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家访，于今人似乎已经是一个陌生化的词汇了，但对于我们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则是记忆深处特别熟悉的名词与场景。家访，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很多时候已被电话召见家长到校或家长会所替代。身为大学教师的黄灯怀揣“爱的教育”理念，一次次长途跋涉，家访遍布全国格斗的学生，以真挚的情感、生命的韧性和思想的力量，观察、分析并表现现实，追问并反思教育的本质与人生的意义，创作出了《去家访》这本书。该书与其此前的《我的二本学生》等系列非虚构作品一脉相承，都是以行走的方式书写时代，实现其文学行吟的深刻与丰富。这种基于田野考察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非虚构书写，以感人的行动和大量生活化的细节，在重建起一种文学真实的过程中，阐释了社会变革中教育的意义，还以女性的共情、悲悯与作家的行吟笔触，有力地还原了转型期的中国经验。黄灯的写作为不同区域的读者提供了具有共情价值的社会问题和人性的探索，为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时代注脚，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独有的中国故事，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学与文学意义，彰显了作家的文学自觉与创造活力。

以生命的韧性 叩问教育的本质

讲台上，教师黄灯以爱的教育开放课堂，让学生们讲讲自己的故事，组织学生们讨论婚恋、彩礼、奶茶，给他们看纪录片；教他们从个人故事、“深职”（深圳职业教育学院的简称）经验和深圳生活经验入手，寻找写作选题；给他们分析如何看待这些故事在转型期大背景下的呈现；讲述乡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新一代工人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讲台下，亦师亦友的黄灯一次次去家访，不仅记录下自己的奔走，更记录了自己对学生及其家庭的切近观察和理解。她表示，他们“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目睹、融入和接受以教育产业化为载体的社会变化进程，孩子从念书到就业的人生大事，往往成为他们遭遇和深度介入这一进程的核心纽结，并伴随着外出打工、亲子分离、跨省婚姻、城乡融合、教育期待、孩子就业等具体情节，演绎着路径不同但气息相通的生命图景”。记录这一中国人熟悉的打工者及其子女迁徙的生命图景，是对时代变迁的一种深刻注脚，有着丰富的教育学和社会学意义。

于是，作者十余年如一日地扎根讲台，穿梭于课堂与家访之间，以深刻的共情与共鸣，体察鲜活而艰难的现实生活，并不断反观自我。黄灯曾是大专生，在改革浪潮中成为第一批下岗女工中的一员。她不断遭遇困境，但历经千辛万苦也要重新踏上求学之路。接连经历亦师亦父的硕博导师离世的锥心之痛，成为她近20年来不能触碰的心灵伤痛。她说，自己如此爱学生，“是因为这两位导师也是如此深爱她与师兄弟姐妹们的，今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深受他们的影响，是他们在精神上引领了我”。因此，对家访所见所闻、学生面临的艰难以及社会转型的时代阵痛，黄灯不仅感同身受，心灵不断受到震撼，甚至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我理解她的五味杂陈与心灵震痛。现实与人生的艰难与无常，足以令她心生悲凉与绝望，但她最终却如此康健倔强地面对世界。这份倔强既源于她与学生们相似的起点与坎坷多艰的经历——这让她与学生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同情与理解，也让她在师生相互治愈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更源于她作为教师与作家的感知力与行动力，促使她以生命自身的韧性叩问教育的本质。她，是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理想主义者。

在行走中共情 探寻乡土中国的精神图景

作家黄灯把日常的笔墨，聚焦于中国高校中曾经数量庞大却长期处于话语边缘的群体——二本学生，并让这群容易被忽视的青年被更多人看见。她认为，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普通年轻人最常见的成长路径。她有意为“沉默的大多数”立传。长达五年的家访，观察坐标从大学讲台延伸至学生家庭与生长环境，足迹遍及多省区，尤其是大山深处。这样的坚持相当不易，令人心生感动。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写作，在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之间搭建了桥梁。黄灯用充满情感力量的书写，照亮了主流视野中较为模糊的中间地带，为理解当代青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样本。

黄灯通过剖析家庭生计、代际关系与地域文化塑造了一个个人物形象。譬如，在建房的故事中，塑造了内心丰盈的腾冲边地的章韬父子、张正敏；坚忍不拔的“越南新娘”母亲以一己之力、十年之功，一砖一瓦为儿女造房；还有充满活力的林晓静的母亲、必须独自面对自身情感取向的浩天、小镇青年蔡礼彬、令作者关注学生婚恋观和家庭生活的温钰珍等等。尤其可贵的是，黄灯笔下的人物绝不止于“讨生活”层面的物质追求，她特别关注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精神的成长性。黄灯在2017年首次家访了回腾冲家乡协助父亲打理“宗艺木坊”的学生章韬，体验了章韬父子的生活日常，点滴还原了章韬幼年跟随外婆生活到广州求学，再到父亲车祸后决定返乡跟随父亲打理家族工坊。作品也还原了人物从当初“被逼与木头接触”到终于“自愿地喜欢上”的全过程：章韬的工作体验“夹杂了获得利润以外的精神快乐，每一次切出木板的新纹路，一种无法言喻、源于大自然赐予的美感，都会让他兴奋起来”。书中每一位学生的精神成长，都是在课堂内外的社会历练和家庭生活的夹缝中不断完成的。

令人着迷的还有黄灯笔记的在地性。她的笔触随着步履所至绘就一幅幅野气横生的岭南风情图景，如滇缅边境的山野、粤西的客家文化、潮汕的民俗人情、南中国小镇的自然风貌、高黎贡山的巍峨，等等。民间生活的鲜活及精神文化的渴求在黄灯家访目睹的民风民俗中一一呈现。在饶平，她细致描写了晓静家乡的“拜老爷”：“一早，晓静妈妈开始打扫庭院，收拾小花园。随后便挎着大红色的供品篮，去马路边的小卖部购买供品：香蕉、砂糖橘、沙琪玛、香烛。根据风俗，当天是村庄拜老爷的日子，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拜老爷的惯例，坚如磐石地根植于村民的内心。”黄灯每到一处，都自觉探究现代乡土中国的精神图景。可见，她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人文地理笔记。

女性视角的理解之同情

女性的悲悯和情感介入，既源自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源自她与学生的真实羁绊和对时代症结的痛感。黄灯写了众多坚强和隐忍的母亲形象，以及她们坦陈精神支撑的动力来自儿女，记录了广东一带从外来媳妇到“打工妹”的生活与精神轨迹。黄灯以充满女性悲情的笔调写道：“在和晓静妈妈相处的几天中，我再一次确认了一个事实，和正敏妈妈一样，在艰难适应偏僻村庄的日子里，她们身上弥散的坚强和隐忍，全部来自孩子的支撑。‘尽最大努力，将孩子养大养好’成为她们告别少女时代，直面艰难生活的精神律令。这其中，个体到底经受了怎样的努力和磨难，大多随着时光的流逝，湮没在无尽的日常中，淬炼为自己偶尔想起的片段和记忆。”黄灯以女性的视角，以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写下了天下母亲以及大多数乡村普通家庭长女的命运。当黄灯亲耳听到张正敏描述她的“越南新娘”母亲是如何倾其一生为儿女奉献，用双手一砖一瓦为儿女造房，而父亲却在一旁冷言冷语、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时，那份对乡土中国封建男权的震惊悲哀和心灵疼痛，同样刺痛着读者的心。作品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扑面而来。唯此，感同身受的黄灯在与她的学生的母亲相处时，每每会映照自己母亲相似的生活画面。这样的互文共情使黄灯的书写充满女性的悲情与人文悲悯，也闪烁着现代批判精神和文明之光。

也许是行旅匆匆，或是家访过程中感受到的生活的粗粝、悲情与坚韧打动了黄灯，以致她无法冷静而从容地锤炼语言，更无法节制内敛，难以抑制时，笔触甚至稍显粗疏，对每个故事的追问和反思也时有相似。但是，我们在感动于作者以我手写我心之余，已难以从叙述学角度再作苛求了。重要的是，黄灯已经唤醒了我们的感知，以及我们常常忽视的直面生活的勇气。这种扎根大地、体察民情、饱含痛感的书写，既是对过度工具化教育的反思，也重构了作者与人物基于共同生命经验的精神对话与相互疗愈，还以个体生命的故事为时代作深刻注脚，彰显着文学的强大力量，提供了独特的美学样貌和文学新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黄灯热爱教育胜过文学，对学生身心的牵挂与指引甚至超过自己。黄灯一再表示，她爱她的学生，她认为只要她的学生需要她，只要能帮助到她的学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她也宁可放下笔投身教育，“也许有一天，为了学生我不再写作”“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写作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还会成名，但只要能使我的二本学生得到关注我就欣慰了”。如此通透的黄灯知行合一，她只是把她对生活和对学生的全身心热爱与使命，行吟诗人般地记录在纸上，以此见证时代的场景；她奔走在山河大地，以作品关注社会问题和探索人性，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唤起人们对教育与社会的关注，她所传达的对正义、勇气、创造和爱的追求，能够激发人们的自省、理解和行动。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