来在《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一文中称，此跋乃张元济“倚枕伏炕几上属草，稿成又手写一通。此后恐未再作考证之文，亦未再写此长文，可以称之为绝笔矣”。其历史与情感分量，不言而喻。
此时，宋刻全本《金石录》重现世间的消息已在学界引起轰动。在张元济撰写跋文的同时，沪上其他学者也围绕此书展开了密集的研讨与校勘。1951年5月4日晚，顾颉刚、陈乃乾相聚于顾廷龙寓所，就此书议论往复。陈乃乾当日日记详载：“晚访起潜，谈宋刻《金石录》事……顷已捐献政府，将由振铎带京。今日晤起潜，知振铎赴甬未归，《金石录》则已送往张菊翁处写跋。潘谨辰曾略校一过，与吕留良钞本约略相同。”日记中“潘谨辰”疑为“潘景郑”之笔误，可见当时潘景郑也已着手校勘。翌日，陈乃乾又作《宋本〈金石录〉考证》一首，以志其事（见5月5日日记）。顾颉刚亦于读书笔记“宋刻《金石录》”条记下这段书林逸事。
5月18日，张元济作跋完毕，将《金石录》送至上海合众图书馆顾廷龙处，准备由其转交郑振铎。顾廷龙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张元济送回《金石录》，赵世暹命为记，不可却，‘翻阅再四，无可言，盖菊老跋尽及矣’。”面对张元济的详尽考辨，顾廷龙谦逊地表示无需再赘言。但他并未停止研究，两天后，他又借来潘景郑所藏顾广圻、黄丕烈合校本，对宋刻原本进行参校。潘景郑则取家藏的十卷残本及涵芬楼影印吕无党抄本，与三十卷全本对勘，撰成《校宋本〈金石录〉》，感叹此“湮灭不彰之秘籍，一旦流传人间，而余又得披阅校读一过，文字因缘，自非偶然也”。文中还提及《金石录》“纸质细薄类棉纸，字体秀劲。每叶有‘晏如’楷书朱印钤纸面，据徐森玉丈云，此其宋刻之明证焉”。
值得一提的是，徐森玉先生对此本的鉴定，留下了一段生动掌故。据黄裳先生回忆，当时他在上海文管会徐森玉办公室见到此书，森玉老故意设问：“你看，像不像嘉靖本？”黄裳初看也觉用纸酷似白棉纸，但细察之下，方觉其刀法神韵“一望而知是宋刻风骨”。徐森玉见黄裳已道出其中玄机，便笑而不语。《金石录》在沪上期间，学界已达成共识——赵世暹购入的宋刻全本《金石录》便是失传已久的龙舒郡斋所刻初版。
公藏之始
郑振铎亲携入京
1951年5月22日，是宋刻全本《金石录》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天。是日，在合众图书馆，顾廷龙亲手将其当面交给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场见证的还有陈乃乾等人。顾廷龙当日日记清晰地记录：“阅《金石录》。郑振铎来，即以《金石录》面交。”
两天后，顾廷龙在致王重民先生的信中，又提及此事：“郑公来沪曾约数晤，赵敦甫兄所捐宋刻《金石录》，菊老为撰长跋，昨由龙面交郑公矣。”尽管信中“昨由龙面交郑公”与日记的“22日”略有出入（信写于24日，“昨”为23日），但与陈乃乾22日的日记相互印证，面交日期为22日无疑。据陈氏1951年5月22日日记，他当日已在合众图书馆亲见赵世暹所购宋刻《金石录》，并详录其版式、藏印与题跋。自同年4月从顾廷龙处得知此书并送请张元济作跋后，陈乃乾始终关注此本。观摩当日，他也提供一个旁证：书中“晏如”朱记，亦见于另一宋刻《王荆文公集》。
郑振铎收到此书后，并未急于北返。他在沪上公务繁忙，主持各类会议，商议图书馆与博物馆筹建事宜，日程极满。但他对这部《金石录》始终悬心。5月31日，他在致梁思永的信中，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与忧虑：“此间古书不多。宋刊本《金石录》（三十卷完全不缺）是海内孤本……均已得到……大约六月十日以前，一定要北返。”
他最终决定不以邮寄，而是亲自坐火车护送。6月12日晚8时20分，他携书登上北行列车，13日上午准时抵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第一时间闻讯，于6月16日赴文物局拜访郑振铎，并在日记中写下：“西谛甫自上海……此次自沪秘籍有北宋龙舒郡斋本《金石录》三十卷，自来未见著录，有唐伯虎印，惜遭水渍，为美中不足耳。”至此，这部历尽沧桑的宋刻全本由私家秘藏而入国家公藏，完成了其流传史上意义非凡的转折。
芸台永存
入藏国图与研究新境
1952年，为迎接第三届国庆节，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后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该展览9月20日预展，9月29日正式开幕。在这次展览中，宋刻全本《金石录》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展览题签为“《金石录》 宋赵明诚撰 南宋中期刻本（安徽舒城） 赵世暹先生捐赠”。这部沉薶数百年的典籍，终于从昔日藏书楼的深闺，正式走入公众视野。郑振铎为展览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引言，专门表彰了赵世暹等人的贡献。参观展览的王伯祥在9月2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盛况，并特别指出：“其中最为珍罕、历来藏家所未著录者，厥为宋刻本《金石录》。”宋刻全本《金石录》入藏北京图书馆一事，备受京中学者关注。词学大家夏承焘于1956年4月14日专程到北京图书馆访书，在赵万里指导下观书后，于日记中记录：“万里先生推断此本为淳熙间刊刻，系后世通行诸本之祖本。”史学家邓之诚则在同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此书从南京被发现到入藏国图的全过程，尽管传闻细节与他处记载略有出入，但足见此事在当时学界引起的广泛回响。
此后，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赵万里主任的主持下，对《金石录》展开了系统的编目与研究。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史部金石类著录的第一部，便是“《金石录》三十卷。宋赵明诚撰。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张元济跋。五册”。次年，赵万里又主持编撰《中国版刻图录》，将此本卷四卷端书影收入其中，并附以详细解题，明确指出此书即洪迈所言之龙舒郡斋刻本，并高度肯定了赵世暹献书的功绩。冀淑英研究馆员则投入了更深入的版本考辨。1961年，她发表《谈赵明诚〈金石录〉的版本问题》，通过对三十卷全本与十卷残本的细致比对，提出一个重要论断：《金石录》在宋代先刻于龙舒，后刻于浚仪，两本实为同一版本系统，十卷本与新发现的三十卷全本，实为一版两次印行的不同传本。三十卷全本为前印本，十卷残本为后印修补本，将《金石录》的版本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编目著录，到版刻图录，再到版本考辨，国图学人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这部沉薶数百年的存世唯一宋刻全本《金石录》，最终在学术史上找到了应有的位置。
余论
从黑白影印到原色重现
1983年，宋刻全本《金石录》以黑白影印收入《古逸丛书三编》出版，由冀淑英撰写影印说明。次年，周叔弢哲嗣周珏良回忆，其父病中得知此书影印，仍欣然问及印制如何，老一辈学人拳拳之心可见一斑。黑白影印本为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据此校勘三十卷全本与十卷残本，发现残宋本长期隐匿的卷次剜改现象：通过剜去卷首“十”“二”等字伪造卷一至十的假象，拼接、补纸、描润手法精细，竟“天衣无缝”，致使众多收藏家、鉴定家皆被蒙蔽，长期视其为不同于其他传本的版本系统。
2025年，国家图书馆参与策划、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宋元珍本艺术文献丛刊”，第一种便是宋刻全本《金石录》原色原大影印本。国图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称其既准确呈现原貌，更通过梳理源流故事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亦感叹，从整理本到彩印本，《金石录》备受追捧，正是“古书之美”的当代回响。
一部宋刻全本，照见八百载书林风云。自宋椠初刊，至今日彩印传世，其间有赵世暹慧眼公心，张元济长跋鉴定，郑振铎亲护嘉许，顾廷龙、潘景郑的校勘考辨，赵万里、冀淑英等图书馆人的守护研究。历代学人孜孜以求，使存世唯一宋刻全本《金石录》终成公器。正是这份跨越时代、前赴后继的护持之力，使这部历尽沧桑的典籍，得以穿越历史烟云，重光于世，永续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